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知识：求索与共识

如果仅举一个因素来说明日本成功的原因，可以说是集思广益。在每一个重要机构和共同体，只要事关公益，从国家机关到私人企业，从城市到乡村，那里的负责人都很注意收集信息资料，以备将来有朝一日之需。

丹尼尔·贝尔、彼得·德鲁克等人认为，后工业化社会即将到来，在这一时代里，知识将取代资本，成为社会上最重要的资源。这种新观念，大博日本统治阶层喝彩。本来，自古以来，日本的传统观念，就是“万般皆下品，唯有知识高”。外国人用新式语言表达出来，只是使日本人重新确认了自己的传统观念。

为什么需要知识？这个道理并非总是一清二楚的。日本人觉得，也许有朝一日用得上，总是孜孜不倦地积累到手的信息。这些信息资料，有一般的和特殊的，有长期的和短期的，有公家的和私人的。每个组织机构有时派考察团出去调查，有时邀请专家来作报告。时而听讲以取得信息，时而边打高尔夫球边搜集。采取开会的方式，或者在酒吧间喝一杯的方式，都可以。有的信息来自“智库”[5]，有的来自电视。不分内行外行，敌人朋友，都可以搜集信息。时而同那些可能提供信息的人交朋友，时而成立新机构来搜集信息。只要觉得将来可以从某一来源拿到新东西，就倍加重视。过去风马牛不相及的领域，一旦认为可能提供线索解决问题，立即开始钻研。有时还用上几年工夫去研究一个新问题，以备将来从中获利。总之，日本人搜集信息，真是面面俱到。

集体学习：常规性与紧迫性

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一个提供信息，另一个取得信息。讲的人是先生，听的人是学生。日本人认为，任何人都要有时当个学生，倘能活到老学到老，就是好学生，并且受人尊敬。好学生要虚怀若谷，恭恭敬敬，孜孜不倦，好学敏求。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即使讲课的先生枯燥无味，也要使人看不出是在打瞌睡。如果讲的东西不值一听，也要隐忍持重，不去反唇相讥。先生讲的要点，心领神会，有所提问，要就先生自以为得意的专业方面去提问。学生就是学生，要专心致学，别被人看出自己本来已经学会了。

日本人一向认为，学习是一辈子的事。年轻人不但在学校里学习一般知识，而且要懂得自己是在集体中学习。一个人读完一本书之后，要同朋友交谈读后感想。日本的大学与其说是供人学习，不如说是供人毕业，求得文凭。从学术造诣来看，大学的气氛不够。虽然如此，学生在这个集体里，倒是养成了离校之后仍要继续学习的习惯。大学毕业之后就业，日本人并不因此就自封为专家。毕业后在工作单位还要接受专业训练，并且广泛学习一般知识，已成为社会风尚。就业之后，新职员叫作“见习”，职位较低，要接受长期的特殊训练，然后成为普通职员，那时也要时常参加各种学习班。如果企业里没有这类学习组织，则奖励职员自习有关业务。女生毕业后结婚，成为家庭主妇，都很热心学习如何成为贤妻良母，将来还要当个好婆婆好奶奶。为了这些人，地方公共团体、公司、报社、商店、大学等都举办成年人讲座，大受欢迎。

日本人在下班以后，也不断找机会学习对业务有用的东西。即使有时与业务无关，只要觉得重要，就努力去学。因为从长远来看，说不定有用处。日本人接待外宾时，几乎都要动动脑筋，想从外国人那里学点东西。日本人每年有三百万人出国旅行，他们到处把眼睛睁得大大的，想看看有什么新东西回国后用得上。

日本人的向学心还扎根于集体。这一点在大众媒体上表现得很明显。体育报、大人看的连环画、好多种类的周刊杂志、许多套电视节目等等，是他们的娱乐中心。报纸、杂志、电视节目等等，以提供大量知识和信息为其主要任务。无论报纸杂志或者图书，日本人平均比美国人读得多。日本大众媒体中，致力于提高人们的知识和技能的媒体比例，也比美国高。

日本两家最大的报纸发行量都达六百万份以上，不用说，比美国最大的报纸还要多。日本报社在各个专门领域都配备成批的记者，海外有许多特派员，能够为读者作详细的报道。这些全国性的报纸使日本读者比美国读者更能通晓国际形势和国内政治。一九七六年，日本报纸发行总量为六千一百万份，与美国相同，按人口平均，比美国多一倍。

