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联华公司的成立（1930—1931）

从1929年底《故都春梦》开拍到1931年，联华公司完成了从成立到初兴的历史过程。1930年，以《故都春梦》的开拍、上映为契机，罗明佑四处奔波游说，先后联合民新公司、大中华百合公司、上海影戏公司等多方，终在这年10月注册成立了联华影业制片与印刷有限公司。1931年，联华公司一边进一步完善公司的部门人员配置，一边开始启动酝酿已久的有声片计划。《桃花泣血记》《恋爱与义务》《一剪梅》等数部带有新派作风的影片建立了联华公司的影响力。然而，到1932年“一·二八”前夕，随着《银汉双星》的票房失败、联华歌舞班的解散——联华公司有声片计划的失败标志着它的第一个历史阶段结束。

在相同的时段里，国产有声片也从1930年不动声色的试制发展成1931年的全面竞争。当上海的影片公司开始拍有声片时，欧美的有声电影已经发展到片上发音的阶段了，过时的蜡盘录音在初试声片的中国影人看来也颇可一试。经过一年小规模的尝试，到了1931年，投资和摄制有声片很快成了一场公开的行业竞赛。随着天一、明星公司率先推出片上发音有声片，国产有声片告别了短暂的尝试阶段。

对于孙瑜来说，1929年底在民新公司获得执导《故都春梦》的机会无疑是他职业生涯的关键一步。1930年，孙瑜倾注全部热情和心血完成了《故都春梦》和《野草闲花》两片。此后1931年，经过近一年的休整，孙瑜脱离了联华一厂（原民新公司）进入二厂。这两年中积累的经验与影响力，为他从《野玫瑰》开始的创作高潮打下了基础。

一、初入民新

1929年春，完成了处女作《渔叉怪侠》的孙瑜离开长城公司，加入了黎民伟的民新公司。当时的民新在上海已经经营了三年多，出品过《玉洁冰清》（欧阳予倩编剧，卜万苍导演，1926）、《天涯歌女》（欧阳予倩编导，1927）、《西厢记》（侯曜编导，1927）、《月老离婚》（侯曜编导，1927）、《木兰从军》（侯曜编导，1928）等总共15部别具一格的长片，在上海电影界已经算是中上规模的公司。然而，在激烈的商业片竞争环境下，高投入、低回报的结果使民新公司难以为继，放缓了出片速度，进入了一段动荡转折期。1929年伊始，民新公司先是从杜美路（今东湖路）搬迁至霞飞路（今淮海中路）。随后，主力编导欧阳予倩与侯曜相继脱离公司，民新公司此前由这两人奠定的强调戏剧性，并具有浓厚传统文化韵味和批判意识的通俗剧影片风格就解体了。

正是在此背景下，孙瑜进入了民新。据他回忆说，他甫一入职，黎民伟就“希望我写一个古代侠客为主题的影片”。在这样的要求下，孙瑜完成了他的第二部影片《风流剑客》。《风流剑客》是民新公司迁址之后开拍的首片，也是孙瑜加入联华前的最后一片，于1929年的4月末开拍，在上海、杭州两地取景，7月中旬完成。

此前，民新曾是六合影片营业公司的一员，不过，当这家饱受影史诟病的公司于1929年6月20日解散之后，民新公司新片的上映就失去了保障。六合影片营业公司虽有联合垄断放映渠道，有失公平竞争的副作用，但在当时的特殊历史阶段，加入六合的公司无论出品好坏、估价高低，总算有一个较为稳定的发行渠道。因而《风流剑客》完成后，民新公司只得自行联系片商，召集了本埠、外埠众多片商来公司看片，结果却没有一家愿意出钱租片。

1929年的上海影坛，最大的赢家无疑是张石川的明星公司。明星的《火烧红莲寺》在这一年从第三集拍到了第九集，引领了武侠神怪片的风潮。主映国片的中央影戏院、新中央大戏院在六合公司解体之后，几乎成为明星公司的专属影院。显然，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中，初出茅庐的孙瑜还不可能获得主要片商的关注。片子卖不出去，意味着民新公司的投资无法收回，此后的三个多月里，整个公司便陷入停顿状态。

