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桃花源里人家

也许对于中国哲学和伦理来说，注重的是社会，不是宇宙；是人伦日用，不是地狱天堂；是人的今生，不是人的来世。这样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人们只是想寻找一些安慰，至于那种深层次的大宁静，至于真正意义上的“桃花源”，似乎谁也不愿意多想，谁也不愿意领会太深。

一

宏村对我来说并不陌生。

我曾多次来过这里，也曾细细地研究过这个村落的历史和结构。整个村落依山傍水而建，最令人惊叹的重要环节是抓住了“水口”，让山涧之水顺坡而下，然后沿着每家房屋修建水渠，使得清澈见底的山水能从每户人家的门口经过，不仅方便了居民的生活，而且有利于民宅的防火。

宏村形成村落的时间大约在南宋，发达却是在明代。自明朝永乐年间起，外出徽商纷纷返乡，带来了大笔资金，就想着如何精心打造自己的家园。据记载，宏村的规划专门请了县城的风水先生何可达，他在详细审察山川走势后，确定了宏村在整体上按照“牛”的形状进行建设的方案，村庄设计成牛形，设有“牛肠”“牛胃”“牛肚”等“器官”。

这样精致而大胆的设计，堪称绝妙手笔。根据何可达的设计，村民先把村中那口仅有的小泉窟，按照民间“花开则落，月满则亏”的传统说法，开掘成半月形的水塘，取名为“月沼”。然后水接上游，引出西流的活水，南转东出，经各家各户门前流淌，又经过月沼，最后流回溪水下游。

这就形成了迂回每家门口的水渠。村民们利用天然的地势落差，使水渠中的水流始终保持活性，同时在上游设置水闸，控制水的流量，这样，水渠之水就能长年不枯。

宏村的风水布局从一开始就有着强烈的理想色彩和实用价值，也表明村庄的建设者们有很强的经济实力。据说，永乐年间建设村庄的时候，时任山西粮运主簿的宏村人汪辛，就为家乡的水系建设捐献了一万两白银。然后，各界人士纷纷捐款。

强大经济实力的支撑，使得这个小小的、位于群山环绕当中的村庄变得不同凡响，由此也使宏村成为徽州古村落的代表。

有人说宏村是“中国画里的村庄”，的确是这样，宏村流水潺潺，树影婆娑，远山朦胧，青瓦粉墙，难怪很多游人会把这里当作陶渊明的“桃花源”。

二

一直有人在争论黟县与陶渊明《桃花源记》的关系。

东晋诗人陶渊明在41岁那年，曾经在安徽与江西交界的彭泽县担任县令。现在，安徽省东至县的部分地区，就归当时的彭泽县管辖。处理政务之余，生性散漫的陶渊明更喜欢寄情于山水，他在东至县的牛头山上，亲手种下两株菊花，真正开始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恬然生活。但陶渊明在彭泽县待的时间并不长，80多天后，陶渊明便对尔虞我诈的官场没了兴趣，辞去了县令，回到家乡务农，开始了真正的隐居生活。这段经历，陶渊明曾经在那篇著名的《归去来兮》中描述过，这写的正是他在彭泽县当了80多天县令后回家的感受。他在文中写道：“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富贵非吾愿……聊乘化以归尽，乐乎天命复奚疑！”文中表达的是陶渊明回家后的一身轻松和欢欣。而在几年后，陶渊明完成了《桃花源记》的写作。

在我看来，陶渊明对桃花源的向往，似乎并没有多少矫情的成分。这与当时社会的道教和佛教的日益兴盛有关。中国文化和思想发展到东汉时，儒学的强调进取以及简单意义上的积极应世显然不能应对人们越来越复杂的思想。因此，当佛教传入以及道教兴盛之时，那种直接面对彼岸、完全不同价值观的思维方式给中国知识分子以强大的冲击，让他们在对人生表达疑问的同时，也有意识地调整自己的人生追求和生活方式。陶渊明即是这样。由于对人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陶渊明等很明显地把人生目标由功名转为趣味，要求“及时行乐”，要求“快乐每一天”，要求回到原始和自然的混沌状态中去。正是在这样的思想下，陶渊明写作了他的《桃花源记》，表达了他对那种自然状态下快乐生活的向往。

世间是否存在一个真实的桃花源？桃花源究竟在哪里？这也就成为后人争论不休的话题。有人推断，陶渊明在彭泽时生活的牛头山与黟县直线距离不过70多公里，山重水复之间，陶渊明极可能到过黟县，便依着黟县的风情风貌写作了《桃花源记》。这种说法很是大胆。但我觉得最基本的一点就是，陶渊明是一个文学写作者，作为一个文学写作者，他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人生理想来进行桃花源的虚构，所以桃花源不可能是一个完全的实景。当然，在写作过程中，陶渊明有可能借用一些看到过的景象加以描绘，借景抒情，但这很明显是一个创造过程。所以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说，关于桃花源的场景究竟来自何方，完全是一种无意义的考证。很多问题，把它放在一个最基本的层次上加以考虑，反而会变得简单起来。

