第一章 弃教者尤里安（332—363）
君士坦丁大帝的遗产
335年，君士坦丁大帝自觉将不久于人世，便将儿子和侄儿唤到身旁，出于对他们的溺爱，而将自己所建立的广大帝国划分成数区，让他们分而治之。长子君士坦丁二世（Constantine II）得到了帝国的西部——不列颠、高卢和西班牙；次子君士坦提乌斯（Constantius）获得东部——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埃及；三子君士坦斯（Constans）则获得北非、意大利、伊利里亚及色雷斯，包括罗马帝国的新旧国都——君士坦丁堡和罗马城。此外，两位侄儿得到了亚美尼亚、马其顿和希腊。这位罗马帝国的第一位基督徒皇帝以一生的时间和无数人的生命为代价，来恢复罗马帝国的王朝并统一宗教信仰。他的去世（337年）使帝国面临危险。事实上他面对着困难的抉择：他统治的时间不够长，无法保证由一位继承人平安地继位，较之内战，分而治之似乎为上策。
然而内战还是发生了，并且暗杀也使形势明朗了。军队仅听命于君士坦丁大帝诸子。而其他男性亲属均遭谋杀，只有他的侄儿伽卢斯（Gallus）和尤里安（Julian）幸免。伽卢斯体弱多病，来日无多；尤里安年方五岁，也许他的年幼让君士坦提乌斯心软，这才得免一死。罗马历史学家阿米阿努斯认为是君士坦提乌斯谋杀了这些人。君士坦提乌斯又与波斯重启战端，事实上这是自马拉松一役以来，东西之间一直未彻底平息的一场战争。他的兄弟则在阋墙之争中分别丧命，君士坦提乌斯因此成了唯一的皇帝（353年），并回到君士坦丁堡。顽固、正直、专心但能力不足的他，统治着再度统一的帝国。他太过多疑而郁郁寡欢，太过残暴而不能受人爱戴，太过自负而不能成为伟人。
被君士坦丁大帝称为“新罗马”的城市，在他去世前便已这样命名，该城于公元前657年由希腊移民建立于博斯普鲁斯海峡之畔。它以拜占庭之名闻名于世达1000年之久，而拜占庭一词便一直被用来命名其文明及艺术。世界上再没有一个国都可与之相比。1807年，拿破仑在蒂尔西特（Tilsit）时曾称它为世界的帝国，并拒绝将其让给企图占有它的俄罗斯。这个城市的统治者可以随时关闭东西方之间交通的大门；这里是各大洲商业交会之地，也是万邦产物屯存之处；这里一军当关，可以击退波斯的绅士、东方的匈奴（Huns）
、北方的斯拉夫人及西方的野蛮人；这个城市三面环水，奔腾的水流可为天然防御屏障，靠陆地的一面可以靠坚固城墙据守；而金角（Golden Horn）——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一个静静的海口——则是战船及商船躲避袭击或暴风雨的安全港。希腊人称这海口为“克拉斯”（Keras），即“角”之意，可能因其形状似角；金则是后来加上的，暗示鱼货、谷类及贸易带来的财富。这里大多数人是基督徒，仰慕东方王朝的盛景久矣，一位基督徒皇帝可以享受公众的爱戴，这是罗马城的元老院及非基督徒民众不会给他的。千年以来，罗马帝国在这里躲过了涌向罗马城的野蛮人浪潮；哥特人、匈奴人、汪达尔人、阿瓦尔人、波斯人、阿拉伯人、保加利亚人、俄罗斯人相继威胁着这个新都，但都失败了。在那千年之中，君士坦丁堡仅有一次被攻占，那是被喜爱黄金胜过十字架的基督徒十字军攻占的。在穆罕默德之后的800年间，它抵挡了袭向亚洲、非洲及西班牙等地的穆斯林浪潮。在这里，出人意料地，希腊文明竟能绵延下去，坚韧地保存其古代宝藏，最后传递给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及西方世界。
324年11月，君士坦丁大帝带着随从人员、工程人员及神职人员，从拜占庭港越过周围的山岭，去划定新都的地界。有些人惊奇于他何以划出那么大片的土地做新都，他回答说：“我将继续前进，直到先我而行，不可见的上帝停下来。”他尽力而行，以使他的帝国计划获取人民的支持及基督教会的衷心拥护。
“为了听命于上帝的旨意”，他招募了数以千计的工人和艺匠营建城墙、碉堡、行政大殿、宫殿及住宅；广场及街道都饰以喷泉和柱廊，同时从帝国内近百个城市中，征集著名的雕刻品作为装饰。此外，为了防止一般民众的暴乱，他下令建立一个华丽而广阔的竞技场，民众对于竞赛和赌博的爱好，可以得到尽情发泄，其规模仅没落中的罗马城可相比拟。“新罗马”于330年5月11日，正式被奉为东罗马帝国的首都，此后每年这个日子，都举行盛大的庆祝典礼。异教信仰正式终止，基督教信仰的中古时期正式开始。东方在精神上击败了物质上获胜的西方，此后将统治着西方的灵魂。
君士坦丁堡建都后不到200年，便成为世界上最富有、最美丽和最文明的城市，从此享有这一盛誉达1000年之久。337年时它的人口约5万，400年时约10万，500年时已近100万。一项官方文件（约450年）记载该城共有5处皇宫、6处宫女宫殿、3处显贵宫、4388座大厦、322条街道、52条柱廊、1000家店铺、100处游乐场所，另外还有很多豪华澡堂、装饰华丽的教堂和壮观的广场，这些都可以说是古典世界艺术的博物馆。君士坦丁广场（Forum of Constantine）呈椭圆形，两端各有一扇拱形门可供出入，四周都是柱廊和雕像，北面是庄严的元老院，中央耸立着著名的斑岩石柱，高达120英尺，顶端是阿波罗神像，据说是希腊著名雕刻家菲狄亚斯（Pheidias）的杰作。由于时代久远且遭受过火焚，这个建筑现以“烧焦的石柱”之名（Burnt Pillar）为人熟知。
