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译者第一版序

他们（波斯曼的学生）都知道，自己是麦克卢汉的孩子。当然我也认为自己是他的后代，不是很听话的一个孩子，可是这个孩子明白自己从何而来，也明白他的父亲要他做什么。

——尼尔·波斯曼

这篇序文准备回答6个问题：（1）什么是媒介环境学？（2）麦克卢汉和波斯曼主张技术决定论吗？（3）什么是技术垄断？（4）技术垄断为何在美国兴起？（5）什么是波斯曼的警世危言？（6）今天怎么读《技术垄断》？

一、什么是媒介环境学

《技术垄断》是媒介环境学的经典之作，是波斯曼媒介批评的三部曲之一，其余两部是《童年的消逝》和《娱乐至死》，中译本已在两年前问世。《技术垄断》出版之后，这个三部曲完成了中国之旅，我们研究波斯曼和媒介环境学就有更加坚实的基础了。

波斯曼是媒介环境学第二代的精神领袖。media ecology这个术语的首创者是麦克卢汉，但正式使用者是尼尔·波斯曼。1970年，他根据麦克卢汉的建议在纽约大学创办了media ecology的专业和博士点。

起初，大陆学者和旅美学者包括我本人都把media ecology直译为“媒介生态学”，引起了一些混乱。因为以麦克卢汉等人为代表的传播学和国内学者创建的“媒介生态学”不是一回事。北美这个学派关心的是技术、媒介对文化的影响，国内学者关心的是媒介尤其是媒体的经营和管理，属于传播政治经济学派。

粗线条地说，传播学可以分为三大学派：经验学派、批判学派和媒介环境学派。经验学派注重实证研究，长期雄踞北美的传播学界。批判学派的代表有德国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和传播政治经济学派，以新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左翼学者为骨干。媒介环境学发轫于20世纪初的相对论思想，经过三代学人的开拓，已然进入传播学的主流圈子。

波斯曼本人给媒介环境学下过这样的定义：“媒介环境学研究人的交往、人交往的信息及信息系统。具体地说，媒介环境学研究传播媒介如何影响人的感知、感情、认识和价值，研究我们和媒介的互动如何促进或阻碍我们生存的机会。其中包含的生态一词指的是环境研究——研究环境的结构、内容以及环境对人的影响。毕竟，环境是一个复杂的信息系统，环境调节我们的感觉和行为。环境给我们耳闻目睹的东西提供结构，所以，环境就构成我们耳闻目睹的事物的结构。”

如果兼顾生物学意义上的世代和学术思想传承的时代，我们可以说，媒介环境学每20年为一代，已经走完了三代人的生命历程。20世纪50年代以前成名的格迪斯、芒福德、沃尔夫、朗格等人是先驱，50年代成名的埃里克·哈弗洛克、哈罗德·伊尼斯和马歇尔·麦克卢汉是第一代，尼尔·波斯曼、罗伯特·洛根、沃尔特·翁、詹姆斯·凯利等人是第二代，保罗·莱文森、约书亚·梅罗维茨、兰斯·斯特雷特、林文刚、埃里克·麦克卢汉、德里克·德克霍夫等是非常活跃的第三代。

二、麦克卢汉和波斯曼主张技术决定论吗

世人对麦克卢汉最大的误解莫过于所谓“技术（媒介）决定论”，就在媒介环境学者内部，也有人不能够理直气壮地否定这一顶帽子。他的私淑弟子保罗·莱文森即为一例。莱文森对麦克卢汉的认识和评价有一个发展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1979年，他在《人类历程回顾：媒介进化理论》这篇博士论文里断言，麦克卢汉主张“技术决定论”，立即遭到麦克卢汉的反驳。1997年，他在《软利器：自然历史与信息革命之未来》里判断，麦克卢汉主张“硬”决定论，他本人则主张“软”决定论。到了1999年的《数字麦克卢汉》，他大幅度调整了对麦克卢汉的评价，他的结论是：麦克卢汉的思想未必是媒介决定论。他说：“如今，用事后诸葛亮的眼光来看问题——在后视镜里回顾他，回顾我最初对他的研究——我可以清楚地看见，用‘媒介决定论’来描述他未必是妥当的。”他又说：“在这个领域，我和麦克卢汉已经有两点不同。然而殊途而同归，我们的结论都是一个开放的、不可预测的、不可规定的未来。”