期刊之多，难以计数，内容五花八门，向人们提供专业性信息。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赫伯特·帕辛教授说，日本学者提出新的学说时，有很多杂志马上作为话题来报道；而在美国，同样的事情说快也得几个月才能找到一家出版物发表。日本每年出书三万种，同美国数量差不多。从战争结束到现在，日本翻译外文书籍约十五万种，虽然目的不完全出于获取知识和信息，但同翻译成英文而在美国出售的书籍相比，日本得到的外国信息确是无与伦比的。

日本政府为教育电视拨出大量预算，而且相当大的内容并不是为了培养尖子，而是用于基础教育。教育电视每周举办六门外语讲座，有英语（从美国电视节目中的“芝麻街”[6]到对大人的高级班，分了几个教程）、德语、汉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最近还有对农民和企业主的特殊节目，并为不同年龄的母亲编排节目。这些节目时常使用数字、图表、插画等进行讲解。美国人对于诸如此类的节目，一般都不感兴趣，不屑一看。六十年代后半期，日本有个计算机讲座，许多人收看，讲座教材一年之间就卖了一百万册。私营电视台也编排教学节目，每天还广播译成日语的一些外国节目。

不同年龄的人都同样坚持基础学习。一个单位一旦认为某一问题很重要，整个单位的人就会总动员起来，好像在搞竞选似的。诸如修建铁路计划、促进设备投资、改革地方税法等类问题出现时，本单位几乎所有的人就会用上几年工夫就有关问题的某一部分进行研究，探讨新观点，搜集有关信息，加以综合考察。

这种过程，通常在掌握问题的焦点以前很早就开始了。首先是由官厅或企业的负责人召集有关专家听取意见，并在本单位成立一个班子。他们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研究有关事项，听取别人意见，整理参考文献目录。经过这个阶段，就进入详细观察调查的第二阶段。搜集资料文件，加以摘要，有时翻译外文资料。成立几个研究小组，分头研究有关问题。然后开会讨论研究报告，决定下一步要研究的问题。于是又从头开始，提出同样的问题，重新确认某些问题有无出入，或者换一个角度，把焦点对准新产生的问题。研究班子深入考虑到可供选择的几个重要部分，并重新检查定义，采取最好的方式深入探讨。把情况吃透了，消化了，整理了，再把资料加以消化，最后找到关键所在，作出决定。

基本功：体育

请看日本人是怎样举国对待某一体育项目的。从这里可以清楚看到日本人作为一个整体是怎样学会体育的。七十年代初期，中国为了同西方国家接近，手段之一是派遣中国人最拿手的体育项目——乒乓球队出国，接着是男女排球、篮球队，这些球队都具有世界强队的实力。

可是日本的做法与中国不同。日本人从西欧盛行的体育中，选择自己想要提高的项目，然后派人出国学习。最初选定的项目是棒球。棒球是在明治维新之后五年即一八七三年首次传到日本，到了二十世纪初期就普及了。这是美国人最拿手的项目。日本先是派了一个考察团到美国，参观美国最强的棒球队比赛，并直接向该队求教。日本邀请美国最好的棒球选手到日本举行表演赛。美国棒球史上著名的选手巴贝·鲁思访日时，日本人欢迎如狂，他至今在日本人的心目中仍然是个棒球英雄，并非偶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很快就邀请美国棒球队进行表演赛。接着，日本棒球队从美国大球赛的选手中物色新手。其中有人也许超过了选手的年限，但不要紧。短期看来，这种选手在日本球队里活动的时间虽然较短，但从远处着想，请他们加入日本球队，日本选手可以就近学习球技，培育强队。日本还经常邀请美国最强的球队与日本队比赛，开始时日本队总是被打得落花流水，但当时日本人认为，吃败仗并不是丢脸的事，而是学习球技的过程。后来，日本队吃败仗的次数逐渐减少，虽然体格有差距，但日本队近来有时已能打胜仗。