从这个广场向西，有一条宽广的中道（Middle Way），两旁是宫殿和店铺，还有列柱，中道经过市区，通往长1000英尺、宽300英尺的奥古斯塔（Augusteum）广场，其名用以纪念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这个广场的北端耸立着圣索菲亚教堂，东边是第二座元老院，南面是皇帝的主要宫殿及巨大的公共澡堂，内有数百尊大理石和青铜雕像，西端是一座圆顶纪念碑——称为里程碑——以这里为中心，向外辐射着许多大道（某些迄今仍可通行），连接着首都和各省份。在这里，也就是奥古斯塔广场之西，便是大竞技场之所在，其与圣索菲亚教堂之间，是恢弘的皇宫，一个复杂的大理石建筑物，周围是占地150英亩的花园和柱廊。城里和市郊散布着贵族们的宅第。在狭窄、弯曲和拥挤的街巷旁是商人的店铺，以及一般民众的住宅。中道的西端，穿过君士坦丁大帝墙（Wall of Constantine）的一座金门（Golden Gate），面向着马尔马拉（Marmora）海。海岸三面都矗立着宫殿，水中荡漾着宫殿壮丽辉煌的倒影。
拜占庭的上层人士主要是罗马人，其余绝大多数为希腊人，但他们都自称是罗马人。官方的语言是拉丁语，但希腊语仍为一般人所采用，到7世纪时甚至取代拉丁语而成为官方语言。在大贵族及元老院议员之下是地主阶级，他们时而住在城里，时而住在乡村农庄，被上面这些人鄙视。在财富上与地主们不相上下的是商人，他们以君士坦丁堡及其内地的物品与世界各地交易；在这阶层之下是庞大的政府官员；再下是小店主和各行各业的工头；更下则为大群自由劳工，既无投票权又吵吵嚷嚷，受制于饥饿和警察；竞技、比赛及每天8万份的谷物或面包救济，可使他们安静下来。最低阶层是奴隶，人数较恺撒大帝时的罗马城为少，由于君士坦丁大帝的立法及教会的影响，这些人受到了较为仁慈的对待。
自由的人们会定期放下工作，涌向竞技场。这个圆形的竞技场，长560英尺、宽380英尺，可以容纳3万到7万名观众，场内有一条椭圆形的壕沟。休息时，观众可以在一条长2766英尺、有荫凉庇护、有大理石栏杆的大道漫步。沿竞技场的中心线竖立着雕像。中心线是一道低墙，贯穿竞技场的中央地带。这广场中央耸立着取自埃及的图特摩斯三世（Thothmes III）方尖碑；其南面矗立着由三条青铜蛇缠抱的一根石柱，它原来耸立在希腊的德尔菲（Delphi），以纪念希腊布拉底（Plataea）一役胜利击败波斯军队（公元前479年）；这两座纪念碑迄今仍然在那里。皇帝的包厢5世纪时曾以4匹镀金铜马装饰，这些马是希腊雕刻家利西波斯（Lysippus）的作品。全国性的节庆活动都在这个竞技场举行，节目有游行、体育比赛、奇技表演、捕兽和斗兽、珍禽异兽展览等。希腊传统和基督教情操的融合，使君士坦丁堡的娱乐项目没有罗马城那般残酷。在这个新都，我们看不到人与人残忍角斗。但是让节目达到高潮的24匹马及战车竞赛是典型的罗马式假日娱乐。骑士和御者分成蓝、绿、红、白四队，分队的依据是雇主和服饰；观众——事实上是整个城里的居民——也同样分成四队；最引人注目的蓝、绿两队，在场内竞相高喊，有时竟然在街上举刀相向。一般民众唯有在竞赛时才得以吐露心声，这时他们可以向统治者提出请求，要求改革，谴责恶吏，有时甚至指责高高在上的皇帝本人，而皇帝则可以在护卫保护下从场内的座位直抵皇宫。
除此之外，一般平民在政治上是毫无力量的。继承戴克里先（Diocletian）皇帝宪章的君士坦丁宪章，显然还是以王权为重。在君士坦丁堡和罗马城的两个元老院有审议、立法、判决之权，但常被皇帝否决；他们的立法职能大体上都被皇帝的顾问委员会（sacrum consistorium principis）所取代。皇帝本人以简单的行政命令就可以立法，他的意愿便是最高法律。在皇帝看来，民主制度是失败的；民主终于毁在由民主建立的帝国手中；民主制度也许可以治理一个城市，但却不能治理100个不同的国家；民主使得自由变成放纵，又使放纵演变成混乱，直到最后整个地中海世界的经济与政治生活受到威胁。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两位皇帝得到的结论是：要恢复秩序，唯有将高官限由公爵和伯爵担任，选任的标准不再是出身，而是由具有完全责任和权力的皇帝直接任命。皇帝华服加身，不可亲近，不但粉饰着东方的浮华排场，而且获得教会的加冕与拥戴，从而更显得神圣非凡，不可侵犯。这种制度可能是出于形势的需要，因为除了毕恭毕敬的从臣的忠告和对暴毙的恐惧外，皇帝不受任何制约。它创造了极为有效的行政和司法组织，并使拜占庭帝国得以延续1000年，付出的代价却是政治停滞、民众萎缩、宫廷政变、帝位之争，这一切使帝位偶尔为能者所得，但很少为正直者所得，经常是缺乏道德原则的冒险家、寡头主义者或是愚者坐上帝位。
基督教和异教徒
