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从狂热中走出，却又陷入了迷惘的痛苦之中

奔赴几千里之外的贵州，叶辛去寻找心中的青山秀水和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一片破败的景象和难以承受的劳苦，打破了他美好的梦境。云山雾罩的高山，阻断了回城的路，却阻断不了他回城的心，但是走出山寨的出路究竟在哪呢？

一片红

1968年，中国深陷在一片混乱之中，置身于“文革”狂澜中的中国人，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意志，大家揣着一颗冲动而又狂热的心，盲目地跟随着洪流而走。

11月的一天，叶辛沐浴着初冬暖洋洋的阳光，依然坐在阳台上看书，他把书搁在窗台上，站起来望着远处车来人往的马路，心里突然烦躁起来，一股莫名的惆怅涌上心头。

充满了火药味的“文革”，打打杀杀地搞了两年多，世界非但没有变好，反倒变成了一个乱哄哄的社会，“文革”越闹越凶，完全没有停止的意思，分配更是遥遥无期。一些激进的同学为了证明自己的革命意志，主动报名要去上山下乡。也有一些同学耐不住这样干等着，干脆报名去了农场。

“春去冬又来，何时才能分配我们？这样等下去到底结果会是怎样？”

在家里待业已经近三年了，叶辛觉得像一只大海里漂泊的小船，完全不知道自己何去何从，他茫然，他急躁，他无所适从，他想结束这样的等待，却又不敢贸然迈出脚步。

这一年，全国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尤其是不能正常毕业的66、67、68老三届，已经积攒了整整67万待分配的学生。而这时，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还在往纵深发展，而且显现出它极大的破坏力量。各个工厂都在打派仗，不是钢铁兵团跟红西南兵团发生武斗，就是造反派和保皇派争论不休……各种派别吵得不可开交。革命和武斗致使绝大多数企业处于半瘫痪状态，不能正常生产，根本不可能招收新的工人，个别厂矿即使招收工人，名额也十分有限，根本无法安排如此众多的待业青年，老三届已经给国家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这个时候，各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几乎都由老三届组成，又几乎都分成了两派，一派是革命的，一派是更革命的。原先的保皇派看到毛主席支持造反派，也赶紧换成了革命造反派的头衔。红卫兵组织并不是正规组织，但是作为一级组织，总不能闲着没事做，他们把校长打倒了，把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教导主任打倒了，把老师打倒了，把社会上的走资派也打倒了，实在没有什么可打可斗的了，激情澎湃的红卫兵，总要有所革命的举动，他们就到弄堂里揪斗历史反革命和七老八十旧社会的白相人。

上海人说的“白相人”，就是有势力的地否流氓和黑社会的人，革命的红卫兵小将几乎每天都把那些坏人揪出来，审讯、批斗、殴打，敲锣打鼓地揪着他们游街示众，曾叱咤一时的“白相人”，个个戴着大牌子，在红卫兵的逼迫下，低声下气、可怜巴巴地说：“我认罪！我认罪！我认罪！”就连旧上海势力曾遍及全国工商、农矿、文化各界赫赫有名的青帮头目，在革命面前也不得不向人民政府坦白罪行，拿着扫帚扫大街，看到这样的人物也被斗得低头认罪，威风扫地，红卫兵组织感到很有成就感。

打倒了旧上海的“白相人”，红卫兵组织就又跟自己观点不同、口号不同的红卫兵组织打派仗、闹武斗，他们把革命和派性武斗闹到了社会上，经常制造惨案和流血死人的大事件，影响了社会的正常秩序和人们的生活。

老三届的红卫兵组织已经成为革命的中坚力量，他们坚守着学校这块阵地闹革命。小学生升中学了，教室里还是66届、67届、68届那帮老学生赖在那里闹革命，他们不毕业，新生来了就没有去处，学校里人满为患，成了一个极为迫切的现实问题。

叶辛暗自忧心忡忡：“高中不招生，大学不办了，工作又不分配，失学的学生越来越多，大家总得要有个去处吧？”