一九六四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美国女队主导了游泳项目，引人注目，轰动了整个日本。后来，日本青年选手和教练多次访美，向有关人员请教如何培养这种选手。与此同时，日本也邀请美国青年选手访日，观看其表演，并请他们训练日本选手。日本人从这些选手学到一个主要办法，就是美国从中学生中挑选有培养前途的游泳选手，从中再精选一批人进行强化训练。日本游泳联盟的理事们得到一个启发：如果在日本全国的小学和中学，教学生学游泳，并能早日培养更多的优秀游泳选手，那就可以克服在身材和人口基数方面不如美国人和苏联人的差距。政府并未要求日本的小学修建游泳池，但各地的家长会情绪高涨，纷纷要求学校当局修建游泳池教孩子游泳。果然不出几年，不分城乡，日本全国的中、小学修起游泳池来了。游泳成风，孩子们过分热衷游泳，影响了学习和身体健康。后来虽然稍事冷却，不过游泳训练的基本课程倒是坚持下来了。一九七六年，东德女子游泳队在蒙特利尔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游泳比赛中成绩超群，日本请她们周游日本，表演优秀泳技，并直接指导日本游泳选手和教练。目前，日本女子游泳队的实力虽然还不能战胜美国或东德选手，但是在很短的期间有了显著进步，增强了国际比赛能力。

要决定从国外引进某一项新的体育项目，是一件很复杂的工作。首先在引进时机上，最重要的因素是有没有国际声望。日本体育界有一些体育团体从事这项实际工作。同它们有关系的是各种体育团体的负责人、支援体育活动的企业、教练、一流选手、体育记者、体育用具厂商、有关官厅官员等。这些人员不一定是固定的，但他们都很关心体育活动，在引进新体育项目时，能够通力合作，卓有成效地处理问题。他们善于使人们对新的体育项目发生兴趣，搞得风靡一时。不但如此，他们还指导人们如何去获取诀窍，提高质量，博取众望。

对新的体育项目发生兴趣，并不只是出于要在国际上称雄的野心。以高尔夫球为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日本实业家发觉，要同外国实业家无所拘束地交游来往，高尔夫球场是再合适不过了。但是这么一来，自己多少得打得像样才好。他们得出一个结论，首先需要在日本培养一批高尔夫球专业人员，然后让他们教会人们打球。于是外国高尔夫球专业人员应邀访日，过了一些时候，日本的高尔夫球专业人员也开始在国际球场上露面。结果，高尔夫球在日本流行起来。随之而来的风气是，在一流高尔夫俱乐部当个会员，便可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在某些日本实业家当中，高尔夫球的基础分数同本公司的总销售额具有同等重要的信息价值。日本人把高尔夫球看作一种风尚，同时煞有介事地认真学习这种球技。

无论是什么体育项目，基本学习路径都是相似的。再举保龄球为例。这是从美国学来的。六十年代曾在日本盛行，东京一度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保龄球场。最高潮时期，日本打保龄球的人比美国还多。日本人向苏联学体操，向加拿大学冰球，向澳大利亚和美国学网球，向英国学足球和橄榄球，向奥地利学滑雪，向美国学篮球，乒乓球先是向美国学，后来又向中国学。日本人就是这样从外国学过来的。

日本最近引进的新项目是美式橄榄球。学得那么热心，真是不落人后。日本请美国职业橄榄球队联盟到日本比赛，因为现在日本队的实力还不是美国职业球队的对手。

日本引进了许多新的体育活动，但也没有冷落自己传统的体育。相扑、柔道、拳术、气功等类，有时虽起落不定，但一直是人们所喜爱的。新的体育项目盛行一时，达到白热程度，但旧的体育项目依然在日本不断扩大的体育范围内占有一席之地。

日本人在经济竞争中一鸣惊人，但日本体育在国际舞台上还没有取得最高的成绩，这使日本人引以为憾。他们不断分析研究失败的原因。日本人不能以体格矮小来替自己辩解，也不能满足于很多项目已经达到国际水平，只是同苏联、美国、西德相比略逊一筹。外国观察家认为，日本人今后将在西欧的体育项目上更加精进。

日本人搞体育运动表现出的特点，在他们参加由政府、公司或当地社区组织的学习时，也能看到，这就是：集体领导，小组学习，虚心求教，高瞻远瞩，野心勃勃。

掌管信息的官僚

十九世纪后半期、明治时代初期，明治政府为了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派了一些调查团出国，研究各国的政治和社会，从中采纳认为最好的宪法、军队、工业、科学、技术、农业。日本现政府继承明治的传统，在战后也派遣各种领域的调查团出国。他们从哲学、政治、原子物理学、玩具制造法、企业经营管理法、家庭经济、医学到爵士音乐，无所不学。学得越多，获得的信息资料越精细入微。