在4世纪的地中海世界，政府对宗教甚为倚重，而教会事务的纷乱，使政府不得不出面干预，甚至在神学问题上也是如此。亚他纳修（Athanasius）与阿里乌斯（Arius）两位神学家之间的争论，并没有随325年的尼西亚会议而结束。许多主教——在东方则为绝大多数——仍然公开或秘密地赞同阿里乌斯的看法。他们认为，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但不是与天父三位一体或永远共存。君士坦丁大帝本人在接受上述会议的决议并贬逐阿里乌斯之后，又约他单独谈话（331年），发现他并无异教思想，于是建议恢复阿里乌斯及其同党原有的教堂，亚他纳修随即提出抗议。东方各主教在提尔城（Tyre）举行会议后，决议将阿里乌斯赶出亚历山大城教区（335年）。其后两年间，阿里乌斯流亡高卢。阿里乌斯再度返回谒见君士坦丁大帝，宣称遵行尼西亚会议的决议，但他做了皇帝所不能了解的微妙保留。君士坦丁大帝相信了他，并令君士坦丁堡的主教亚历山大（Alexander）允许他领受圣餐。教会史学家苏格拉底告诉我们一个痛苦的故事：
那是一个星期六，阿里乌斯正期待次日与教友集会，但神意的惩罚要压制他昭然的罪行。当他离开皇宫……走近君士坦丁会堂中的斑岩石柱时，突然感到一阵惊悸，接着是一阵急剧的腹泻……他的肠胃随着腹泻下坠，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的出血，及小肠的排出；此外他的部分脾脏和肝脏，也在出血之际被排出来了，这使他几乎当场死亡。
君士坦丁大帝在听到阿里乌斯这不适时地腹泻和出血时，开始怀疑他是否是异教徒。但是在翌年，皇帝本人去世时，却从尼科美底亚（Nicomedia）的主教尤西比乌斯（Eusebius，阿里乌斯派的主教，阿里乌斯的朋友和顾问）处，接受了洗礼。
君士坦提乌斯对于神学的态度，较他父亲君士坦丁大帝严肃多了。他采用阿里乌斯派的观点来研究耶稣的父系，并觉得有义务将此种观点推行至整个基督教国家。在君士坦丁大帝去世后，重回其主教座堂的亚他纳修再度被放逐（339年）。由新皇帝召集并控制的教会会议，只承认基督与天父之间的相似，而非三位一体；忠于《尼西亚信经》（Nicene Creed）的教士都被逐出教会，有的是被暴民赶走的；此后有半个世纪之久，基督教将维持一神论，并否定基督的神性。在这些日子中，亚他纳修自称他孤身对抗全世界；国家的各种权势都反对他的主张，甚至他的教区亚历山大城的教友也都弃他而去。他曾经五次逃离自己的教区，到外地流浪，常有生命危险；整整半个世纪（323—373年），他以耐心的外交手腕和滔滔谴责，为在尼西亚会议上确定的教条而奋斗；甚至当教皇利贝里乌斯（Liberius）屈服时，他还岿然不动。基督教会的三位一体主张，得力于他的奋斗而得以延续。
亚他纳修将他的情况禀告教皇尤里乌一世（Julius I）。这位教皇恢复他原来主持的教区；但东方主教们在安条克（Antioch）城所举行的一次会议，否定了教皇的这项裁定，并任命阿里乌斯教派的格列高利（Gregory）为亚历山大城的主教。当格列高利抵达时，敌对的两派发生了暴乱，结果有许多人丧命。亚他纳修为了结束杀戮，作出让步（342年）。君士坦丁堡也爆发了同样的争斗，当君士坦提乌斯命令以阿里乌斯派的马其顿尼（Macedonius）取代正统派的爱国者保罗时，后者的支持者抗拒前来执行命令的军队，结果有3000人丧生。在这两年（342—343年）中基督徒自相残杀而丢掉性命的，很可能多于在整个罗马史上被异教徒迫害而死的基督徒。
基督徒们只有在一件事情上意见是一致的，即异教的殿堂应该关闭，财产应予以没收，基督教以往所遭受的迫害应施之于这些殿堂和异教徒。君士坦丁大帝曾经劝阻异教徒的祭祀和仪式，但未禁止；君士坦斯则以处违者死刑的办法来禁止；君士坦提乌斯下令关闭帝国内所有的异教殿堂，并禁止所有异教仪式，违抗命令者将被没收财产并被处决，没有尽职尽责地执行这项命令的各省总督也将受到同样的处罚。但是在日益扩张的“基督教之海”中仍然存有一些异教的岛屿，较为古老的城市——雅典、安条克、士麦那（Smyma）、亚历山大、罗马——都有许多异教徒，尤其是在贵族阶级和学校中。在奥林匹亚，各种竞技仍然继续下去，直到狄奥多西一世才下令禁止。埃莱夫西斯（Eleusis）的秘密祭典（Mysteries）仍然风行，直到396年该地的神庙被西哥特王阿拉里克毁坏为止。雅典城的各个学校也继续传授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及芝诺等人的学说。君士坦丁大帝及其诸子，均继续支付雅典大学校长及教授薪水；律师及演说家仍然涌向该地学习修辞学的诀窍；而异教徒的诡辩家——智慧的教师——则向任何能付钱的人售卖他们的口才。整个雅典城的居民都以他们偏爱的普罗哈耳修斯（Prohaeresius）为荣；他来到雅典时是一个穷小子，与另一个学生同床共衣，最后登上了修辞学的教席，87岁时仍然潇洒非凡，充满活力而富于辩才，因之他的学生欧纳匹乌斯（Eunapius）尊称他为“长寿不朽之神”。
但是4世纪坐第一把交椅的诡辩家是利巴纽斯（Libanius）。他于314年出生在安条克城，早年辞别慈母前往雅典就学。只要他能留在家乡，便可娶一位富有的女继承人为妻，但是他表示只要能一睹雅典的炊烟，放弃娶女神为妻的机会都在所不惜。他以雅典的老师为对手，而非视之为神祇，在众多的教师及学校中他勤勉自学。在君士坦丁堡及尼科美底亚做短期讲学后，他回到了安条克（354年），设立了一所学校，这所学校成为此后40年间帝国境内最受青睐、最为闻名的学校。他的声名太响了，以至于街头都可听到吟唱他的“序言”（exordium）的声音。阿米阿努斯·马尔克利努斯、圣约翰·克里索斯托及圣巴西勒等人都是他的学生。他虽然在谈话和写作中卫护异教，并于庙宇中供奉祭品，但仍得到基督徒郡王的恩赏。当安条克城的面包工人罢工时，他被双方推为仲裁人；当安条克城起而反抗狄奥多西一世时，他被该城选为代表向皇帝陈情。在其朋友尤里安被暗杀及异教复兴失败之后，他继续活了30年。