叶辛的忧虑，正是当时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黑龙江省首先对老三届的就业问题找到了一条有效的解决路径，他们提出了“面向基层，面向农村，面向工矿”的三个面向。内地的许多城市一呼百应，为了把城市人口疏散出去，他们又在三个面向的基础上加了“面向边疆”，变成了四个面向。这个口号很快传到了国务院，国务院大力支持各地对失学青年的安置办法，鼓励他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967年，一些在大串联当中去过内蒙古、西双版纳、井冈山、延安等地的红卫兵，亲眼看到祖国一穷二白的农村，觉得应该将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和热血，献给祖国最需要的农村，湖南、云南、贵州、上海、天津一些有觉悟的中学生，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心里装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美好蓝图，背上简单的行囊，先后奔赴了僻远贫困的农村。

1968年上半年，北京的一个红卫兵，主动要求去大串联时到过的山西省榆次县黄采公社杜家山当一个普通的农民，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和巨大震动。下半年，北京几所中学的10名毕业生，紧步后尘，启程前往内蒙古西乌珠穆沁旗白音宝力格公社插队落户，自告奋勇当了普通农民。从此以后，青岛、北京等一些大城市的毕业生自发去山东、河南、井冈山等农村尤其是山区插队落户的络绎不绝。上海的几个女学生，说要到焦裕禄战斗过的兰考县去，果然她们连鞋子也不穿，光着脚板，就去了兰考县的盐碱地。

报纸上、广播电台里经常报道这样的先进事迹，鼓动着热血青年投身广阔的天地，叶辛坐立不安，按捺不住地涌动起了革命的热情。

下乡的风潮一浪高过一浪，大家都争着到乡下去，上海郊县的农场成了上海知青争相要去的地方，一来离家比较近来回方便，二来第一年每月18元、第二年20元、第三年22元，三年以后就可以拿到每月28元的收入，至少可以养活自己，叶辛的两个同学已经被分配去了崇明农场。很多同学正在积极报名到军垦农场去，军垦农场工资高，每月36元，更主要的是军垦农场带一个“军垦”，感觉上像是军队编制，人民子弟兵多么亲切、多么受人尊重啊，连女孩子也是不爱红装爱武装哩，每人发一件军大衣，既神气又好听。相比之下，国有农场就受到了冷落，每月32元工资比军垦农场每月差4元钱不说，虽然也发军大衣，关键是名字不好听。为了这一件军大衣和好听的名字，大家争破头地抢着去军垦农场。

叶辛从小身体瘦弱，特别怕冷，他不愿意到北方去。一些上海周边农村有亲眷的同学，都纷纷报名去绍兴、宁波、无锡、常熟等地投奔爷爷、外公、舅舅、叔叔、七大姑八大姨等亲眷插队落户，这些城市青年自寻出路，受到了政府的大力鼓励和支持。叶辛的祖籍在江苏昆山，他也想到昆山投奔亲戚，可以有个照顾，可是外婆家是当地有名的大地主，是剥削阶级出身，无论如何也不能再钻到那个黑窝子里去了！

大家都在报名下乡，叶辛心里火烧火燎的，他不想再观望了，想快点结束这种长期没有着落的日子，跟随着大形势到乡下去，通过自己的双手，彻底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把贫困的农村建设成与城市一样美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但是要到乡下去，总得有个去处，到底去哪里呢？他这个不谙世事的城市少年，空有一腔热情，却完全没有方向。

1968年12月21日晚饭前，大喇叭里突然播放紧急通知：晚上8点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有重要广播，请大家准时收听！通知重复了好几遍。

是什么重要新闻？毛主席又有什么重要指示？叶辛心里乱嘀咕、瞎猜测，他急切地盼望着时间过得快一点，让晚8点快点来临。

闹钟的指针终于指到了8点，喇叭里果然响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重要新闻，播音员高昂洪亮地播送着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农村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重要新闻刚一播完，几十万革命的师生员工连夜上街游行，游行的队伍高喊着震天的口号从街上走过，欢快的锣鼓声一直响到了深夜。不少同学当场写下决心书和保证书，有人还咬破了手指，写下了血书，表达插队落户闹革命的雄心壮志！

这一天，每张报纸上都刊登了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全国的城镇、乡村、牧区和海岛，处处一片欢腾，高潮迭起。广大知识青年热烈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掀起了到农村去的新高潮。

《人民日报》在头版以整版的篇幅，原文刊登了由新华社转发的12月8日刊登在《甘肃日报》上的《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的通讯报道，并加了编者按。上海到处都打出了“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的大红标语。