日本各官厅的精英们，对工作认真负责，善于指导人们把学问学到手。他们自己分析信息，并且决定需要取得什么信息。在美国从事这项工作的，是学者和白宫工作人员。日本各官厅拥有大批专家，按照各自的专业，花费很多时间在调查国外情况。他们并不只是追踪发生了什么事，而是从中探讨日本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门路。

日本政府派到国外进修的不是青年大学生，而是在官厅工作过一两年的年轻有为的官员。这是因为，官员一般在退休以前总是在同一官厅任职，为了将来做领导工作，需要进行基础学习。让新来的官员进行几年特殊进修，这对各官厅是很合算的。同一时期进来的人，随着年龄增大，地位也提升。官厅安排他们到各个重要岗位轮流工作，同期毕业的人对官厅的所有基本工作任务都分头熟悉掌握。就职以后，青年官员首先接受有关业务的一般性训练，然后分配到各专业部门，在世界上被认为最好的大学，学习其专业所需要的外语、技术、理论等。所需学费和生活费都由政府负担。这些被派往国外进修的官员，对自己所属官厅需要什么知识和信息，是很清楚的。因此，他们就能够有的放矢地学习专业知识。官厅在制度上还保证进修的人在将来的工作岗位上，能够充分运用他们所学到的东西。

以外务省为例。每年有两三个人被分配去做中国工作。最初两年，他们在东京外务省内转一圈，然后派往台北或北京进修中文。日本在一九七二年正式承认北京政府之后，最初交换的留学生不是优秀的大学生，而是年轻的外务省官员。他们在那里学一两年中文之后，其中一人或两人又被派往美国大学留学，了解欧美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另外的人则被派往莫斯科，了解苏联研究中国的现状。经过这样的进修之后，再被派到北京或香港，这次就让他们从事分析实际问题。这样，经过三年或四年的出国进修，才开始接触实际工作。不过当他们在香港或北京完成任务之前，仍然觉得自己还在进修。然后，这才成为外务省的中国问题专家，在中国问题的分析研究上担任一部分工作。在这种制度下，就可以经常掌握重要的门路来取得潜在的信息。

各官厅的其他专业领域，一般不一定都像上面那样彻底地安排进修，不过为了培养业务尖子，方法基本相同。大藏省选派有培养前途的官员出国，学习税制、税法、企业管理、经济理论、计量经济等。通产省则研究特定产业的发展、经济发展的理论、能源问题等。研究什么题目，要看将来那个题目有多大重要性而定。例如，六十年代当时，日本对贸易自由化感到不安，通产省派人到法国，研究法国如何对付英国工业产品。一九七三年以后，能源出了问题，就增加这方面的人员从事研究，如此等等。

他们认为，官厅最重要的事是要消息灵通。如果搜集信息的范围超出一个官厅的主管业务，就去找几家直接有关的研究所，成立特别委员会，力求填补空白。但是，各官厅不光是搜集信息就行了，需要去粗取精，加以整理，使本省主管人员在处理重要问题时不至于因情况资料过多而看不过来，也不会发生信息不足的现象。各省内处理信息的人不像美国那样由高级负责人动手，而是由课长或课长助理担任。[7]例如通产省各课的职责，是搜集主管产业部门有关的重要信息，诸如与该行业有关的世界市场趋势、技术水平、新技术的性质和可能发布的时间、什么行业在国外最吃香、为什么，等等。

官员们根据问题的进展情况，制订正式或非正式的日程表，照此搜集信息。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通产省官员认为发展钢铁、电力等基础工业对日本事关重大，于是倾全力搜集这方面的信息。五十年代开始关心搜集汽车工业的诀窍。六十年代后半期以前，对计算机还不那么重视。一九七三年“石油冲击”以后，能源问题压倒一切。主管中东石油的官员认为，日本若要确保中东石油源源而来，光是买油，向当地投资，那是很不够的。他们决定要在中东搞个技术开发计划。计划的目的是使产油国更多地依赖日本的石油技术专利和技术援助。要办好这件事，就需要取得中东商情和社会风俗的大量信息。于是日本攻读阿拉伯文和中东文化的人一下子增加起来。日本希望用这种办法来加强同中东的联系，以便将来能更可靠地进口石油资源。