4世纪的异教分成许多派别：密特拉教派（Mithraism）、新柏拉图派、斯多葛派、犬儒派及各地对城乡各神的崇拜。密特拉教派已经失势了，但新柏拉图派在宗教及哲学上仍有相当势力。普罗提乌斯（Plotinus）曾提出不太明确的各种学说，对使徒保罗及约翰都产生了影响，在基督徒中有许多模仿者，并炮制了许多基督教的异说。这些学说包括：界定一切真实的三位一体精神；执行创造工作的一位一体精神；执行创造工作的一位中间神祇、灵魂是神圣的，而物质是罪恶的，灵魂沿着生存领域不可见的阶梯，从上帝的天堂降落人间，但也可以从人间上升到上帝的天堂。叙利亚哈尔基斯城（Chalcis）的艾姆布利库斯（Iamblichus）为新柏拉图派哲学的神秘创造了奇迹：神秘主义者不但可以看见感官上看不到的东西，并且可以获得魔术及预言的神奇能力。艾姆布利库斯的徒弟，提尔城的马克西姆斯（Maximus），除拥有神秘的能力外，还有征服尤里安的虔诚而善辩的异教信仰。马克西姆斯为敬拜偶像辩护时说：
创造一切万物的上帝，恒久于太阳或天空，亦较时间、永恒及现世事物伟大，为任何立法者不能指出其名，非任何声音所能表达，也非任何肉眼看得到。但是我们因无法了解上帝的本质，只能借助声音、名字及图画、黄金、象牙、银、植物、江河、湍流、高峰、渴望等来认识上帝，而且在人类无能之下，我们只能将全世界美好的东西全归于上帝……如果一位希腊人因为菲狄亚斯的艺术，或是一位埃及人因为崇拜动物，或是另外的人因为一条河流或一场火等想起了上帝，我对于他们的互异并不感到愤怒。只是让他们注意，让他们纪念，让他们爱吧。
利巴纽斯和马克西姆斯的能言善辩，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尤里安，使其从基督教皈依异教。当他们的学生尤里安登上帝位后，马克西姆斯便赶往君士坦丁堡，而利巴纽斯也在安条克唱起了胜利和欣喜的歌：“看，我们真的复活了。快乐幸福的气息吹遍了世界，因为一位真正的神，假借人的形貌，正统治着世界。”
新的皇位继承人
尤里安于332年出生于君士坦丁堡的皇宫，是君士坦丁大帝的侄儿。他的父亲、长兄和大多数堂表兄弟，均在君士坦丁大帝之子登基时被谋杀，他被送到尼科美底亚接受当地主教尤西比乌的教育；他接受了太多的基督教神学，几乎有可能成为一位圣徒。7岁时他便随玛多尼乌斯（Mardonius）研习古典文学。这位老人把对荷马及赫西俄德的热情传给了他的学生，尤里安怀着惊异和喜悦的心情进入了希腊神话光明而诗意的世界。
341年，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尤里安及伽卢斯被贬逐到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其后6年间实际上被监禁于马塞卢姆（Macellum）堡。释放后，有一阵子他被允许住在君士坦丁堡，但是他的年轻活力、诚心及机智令皇帝感到不安，他又被送到尼科美底亚城研究哲学。他希望能听利巴纽斯在当地的讲学，但遭到禁止，然而他还是设法托人将这位大师讲学的全部笔记带给他。这时他已是风度翩翩的17岁少年，成熟得足以面对哲学的蛊惑。正当哲学及自由思考全力吸引他的时候，他突然觉得基督教会只是一套教条，并且因为对教义的争论及互相诋毁，东西方的互相排斥，而趋于分崩离析。
351年，伽卢斯被立为“恺撒”——皇位继承人——并且负起主持安条克政府的责任。有一段时间不幸成为皇上的疑虑对象，尤里安遂陆续游学于尼科美底亚、帕加马、艾菲索斯等地，师从埃德西乌斯（Edesius）、马克西姆斯、赫里桑西乌斯（Chrysanthius）等学者研究哲学，并皈依异教。354年，君士坦提乌斯突然在米兰行宫召见尤里安和伽卢斯。伽卢斯滥施权力，其统治亚洲省份的专制、残暴手段，君士坦提乌斯都感到震惊。他在皇上面前接受审讯，对数项罪名都供认不讳，随即被处决。尤里安在意大利被看守了几个月，最后终于令多疑的皇上相信他从未迷恋权力，并且他的唯一兴趣乃在于哲学。君士坦提乌斯发现尤里安只不过是位哲学家，马上释然，并将他放逐到雅典（355年）。尤里安原以为自己难逃一死，结果竟能活命，因此对于被逐一事也就淡然处之。他因之得以住在充满异教思想，堪称宗教及思想发源地的雅典。
他在那曾经聆听柏拉图声音的小树林里愉快地度过了6个月，与特米提乌斯（Themistius）以及其他哲学家为友，潜心研究，他的文雅与谦虚颇得当地人民的赞赏。他将这些文雅的异教徒，也就是千年文化的继承者，与他在尼科美底亚遇到的严肃神学家相比，与那些认为有必要杀死其父亲、兄弟及其他许多人的热心政客相比。他得出的结论是，没有什么野兽会比基督徒更为凶猛。当他听到许多著名的庙宇被摧毁，异教僧侣被贬逐，他们的财产被瓜分时，总是心酸落泪。很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在埃莱夫西斯秘密谨慎地加入了神秘教。异教的道德规范原谅了他的假装叛教行为。知道他秘密的朋友和老师均不同意他将秘密泄露，他们知道一旦秘密泄露，君士坦提乌斯将令他提前成为殉教者。他们期待着尤里安继承帝位并恢复他们应得的报酬及所崇拜的信仰。其后10年之间，尤里安在外表上完全遵循基督教的信仰，甚至在教堂中公开读经。
