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送设备

大部分师生都从沿海绕道去云南了。与此同时，有一支重要的孤军，正在按一个单独的路线赶往昆明。这支孤军由清华大学助教董树屏所率领，最早从1935年就开始把工学院的设备转移到武汉，堪称是西南联大的辎重部队。

到了1937年“七七”以前，清华工学院土木系到山东实习时，梅校长又让施嘉炀先生多带一些设备去。这些设备后来就一路南下，最后被运抵昆明。董树屏先生直接负责这项任务。所以他没有去长沙，而是从山东就护送着设备辗转武汉、重庆，随着学校的二次转移，朝着最终的目的地而去：

我是从山东走的，1938年到的昆明。施嘉炀先生比我走得早一点，因为施先生是土木系系主任，又兼工学院院长。我的家眷是1938年春天到的昆明，住在北门街。因为总校在那里，总校在那里盖的房子。

我是于1938年底把设备从重庆用公共载重汽车慢慢运到昆明的。这些设备，也包括一部分图书，就是西南联大的物质基础。公平地讲，起码西南联大工学院，基础就是清华大学。北大没有工学院，南开只有一个化学系，东西设备就是清华大学从1935年到1937年陆续运来的，这个是我亲自实践的。我那时已经是教员，年轻、体力好，设备拆装箱都是自己亲手干。因为在重庆被扣延误，最晚到达，联大已经成立了，总校北门街，工学院在滇缅铁路三大会馆。

除了交通的困顿、敌机的轰炸，在重庆时，因为设备被当局看上了，董树屏还连人带物地被扣押过，充当军用。幸好这些设备不实用，后来才放行了。

我那个时候已经是教员了，帮我安排的有三个人：有的是图书馆的高级职员，还有土木系的教员。我们带着武汉存的东西，坐船进川往昆明去。这一路困难就不得了啦。当年航船晚上是不能走的。三千多里路，船只能到宜昌。武汉、宜昌、万县，等等，最后到重庆。我现在都不再去那儿了，因为我来回走了好多趟。

把这些东西运到重庆后，国民党那时候什么东西都没运到呢。它南京的东西咋搬呢？运的东西都得是武器。所以它说清华工学院的东西有用啊。它说我要修武器啊，这个步枪，那个炮什么的，这有机器设备啊，就让我们把这些东西留下，留在重庆。又把我们临时调过来，要给它选厂。我自己不愿意干这个。后来它一看这些设备太简单了，不可用。

有一年多的光景，董树屏和学校、家庭都失散了。他只是和他的岗位、他的责任，他所运送的学校设备紧密地在一起。在战火中，学校、家庭、物资从不同的方位出发，经历着不同的困难，最后都陆续到达了昆明。这是怎样的凝聚力量、怎样的信念？事业、亲情、民族情全都融为一体，这就是大后方存在的意义。

对于国土沦陷大半的中国，当时的西南后方，就是一个被压缩了的祖国与家园。人们被迫在这里生活、读书、工作，准备投入最后的战斗。

重庆我在那儿待了一年多，非常熟悉。地无三尺平，天天下雨，天天来轰炸。设备都在嘉陵江边上，飞机来炸，要保护这些东西啊，我们就在长江边上来回这么折腾，分批地运。那时确实玩命，跟学校也失去了联系。直到1938年春天，我才把主要的设备运到昆明。那个时候四川、贵州、云南三省公路联合起来了。原来是各运各的，各用各的公路。但那个路非常危险，从重庆往昆明走，路上翻车的太多了。都是白天走，晚上不能走，都是汽车。这种情况历史书上咱们也写过，但没有这么详细。所以西南联大，从工学院的角度来说，包括施老先生他在内，那么多人投入了心血，物质基础基本是这样的。

田野的劳作、国恨与家仇，打造了一个百折不挠的忠诚助教，他千辛万苦地完成了器材转运任务。

在清华大学那狭窄的教师宿舍楼中，董树屏带我先去看门厅里的一只箱子，里面是他刚从美国带回来的电脑，朋友送的。他说，准备用它来写自己的回忆录。

然而在这次见面后不到一个月，我还滞留在北大，就从清华园传来了董先生猝然辞世的消息，令人惊诧。

这一切让我相信，他是在等待我来。

他准备写进那台从大洋彼岸带来的电脑里去的回忆，如今都在这些讲述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