叶辛意识到，一场波澜壮阔的上山下乡运动就要开始了，自己也总是要到农村去的。

1968年底的一天，叶辛在街上突然碰到了去崇明农场下乡的同学顾培德和周思浩，他们回到上海来取东西，见到叶辛便说：“我们在农场待了两三个月，现在正是农闲，无事可做，你跟着我们去玩吧。”他俩是叶辛最要好的同学，想到不久自己也会到乡下去，听他这么一说，就很想先去崇明感觉一下农村，在思想上也好有个准备，便欣然答应了。

1969年3月份，叶辛随着两个探亲回农场的同学，乘了汽车换小船，摇摇晃晃的小船在海浪上摇摆了半天，终于到达了崇明。空旷荒凉的稻田，破旧简陋的农舍，乡下的一切在春寒料峭的初春都显得极其萧索和苍凉。叶辛第一次亲眼看到农村的景象，想到以后要离开生长的城市，到如此荒凉落后的乡下去，心里有些黯然。

两个同学十分热情，轮流邀请叶辛住到自己的宿舍去，他不知不觉住了两个星期，正想打道回府，不料又在崇明碰到了弄堂里一起长大的伙伴张铭生。在崇明相见，格外亲切，两人高兴极了，伙伴热情地邀请道：“你来都来了，也到我那里住一个星期吧。”恭敬不如从命，叶辛就又跟着他去了隔壁农场。

妹妹心急火燎地打长途电话到崇明找到叶辛，劈头就问：“哥哥，你走不走？你不走我可要走了！”

“你准备到哪里去？”

“哎呀，其他地方都被抢完了，只剩下一个贵州省了。”妹妹有些沮丧，“我要争取去黑龙江！”

“你要去黑龙江我不跟你一起去，冷得要命，我怕冷。”

“你要到哪里去？”

“你要跟我一起去就到贵州去。”

60年代，纪录片的片头都有一个《祖国新貌》的节目，全国各族人民身着五颜六色的民族服装，佩戴亮晶晶的饰品，载歌载舞，非常漂亮。美丽的西双版纳也曾让叶辛十分神往，听说从上海到达西双版纳要坐七天七夜的火车，如此遥远，他只能望而却步了。

叶辛做梦也没想到会有机会到贵州去，他心里非常兴奋。贵州也是多民族的地方，不但民族服饰漂亮，云贵高原上到处是青山绿水，风光奇异，风情万种，到达贵州只要两天两夜，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啊！他恨不得马上就走。

妹妹说：“好嘛，就去贵州！”19岁的叶辛与16岁的妹妹，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定下了自己的前程。

第二天，叶辛急忙从崇明回到上海，整个上海像是炸开了锅，马路上到处是欢送知青上山下乡的人潮，欢呼声、锣鼓声和鞭炮声，一片沸腾。上海的军民抬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画像和最新指示的语录牌，挥动红宝书，举行声势洁大的集会游行，在欢腾的海洋里有人写出了热情洋溢的诗歌：

北京传来大喜讯，

最新指示照人心。

知识青年齐响应，

满腔豪情下农村。

接受工农再教育，

战天斗地破私心。

紧跟统帅毛主席，

广阔天地炼红心。

在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以后，上海市革委会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很快决定66、67届毕业生中尚未分配的学生，不再分配工矿名额，全都上山下乡；即将分配的68、69届毕业生，也一律都上山下乡到农村去。就连以往得到照顾的烈属、军属、高干子女，甚至身体残疾的，也不例外，统统“一锅端”，又称之为“一片红”。

妹妹去学校拿到一张到贵州下乡的通知书，叶辛拿了妹妹的通知书也跑到自己的学校兴冲冲地找到老师，要求到贵州上山下乡。

老师嗔怪道：“人家都走了，你们十几个人还拖在后面不选择，我现在就同意你！”老师不假思索地照着妹妹通知书上的地址，在叶辛的下乡通知书上写下：贵州省修文县久长人民公社永兴大队。