日本人一旦看到某一个问题非常重要，就努力去搜集一切信息，哪怕它重复白费也好。波士顿咨询公司的詹姆斯·阿贝格伦把这种情形叫作“日本人总是打破砂锅问到底”。例如，驻在外国的官员不仅直接搜集信息，并且利用当地的日本人，或者同报社的特派员、学者、商人、实业家以及任何有助于提供这类信息线索的人打交道。官厅根据需要，负担信息调查费用。但通常不用政府的援助来搜集信息，各个企业会提供调查费用。宣传机构对今后可能令人关注的事情是很敏感的，他们也行动起来，请专家学者们写文章，出席电视节目。每逢有人作报告或开会时发表重要内容，杂志时常一一予以报道。在这种时候，编辑工作也许会匆忙而马虎，但他们确实很快就能把人们的意见和情况报道出去。

外国专家们同日本人交往，时常被请去作报告或写文章，报酬从丰，有时则应聘赴日。美国著名的专家受到更多日本而非美国媒体的压力，要将主要观点迅速地让更多普通人知晓。应聘赴日的外国人受到热烈欢迎、殷勤款待，他们所贡献的知识，大受酬谢。日本人作为信息的受惠者，师事远道而来的外宾，执礼甚恭，接待备至。他们洗耳恭听，纷纷提问，务求兼收并蓄。但他们很少反驳，不愿意随便露一手，总是装作自己是个一无所知的外行。

日本政府搜集信息，其范围之广，令人吃惊。越南战争时，世界各地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当时，经济企划厅派了一个事务官到美国，访问了一位美国进步经济学者，征求他对资本主义危机种种可能性的看法。经济企划厅的目的在于：当制订长期计划时，需要充分考虑到将来可能发生的种种情形。又如，日本政府曾请一个会讲日语的美国人参加出国考察团，让他临时离团，了解美国人民对日本的看法。七十年代后半期，日本估计将来可能出现联合内阁，于是派了一个考察团到欧洲，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各国的联合政府是在什么情况下走投无路的，当时曾遇到什么问题，等等。这一调查的目的是准备将来日本如果成立联合政府，就可以引为前车之鉴。

“智库”——最少成本，最多信息

日本政府不是自己设立和维持调查研究机构，而是向几个民间研究所提供资金，从中取得专门而详细的信息。其中有一个研究所是亚洲经济研究所，拥有数百个研究员，研究亚洲各国问题。这里的研究员和信息资料的规模，同世界其他研究所相比，毫不逊色。到了六十年代，日本面临的问题愈益复杂，需要更多的研究所来从事燃眉之急的调研工作。于是日本人又按照自己的工作方法，派代表团出国，考察外国著名的研究所，终于设立了日本最好的智库。智库在日本风行一时，研究所接二连三出现，大有雨后春笋之况，不久就成立了智库联合会。日本考察团把世界各国的研究所作了比较，发现美国的研究所有个缺点，就是那里的研究所与其后援单位分离，往往进行一些不相干的研究，结果真正需要的有关信息却残缺不全。于是日本规定，研究所要同有关官厅挂钩，由官厅确保研究所的预算，负责监督信息搜集工作。此外，政府对少数研究人员组成的班子提供援助，订立短期合同，使他们发挥特长，从事专题研究工作。

从美国的标准来看，日本许多研究所不大进行基本调研，缺乏创造性，分析不深刻，论述不完善。然而这些研究所的目的本来不是要搞什么创造。这并不是说日本人没有创造性和独到之处。老实说，对能源问题进行分析和估计，这是一件举足轻重的事，而日本人已进行了富于创造性的高质量的研究工作。日本的智库的任务在于搜集信息，也就是说就某一问题去网罗世界的最高知识。研究所综合信息时，其目的并非要作结论，或者发表每个研究员的分析，而是向委托单位提供一些有用的可能线索。后援单位对研究所的要求，不是整理得很全面的最终报告，而是经常就关键问题所在、以各种方式不断取得有关信息。研究员一般不坚持什么政治观点，或者固守什么学术意见。他们知道自己的任务就是提供一切事实、见解和预测，以有助于了解所提出的问题，这就足够了。

这种研究所由于以官厅为靠山，就带有一个缺点，即各个官厅只顾自己的本位主义。七十年代初，日本政府为了使各官厅进行交流，设立了综合政策研究所，名为NIRA（综合研究开发机构），其宗旨在于对重大问题进行综合性的研究，不受个别官厅的兴趣和观点所局限。综合研究开发机构从整个国家的立场出发，把问题综合起来，加以整理，并统筹几个官厅管辖下的智库之间的分工。这样一来，就可以从所有角度去研究重要的问题。