这时，他又接到第二道命令，前往米兰谒见皇帝。他本畏惧不敢去，但是皇后尤塞比亚（Eusebia）命人传话给他说，她曾在朝廷为他说情，因此不需畏惧。令他惊奇的是，君士坦提乌斯竟然将其妹海伦娜（Helena）下嫁给他，并封他为帝位继承人，派他前去治理高卢（355年）。这位穿着哲学家服装前来的害羞青年，很不自在地穿上了将军的制服，负起婚姻的义务。更令他难堪的是，日耳曼人利用了西帝国的内战，入侵莱茵河畔的罗马帝国诸省，并击败了一支罗马军队，洗劫了罗马的殖民地科隆，并攻陷另外44个城镇，占领了整个阿尔萨斯，深入高卢40英里。君士坦提乌斯面临这个新危机，于是要求那位他既轻视又怀疑的青年，立刻变成行政首长和军人。他给尤里安一支360人的卫队，令尤里安重编高卢的军队，并越过阿尔卑斯山脉。
这年冬天，尤里安在罗讷（Rhone）河畔的维埃纳（Vienne）度过，以军事演习训练自己，并热心研习兵法。356年春天，他在兰斯（Reims）集结了一支军队，击退了日耳曼人，收复了科隆。他曾于桑斯（Sens）城遭到日耳曼人的围攻，连续30天抗拒敌人的攻击，并设法补给军民粮食，以持久战消耗敌人而使之撤退。他率兵南移，在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附近又遭遇日耳曼人的主力部队。他将军队部署成新月阵形，以精湛的战术和非凡的勇气，以寡胜多击溃敌军，高卢因此得以喘息。但是在北方，萨利族的法兰克人（Salian Franks）仍然蹂躏着默兹（Meuse）河流域。尤里安率军前往，大败敌军，迫使敌军退到莱茵河对岸，随即凯旋班师回到高卢首都巴黎。满怀感激的高卢人赞扬他是另一位恺撒大帝，他的士兵也都希望他快点登上帝位。
尤里安在高卢停留了5年，移民于荒废的地区，重新部署莱茵河的防务，抑止经济上的剥削和政治上的贪污，恢复高卢的繁荣和政府的财政能力，并减低税收。人们都惊奇于这位刚刚放下书本的好沉思的青年，何以魔术般地变成了将军、政治家与公正而仁慈的审判官。他立下了一个原则——一位被告除非被证实为有罪，否则便是无辜的。山北高卢（Gallia Narbonensis）前总督努梅里乌斯（Numerius）被控挪用公款，他否认这项指控，也没有人能够驳倒他。审理案件的法官德尔菲狄乌斯（Delfidius）由于缺乏证据而大动肝火，气愤地说：“如果光是否认指控便行的话，那还有谁会被判有罪呢？”尤里安回答：“如果光是指控一个人便行的话，那还有谁会被判为无辜呢？”阿米阿努斯说：“这便是他仁慈的许多例证之一。”
尤里安的改革也为他招来了敌人。害怕其精明或嫉妒其威望的官员，便向君士坦提乌斯告密，指控他阴谋篡夺帝位。尤里安则写了一篇对皇帝的颂词。仍然心存疑虑的君士坦提乌斯召回了与尤里安忠诚合作的高卢首席治安官萨路斯提乌斯（Sallust）。如果我们可以相信历史学家阿米阿努斯的话，那么就会了解到皇后尤塞比亚既无子女又善妒，她买通尤里安夫人左右的侍从，每当她怀孕时，便拿堕胎药给她吃；后来尤里安夫人产下一子，接生婆将脐带剪得太接近身体以致婴孩流血而死。在这一切困扰之中，尤里安又接到君士坦提乌斯的命令，要他率领高卢军的精锐，参与对抗波斯的战争。
君士坦提乌斯这样做是有正当理由的。波斯王沙普尔二世要求归还美索不达米亚及亚美尼亚（358年），君士坦提乌斯拒绝，于是沙普尔便派兵攻占阿米达（Amida）。君士坦提乌斯亲自率军抵抗，并命令尤里安从高卢军队每个团中选出300名士兵，交给皇帝使用，以从事亚洲之役。尤里安对此提出了抗议，因为他手下的这些兵士入营服役时曾有约定，即他们不到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服役。他警告说，如果要调用这么多军人的话，高卢便难保安全（6年之后日耳曼人终于入侵高卢）。然而他还是命令手下服从皇帝的使者。兵士们仍然拒绝，围绕着尤里安的行宫，拥戴他为奥古斯都并请求他让他们留在高卢。他再度劝他们服从命令，但是部下还是坚持立场。尤里安觉得自己像以前的恺撒大帝一样，事情至此已无反悔之可能，便接受了帝号，并准备为帝国及自己的生命而战斗。拒绝离开高卢的军队，这时众志成城地驰往君士坦丁堡，拥戴尤里安即位。
君士坦提乌斯听到叛变的消息时，正在西里西亚。此后他又与波斯打了一年仗，冒着失去帝位的危险以保卫其国家；最后与沙普尔签订了休战协定后，他便移师向西，迎战尤里安。尤里安仅带了少数人马，在贝尔格莱德附近锡尔米乌姆（Sirmium）停留了一下，向全世界宣布他的异教信仰。他给马克西姆斯的信函洋溢着热诚：“我们现在已公然尊崇诸神，我手下的全部军队也是诚心崇拜他们。”好运使他脱离了险境：361年11月君士坦提乌斯在塔尔苏斯（Tarsus）附近死于热病，享年45岁。一个月之后，尤里安抵达君士坦丁堡，在没有遭到反对的情况下登上帝位。在君士坦提乌斯的葬礼上，他的表情像是后者亲密的堂弟。
异教徒皇帝
这时尤里安31岁，经常见到他的阿米阿努斯这样描写他：