叶辛糊里糊涂地拿到了决定着自己前途命运的插队落户通知书，没有激动，也没有悲伤，心里没有任何念头，只是觉得逍遥三年多的日子终于结束，自己又置身于潮流之中了。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犹如一场骤然而至的龙卷风，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挡这股汹涌而来的巨大洪流。在此面前，彷徨犹豫也好，担心多虑也罢，个人一切的一切都显得微不足道，叶辛和妹妹还有上海111万的知青，不由分说都被卷入了这场波澜壮阔的知识青年下乡运动之中，以后的一切无从顾及，任凭命运的安排。

初到山寨

叶辛和妹妹凑在地理书前，仔细地寻找着贵州，他们翻了很长时间，翻到了几句简单的介绍：贵州是云贵高原朝里的一面，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农民在山坡上种苞谷，在山与山之间的坪坝里种水稻。旧社会曾流传说：“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分平，人无三分银。”

看了寥寥几句介绍，叶辛对贵州仍然一无所知，毫无概念，遥远的贵州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啊？他反复琢磨着那几句顺口溜的含义，心里想：“这地方无非就是雨多、山多、穷呗！”

对于贵州，母亲却是知道的。在抗战期间，为了躲避日本人，母亲带着哥哥姐姐逃难去了大西南昆明，路过贵州时，她看到火车外面重峦叠嶂，到处是荒凉贫穷的景象。

母亲茫然地看着两本插队落户的粉红色通知书，又急又气，一整夜都在叶辛的床边踱来踱去，翻来覆去地只说一句话：“贵阳只有一条街，何况你们去的是农村，贵州是你们去的吗？真是不懂事啊！”

叶辛与妹妹没有想到自己草草的一个决定，会让母亲担心成这样，两人面面相觑，等待着母亲的训斥，母亲却没有再说什么，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在一旁伤心地默默流起眼泪来。

母亲心里明白，谁都无法阻挡儿女们下乡的脚步，但是她多么希望两个孩子能到离上海近一些的地方下乡。母亲更担心的是，贵州既遥远又贫穷落后，这两个瘦小体弱的孩子，到了穷乡僻壤的山乡，根本吃不了苦，不后悔才怪呢！

临行前，叶辛心里七上八下的，他和妹妹心情沉重地准备着行装。

计划经济年代，吃粮食要粮票，做衣服要布票，可是凭了这张上山下乡的通知书，什么都能买到，而且买啥都便宜。雪白的蚊帐，平常要卖到十几块钱，他们七块钱就买了；漆成大红色、光鲜耀眼的木板箱也只花了七块钱；一床厚厚的毛毯，当时可以花掉母亲一个月的工资，他们才花了十几块钱；还有肥皂盒、牙膏牙刷、毛衣毛裤、内衣内裤、棉袄棉鞋……一口气备齐了所有的生活用具，叶辛松了一口气。

那天，妹妹从同学家回来，感叹道：“有的女同学真细心，连烧火的火钳和坐的小板凳都装上了。”

“是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要扎根农村一辈子的，漫长的一辈子才只有两次回上海探亲的机会，该是多么遥远的事情！还有什么要带的呢？”叶辛思忖了一会儿，突然想到，对！农村没有电灯，到处漆黑一片，赶紧去买手电筒！

母亲悄悄叮嘱妹妹：“要多带几只胸罩，农村里可没有地方买这些东西。”妹妹恍然大悟，马上又跑到商店去了。

叶辛和妹妹早早打好包，随时启程奔赴一无所知的未来。知识青年不管带多少东西，只要凭那张上山下乡的通知，都可以免费托运。叶辛特意带了两大箱子书，用绳子捆绑得密密麻麻、结结实实的，生怕路途遥远，万一丢失。

1969年3月31日，叶辛和妹妹整装出发，他们一早赶到培光中学门口集合，那里聚满了送行的亲戚朋友。

居委会敲锣打鼓地欢送他们，母亲却呆呆地坐着，泪流不止。

叶辛和妹妹与同样去贵州的800名知青一起登上卡车，在一阵锣鼓声中，卡车从南京路出发，缓缓地行驶，又转到城隍庙、淮海路、徐家汇、曹家渡……最后才开到了彭浦车站。就要告别上海了，好心的司机兜这样一个大圈子，是为了让这些少男少女们再好好地看一看上海，但是没有谁领会司机的好意，也没有谁有这份心思再看上海。他们虔诚地奔赴农村去，都盼着快点到达那广阔的天地，好在那里大有作为。大家心情激动，一副急不可待的样子。