就在民新公司陷于低谷的同时，日后将成为联华公司重要一臂的大中华百合公司也正处于困境中。大中华百合在勉力维持运转的同时，也在想办法结束经营。据公司经理陆洁的日记记载，1929年1月，大中华百合公司的实际掌权人吴性栽已在同明星公司接触，有与之合并的打算。这时的大中华百合公司已不能正常经营，而是将公司的设备材料承租给了公司的导演朱瘦菊和王元龙两人，再将演职人员分成“华合”和“联艺”两组，由此二人领导分头拍片。公司收取设备与影棚的租金，两组的出品仍冠以公司的名义，但出品的版权归两组导演个人所有，影片上映后再依据约定的比例对票房收入进行分账。以这种方式，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大中华百合公司新片消息不断，这是包租制求快速出片的结果，但出品的质量也完全失去了保障。

1929年10月，为了放映所代理的各家公司的影片，大中华百合租下了位于闸北老靶子路福生路（今武进路罗浮路）上的百星大戏院（三轮），并登报宣称，“本公司与影戏公司及民新影片公司，在最新出品中，共选出最优美之巨片十部，于月之十三日起，在老靶子路福生路百星大戏院继续开映”。由此，直到10月下旬，完工已有三个多月的《风流剑客》才获得了上映的机会。1929年10月26日，《风流剑客》上映于百星大戏院，仅三天九场便结束，且再无次轮上映。陆洁在日记中回忆道，“百星营业惨败，连换两片无起色，希望空虚，而又无法中途结束”，“下午到百星观营业，小猫三只四只”。如此情景，可以想见，孙瑜电影生涯的第二片、民新影片公司当年的唯一出品堪称惨败。

二、《故都春梦》的开拍与上映

到1929年末，困顿中的民新公司终于遇到转机。罗明佑带着他的“国片复兴”计划与《故都春梦》的剧本来到了上海，寻求与黎民伟合作。

从1919年建立真光电影院到1927年成立华北电影公司，罗明佑的影院事业蒸蒸日上。可是由于国产电影片源稀少，这些电影院虽由中国人开办，上映的却都是外国影片。在与外国片商打交道的过程中，不论是分账，还是买断，罗明佑占不到多少便宜。到1929年，上海的本土制片业掀起了商业片大潮，在发行运作上也渐趋成熟稳健。加之国内政局趋向稳定，全国各地间的贸易趋于通畅，此前多面向南洋寻觅市场的上海电影商人开始把目光投向北方，而这时“华北电影大王”罗明佑来到上海，无论是联系发行还是合作拍片，总是大有商机。

虽有朋自远方来，然而这时的黎民伟却高兴不起来。一是因为《风流剑客》几乎血本无归，二是因为这时的民新还与天一公司闹着“双包案”。黎民伟为此“赔蚀甚钜”。这两件事使黎民伟对影业有些灰心，对罗明佑的计划反应冷淡。好在妻子林楚楚对合作态度积极，“赞成计划，说服了丈夫”。这才有了之后民新组织摄影队赴北平拍《故都春梦》与《野草闲花》外景的下文。

与此同时，罗明佑也接触了大中华百合公司。据陆洁日记记载，“罗明佑招宴梅园，他言在计划办影片公司，邀请帮忙合作”。这时的大中华百合也基本走到了尽头，公司股东开始清理债务，走完结束的最后一些步骤。对大中华百合来说，罗明佑的到来也多少提供了一条可以考虑的方案。只是罗明佑在上海毫无根基，于制片业也尚无实际经验，有心继续经营的吴性栽和陆洁便暂持观望态度。

1929年12月底，民新公司由黎民伟和孙瑜领导的外景队共14人赶赴北平，拍摄《故都春梦》和《野草闲花》二片的外景。黎民伟在日记中写道，“这次北上，乃与‘华北电影公司’罗明佑君合作拍《故都春梦》，股份明佑占三分之二，民伟占三分之一”。可见，正是《故都春梦》的开拍盘活了濒临停业的民新公司，也打开了孙瑜职业生涯的新局面。据当时的报道称，“一月三号开始摄戏，适北平天寒风厉，诸职演员皆冻得面青皮烈，卒能忍寒工作，足征众人肯为抱奋斗无畏精神，连日摄取故宫北海天坛万寿山海甸诸景，内中有平日不能见到之古物古迹”，“后又在平候雪一月，卒将朔地风雪寒冰之壮观，一一收入镜头，成绩极为美满”。1930年2月中旬，经过前后总共两个月的拍摄，民新公司的外景队返回上海，继续拍摄两片的内景。

1930年4月，连月来两片同拍的孙瑜因过度劳累，患急性肠胃溃疡突然昏倒在片场，出片在即的《故都春梦》不得不停下来。从1930年初开拍，到6月初拍完，《故都春梦》总共耗时半年之久，在当时的业内人士看来，这肯定是一部赔钱的片子。