和大多数学者一样，笔者对媒介环境学和“技术决定论”，也有一个认识过程。我也长期把伊尼斯和麦克卢汉视为“技术决定论者”，直到最近几年。

2003年，在《“天书”能读：麦克卢汉的当代诠释》（载《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一文里，我写下了这样一段话：“麦克卢汉绝对不是鼓吹技术决定论的人，他是要我们回归身心一体、主客一体的理想境界。麦克卢汉不仅是当代人的朋友，而且是子孙后代的朋友。他是一个面向未来的人、预言希望的人。”

人们之所以误解麦克卢汉，那是因为他们没有认真研究他的天鹅绝唱《媒介定律：新科学》。在与他儿子合著的这本书里，麦克卢汉试图一劳永逸地建立有关媒介演化规律的理论，他提出媒介演化的4条定律：提升、过时、再现和逆转。他认为每一种媒介都有这4种功能，都在不断转化之中。这是彻底的辩证法思想，堪与马克思主义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媲美，也绝不比黑格尔“正”“反”“合”的定律逊色。如此博大精深的辩证法思想怎么能够被贬低为“媒介决定论”呢？

马克思强调经济地位和经济关系决定人的社会存在，并以此判断历史的走向，有人因此而给他扣上一顶“经济决定论”的帽子，这是不对的。同理，麦克卢汉强调技术（媒介）对社会、文化和心理的影响，我们据此硬说他主张“技术（媒介）决定论”，也是不妥当的。

迄今为止，没有一位学者公开批评过波斯曼主张“技术决定论”，也没有一位学者旗帜鲜明地肯定他不是“技术决定论者”，然而，不少学者暗暗把媒介环境学派的大多数学者都想象为“技术决定论者”。

技术是双刃剑、浮士德的交易，利弊皆有，毁誉参半，既是普罗米修斯盗取的火种，也是潘多拉打开的盒子，既给我们馈赠，又让我们付出沉重的代价。每一种技术都既是包袱又是恩赐，不是非此即彼的结果，而是利弊同在的产物。这似乎是尽人皆知的普世真理，其实不然。人们对技术影响力的评估之所以有差别，那是因为有人倾向乐观，有人倾向悲观，但他们仅仅是对技术利弊的强调有所侧重而已。一般地说，不同的意见并非南辕北辙、各执一端、水火不容，绝对的乐观主义和绝对的悲观主义都不存在，人们对技术的乐观、悲观态度，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有人说，技术与文化的关系上，麦克卢汉倾向于乐观主义，波斯曼倾向于悲观主义，这未必是妥当的。

波斯曼是一个印刷文化人，他坚守印刷文化，警惕电子文化对文化素养的侵蚀。令人称奇的是，他终生只用钢笔或铅笔写字，从来不用打字机和计算机；他从来不做即兴讲演，也不用提纲对付讲话，他坚持用手写的方式书写一切讲稿、论文和书稿，而且写完全文，不用提纲。与此同时，他又是讲故事的一流高手，课堂教学令人倾倒，所以我们说，他又是口头文化人。

他高扬人文主义的旗帜，旗帜鲜明地主张现实关怀、人文关怀和道德关怀，与麦克卢汉自称的道德中立分道扬镳，而且揭示了麦克卢汉言论背后深刻的道德关怀和宗教情怀。在这一点上，他不是麦克卢汉“听话的孩子”，所以他说：“麦克卢汉本人的著作里就有强烈的道德判断倾向。”

1982年，波斯曼在《童年的消逝》里抨击电视文化，捍卫印刷文化，叹息电视文化抹杀成人和儿童的界限。于是人们说，他是悲观主义者。

1985年，他在《娱乐至死》里控诉电视对读写能力的戕害，映射电视掏空了人的头脑和心灵。人们似乎更有理由说，他是悲观主义者。

1992年，他在《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里高呼“狼来了”，揭示唯科学主义和信息失控的现实危险，指控技术垄断对美国文化和人类文化的危害。你能说他主张“技术决定论”吗？

他用这个媒介批评三部曲给我们敲响警钟，那是因为他悲天悯人、忧心忡忡，害怕失去丰饶的文化遗产。

波斯曼和自己的同事甚至学生论战，他不仅反对“技术决定论”和“悲观主义”的帽子，而且反对把社会研究说成是社会“科学”，反对把统计学等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硬塞进智商测量、民意测验等社会研究领域，反对把人文科学和社会研究变成所谓社会“科学”。他痛恨失去道德关怀的人文社科研究。