叶辛心里说：“一片红了，那就快点离开吧！”

一路上，知青们笑容灿烂地打着红旗，戴着大红花，唱着红卫兵战歌，壮志凌云，雄心勃勃，一种改变一穷二白农村的崇高理想鼓舞着大家。

叶辛望着同伴们一张张狂热的脸，脑子里一片空白，心里似乎被掏空了一般，他不知道理想和蓝图是否真的能够实现，只觉得现在一片红、一锅端了，大家都得下去，大家都能活，我也能活。

天已经黑下来，火车扑哧扑哧地爬行了两天三夜，56个小时，终于在贵定下了火车，大家被带到贵定一中的教室里，教室的地面上已经铺了厚厚的稻草，带队的人说：“今晚，大家就在这里睡。”

大伙儿打开行李，把随身带的铺盖铺在稻草上。第一次长途跋涉，一路上十分疲惫，在铺着稻草的地上，居然个个睡得特别香甜。

第二天吃过早饭，他们又乘上卡车从贵定开到修文县城去。一场奇特的倒春雪迎接他们，雪花飞扬，洒落到盘山公路上，洒落到他们乘坐的大卡车上，天寒地冻，知青们都缩在衣服里，盼着快点到达修文县，可是带队的人却说：“你们到修文县来插队落户，一定要把县城的面貌认识一下。”他又让卡车司机多绕了几十公里。

县城里只有一条非常破旧的街道，路面坑坑洼洼，高低不平。街的两旁，都是破旧的老房子，和繁华的上海大都市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卡车又继续前行，前往二三十公里之外知青们插队落户的久长人民公社。到达久长，已是黄昏时分，在一座歪歪斜斜的茅草屋里住了一晚，吃过早饭，老乡们已经笑容可掬地等在那里，他们身边放着扁担和箩筐，准备给知青们挑东西。看到纯朴善良的老乡，在如此寒冷的天气里早已等在这里，叶辛心里热乎乎的，非常感动。

简单的欢迎仪式过后，60个知青被分到了沙雁、杨柳、永兴三个大队的10个生产队，一个生产队6个人，都是男女搭配。本来卡车司机的任务是送到公社，他看了看知青们大包小包的行李，十分热情地对老乡说：“再往前开四公里吧，开到公路边，你们只要挑三里山路就可以了。”

大家喜气洋洋地又上了车，卡车一直开到开阳县民国时候修的公路旁边才停下来。挑担的老乡向司机频频道谢，他们感谢完司机的好心和热情，就挑起知青的行李兀自走了。

卡车上的6个知青，望着一大片荒山野岭和远处破旧的村寨，心里产生了巨大的落差。看着老乡挑着担子走了很远，他们还迟迟不肯下车。下乡前那颗炙热的心，一下子不见了踪影。

妹妹叶文与另一个女知青眼泪哗哗流淌下来，两个脆弱的城市女孩跺着脚硬是不肯下车，她们哽咽地说：“我们是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这哪是什么新农村啊！这么落后的地方怎么建设啊！”

听两个女知青这样一说，男知青们也沮丧了。短短的两天三夜，他们经历了两个世界，一边是中国最繁华的大城市，宽阔的柏油马路上熙来攘往，到处是林立的高楼；一边是荒芜原始的穷山寨，到处是破旧的茅草房和衣衫褴褛的农民。如此现实的反差，让他们内心深处难以承受。

大家怏怏不乐地下了车，跟着挑担的老乡进了山寨。

老乡们将6个知青的行李，抬到大院坝中心一个破旧的泥墙茅草屋面前。这是一个年久失修的茅草屋，已经很多年不曾住人，泥墙成片地剥落下来，屋顶上铺着一层薄薄的发黑的茅草。老乡告诉他们，这里原是生产队的保管房，放置风车、犁、铧、耙子之类的集体农具，生产队把知青每人300块钱的安置费收进了集体账户，却并没有给他们造新房子，而是因陋就简把破旧的保管房腾出来给他们住。

知青们提着行李正要进门，6个人的眼睛不约而同地盯在了那扇门上，那是一个用山竹编起来的房门，门上糊了厚厚的一层灰泥巴，干呼呼的，拉起来很重。看热闹的农民见他们不认识，就告诉他们说：“这不是泥巴，是牛屎！”