身材中等，头发光滑如刚梳理过；胡子粗，修成尖尖的形状，目光明亮，炯炯有神，显出头脑精明。眉毛清晰，鼻子挺直，嘴巴稍大，下唇饱满；颈粗而弯，双肩宽厚。从头部到指尖，非常匀称，可以想见他身体健壮，是一位善跑者。
他对自己的描述则没有如此恭维：
虽然上天并未使我的面貌太英俊，也没有赐予我青春的风采，但我有意地加上这把长胡子……对于在里面活跃的虱子我能够忍受，这把胡子就像是收藏野兽的丛林……我的头发不整，我难得理发或修指甲，我的手指几乎经常染有墨汁。
在宫廷的奢华之中，能够保有哲学家的朴实无华，尤里安感到很自豪。他立即解散了曾经侍候君士坦提乌斯的太监、理发师和探子。他年轻的皇后去世后，他便决定不再续娶，因此不需要太监；他觉得一个理发师便可以照顾所有宫中人员的仪容；至于厨子，他仅吃最平常的食物，那是普通人都可以做的。这个异教徒的生活和穿着就像个僧侣。自从皇后去世后，他未接近任何女人。他睡的是一张硬床，房间也没有取暖设备；整个冬天，他所有房间都未采取取暖措施，“以便习惯于忍受寒冷”。他对娱乐毫无兴趣，他从不涉足上演色情哑剧的戏院，也远离竞技场，因而令一般民众不悦；在庄严的庆典时他只停留一下，如有一项比赛与另一项相同，他便立刻退席。起先人们深深感动于他的德行和禁欲，以及他对行政琐事及大事的专心；他们认为其将才可与图拉真（Trajan）相比，其虔诚可与圣徒安东尼·庇护（Antoninus Pius）相比，其哲学家气质堪与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媲美。一个世代以来完全由基督徒皇帝所统治的城市和帝国，竟然立即接受了这位年轻的异教徒，实在令人惊奇。
他谦卑地遵循拜占庭元老院的各种传统和特权，这令诸元老甚为高兴。他从宝座起立迎接执行官，并且自认为是元老们及人民的仆人和代表。当他不小心侵犯了元老院的特权时，便自罚10磅金子，同时宣称他和国人一样，均受制于理想国的法律和规定。从早到晚，除掉下午有一段时间读书外，他都在处理国事。据说，他的简单饮食使得他身心敏捷，可以迅速应付各种人事问题，却使得三位秘书每天疲倦不堪。他辛勤而满怀兴趣地执行法官的职责，揭露辩护士的诡辩，他颇有风度地接受与他意见相左的法官的意见，人人都觉得他的裁决公正。他减低穷人的税，拒绝收受传统上每省进贡新帝的金冠和礼物，免除非洲逾期累积的滞交款，免除在他以前向犹太人强收的进贡。他严格规定行医执照的条件，并严格执行。他在行政上的成功与军事上的胜利相得益彰。对此，阿米阿努斯说：“他的声名逐渐扩大，直到遍布全世界。”
在行政事务繁忙的同时，他仍然没有忘怀哲学。他的抱负是要恢复古代的各种宗教形式。他下令修缮、开放异教庙宇，退还它们被没收的财产，并恢复它们旧有的收入。他向当时的主要哲学家发出请柬，邀请他们到宫中做客。马克西姆斯抵达时，他中断了在元老院的演讲，奔向他的老师，以充满感激和赞扬的语气介绍他。马克西姆斯因为皇帝的热诚，而穿上了华丽的衣裳，生活奢华。尤里安死后，马克西姆斯因为拥有大笔财富受到了严厉的盘问。尤里安并没有注意到马克西姆斯前后矛盾的作风，他太爱哲学了，因此哲学家的行为无法影响他的爱好。他写信告诉欧迈尼乌斯（Eumenius）说：“如果有人告诉你说，对于人类而言，尚有其他事情比悠闲自在地研究哲学更为有利，那么他便是个已受欺骗而又想欺骗你的人。”
他喜爱书籍，出征时随身携带许多书籍。他大大扩充了君士坦丁大帝所建立的图书馆，并成立其他的图书馆，他写道：“有的人喜爱马，有的人喜欢鸟，有的人则爱野兽；但是我从幼时起便沉迷于各种书籍。”他对于自己既是作者又是政治家很感自豪，并试图模仿卢奇安（Lucian）的对话，仿效利巴纽斯的演说，以正式的哲学论文，以及像西塞罗一样清新、引人入胜的信函，为自己的政策辩护。在《献给一位王子的颂歌》（“Hymn to a King's Son”）一诗中，他解说了他新的异教思想；在《反加利利人说》（“Against the Galileans”）一文中，他说明了放弃基督教的理由。他指出各福音书互相冲突，其共同特点令人难以置信；《约翰福音》在叙述和神学上，与其他三个福音有实质上的差异；同时《创世记》中有关创造天地的故事，反映了多神主义：
除非《创世记》中每一部圣徒传都是神话，并且如我所相信地包含有某种隐秘的解释，否则它们都充满了对上帝的不敬。上帝被描写得无知，以致被创造作为亚当伴侣的女人，竟然成为了人类堕落的根源。第二，拒绝给予人类善恶的知识（唯有此种知识能赋予人类心理一贯性），并且唯恐人类分享了生命之树而长生不死—这实在是一位极为吝啬和嫉妒的神，为什么你们的神这样嫉妒，甚至将父亲的罪报复到子女身上？……为什么这样有能力的神会对魔鬼、天使和人类大发脾气？试将他的行为与吕库古（Lycurgus）及罗马人对付犯罪者的温和态度相比……《旧约》（如同异教）赞同并要求动物献祭……你们为什么不接受上帝给予犹太人的律法？……你们说较早的律法……受到时间及地点的限制。但是我可以从摩西的书中引出十段甚至一万段文字，以证明他说过律法可以适用于各种时代。