1998年，波斯曼在媒介环境学会的成立大会上做主题报告，题为“媒介环境学的人文关怀”。这既是媒介环境学的宣言书，又是他个人的自白书。他借此机会简明扼要地阐述了媒介环境学的由来和宗旨，旗帜鲜明地张扬媒介环境学的现实关怀、人文关怀和道德关怀，严厉批评缺乏道德关怀的倾向。

在这里，波斯曼提出4条人文主义原则，用以指导媒介研究和传播研究：（1）媒介在多大程度上对理性思维的发展做出了贡献？（2）媒介在多大程度上对民主进程的发展做出了贡献？（3）新媒介在多大程度上使人能够获取更多有意义的信息？（4）新媒介在多大程度上提高或有损我们的道德感、我们向善的能力？

既然他以如此严厉的态度考问技术和媒介，你能够说他是技术决定论者吗？

他在《技术垄断》的压轴戏里宣告：“人类进步的故事是一个乐观主义的故事，并非没有苦难，但占主导地位的是令人震惊的一次又一次的胜利。”（第188页）你还能够说他是悲观主义者吗？

在上述讲话的结尾，波斯曼直截了当地批评与会同事和弟子中忽视道德关怀的倾向：“依我的理解，媒介环境学的全部重要命题是，它要推进我们的洞见；我们何以为人，我们在人生路途中的道德关怀上做得怎么样——在这些问题上，媒介应该有助于推进我们的洞察力。你们之中有些人可能自信是媒介环境学者，但不同意我这一番话。如果真是这样，你们就错了。”这是他对年青一代学者的善意警告和谆谆嘱托！

波斯曼是印刷文化人的典范，他对电子技术的负面影响忧心忡忡。他主张媒介环境的完美平衡：语言环境、感知环境、媒介环境、多重媒介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平衡。在道德关怀上，他的立场和言论都比麦克卢汉更加旗帜鲜明。一句话，波斯曼绝对不提倡“技术决定论”。

三、什么是技术垄断

波斯曼戏称自己是“麦克卢汉的孩子”，却又“不是很听话的一个孩子”。他接受麦克卢汉的建议，在纽约大学创建“媒介环境学”学科和博士点，把麦克卢汉的思想发扬光大，所以他是“麦克卢汉的孩子”。他抨击“技术垄断”，成为呼号呐喊的旗手，与盲目“乐观派”划清界限，这是他“不听话”的主要表现之一。

他继承了卢梭、梭罗、阿道司·赫胥黎、乔治·奥威尔、罗马俱乐部悲天悯人、警钟长鸣的传统，仿佛在说：“人们，你们要警惕啊！”他批评丹尼尔·贝尔、阿尔文·托夫勒、约翰·奈斯比特、保罗·莱文森那种过分乐观的调子，所以他在上述讲演中旗帜鲜明地说“你们错了”。

他阐明技术垄断的危害，认为技术垄断是对传统尤其是对印刷文化和文化素养的侵蚀。那么，什么是技术垄断呢？他对技术垄断做了简明的界定，追溯其渊源，警惕其走向。以下是他对技术垄断多角度的描述：“任何技术都能够代替我们思考问题，这就是技术垄断论的基本原理之一……所谓技术垄断论就是一切形式的文化生活都臣服于技艺和技术的统治。”（第52页）“技术垄断是文化的‘艾滋病’（AIDS），我借用这个词来表达‘抗信息缺损综合征’（Anti-Information Deficiency Syndrome）。”（第63页）

和伊尼斯、麦克卢汉一样，波斯曼用技术和媒介的演化来划分人类历史。他认为，人类文化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工具使用文化、技术统治文化和技术垄断文化三个阶段。人类文化大致也分为相应的三种类型：工具使用文化类型、技术统治文化类型和技术垄断文化类型。

