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避讳的类型
1.按照避讳产生的不同原因，可以把避讳分为三种类型：俗讳、恶讳和敬讳
出于迷信或畏惧心理而讳用、讳言凶恶、不吉利字眼或其谐音的字，这是俗讳。如古代江淮商人讳言“折本”之“折（音shé）”字，就将猪舌之“舌” （折）改为和“折”字反义的“赚”字，把“猪舌”称为“猪赚”。古代吴人忌讳“离散”，就把“梨”称为“圆果”，把“伞”称为“竖笠”。至今民间还有这样的避讳：梨不能分来吃，也不能送病人；钟不能送给老人（“送钟”与“送终”谐音）；伞不能送给结婚的人（“伞”与“散”谐音）。江西景德镇出产的一种面包车的牌子叫“昌河”，在上海就没有人敢买，因为“昌河”在上海话里的发音是“闯祸”。在煤矿工作的人，不敢说“压、砸、卡”一类的音，在船上工作的不敢说“翻、断、掉”之类的音，在船上吃鱼也不能翻过来吃。有的地方正月十五前不能剃头，因为头发是旧年的，“旧”和“舅”谐音，剃头就意味杀旧（舅）。
出于对某人或某物的厌恶憎恨心理而讳言、讳用其名的字，这是恶讳。唐肃宗时，因憎恨安禄山，就改易了全国20多个带“安”字的郡县名：“安定郡”改为“保定郡”，“安化郡”改为“顺化郡”，“同安县”改为“桐城县”，等等。北宋南迁之后，因憎恨金人入侵，皇帝遇“金”字均写为“今”字。明人憎恶元人，于是讳“元”为“原”，将“元来”、“元籍”、“元任”、“元由”改为“原来”、“原籍”、“原任”、“原由”，沿用至今。
安禄山
由于封建礼制礼俗的规定、约束，或出于敬重、畏惧等原因，人们在书面语中或口头上不敢直呼君主、尊长的名字或其谐音的字，这是敬讳。如东汉光武帝名“秀”，时人便讳“秀”为“茂”，将“秀才”改为“茂才”。苏轼的祖父名“序”，苏轼为文作序时只得改用同音的“叙”字。五代时有个叫冯道的官员，让一位先生给他讲《道德经》，开篇“道可道，非常道”让这位先生十分为难，于是改“道”为“不敢说”，开篇被他讲为“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
我们把俗讳和恶讳合称为忌讳。鉴于传统避讳学多是因礼制、政治原因形成避讳（即敬讳）为研究对象，有必要将避讳区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类。广义的避讳包括忌讳和敬讳，狭义的避讳可概括如下：
2.按照所避名讳的用字情况，我们又可将避讳分为正讳、嫌名和偏讳
如果只避和君主或尊长之名相同之字，叫避正讳，如秦始皇的父亲庄襄王名楚，于是秦始皇把楚地之“楚”改为“荆”；汉文帝名刘恒，于是把“恒娥”改名“嫦娥”；晋简文帝郑后小字阿春，于是将用作书名的“春秋”改为“阳秋”。这些都是避正讳的例子。
名字的同音或近音之字也要回避，叫避嫌名。隋文帝的父亲名杨忠，隋人不仅要避“忠”字，同音的“中”字也要回避，遇“中”字须改为“内”字：“侍中”改为“侍内”，“中书”改为“内史”，“殿中侍御”改为“殿内侍御”。
对于二字之名，先秦时也只需避免二字连用，无须每字避讳。如孔子母亲名徵在，孔子只要“言徵不言在，言在不言徵”，均不为犯讳，即所谓“二名不偏讳”（《礼记·曲礼下》）。但到了唐代，二字之名也须避“偏讳”。唐太宗名李世民，唐代不仅“世民”不能连用，而且“世”、“民”单用时也要回避。如唐高宗将“民部尚书”改为“礼部尚书”；唐官修《隋书》、《南史》、《北史》等史书时将上述诸史中的“世”改为“代”，“民”改为“人”，都是避偏讳的例子。
3.按照避讳的不同对象，我们又可将避讳区分为国讳（庙讳）、官讳、家讳和圣讳