当尤里安努力恢复异教信仰时，他发现其不但在教条及实际履行上南辕北辙，并且还较基督教充满更多难以置信的奇迹和神话，他了解到任何宗教如想赢得并感动一般人的话，其道德教条必须包含有声有色的奇迹、传说及仪礼。他深知神话的普遍性和古老性：“我们无法知道神话始于何时，就如我们难以查出谁是第一位打喷嚏的人一样。”他容忍神话，并利用神话将道德观念灌输给未受教育的人。他再次叙述了大神母库柏勒（Cybele）的故事，以及大地之母（Great Mother）如何变成一块黑石，从弗里吉亚（Phrygia）被带到罗马城；没有人可以从其叙述中感到他怀疑过这块石头的神性，或是其转变的效力。他发现有必要利用感官上的象征以传递精神观念，他还认为密特拉教对太阳的崇拜，对一般人们而言，就如哲学家之尊尚理智及光明。这位诗人皇帝一挥而就写了一首赞美太阳神赫利俄斯（Helios King Sun）的诗，太阳乃是生命之源，人类无穷幸福的创始者；他认为太阳才是真正的神道（Divine Word），它创造并维持这个世界。除了“最高原则”（Supreme Principle）和“第一原因”（First Cause）外，尤里安还加上了古老异教信仰中数不清的大小神祇；他认为一位有容忍心的哲学家，将可以轻易容忍它们。
但是不要误以为尤里安是一位以理智取代神话的自由思想家。他斥责无神论是兽性的，并且他所宣扬的教条的超自然性，可与任何信仰相比。从来没有一个人所写的东西，会比尤里安赞美太阳的诗更为无聊。他接受了新柏拉图派的三位一体思想，认为柏拉图的创造性原型理念（Idea）与上帝之心相同，以为这些原型理念借助基督或智慧（Wisdom）为媒介创造了万物，并认为物质及肉体的世界是解放被束缚的灵魂和德行的阻碍。借着虔诚、善良及哲学，灵魂便可解放自己，以慎思精神的真实与法则升华自己，而与基督，或许最后与上帝合而为一。尤里安相信多神教的诸神是自然的力量，他无法接受他们的神人同形论，但是他知道一般人将很难了解哲学家的抽象思想，或是圣徒的神秘境界。无论公开或私下的场合，他都履行旧的仪式，将很多的牲口献祭给诸神，以致赞美他的人都为他的大肆屠杀而脸红。他率军与波斯征战时，经常像罗马的将军们一样留意各种征兆的意义，并听取解梦人的解说。
如同每位改革家一样，他也认为世界需要道德革新。为了达成这一目的，他并非仅仅设计外在的立法，而是采取宗教的途径以达人们的内心。他对埃莱夫西斯及艾菲索斯两地神秘仪式的象征意义留有深刻印象，他觉得没有比仪式更能启发新的崇高的生活了。他希望这种予人深刻印象的正式典礼，可以由少数贵族扩展到更多的人。根据利巴纽斯的说法，“他宁愿被称为神职人员，而不愿被称为皇帝”。他羡慕基督教神职人员的层级组织（hierarchy）、忠实的成员、礼拜的团体化、慈善义举的说服力。他为异教神职人员注入了新血液，筹组了以自己为首的异教教会，要求手下教会人员能够媲美并超越基督教人员，为人民提供教育，分配救济物给穷人，供应食宿招待陌生人，作良善生活的表率。他在每一个城镇都建立学校，以讲解异教信仰。他写信给其异教神职人员的语气，就像是意大利僧侣圣方济各写给同辈僧侣一样：
就如你们所想，你们怎样待我，我就怎样待你们一样，如果你们同意的话，让我们立下这个协定，我将告诉你们，我对你们各项事务的看法，同样地，你们对于我的言行，也应提出你们的意见。对于我们而言，我认为没有比这种互惠更有价值的了……我们应与所有人共享金钱，特别是善良、无助及穷苦的人们。这虽然有些矛盾，但我仍认为，将我们的衣服及食物与恶人共享，甚至也是一种虔敬的行为。因为我们所给予的对象是一个人的人性，而非其道德品性。
除了在教条方面，这位异教徒可以说是位基督徒；当我们浏览他的著作，并对他讲述的神话采取保留态度，我们会觉得他个性上许多可爱的发展，都是源于孩童及少年时注入他脑中的基督教伦理观念。然而他对宗教采取何种态度呢？他赋予基督教在传道、礼拜及习惯上的完全自由，并且召回被君士坦提乌斯放逐的正统主教。他停止国家对基督教会的资助，并且禁止基督徒在大学里讲授修辞、哲学及文学，他认为这些课程必须由异教徒讲授，才能引起共鸣。他结束了基督教教会人员免于付税的局面，同时也终止了主教们自由利用公共设备的特权。他禁止将遗产赠送给教会，使基督徒没有资格担任政府职位；他下令各地基督徒彻底赔偿他们在前几任皇帝统治期间对异教庙宇造成的损害，并且准许拆除建立在非法夺得的异教圣地上的基督教会堂。当他这种做法招致了混乱、不平及暴动时，尤里安设法保护基督徒，但是拒绝改变他的法令。他讥讽的口吻有时不像是出自一位哲学家。他提醒那些参与暴乱的基督徒说：“你们的《圣经》劝勉你们要耐心忍受不幸。”凡是以侮辱或暴动来反抗这些法令的基督徒，都受到严厉的处罚；针对基督徒挑起暴乱或对其进行侮辱的异教徒，则仅受到轻微的处置。亚历山大城的异教徒，对取代亚他纳修的新主教乔治尤其仇恨；他发起一场游行，公开讽刺密特拉教的仪式，异教徒抓住了他，将他撕成碎片；只有很少基督徒奋起援救他，但在随后发生的混乱中，却有很多基督徒被杀或受伤（362年）。尤里安原想惩罚暴乱的异教徒，但是他的顾问说服他仅向亚历山大城的民众发出一封强烈抗议的信函。这时亚他纳修从藏身处出来，重新担任主教职位；而尤里安认为此举并未征询他的意见，便命令亚他纳修辞职。这位老主教顺从了命令。但是次年皇帝去世，亚他纳修重回主教职位。10年后，他以80岁高龄去世，一生享尽荣华，也备尝辛酸。