他追溯技术和人类文化敌友关系的消长。他认为，技术和人的关系是亦敌亦友的关系，但他死死地盯着技术的阴暗面，警惕技术对人造成的危害。

他描绘了这种敌友关系的大致走势。在工具使用文化阶段，技术服务、从属于社会和文化，技术不对人构成危害。然而，随着技术的发展，技术的潜在危害有加大的趋势。到了技术统治阶段，技术开始向文化发起攻击，并试图取而代之，只是尚不足以撼动文化而已。遗憾的是，进入技术垄断阶段，技术的突飞猛进、一日千里，使信息的暴涨失去控制、泛滥成灾，产生了大量的信息垃圾，使人难以辨别孰优孰劣、孰好孰坏，甚至使人无所适从，使传统世界观消失得无影无形，“技术垄断就是极权主义的技术统治”（第130页）。

技术、媒介和传播有偏向，这样的偏向造成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知识垄断。在这个问题上，他继承并发扬了伊尼斯和麦克卢汉的思想。波斯曼所说的媒介“意识形态偏向”就是对伊尼斯“传播的偏向”、麦克卢汉“媒介即信息”的继承和发展。他说：“每一种工具里都嵌入了意识形态偏向，也就是它用一种方式而不是用另一种方式构建世界的倾向，或者说它给一种事物赋予更高价值的倾向；也就是放大一种感官、技能或能力使之超过其他感官、技能或能力的倾向……这就是麦克卢汉警语‘媒介即信息’的意思……在手握榔头者的眼里，一切都仿佛是钉子……在手握铅笔者的眼里，一切都像是写下的清单；在拍照人的眼里，一切都像是图像；对使用计算机的人来说，一切都像是数据；对手握成绩单的人来说，一切都像是数字。”（第13~14页）

波斯曼对技术和文化做了这样的断代：工具使用文化从远古到17世纪，技术统治文化滥觞于18世纪末瓦特蒸汽机的发明（1765）和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发表（1776），技术垄断文化滥觞于20世纪初。

在工具使用文化阶段，人和技术的关系大体上是友好的关系。他认为，此时工具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方面比较好地服务于人的需要。（参见第23页）

到了技术统治文化时期，技术和人的关系开始逆转，但并未完全颠倒过来。“在技术统治文化里，工具在思想世界里扮演着核心的角色。一切都必须给工具的发展让路，只是程度或大或小而已。社会世界和符号象征世界都服从工具发展的需要。工具没有整合到文化里面去，因为它们向文化发起攻击。它们试图成为文化，以便取而代之。于是，传统、社会礼俗、神话、政治、仪式和宗教就不得不为生存而斗争。”（第28页）

技术统治文化肇始于中世纪的三大发明：时钟、印刷机、望远镜。机械时钟产生了新的时间观念；印刷机使用活字，攻击口头传统的认识论；望远镜攻击犹太－基督教神学的根本命题。

技术统治文化成熟于现代科学和现代产业。他认为培根是技术统治时代第一人：“弗朗西斯·培根生于1561年，他是技术统治时代第一人……他把科学从九霄云外拉下来放到地上……培根就成为新思想大厦的主要设计师。在这幢大厦里，听天由命的态度被抛到窗外，上帝被送进一间特制的房间。这幢大厦的名字叫进步和力量。”（第35~36页）

他征引培根和马克思的话作为技术统治文化的佐证。

培根在《新科学》里讴歌三大发明：“……印刷术、火药和磁针，它们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事态。印刷术改变了文学，火药改变了战争，磁针改变了航海。由此而产生了无数的变化；在此，没有一个帝国、一个教派、一颗明星对人类事务施加的力量和影响，堪与这些变化一比高低。”（第36~37页）

马克思也肯定技术发明的火车头作用。他在《哲学的贫困》里说：“手工织布机给你的社会是封建领主的社会；蒸汽机给你的社会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第21页）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里他又说：“炸药和炮弹发明之后，阿喀琉斯这样的英雄还可能诞生吗？在印刷机存在的情况下，《伊利亚特》还可能出现吗？印刷机出现以后，说唱和歌舞随即停止，缪斯女神止步不前，史诗出现的条件随即消失，难道这不是必然的结果吗？”（第21~22页）

在技术统治时期，文化并没有向技术投降。“技术统治文化并没有完全摧毁社会的传统和符号世界的传统。它仅仅是把社会传统和符号世界置于从属地位，甚至使之受到羞辱，但它不可能使这些传统失去效力。”（第45页）“技术统治文化……没有摧毁工具使用文化的世界观。”（第47页）