哎呀，又脏又臭的牛粪怎么能糊在门上呢？叶辛心里暗自吃了一惊。听到那是个牛粪门，谁都不愿跨过那道房门，只想呕吐。16岁的知青冯百龄，站在门前不停地摇着一张小圆脸。

直到很久以后，知青们才习惯农村的生活，也和农民一样觉得牛粪是干净的，有时还靠在牛粪门上吃饭。

一个老乡见知青皱着眉头不进屋，就解释说：“牛粪是最干净的，因为牛是吃草的，消化以后拉出来的也是草，又有黏性，糊上去不脏，干透了很保暖。”

茅草屋前，里三层外三层地聚满了人，老乡们从没见过几千里之外的上海人，眼睛瞪得老大，用惊奇的目光打量着他们，像是见到了外星人一般，看得他们很不自在。

在众目睽睽之下，知青们开始搬行李，住进了砂锅寨这间门上糊着牛粪的破旧茅草屋，开始了漫长而又艰苦的知青生活。

艰苦的山乡劳动

绵延黛绿的群山四面环绕，中间是一块大坪坝，远远望去，酷似一个砂锅，对面的一座小山，宛如砂锅的把手，这便是叶辛插队落户的砂锅寨，砂锅寨的60余户人家，就住在地势平缓的砂锅底里。

寨子中心有一座破旧而不大的土地庙，“文革”以后已经完全废弃，没有人去烧香拜佛了。砂锅寨还有一座破旧的尼姑庵，后来改成了山寨上的小学校，是在对面小山的砂锅把子上。

十七八岁的年龄，真正是少年不知愁滋味。初来乍到的知青们，刚才还在伤心落泪，一会儿工夫6个知青已像自由的鸟儿，很快忘记了这里的贫瘠落后，忘记了这里的遥远偏僻，忘记了可能扎根这里一辈子的思乡之苦，他们又兴奋起来。

老乡让他们多休息几天，这帮好说好动的孩子哪能闲得住呢？他们与老乡要了一桶白石灰，有说有笑地抬着上了山。

在山坡上，大家纷纷把心里的想法写成了大标语。

叶辛想了想，在山坡上写下：

重新安排修文河山！

到底怎么安排修文河山？叶辛也不知道，既然是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就要展现知青们大有作为的气魄，这条标语气势似乎还不够大，他又挥起大刷子，写下毛主席的一句诗词：

不到长城非好汉！

叶辛瞅着这条标语，每个字比人还高，他心满意得。

6个知青把自己的雄心壮志写在了山坡上，决定改天换地，让贫穷落后的砂锅寨，在他们手上彻底改变模样，他们请群山为他们做证。

此刻，6个满脑子幻想的阳光少年和花季少女，竟然把自己看成了改天换地的伟大人物，似乎这个偏远的山寨要靠他们来拯救。

当时的政治土壤，只能生长一种思想，懵懂无知的知青们，更是盲目地狂热着。

三天之后的早晨，6个知青每人挑着一副担子与老乡一起上了山，把臭熏熏的农家肥一担一担挑到山坡坪坝的稻田里。城里来的孩子没干过农活，老乡们挑七八十斤重，只让知青挑20余斤。干了一天，知青们两个肩膀又肿又疼，腰仿佛也要折断，腿软得几乎要瘫在地上，夕阳西下的时候，生产队长吹起收工哨，知青们没了魂似的挑着空箩筐跟着老乡往回走。

知青们都累瘫了，回到茅草屋，3个知青脸没洗，衣服没脱，饭也没吃，就瘫倒在床上，一会儿就打起呼来。

叶辛睡不着，他清清楚楚地听见，住在里间的妹妹与另一个女知青小邵呜呜咽咽地哭起来。妹妹只有16岁，哪能吃得了这样的苦？又岂止是妹妹，自己也从未干过这么累的活，妹妹的哭声让叶辛十分心疼。

劳苦的日子从此开了头，知青们也像老乡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开始了艰苦劳累的生活。