当时，武侠神怪片依然是国片市场的主流。大公司如明星的《火烧红莲寺》已经拍到第十二集，天一的《乾隆游江南》拍到了第五集，中小公司如友联的《荒江女侠》也拍到了第四集，暨南的《江湖二十四侠》、月明的《关东大侠》也在加速出品中。这些续集电影凭借已为观众熟悉的类型样式和成熟的发行运作在很大程度上占据了为数不多的国片影院。在这种情况下，《故都春梦》想要挤进这种格局十分稳固的上海电影市场，并一炮打响、一鸣惊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除了常规的宣传办法，如在报纸杂志上刊登《故都春梦》的新闻、花絮、片场报道、图片以外，罗明佑还动用自己手中的资源为《故都春梦》的成功推出做了诸多努力。

其一是同黄漪磋主办的《影戏杂志》合作。在《故都春梦》公映于上海之前，《影戏杂志》刊登了大量有关该影片和国片复兴的宣传造势文章。一时间“国片复兴”“故都春梦”“联华公司”都成了热门话题。

其二是精心策划的宣传发行策略。要一炮打响，《故都春梦》无论如何也不能在影院里草草上映几天就撤下，而当时上海的首轮国片影院只有中央影戏公司旗下的几家影院，且有着相当成熟的分轮上映制度。这种制度以最大化影院的利润为追求，一部票房不佳的影片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被撤下降至次轮影院。一部影片到了这里，就面临难以捉摸的市场考验了。寄托了罗明佑创业大志的《故都春梦》显然不能如此被动地交予放映商摆布。为此，在6月《故都春梦》完成后，罗明佑选择了先在香港、广州、北平和南京等地上映，然后在上海的报刊上宣传造势。1930年7月3日，民新公司在《申报》上发消息称，“本公司最伟大出品故都春梦一片，自摄制完竣后，即送往香港广州两地各大戏院开映，慕名往观者，备极拥挤。虽连映一星期之久，卖座仍不稍衰，要求复映者，络绎不绝，每日收入之成绩，为香港从来所无，而评影者多赞此片为国产影片复兴中之最佳者”。在正式公映上海之前，《故都春梦》的海报上印着南京国民大戏院发来的贺电：“贵公司出版之伟片故都春梦，敝院于廿四日起映，每日日夜三场俱满座，每场额满见遗者逾千余人。今日第四日，头二场于未开映前半小时即告满座，盛况有加无以预料，晚场亦必满座。开映时全场赞美声及掌声不绝，其成绩实打破敝院以前一切记录，不愧为复兴国片之革命军。”除去言辞中的夸大成分，广州、香港、北平、南京四地放映，应当说《故都春梦》面向全国的发行上映规模，已称得上前所未有。在上海公映之前，为了凸显高人一等的派头，罗明佑还选择了新开幕的南京大戏院作为《故都春梦》的试映点，并邀请小报记者、社会名流和片商以助声势。

其三是开拓新的上映渠道。上文已经提及，1930年，国产影片上映的主要渠道是中央影戏公司所有的数家影院。彼时活跃着的大小影片公司如明星、天一、友联、上海影戏、锡藩、华剧、昌明、月明、复旦等出品的新片无不在中央大戏院首映，而映期却仅有短短的三天，三天之后就降入次轮的新中央、恩派亚、卡德、万国等小戏院。在这种上映制度下，一部单集影片很难形成轰动性效果。因此，要想获得足够长的上映时间，《故都春梦》就必须另辟渠道上映。为此，罗明佑同北京大戏院达成了协议，将这家位于北京路贵州路西南转角的二轮外片影院作为联华公司的首轮影院。8月30日，重修一新的北京大戏院再次开幕并首映《故都春梦》，连续上映了7天。

首轮过后，《故都春梦》继续在百星大戏院上映7天，而后转入东南大戏院再映7天，随后再转入光华、东海等戏院上映。前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此片着实动摇了上海的观众和片商对国产影片的固有印象，也为很大程度上走向不合理的上海电影市场注入了新的因素，具体上映情况见表1-1。

三、联华公司的成立及其不利因素

《故都春梦》在全国多地的成功上映与良好反响无疑增加了罗明佑与上海各家公司谈合作的筹码。1930年8月，陆洁日记记载了他与罗明佑的几次接触。8月5日，“连日偕邦与罗明佑谈合作办法，下午德孚访式方，询其对此意见”。8月11日，“罗提议合作未成议前剧本不妨先行准备，下午偕邦藩碧梧往访谈剧本”。8月26日，“夜宴罗明佑于性家”。8月29日，“罗拉大中华民新等合作之新公司定名联华，近日已在对外分发认股书”。