然而，到了技术垄断时期，技术与人的关系几乎就完全颠倒过来了。

技术垄断的思想肇始于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和巴黎高等技术学院的一群科学家。“他（孔德）创建了实证主义和社会学，努力构建关于社会的科学。他主张，凡是不能看见和计量的东西都是非真实的，无疑，这个主张为后世把人当作客体的观念奠定了基础。”（第52页）

技术垄断兴起的标志有三个：（1）汽车大王福特发明装配线，这使人沦为机器的奴隶；（2）1923年夏天美国南方的“猴子审判”，这是上帝造人的失败，生物进化论的胜利；（3）1911年泰勒《科学管理原理》问世，许多人相信科学管理、实证研究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一切问题都必须依靠实证研究；科学至上主义如日中天，社会研究沦为自然科学的附庸。

他认为，唯科学主义有三个互相联系的观念，是技术垄断论的基石：“我所谓唯科学主义是三个互相联系的观念……第一个不可或缺的观念是，自然科学方法可以用来研究人类行为……第二个观念是，社会科学生成的原理可以用来在合情合理的基础上组织社会。第三个观念是，科学可以用作一个全面的信仰系统，赋予生命意义，使人安宁，使人获得道德上的满足，甚至使人产生不朽的感觉。”（第147页）

技术垄断的现实威胁是：信息的失控、泛滥、委琐化和泡沫化使世界难以把握。人可能沦为信息的奴隶，可能会被无序信息的汪洋大海淹死。

电视时代和计算机时代产生了新的知识垄断，电视人和IT人正在形成对普通人的巨大优势。面对汹涌而来的新技术，赢家和输家都齐声喝彩的局面是不正常的。“输家出于无知为赢家欢呼雀跃，现在的情况依然如此；这实在是令人困惑、使人心酸。”（第9页）“计算机对他们有多大的好处呢？……他们的隐私更容易被强大的机构盗取。他们更容易被人追踪搜寻、被人控制，更容易受到更多的审查，他们对有关自己的决策日益感到困惑不解；他们常常沦为被人操弄的数字客体。他们在泛滥成灾的垃圾邮件里苦苦挣扎。他们容易成为广告商和政治组织猎取的对象。”（第10~11页）

这是波斯曼描绘的20世纪90年代初信息失控和知识垄断的危害，在21世纪初，这种令人不安的局面就改善了吗？

四、技术垄断为何在美国兴起

《技术垄断》的宗旨是描绘并分析技术何时、如何、为何成为特别危险的敌人。作者对美国的技术垄断持尖锐批评的立场，他认为：“美国文化是唯一的技术垄断的文化。这是一种年轻的技术垄断文化。我们可以假设，它不仅希望只此一家，而且希望把持最发达的地位。因此，它小心提防日本和几个正在努力成为技术垄断文化的国家。”（第48页）

波斯曼从美国的历史、文化、国民性、资源、信念体系的巨变去追寻技术垄断兴起的原因。他阐明了4个相互关联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美国国民性：“有人把这个特征归结为人口的移民性质；有人将其归之于边疆心态；有人归因于得天独厚的丰富的自然资源，归因于新大陆无穷的机会；有人归之于普通人享受的前所未有的政治宗教自由；有人归之于上述一切原因和其他一些原因。笔者在此只讲一点：美国人不相信条件的限制，甚至可以说，美国人对文化本身抱考问的态度，这样的态度助长了极端和鲁莽的技术入侵。”（第53页）

第二个原因和第一个原因关系密切：“这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资本家的天才和胆略……他们基本的理念是，凡是阻碍技术革新的东西都不那么值得保存……他们最大的成就是告诉同胞们，未来不必和过去保持联系。”（第53~54页）

第三个原因是：“20世纪的技术给美国人提供的东西应有尽有，便捷、舒适、速度、卫生、丰裕等等无不一目了然，前景光明，以至于没有理由去寻找成功、创造或效用的任何其他源泉。”（第54页）

第四个原因是：“原有信念的源头深陷围城……在观念的残垣断壁之中，只剩下一个可以相信的东西——技术……技术高歌猛进，传统信念贬值。”（第54~55页）

波斯曼的论述与笔者的观点高度契合。1994年，我曾在《论美国文化的显著特征》里用4个“i”和2个“h”来概括美国文化的六大特征。现在看来，这些特点都推动了技术垄断在美国的兴起。兹将这些特点概括如下，以为呼应。