国讳是指举国臣民都必须遵循的避讳，即普天同避。本指皇帝及其宗族名字之讳，故又称君讳、公讳；后来扩大，讳及皇后及其父祖的名字、皇帝的字、前代年号、帝后谥号、皇帝陵名、皇帝生肖等。比如秦始皇名政（正），时人便讳“正”为“端”，将“正月”改为“端月”。汉代皇帝名刘邦、刘盈、刘恒、刘启、刘彻、刘弗陵、刘询、刘奭、刘欣，汉代典籍就将“邦”改为“国”、“盈”改为“满”、“恒”改为“常”、“启”改为“开”、“彻”改为“通”、“弗”改为“不”、“询”改为“谋”、“奭”改为“盛”、“欣”改为“喜”。宋仁宗名叫赵祯，蒸包子、蒸馒头的“蒸”字就得改为“炊”字，“蒸饼”也改为“炊饼”。
上行下效，名讳也自上而下，很多地方官吏也大兴避讳之风，即所谓的官讳。本书前言中所提“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就是典型的官讳例子。再如，五代唐平卢节度使霍氏名彦威，霍氏手下有一个叫郭彦夔的官员，为避上司的名讳，改名为“致雍”。官讳的范围比国讳小，仅限于地方官员管辖的区域，执行起来也没有国讳严格。
家讳又称私讳，是家族内部遵守的回避父祖之名的行为。古代家国同构，家讳其实是国讳的一种延伸，同国讳一样，也是封建等级、伦理观念的体现。
《世说新语·排调》篇中记载了这么一个有关家讳的故事：
晋文帝与二陈共车，过唤钟会同载，即驶车委去。比出，已远。既至，因嘲之曰：与人期行，何以迟迟？望卿遥遥不至。会答曰：矫然懿寔，何必同群？帝复问会：皋繇何如人？答曰：上不及尧、舜，下不逮周、孔，亦一时之懿士。
钟会的父亲是三国著名的书法家钟繇，“繇”与“遥”同音。司马昭为了嘲讽钟会，故意犯了其父讳。而钟会也不甘示弱，由于司马昭的父亲为司马懿，与他同车的陈骞、陈泰的父亲分叫陈矫、陈群，陈泰的祖父叫陈寔，“矫然懿寔，何必同群”，一句话就将他们家里人的名字全捎带上了。
唐代“鬼才”诗人李贺父名晋肃，李贺为避“晋”之嫌名“进”，终生不得考进士；纵使他满腹经纶，也无用武之地，终生不得志，27岁便郁郁寡欢而死。韩愈因此作《讳辩》为李贺辩解道：父亲叫晋肃，儿子就不能考进士；那如果父亲叫仁，儿子岂不是不能做人了吗？北宋大文学家苏轼因为讳祖父名“序”，向来不为别人之文作序，如果必须作这类文字，则改为“叙”，后觉不妥，又改为“引”。唐代“诗圣”杜甫，一生共写了近三千首诗，题材十分广泛，但因其母亲名海棠，尽管他寓居盛产海棠的四川多年，却从不以海棠为题材写诗；杜甫父亲的名字叫杜闲，为了避“闲”字的讳，杜甫写了一辈子的诗，却没在诗中用过“闲”字。《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其父亲名叫范泰，所以在《后汉书》里有个叫郭泰的，竟神不知鬼不觉地变为“郭太”了，叫郑泰的，也变为了“郑太”。
所谓圣讳，就是封建时代圣人、贤者的名讳。圣人之讳以避孔子之名居多，如宋大观四年，为避孔子讳，朝廷改瑕丘县为瑕县；甚至连孔子母亲之名徵在，也在避讳之列。除孔子外，圣人之讳还包括孟子、老子、黄帝、周公等。汉代以后皇帝之名有时也称圣讳。有时也避贤者的名讳，如宋人郑诚非常敬仰大诗人孟浩然，有一次他经过郢州浩然亭时，感慨地说：“对贤者怎么能够直呼其名呢？”于是把“浩然亭”改为“孟亭”。南朝文学家任昉曾游歙地，因此歙地有任昉寺、任防村。后来虞藩为歙地刺史，认为应避讳贤者名字，于是便将寺、村名分别改为任公寺、任公村。
圣讳并不像国讳、家讳那样严格、广泛，执行起来强制性也弱。如果说圣讳仅仅限于道德层面的规定，那么国讳、家讳已经上升到法律层面，即国家意志。在历朝的法律中，哪些需要避讳，犯了讳该如何处罚，都有相应的条文加以规定，如《唐律·职制篇》就规定：“诸府号、官称犯祖父名，而冒荣居之者，徒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