有些智库只订立短期合同，要看他们的成绩以及需由政府资助的情况，再决定是否继续订立合同，委托他们研究下去。有些智库拥有专职人员，可以由有关官厅给予长期的财政援助。野村综合研究所、三菱综合研究所、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等大型研究所为数不多，他们类似美国大规模的研究所，可以满足高质量的长期研究的要求。这些研究所由国家或企业给予财政保证，拥有许多专职研究员。每当有一个问题具有显著的重要性时，就制订几项有关研究计划，委托智库去研究。如果问题逐渐显得不那么重要，那么研究经费就从较低级的研究所开始予以削减。

总之，智库同日本其他单位一样从事搜集信息工作，他们从世界各处网罗资料，加以消化和整理，从中掌握某一决策的共性和特性，以适应委托单位的要求，并使政府的决策当局便于使用。

企业搜集信息的积极性不亚于政府有关官厅。美国有些企业制订搜集信息的训练计划，大体与日本相似。不过一般日本企业搜集和处理信息的工作做得更彻底一些。美国有一批学者预测未来，提出最新颖的观点，例如赫尔曼·卡恩、彼得·德鲁克、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丹尼尔·贝尔等人，日本的实业家比美国人更加注意和关心这些美国学者。

三菱商事、三井物产、住友商事、丸红、伊藤忠、日商岩井等日本综合商社[8]搜集国际信息的规模，庞大而精密，国内外不能望其项背。一个原因是这些商社都是庞然大物。他们几乎垄断了日本的对外贸易，在全世界的支店星罗棋布。另一个原因是这些商社特别重视搜集信息。在搜集详细的经济信息方面，私人企业比政府干得好，特别是利害攸关的生意经，谁也赶不上他们。有时这些商社甚至比外务省更了解最新的政治动态。例如，一九七三年日本客机在阿布扎比遭到劫持，外务省完全依靠当地三菱商事的电传机传递情报。又如三菱系统某公司派驻华盛顿的人员同政界人士过从甚密，被日本一家杂志讥为“三菱驻华府大使”。由于这些商社在小城市也有分支机构，对于当地的信息，他们往往比外务省更了如指掌。

一九七三年，苏联驻美官员同美国的小麦公司签订合同，购买了大量小麦。这件事把美国政府吓了一大跳。可是有一家日本商社事先就知道这件事。原来该商社派驻莫斯科的人电告总公司说，苏联主管这类贸易的某些官员不在莫斯科。根据东京总公司的指示，纽约的常驻人员立即进行调查，获悉苏联高级官员途经纽约机场前往科罗拉多。于是科罗拉多的常驻人员跟踪追查，又电告总公司说，苏联人正与美国小麦公司开会，看来一定是在采购小麦。这家日本商社收集这种信息的目的，是要在事先掌握大量采购的动向，趁消息传开、小麦涨价之前，抢先调整自己的采购量。这样周到的信息搜集活动并非偶见。不过，长期搜集基本信息的目的，并不在于上述那种秘密的通报活动，而是要长期搜集并分析与本公司有利害关系的资料——从宏观经济理论到中国农村猪鬃的价格。

除了商社，其他日本的企业也同样积极地搜集信息。私人经营的中等企业老板，为了使自己的儿子或女婿将来在公司身居要职，例如可能当个总经理，一般就要对他们进行特殊的教育和训练。第一步是把儿子送进庆应义塾大学这类著名的私立大学，在那里学好基本人文课程，同时与将来可能在实业界出人头地的同学交游。同窗故友之交，乃是将来立身出世的重要非正式信息来源。庆应毕业之后，通常的模式是学讲一口漂亮的英语，然后留美，在著名的商学院取得商业学系硕士学位。许多日本人都认为，美国商学院的经济学是先进的，留美可以同美国人广交阔游，有助于通晓美国商业，这对将来担任公司要职大有益处。美国商学院毕业之后，就在欧美等处与父亲同行业的公司，特别是有直接贸易关系的外国公司工作几年。这个期间当见习生，可不计较薪水。在外国干了几年之后回国，才到父亲的公司工作。开头当一般职员，在各科室转一圈，同大家搞好关系。经过几年，才做领导工作，处理实际业务。这时就有机会运用学过的东西了，同时还要留心与旧友同事继续交游来往。