移民国家（land of immigrants）使美国成为世界人种、民族和文化的博物馆，带来了取之不竭的文化资源。个体本位（individualism）的思想登峰造极，焕发出无穷无尽的活力。冒险精神和创新的体制产生惊人的创新精神（innovativeness）。杂交文化（hybrid culture）保留了各种父本和母本的优势，既产生主流的白种盎格鲁—撒克逊新教（WASP）的均质文化（homogenous culture），又保留了丰富多元的文化即非均质的文化（heterogenous culture）。均质文化和非均质文化的张力形成各色各样的矛盾（incongruities）。

这个朝气蓬勃的文化咄咄逼人、征服自然、迷信技术、迷信科学、一切讲究实证、缺乏思辨精神、大胆斩断传统、充满冒险魄力，所以它造成了波斯曼批判的唯科学主义的盛行和信息控制机制的崩溃。

波斯曼讥讽狂热的技术爱好者，说他们是“独眼龙似的先知”，嘲弄他们把技术当美人：“他们就像情人看西施那样看心爱的技术，白璧无瑕，对未来没有丝毫的隐忧。这些人是危险的人，我要小心翼翼地和他们打交道。”（第7页）他担心信息失控使世界难以把握：“信息不是利弊皆有的祝福，只要信息的生产和传播继续不断，不受控制，它就可以给我们越来越多的自由、创造性和心灵的安静……抵御信息泛滥的防线崩溃之后，技术垄断就大行其道了。”（第71页）

他追溯了信息革命造成的知识垄断和信息泛滥、信息失控、信息委琐化，对悠久文化符号的丧失扼腕痛惜。他描绘了400多年来信息革命的5个阶段：印刷机、电报、照相机、广播、计算机。由于本书完成于1992年，1995年以后的信息革命未能进入他的视野，网络、手机、类人机器人、虚拟空间产生的超乎想象的信息革命，必须要靠我们来研究和补充。

他列举信息控制的八大机制——法庭、学校、家庭、政党、国家、宗教、《圣经》、马克思主义，分析这些控制机制崩溃的原因，指出信息泛滥的危害。“在技术垄断盛行的环境里，信息和人的意旨之间的纽带已经被切断了……数量难测，速度惊人，但从理论、意义或宗旨上看却是断裂分割的……这是一个难以把握的世界……如果信息过剩，信息无意义，信息失去控制机制，文化也可能会吃尽苦头；可惜人们才刚刚开始明白这个道理。”（第69~70页）

他揭示用技术控制技术所产生的恶性循环：“为了对付新的信息，就需要增补控制机制。但新的控制机制本身就是技术，它们又反过来增加信息的供应量。当信息的供应量无法控制时，个人的心宁神静和社会生活的宗旨就必然会普遍崩溃而失去防卫。”（第72页）

他揭示大量“软”技术的偏颇和欺骗性。智商测试、学习能力测试（SAT）、标准化形式、分类法、民意测验、官僚主义都是维护技术垄断的技术手段。由于盲目的技术崇拜、唯科学主义，社会“科学家”披上了“神父”的神秘色彩。这些心理分析师、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统计学家“把罪孽叫作‘社会偏离’，把邪恶称为‘心理病理’，把道德世界的问题变成了医学概念。”（第90页）

五、什么是波斯曼的警世危言

从第六章到第九章，波斯曼缩小范围，把批判技术垄断的矛头集中指向医疗技术垄断、计算机技术垄断、语言的意识形态偏向和唯科学主义。在第十章里，他惋惜传统文化符号的流失。在第十一章里，他号召人们抵制并抗击技术垄断。

技术垄断在医疗工作中的表现是：医疗设备越来越好，医术却不一定提高，医患关系不一定和谐，医疗事故不一定下降。医患双方都过分迷信技术设备，医生的倾听和经验的判断、患者的主诉，似乎都不再重要了。

他揭示美国医疗技术垄断形成的三个因素：“美国国民性偏向于咄咄逼人的进取性，很容易适应医疗技术，此其一；19世纪的技术统治论执着于发明，充斥着进步观念，完成了一连串令人惊叹的发明，此其二；美国文化完成了重新定向，使技术进取笃定成为医疗实践的基础，此其三。”（第102页）