可见，经过一系列的往来协商，8月底前后，罗明佑与日后联华公司最重要的一方大中华百合公司达成了合作意向，联华公司的组建终于完成了决定性的一步。10月25日，联华影业制片与印刷有限公司正式注册成立。据罗明佑在《为联华组织报告同人书（第二次报告书）》中详细介绍：新成立的联华公司将分两期建成，第一期将先设三处制片场，民新公司为第一制片场，大中华百合公司为第二制片场，黎民伟的兄弟黎北海位于香港名园的摄影场为第三制片场。各场资产折价入股，分别为一场四万元，二场十万元，三场两万元，到公司注册成立时，罗已募集股金二十五万元。此外再加上罗明佑在京津地区所拥有的三家影院，即为联华公司成立之初的大体规模。

尽管宣言式的文章里描述的前景喜人，事实却可能远非如此，诸多可预料、不可预料的不利因素伴随着联华公司的成立并最终决定它的走向。

第一个不利因素便是公司各部地理位置相距甚远。罗明佑的影院产业聚集在京津地区，而联华公司的主要制片厂在上海，虽然有成立之初的香港三厂（1931年春—1932年底）、后来的北平五厂（1931年8月—1932年7月）、不了了之的四川七厂（1933年6月传出设立消息，1934年曾出品一片，之后未见有影片推出），但这些短暂存在的分厂都未能形成连续稳定的投拍能力，影响很小。此外，最让人难以理解的还是罗明佑将公司总部设在香港的决定。虽然罗自己解释说，“本公司所以先在香港注册者，因创办人及投资者多港商，且香港股票日有市价，易于买卖按揭，盖为便利股东计也”，然而从非亲即故的董事名单看来，这显然是他出于确保自己对整个公司掌控权的考虑。平、沪、港三地分立，不仅降低了公司内部沟通的效率，削弱了罗明佑想要的掌控力，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他所拥有的影院资源并未发挥最大的作用。这些不稳定因素随着联华公司的运行发展，逐渐推动着整个公司的重心向上海倾斜。

第二个不利因素在于联华公司的建设与扩大太过依赖招股集资。与明星、天一这些通过一部一部出品逐渐做大的公司不同，在罗明佑的构想中，联华应当一出生就是巨无霸，一上场就傲视群雄，这样的定位虽显出罗不同于一般制片商的雄心，却也使他少了些勤勤恳恳、脚踏实地的创业精神。自视高贵的罗明佑更依赖通过自己的名望与已经取得的成就作为号召来赢得社会的投资。而实际上，除了参与合作的电影公司之外，真正愿意掏出真金白银入股的人很少。联华公司注册成立后的第一次招股，便是在罗根基深厚的省港地区，结果却很不理想。据陆洁日记记载，“此次大队人马由沪开省港，原想为招股作宣传，结果则投资者无多，未能如罗所愿”。此后，罗明佑还曾于1932年、1933年、1934年数次招股集资，成绩有限，远不够帮助公司摆脱困境。总的来说，罗明佑虽然身为联华公司的最高领导，但在公司运作最关键的资金来源上，他的贡献却不够高。

第三个不利因素在于公司与分厂之间的经济关系不规范。当整个公司的制片活动开始之后，对流动资金的需求便陡然增大。虽然有前期预算，但仍常有局部短时的资金短缺，这时候往往都是制片厂自掏腰包先行垫款。例如二厂的《恒娘》一片，便是在公司注册成立之前以联华名义开拍的，开拍之后很快面临资金短缺。陆洁就在日记中写道，“二十七日致香港明佑信，摄制中之恒娘移作联华片前后我方用款已多，请先汇下一万元，我方不能再垫”。可见，从一开始，罗明佑所代表的联华公司同大中华百合公司的合作就有些不规范。

1930年底，就在罗明佑召集公司各方聚集香港，预备宣传招股并成立董事会的同时，上海的摄影场却不断地发来催款急电，结果拖延了两个月的招股，成绩终不理想，这使得罗很快就捉襟见肘，陷入被动。而为了不至于停工，摄影场只得想法儿先行凑钱垫款。联华的首届董事会成立后，陆洁就曾抱怨道，“罗之组织联华，凡场址机件设备，全为大中华民新旧物，此外则大中华原址已在为联华拍片，费用全由大中华筹措垫付，屡索屡推延”。可以说，这种总公司同摄影场之间不规范的经济关系是联华数年历史中不曾革除的病根，从一开始就预示了整个公司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