三

现在，如果白天的宏村还让人看不清晰的话，那么，夜晚的宏村就别有一番真味。

白天当然是雷同的，是嘈杂的，是功利的，是属于导游以及小商小贩的，是属于应景文章与生硬解说词的。而夜晚的宏村呢，在褪去这些嘈杂的表象之后，会不会又恢复它的本来面目，重新变得深沉安静呢？

正是雨后，天黑得非常纯粹，但宏村的晚上却很明亮，南湖边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已经装上霓虹灯了，湖中的荷叶在灯光的照射下，婆娑着，暧昧着，也虚假着。

时已深秋，那些应该是快要枯干的荷叶吧，在光影中，竟有点像水墨画的样子。与漆黑的夜相比，彩色的灯光过于浅薄和热情，但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宏村当然会收起历史的矜持，卖弄起风尘女子的媚眼。

在明明灭灭的灯光里，我们在宏村的巷道中行走着，虽然已是夜晚，但还有那么多游人，跟我们一样，在夜的宏村游历。跌跌撞撞中，我们经过了一个很大的门，门楣上高悬“承志堂”的牌匾。我想起来了，这间屋子，我曾经来过很多次，它可以说是宏村乃至徽州比较有代表性的建筑。

它完全就是由财富堆积起来的，屋舍占地2100平方米，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整个屋子的工艺非常考究，甚至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屋内都是异常精细的木雕，镀金饰银，金碧辉煌。木雕有戏文图，有吉祥图，有百子图，还有官运亨通图、财源茂盛图。设施也很完整，整个屋子，不仅有美化环境、陶冶性情的花园、鱼塘，而且有打麻将的“排山阁”、抽鸦片的“吞云厅”，一切可谓应有尽有。据说，当年屋主人汪定贵在建造屋舍时，仅用于木雕表层的饰金，即费去黄金百余两。

关于汪定贵的具体身世以及个性特征，似乎史书上记载得并不翔实，只是说他曾经是一位徽商，在积累了巨大财富之后，人生目标遭遇了城墙，只好归乡退隐。他先是花了很多钱捐了一个五品官，然后，又花了很多钱和精力修筑自己的屋舍。可以想象的是，虽然汪定贵隐于山水了，没于村落了，但在骨子里，他却无时无刻不做着功名的美梦。那种对功名的欲望、对名利的追逐，并没有因为隐匿而变得淡泊，欲望只是从明处转到了暗处，从思想渗入骨髓，从白天的幻想变成了夜晚的游梦。

宏村还有很多汪定贵，徽州也还有很多汪定贵。正视世间，又有几人有陶渊明那样的通透和旷达呢？对于中国文化而言，进与退，似乎永远是中国人的一个两难命题，而中国人一直习惯于在这样的两难中自作聪明地游刃着，也平衡着。宏村，乃至整个徽州，一直游离摇摆于这两种思想，当前进的步履遭遇“此路不通”时，只好退而寻求另外一种心安之路。而这两种看似截然相对的思想，在徽州，恰到好处地找到了自己的平衡支点。

我们从宏村出来的时候，天又开始下起了雨，阴冷逼人。我突然想起，当年风水先生何可达测量风水准备大规模建设宏村的时候，正是15世纪的永乐年间。几乎是与此同时，在西方，达·伽马航海，哥伦布航海，麦哲伦航海。从宏村的开始建设到19世纪末年的汪定贵，在宏村这个弹丸之地上，投入了多少财富，囤积了多少财富，又腐烂了多少财富呢？无数的财富都用于细得不能再细、考究得不能再考究的木雕、砖雕、石雕上，用于别出心裁的暗藏和自恋上，用于诗词的排遣以及麻将、大烟上。而与此同时，在地球的那一边，用财富打造的却是威猛的战船，航行在太平洋、大西洋上，势不可当。

当欧洲列强威猛的战船航行在茫茫大海上去追逐财富时，我们却在把财富囤积在群山深处，竭力构筑着自己的“桃花源”。在重重叠叠的群山之中，人们是看不到海的，我们就这样与世界渐行渐远，南辕北辙。