计算机的“普适性”具有一定的欺骗性。这是因为：“（1）计算机的用途多得数不清；（2）计算机整合进了其他机器之中，因此我们难以将计算机技术推进的理念从其他机器里分离出来。”（第107页）正是因为“计算机‘无所不在’，它就迫使人尊敬它，甚至要忠于它，它主张在人类事务的一切领域扮演无所不包的角色。有人坚持认为，否定计算机在广阔领域里至高无上的地位是愚蠢之举”（第119页）。

计算机崇拜的表现之一是言必称计算机。“计算机显示……”或“计算机断定……”就是技术垄断论的语言。（参见第115页）

计算机崇拜的表现之二是迷信人工智能。有人认为，计算机无与伦比、近乎完美、具有思维能力，把计算机的功能凌驾于一切人类经验之上，支持它君临一切的主张。然而事实上，机器不可能感知，也不可能理解，人工智能不可能产生创造意义、具有理解力和情感的动物。（参见第112页）

在技术垄断的条件下，对机器人的迷信愈演愈烈。这个演变过程的三部曲是：人有点像机器——人很像机器——人就是机器。（参见第112页）

波斯曼现身说法，批驳计算机万能。他终生不用打字机，也不用计算机，他数以十计的书和数以百计的文稿全部是用左手握笔在纸上书写完成的。他的口才极好，诙谐、幽默、机敏，很善于讲故事，在这一点上，他很像麦克卢汉。然而，他和麦克卢汉又迥然不同，麦克卢汉很少动笔书写稿子，而是喜欢口头发挥，波斯曼却喜欢工工整整地手写完成所有的讲稿。他极好的口才和授课的能力，有莱文森的推崇为证。莱文森称波斯曼是自己的精神教父，又把《手机：挡不住的呼唤》献给他，其献辞是：“谨以此书献给尼尔·波斯曼，他教我学会如何教书。”

波斯曼认为，计算机固然有助于写书，但写书不一定非用计算机不可：“我并不是说，即使经验丰富的老师妥当地使用LOGO语言，它也无助于事，但如果你要说，经验丰富的老师使用铅笔加纸张或言语写作，他的效果也不如LOGO语言的效用，我就要表示怀疑了……有人会说，写明快、简洁而时髦的散文和用计算机做文字处理没有关系。有些学生不相信，我们不用计算机做文字处理还可以写出一手好文章，我却想说，用了文字处理机也未必能写好。”（第120页）

他认为，把官僚主义作为抵御信息失控的手段是饮鸩止渴；他指出官僚主义是一种痼疾，不解决问题，反而造成问题。他借用C. S. 刘易斯的话说，官僚主义是魔鬼的技术表现：“最大的邪恶不是在狄更斯喜欢描绘的‘罪窝’里，甚至不是在集中营和劳改营里……最大的邪恶从构想到制定（提案、附议、通过、完善条文），却是在窗明几净、铺着地毯、温暖舒适、灯火通明的办公室里完成的。”（第84页）

波斯曼独具只眼，批判滥用“软技术”和统计学的现象。一个极端例子是英国的弗朗西斯·高尔顿。“他对数字有病态的浪漫情怀，是这种白痴形式的始作俑者。”高尔顿把统计数字用于“优生学”，用统计数字制作不列颠的“美人分布图”。另一个极端的例子是美国的刘易斯·特尔曼，他用统计数字测量死者的智商，得出了荒诞的结论：查尔斯·达尔文的智商只有135，哥白尼的智商只在可怜的100~110之间。（参见第129~130页）

波斯曼借用斯蒂芬·杰·戈尔德的《人的误测》揭示智力测验和选美的三个误区：数字的神化、数字的排序和数字的偏向。以选美的三维尺寸为例，若以大胸豪乳为美，其貌不扬的歌唱家多莉·帕顿就是绝代佳人，好莱坞的偶像明星奥黛丽·赫本反成了平胸的丑女。

他剖析民意测验存在的4个问题，告诫人们不要过分迷信和依赖民意测验：第一个问题是调查提问的形式，第二个问题是调查掩盖舆论形成的过程，第三个问题是调查忽略人们对问卷课题的了解，第四个问题是调查颠倒了政治领袖的责任和选民的责任。（参见第133~136页）