最后，尤里安的固执己见使得他的计划失败了。曾遭他迫害的人起而与他斗争，曾从他那里得到恩惠的人则对他态度冷淡。在精神上，异教已经死亡了；它对青年再也没有鼓舞的力量，对忧伤也没有安慰，对坟墓的另一端也提不出希望来。虽然也有一些新教徒，但大多数是期望获得政治上的晋升或是皇上赏赐的财物；有些城市恢复了正式的牲礼祭典，但只是为偿赎所得到的好处；在大神母的发源地珀西努斯（Pessinus），尤里安还需贿赂居民敬拜大地之母。许多异教徒将异教解释为享乐上的良心平安。他们发现尤里安比基督更为摒绝欲望，因此甚感失望。这位被认为是自由思想家的人物，乃是国内最虔诚的人，即使他的朋友们都认为跟他一样虔敬是滑稽的；他们可以说是怀疑主义者，私下嘲笑他落伍的神祇及热衷的大祭祀。在圣坛供奉牲礼的习俗，在东方和意大利以外的西方已几乎不存在了；人们认为那是一种不雅和令人不愉快的事。尤里安称他的运动是“大希腊主义”（Hellenism），但是这个说法令意大利的异教徒感到厌恶，他们对尚存在的任何希腊事物都加以鄙视。他太过依赖哲学论调，但这无法触及信仰的情感基础；他的著作只能为受过教育的人所了解，但是他们的教育水准又太高以致难以接受；他提倡的教条无法在人们的希望或幻想中生根。甚至在他去世前，他的失败就已确切无疑地显现出来。热爱他并哀悼他的军队，提名由一位基督徒继承他的帝位。
旅途的终点
他最后的伟大梦想是与亚历山大大帝及图拉真争雄，将罗马帝国的旗帜插在波斯的各个首府，并一举结束波斯对罗马帝国的威胁。他热切地整顿军队，挑选军官，修缮边境碉堡，并为通往胜利道路上的沿途城镇补给足够的粮草。362年秋天，他到达了安条克，并集结兵力。城里的商人借军队的大量涌入而抬高物价，人们抱怨说：“物品丰足，但样样昂贵。”尤里安召来商界巨子，请求他们不要贪图暴利。他们答应了，但是没有做到，最后他“规定每样物品的公平价格，并且公告天下”。也许是为了抑制物价，他从叙利亚和埃及等地输入40万配克（Peck,1配克等于2加仑）的谷物。商人抗议他所订的价格，说那令他们无法获利。他们暗地收购自外输入的谷物，而将他们本来的谷物运至其他城镇，结果安条克城钱财充斥，却无食物可购。不久，居民即指责尤里安干预市场买卖。安条克城的才子讥讽他的胡子和他极力奉承的已经死去的神祇。他写了一本小册子《憎胡者》（Misopogon）作为答复，该书的机智及光芒四射实不太符合皇帝的身份。他为胡子辩护，谴责安条克城居民的无礼、无聊、浪费、淫乱及对希腊诸神的冷漠。达佛涅（Daphne）是著名公园，曾经是太阳神阿波罗的圣地，如今已变成了游乐场所。尤里安下令禁止游乐活动，并恢复太阳神的圣坛，但是修复工作尚未完成便遭破坏。尤里安怀疑基督徒纵火，下令关闭安条克的大教堂，没收其财产。数名目击者被严刑拷打，一位教职人员被处死刑。他在安条克唯一感到安慰的，是他与利巴纽斯两人之间的所谓隽语高论。
军队终于整顿就绪，尤里安于363年3月出征。他率军渡过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追击败退的波斯人。但是波斯人撤退时采取焦土政策，烧毁粮草，使罗马帝国军队深受困扰。尤里安手下的军队几次濒临饥饿。在这项耗费精力的征战中，尤里安展现出令人称道的品德，他与手下军队同甘共苦，吃少量食物，在酷热和湍流中步行，每场战役都在第一线上作战。他的俘虏中有年轻貌美的波斯女人，但他从未打扰她们的私生活，也禁止任何人污辱她们。因为他领导有方，罗马帝国军队直抵泰西封（Ctesiphon）城的城门，并对其进行围攻，但是因为无法获得食物，终于被迫撤退。沙普尔二世选择两名波斯贵族，削去鼻子，命他们伪装成逃兵去见尤里安，设法引诱他到一处沙漠。两人奉命前往，尤里安竟然相信了他们的话，率军跟随这两人，深入一处没有水的荒地达20英里。当他欲率军脱出困境时，却遭到一支波斯军队的突袭。来犯的敌军被击退了。尤里安不顾自己没穿甲胄，领先追击。一支矛射入了他的侧身，穿过了肝脏。他从马背跌下，随即被送至一处帐篷，医生警告他说仅可以活几小时了。利巴纽斯称这支矛是来自于一位基督徒之手，同时波斯方面没有一人领取沙普尔所订下的杀死尤里安的奖金。索佐门（Sozomen）等基督徒均同意利巴纽斯的看法，并赞扬那位“为了上帝及宗教的缘故而完成如此勇敢行为的”刺客。尤里安临终的一幕（363年6月27日）继承了苏格拉底和塞涅卡的传统。据阿米阿努斯的说法，
他躺卧在帐幕中，向他悲伤的战友说：“朋友们，这正是我要离去的时候，我很高兴地将我的生命交回给大自然。”……所有在场的人都哭泣，但是他这时还显出其权威，指责他们不应为一位被召与上天及众星合为一体的人哀悼。他的话使得众人寂静无声，他与马克西姆斯和普里斯库斯两位哲学家讨论最难懂的灵魂高贵性。突然，他身侧的伤口裂开，血液的压力阻止了他的呼吸，他要求喝一口冷水，随即静静地去世，享年32岁。有传闻说他死时曾喊叫：“基督，你征服了。”
这则故事首次出现于5世纪的基督教历史学家狄奥多勒（Theodoret）的著作中，但现在一般认为这只是传闻罢了。
身犯险境的军队需要另一位指挥官，各将领推选约维安担任重任，他本是侍卫军的队长。新皇帝将戴克里先在70年前夺自波斯的五省之中的四省交给波斯，以便与之议和。约维安并没有因为宗教而迫害任何人，但是他不久便转而支持基督教。安条克的基督徒公开庆祝异教皇帝的去世。然而，大多数得意洋洋的基督徒领袖，都劝告教友们慷慨地忘却基督教曾遭受的迫害。“大希腊主义”尚须经过11个世纪，方能重新抬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