四

从表面上来看，现在宏村附近的塔川，似乎更像是当年的桃花源。

当车从宏村边上滑过，一转弯，远远地，就能看到一个小小的村庄掩映在一片红色之中。那便是塔川了。到了村口，映入眼帘的是五棵巨大的古树，它们分别是樟、榧、枫等，每株都需数人合抱才行。这样的老树是村庄最好的点缀，就像一篇好文章，开头肯定有几句不凡的语句。老树是最有生命力的东西，也是最有灵性、最富有神秘意味的，它的存在往往让人不敢小觑。塔川村口古木形态各异，仿佛是自然的精灵，有这样的老树矗立在村口，这个地方肯定是有点不凡了。

这是一座孤零零的小山村，只有30来户人家，它位于宏村到木坑竹海景点途中，距宏村仅2公里。它的著名，是因为在它的村前村后，生长着很多乌桕树和枫树，一到秋天，便有漫山遍野的姹紫嫣红。因为有着这样的美景，自然吸引了不少的城市人。

塔川整个村子倚山而建，层层叠叠，错落有致，远远望去，好像一座巨型宝塔藏身在山谷之间，掩映在浓荫丛中。也许正是这样，它才得名“塔川”吧。进了村庄之后，我们很轻易地就把塔川走了个遍，这是一个典型的徽州小山村，恬淡、古朴、安静、寡欲，与附近宏村的人丁兴旺相比，塔川显得非常破败，已经看不到什么完整的古迹了。并且与宏村全民皆商的风气相比，塔川人竟然连生意的概念也是如此淡薄。当我们提出让房东吴老师给我们在当地买只土鸡煨汤时，吴老师竟然面露难色，他说，村里人绝不卖生蛋的母鸡，再贵也不卖。还真的是这么回事，我们在田野里散步的时候，碰到了几个当地人，当我们提出要高价买他们的老母鸡的时候，他们竟然表现得不屑一顾——这真有点桃花源似的感觉，犟头倔脑偏又认真异常，谁又会相信，这是在商品经济氛围浓郁的现在呢？

在这样的山村居住，自然也会变得古朴纯情。我们也一下变得天真起来，我们在村前的山野中漫步，猜测各种农作物的名字，然后嬉笑着互相贬损。我们似乎忘却了城市给我们的很多压力，仿佛回到了遥远的童年时光。当我们来到一个破旧的小学校前的空地上时，每个人都放下了矜持，有人甚至不由自主地打起了童年时所学的少林拳，另一些人则在操场上玩起了“跳房子”的游戏，直到我们筋疲力尽、气喘吁吁。可是当我们的兴奋劲过后，彼此询问谁愿意在这里待上一段时间时，每个人都犹豫起来：“最多一个礼拜吧，毕竟，太寂寞了！”

夜一降临，塔川就变得非常安静了。我们在房东吴老师的老屋子里喝着带来的酒，几乎没有什么下酒菜，我们就着粗茶淡饭聊着天。吴老师说村里的年轻人都到外面打工去了，因为村子太小，地也少，只好靠打工挣点钱。我们跟吴老师一边谈天一边看电视，在那间破旧的老屋子里，电视竟然能够收到很多境外台，我们看了一会儿凤凰台直播的阿拉法特葬礼的报道，然后大伙都感到阴冷得不行，便一个个早早休息了。

在塔川的夜半时分，我竟突然醒了，醒来不是由于声音，而是因为过于寂静。寂静真的会给人压力，让人心慌意乱。我很想起床走到户外去，但窗外一直沥沥地下着雨。有好几只飞蛾看见灯光，从窗缝里挤了进来，也许，它们长期处在寂静的氛围中，受不了，想接近灯光，接近热闹。而我们这一行人，却想着重归宁静，寻找宁静。我突然想到，宁静从来就是与热闹相伴而生的，无所谓热闹，就无所谓宁静；无所谓宁静，也就无所谓热闹。似乎每一个人面前都存在着一座无形的桥，从寂寞走向热闹，就叫名利桥；从热闹回归寂寞，则叫奈何桥。对于陶渊明时代的文人而言，的确是存在着一个桃花源的，那是中国文人的最高理想，是由老庄一脉延续下来的，代表着农业社会的人文理想，代表着对古朴和自然的向往，是一种纯精神的东西。但那种反向的追求，就一定能让人心安愉悦吗？

也许对于中国哲学和伦理来说，注重的是社会，不是宇宙；是人伦日用，不是地狱天堂；是人的今生，不是人的来世。这样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他们只是想寻找一些安慰，至于那种深层次的大宁静，至于真正意义上的“桃花源”，似乎谁也不愿意多想，谁也不愿意领会太深。

我们就在塔川度过了令人难忘的一宿。待我们第二天上午乘车离开时，蓦然回首，才发现那些绯红的乌桕树，竟然有着另一番景象。那哪里是树呢，远远地看去，那些田野里的乌桕树，三三两两的，分明就是一朵朵硕大无朋的花。树也是可以成为花的，只要它安安静静地一直生长，总有一天会如花一样绚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