他告诫人们警惕统计数字产生的“信息失控”“信息泛滥”和“信息委琐”。这是因为统计数字把所有的信息放在平等的水平上，统计学和计算机携手时，公共话语中就产生大量的垃圾。（参见第136~137页）

他认为，把人文学科和社会研究当作“科学”是对科学一词的滥用，具有一定的欺骗性，且产生混乱。他认为科学研究和社会研究别若天壤，把两者统称为科学，实在是使人误入歧途。

他指出，科学研究和社会研究的最大差别之一是：科学研究发现东西，社会研究不发现任何东西，而是重新发现人们过去知道、现在需要重述的东西。所以他在《麦克卢汉传——媒介及信使》的序文里说：“读者也许注意到，我介绍麦克卢汉的所有文字中，都找不到记者们常用的一个词——原创性。我没有用这个词，那是因为我不相信他具有原创性。这样说，并不是要贬低他的重要地位。首先，搞社会研究的人绝对不可能有什么原创性，因为他们不可能发现什么小东西。他们仅仅是重新发现曾经为人所知、后来被人遗忘了的东西，只不过这些东西需要有人再来说一说而已。”

他指出自然科学、社会研究和文学的4点差异：“科学、社会研究和想象力丰富的文学是三种截然不同的事业……三者目的不同，提出的问题不同，遵循的程序不同，给‘真理’赋予的意义不同。从大多数方面来看，社会研究和科学几乎没有共同之处，和其他形式的想象力丰富的文学倒有大量相似的地方。”（第159页）

他抨击不知天高地厚的社会“科学家”“常常在电视上露面，［著作］登上畅销书的排行榜，进入机场书架的‘自助’书籍中……他们之所以到处抛头露面，并不是因为他们比同人阅历更广，或经历了更多的苦难，或思想更深刻，并不是因为他们更仔细地思考了一些问题，而是因为他们同意维护这样的幻觉：他们的数据、程序、‘科学’在说话，而不是他们自己在说话。”（第161页）

他抨击唯科学主义：“唯科学主义不仅是技艺的滥用，比如量化问题，比如毫无意义的数字问题；唯科学主义不仅是把人类经验的物质领域和社会领域混为一谈的问题；也不仅是社会研究者声称把自然科学的目的和程序用来研究人间事务的问题。唯科学主义包含这一切，而且还包含了更加深沉的东西。它是一种绝望中的希冀和愿望，归根到底是一种虚幻的信仰……唯科学主义是技术垄断论的大错觉。”（第161~162页）

他痛惜传统符号的流失，所以他主张：“任何教育都不能够忽视《创世记》《新约全书》《古兰经》《薄伽梵歌》这样的圣典。每一种圣典体现的风格和世界观透露的关于人类进步的信息，都堪与任何文字匹敌。除这些圣典之外，我还想加上《共产党宣言》，认为把它纳入圣典是合情合理的。”（第198页）

六、今天怎么读《技术垄断》

在《技术垄断》压轴的一章里，波斯曼给“爱心斗士”画像，以绝不妥协投降的姿态向技术垄断发起进攻。他呼吁用人文教育和道德关怀来对抗技术垄断。

笔者在《和而不同息纷争——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调适》（载《深圳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里，论点之一是全球化的分层理念，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全方位、多领域、多层次的人类发展进程，这是一般人凭直觉就可以得出的结论。但是，人们最熟悉的还是经济全球化，而对其他领域全球化的分层研究却不甚了了。于是，我仔细剖析了全球化的7个层次：集体无意识、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政治体制、社会学意义上的制度、经济和科学技术。按照这个分层理论，科学技术的全球化最容易实现，经济全球化次之，集体无意识的全球化最难。我对此做了进一步的阐述：“为什么要提出全球化的分层理论？这是为了给一些人一剂降压药，使之不至于头脑发热，血压太高。也许会有少数狂徒企图抹杀文化差别，企图把自封的标准强加于人。人类学有一个著名的冰山理论。它使人一望而知、一看就懂：隐藏在水下的集体无意识和情感文化是民族文化的根基。越是埋藏得深的东西，越是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而且越是难以改变。外界的压力越大，反弹的力量也就越大。民族意识、文化意识有一种集体无意识。这是很难改变的，也是最不容易全球化的东西。”

我们应该牢记波斯曼的警世恒言，用批判的态度来考问技术发展和全球化。

何道宽

于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

2007年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