要在大的非家族企业发展，需要一步步慢慢往上走。日本企业一般采取终身雇佣制，从就业到退休，通常在同一企业里工作。因此，日本的企业为了教育和训练职工，不惜多花点钱，这是有道理的。欧美的企业则与此不同，他们觉得好容易花了钱去培养职工，一旦别的企业觉得这个人很能干，就常常把他挖过去。日本的职工在走上领导岗位以前，先要在各科室转一下，或者派到外部机构去，学会各种技术，增长才干，同时搞好人与人的关系，将来提升之后，在重要经营问题上作出决定时，就可以利用那些老交情而形成一个必要的信息渠道。美国的企业无需自己培养新人才，可以从外面拉进来。日本则很少采用补充雇员，因此企业内部上下之间的关系比较融洽，这一点好处很大。

企业也和官厅一样，每遇有事需要尽早解决，就加紧搜集有关信息。平时没有急事，也要不断搜集信息。日本有些企业在技术和组织方面，总的实力超过欧美，但他们一直没有放松学习的态度。这些企业时常检查自己的缺点，如果看到别的公司有什么优点胜于自己，不问国外国内，只要是用得上的，他们就去学习，努力改善。例如关西有一家印染厂，职工不过五十人，它订阅同业杂志，通晓世界哪个印染厂最近有什么出色的革新信息，每年都派一两个人到当地去，用一个月或更多的时间进行学习，掌握新技术。

日本的大公司对于将来可能有用的信息都很珍视。例如报社对于前程有望的青年政治家，都会指派同他的性格、作风、政治言论等方面合得来的一两名记者去了解他。承担这种任务的记者，在报社内各科室工作期间，仍不断同那个政治家来往，建立特殊联系，成为他的密友，必要时就在报社内或公共场合表示支持这个政治家。不管谁当首相，谁当大臣，一家报馆记者之中，必有人熟悉那个人物，同他有过特殊交情，一旦遇到内阁改组这种重要局势时，就很有用。一般公司也同样，对于将来有作用的关系，不管他是顾客、营业员、批发商、银行家、官员、政治家，还是外国人，都私下安排人手同这些人物交往。

日本的公司还很重视曾在本公司任职而后退休的旧领导人。因为这些人具有对公司很宝贵的知识和判断力。公司给这些人安排名誉职位和各种特殊待遇，同他们接近，使在职的领导人得以随时征求前任的意见。普通职工平均五十五岁前后退休，当了领导人可以再延长几年。董事、专务董事从五十多岁到六十多岁，总经理在六十多岁以上，董事长从六十多岁到七十多岁，然后再退休。公司的董事会常由过去的老经理、老董事等人组成，不像美国那样用外面的人。日本的企业对这些老人在退休之后还给予那么多的权限，也有不利之处。但是，这些老人的忠告、判断、才干、见识、门路毕竟是很有用处的。

信息大都不保密，当然也有绝密的。如果遇到有被竞争对手所利用的危险时，人们就矢忠矢勤，守口如瓶。日本的公司有一种倾向，不相信外部的中间商、律师、会计师，而相信内部的专家、密友。企业的秘密通过艺伎泄露出去的事是常有的，不过实际上那些艺伎和信得过的新闻记者一样，老板们认为她们也是有信用有眼光的人。整个公司的目的和计划，原则上要使一般职员都了解，但是个别重大事项，只能让少数领导人知道，这是大家都公认的。

另一方面，即使是竞争对手，一遇到有机会参加同行业的共同研究工作，并能从中学到东西，那么双方都要很机灵地对待。五十年代，新的企业经营方式介绍到日本，所有大企业，不分敌我，都派人参加讲习会，共同研究。六十年代，计算机开始大规模使用，举行过多次讲习会来研究计算机对日常事务和人事工作的影响，各公司都派代表出席讨论。这类讲习会无所不包，从能源政策到税制、地方建设、福利事业、工资制度、会计程度、污染问题等，无不加以讨论。

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这些共同研究大都由日本生产率本部[9]倡导，政府、企业、工会等有关人员出席。有时，主管官厅来不及安排下属企业派人出席，就主动主办讲习会，有系统地进行讲解，以提高公司的质量。主办团体有经济团体联合会、同业公会、各行业的特别委员会、智库、希望宣传自己的商学院等。总之，公司之间虽有竞争关系，职员们一到讲习会来，就离开公司的立场，大家都是学生，友好交往，互相尊敬，共同讨论问题。这些问题对于公司之间的竞争无足轻重，但对大家都具有重要意义。也就是说，决定是否派人参加共同研究工作，要充分思考一番。因为竞争固然激烈，但还是要千方百计去把信息弄到手。

