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社区是社会的缩影，也是基层社会服务管理的基础。城市社区作为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以及居民生活的共同体，在国家大政方针的落实、社会稳定秩序的维护以及城市文明的发展中，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社区的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则直接影响着基层社会的稳定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目标的实现程度。

城市社区治理与经济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社会转型联系密切，在经济、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特征和表现形式。对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观察，从纵向时间维度，需要追溯改革开放40年以来社区的缘起和成长的真实历程，需要将其置于长时段的“创生和发展”的独特进程中来考察；把握城市社区的组织结构、阶段性特征、内生动力和变革逻辑等关键性要素，更深入地洞悉当下社区治理改革与创新的本质，探索社区治理的现代化方向。

改革开放40年来，城市社区治理的实践探索成就斐然，变化巨大。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1949年在城市建立的以“单位制”为主、“街居制”为辅的一整套社会管理体制逐渐解体和失效。在寻求适应于经济建设的社会管理变革中，包括城市社会结构在内的国家各个层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以“社区制”为主体的新的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制逐步建立起来。在城市社区治理的变迁过程中，社区发展的理念和机制不断创新，社区服务内容不断丰富，社区功能不断完善和强大。在世纪之交的“社区建设”和新世纪的“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实践过程中，越来越广阔的社会空间和越来越强大的活力被释放出来。

对于欧美发达国家而言，在前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时期，社会就经历了长时的发育阶段，日臻成熟和完善。相比较而言，当代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市场化和国际化交织前进，现代化的总体进程中各种潜在和显性的社会矛盾和压力无处不在，社会治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更加迫切。中国和西方国家不同的治理传统背景，决定了各自基层社会体制的差异。

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角度看，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社区治理的出发点和所依据的现实逻辑不同。其中，国家的角色和作用最为根本。现代化的启动，意味着历史上传统国家与社会之间相对分离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城市社会的发展，本身就是国家权力驱动和资源注入的结果；国家始终扮演着主导者的角色，不论是“全能主义模式”还是“选择性治理”，都是国家在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中权力运作的反映。

从城市社区发展的历程来看，国家是城市发展速度和效益的重要保障，甚至在某些阶段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与此同时，当作为生活共同体意义上的城市社会和社区的发展内生了自主发展力量和逻辑时，国家成为作用和影响这些社会主体和要素的重要外部变量，并同样要承认、尊重和依循城市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来调整和改变与之对应的关系。

在社会的快速转型中，面临着观念更新、社区工作行政化、社区治理居民参与度有待提高等诸多挑战。特别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迫近、深化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变任务更加艰巨的重要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权力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不断调整、思想观念剧烈变化、居民权利意识和意愿诉求更加复杂的情况下，迫切需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提升社会治理水平。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这是在国内经济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和社会治理面临的新问题与新形势下，对我国社区发展所提出的更高要求，即通过体制引领和机制创新，强化政社合作，扩大居民参与，提升社区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社区治理的阶段性划分，体现了不同时期城市社会治理的重点转移、方式转换和体制转型过程中的差异性特征。当然，社区治理不同阶段蕴含的思路、体制、模式、机制等，既具有继承性和延续性，也具有替代性和创新性。对城市社区治理40年进行历时性考察与分析，发掘不同阶段之间复杂的继替性关联，明晰以治理现代化为主线的城市社区治理变迁的历史基础、实然路径及其价值，能为理解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国家追求现代化宏大事业提供一项重要的基础性视角和经验参照，从而深化洞察当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

基于此，本书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立足于我国城市社会治理的实际，紧密结合“十三五”时期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以国家与社会关系为理论横轴，以中国社区改革开放以来40年的建设和发展为历时纵轴，通过梳理中国城市社区发展的基本脉络，深入考察不同发展阶段城市社区的组织体系、权力结构、治理思路和政策举措，发掘各地社区治理的典型特征和实践经验，总结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实践道路及其成效，探索新时代我国城市社区现代化治理的推进思路和具体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