为了向职员提供最合适的信息，几乎所有大企业都要成立几种讲习小组，对象有高级领导人、中级领导人、新来的职工，有时还包括他们的家属。不但利用公司的专家来当讲师，而且请外面的专家来讲解所关心的问题，或者开个读书会，讨论新版图书或论文中的有关问题。如果公司未能安排职员接受必要的专门培训，就会鼓励职员们学习相应的课程，或者脱产参加合适的培训项目。

共同体信息工作

各共同体，无论是中等城市或小村庄，对于当地的发展计划都是很热心的，并且广泛进行搜集信息工作。例如，某一个中等城市计划建设交通网，就选择别国同等规模的城市，调查哪一个城市的交通系统是世界最先进的。由本市的官员、实业家、教育工作者、技术人员等组成考察团出国，详细调查他们认为最好的设施。考察报告在当地有关人员的集会或更大规模的报告会上发表。在人们完全理解这个报告之后，下一步再选定两三个同等规模并拥有最好交通网的城市，由原来的考察团或另行组团前往考察，重新评价。考察团回国后再次作报告，再次讨论。最后就落实到某一个外国城市的交通网了。当然，最好的样板也会存在一些问题，这就需要结合日本城市的实际情况，进行某种程度的改革。结果就诞生世界上最现代化的交通网，而且当地市民事先都详细了解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交通网。

一个村庄修建游泳池、文化馆或谷仓，当然不能像大城市或大企业那样进行周密的建设计划。但是同样要有充分的时间去搜集信息，进行讨论。在日本社会中，搜集信息成了自古以来传统智慧的一部分。

共识决策

日本人搜集信息的方法，并不全是日本自己发明的，在技术上，有很多部分是来自西方国家的。但是可以说，日本以最完善的形式发展了西方的模型。而且，日本在研究和搜集信息方面，其范围之广，热情之高，可谓无与伦比。

综观美国所有大学、政府和民间研究机构对某一具体问题的研究，也许在基础研究的数量上，美国多于日本。但是，问题并不在于单纯的数量上，而在于处理信息的方法。在这一方面，日本做得很成功。日本的组织及其成员之间存在长期深厚的互相信赖关系，可以实现一定程度的培训和继续教育，而流动性较高的组织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日本的职工终其一生属于某一个单位，因此，本单位的信息就有连续性，保存得好，企业的核心人物也能够不断加以运用和更新。搜集信息本身不是目的所在，它是一种以集体为中心的工作，是为本单位的长远利益服务的，需要经常广加积累，细加整理，以便随时随地都能用上。

日本人对于不同的意见，不采用敌对态度或激烈争论来加以解决，而是通过搜集更多的信息，使问题获得应有的解决。如果一个问题有两种不同意见，有时也拿到上级那里去请示裁决。不过上级在考虑几种可供选择的可能性时，如果一时下不了决心，就命令部下分头去搜集信息，提供材料，以便决定采取哪一种办法。采用这种方法，可以作出比较高明的决断，而且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大大摆脱被动处境，以免仓促行事，采纳了这一个，却扔掉了另一个。在把情况搞清楚并进行分析之前，日本人避免发表意见，袒护一方。最后的结论不来自争论、说服和慷慨激昂的强调，而是来自大家共同努力求得最好的结论。采用这种方法来决定问题，可以减少在组织内部发生丢脸和伤感情的事，避免产生隔阂，还是一团和气。日本人不搞独断专行，他们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尽量求同存异，寻找解决问题的最好途径。搜集信息就是为此服务的良方。

此外，在决定某一问题时，让团队不同层级人员广泛参与，可以增强团队成员的责任感。例如，一家公司决定开辟另一个市场，或者采取新的生产工艺时，职员们无需听取解释，就早已明白原因何在。至于一般市民，当然不如专家能参与问题的决定，但诸如修筑新的交通网或公共建筑时，他们大体上都知道为什么要作出这种决定，从而加深对市政的信任。对于国家的大政方针，市民已在事先得知根本道理，一听到政府作出了决定，就会表示赞成和遵从。日本人的忠心和爱国精神，并不是祖先一代代流传下来的，而是从整个集体的努力之中产生并焕发起来的。共同努力，搜集信息，争取最好的结果，这种方法是再好也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