知青茅草屋是集体户，两个女知青住里间，四个男知青住外间，中间是灶间，大家轮流生火烧饭，每人做一天。

一天，妹妹在灶头上生了两个小时的火，灶头却还是只冒烟没有火焰，烟熏火燎的，呛得她眼睛直流泪，妹妹气得跺着脚跑开了，叶辛赶紧过来帮忙，忙活了半天，灶头才生出火红的火焰。

下乡不久，洗衣做饭、缝纽扣、缝被子……生活的一切知青们很快都学会了，生活已经不是难事，对他们来说，最难过的是劳动这一关。挑粪、背灰、薅草、铲田埂、靶田、敷田埂、打煤把、采茶叶、收洋芋、收苞谷、挞谷子、钻煤洞挖煤……山寨上无一不是苦活累活。

在灼人的夏日里，知青们与老乡一起在苞谷地里弯腰勾背地薅草，实在累得撑不住了，叶辛就跪在田里干，细密的针毡草，牢牢地长在地里，十分难拔，手上被草割出一道道小血口。烈日烘烤着大地，苞谷地里像一个大蒸笼，蒸得汗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不停地滴落在地上。一会的时间就已经口干舌燥，嗓子像是在冒烟，等队长哨子一吹，6个知青拔腿就跑，先找一汪清泉，饱饱地喝上一顿，再一屁股坐在地上喘粗气。

晚上，知青们个个手疼、脚疼、腰酸、腿疼，尖尖的苞谷叶子像锋利的小刀，有的扎着了眼睛，有的划伤了脸颊，每个人胳膊上深深浅浅的，尽是血痕，疼痛难忍。

6个年小体弱的知青，每天都用单薄的身体，去适应高强度的劳动。

生产队按劳动能力的大小记工分，分成好几个等级。同样是劳动一天，一般的劳力记10分，一个强劳力能拿12分。一些技术含量比较高的活，比如插秧插得又好又快、木匠和烧窑的窑师，也能拿到12分。挖煤炭是最苦最累的活，还带一点技术性，工分最高，可以得到16分。知青挑得比别人少，干得比别人慢，辛辛苦苦干一天，才记8分，知青们气得肺都要炸了。

“我们也是出一天工，凭什么不给一个整劳力的工分？”

“我们不干了！”

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小李气不过，他二话不说跑去找生产队长，指着队长的鼻子质问，非要让队长给知青记10分，两人争得面红耳赤，生产队长铁着脸就是不答应。小李没争得10分工，大家都觉得受了老乡的欺负，吃了大亏，一向说说笑笑的知青们一下沉默了，6个人闷闷不乐的，谁都不言语。

生活是现实的，工分就是口粮，少得工分来年就要少分粮食，没有工分也就没有饭吃，有饭吃才能活命，在如此艰苦的生活环境里，知青们不得不斤斤计较，如此看重一分一厘。

为了来年不至于挨饿，挑粪、耙田、采茶叶、收洋芋、收苞谷、收谷子，知青们样样抢着干，硬撑着去适应各种农业劳动，终于在一年之后与老乡们同工同酬，记得10分工。

拖煤船

一个人的能量，往往是逼出来的。有时候，生存的需求，不得不让人去承受力不能及的事情。

劳动是活命的条件，越艰苦的劳动收入越高，生活才有保障。

一天，一个老乡凑到叶辛跟前，悄悄地对他说：“你要不要去挖煤炭？”

叶辛经常看到半山腰上有一些黑黝黝的洞子，洞子旁边有一个三角窝棚，他非常奇怪，一打听才知道，这三角窝棚是挖煤佬儿休息的地方。

插队以前，叶辛曾在电影里看见江西萍乡煤矿瓦斯爆炸的镜头，煤坑很高，挖煤的工人背着煤船艰难地爬行，煤船非常沉重。

老乡说：“与我搭档的挖煤汉子家里有事不干了，你要是愿意，你去挖吧，一天16分！”

叶辛明白老乡的好意，挖煤工分最高，这么美的差事，或许很多人想干还逮不着呢。他心想：“这个劳动无非是累一点苦一点，毕竟出一天工可以多挣半天的工分，再说那个黑咕隆咚的煤洞，神神秘秘的，还真想去看一看。”想到这些，他就爽快地答应了。

夏秋之交，秋风已经送来凉爽的秋意。到了窑洞口，约他挖煤的老乡见叶辛穿了三层衣服，笑着说道：“哪里需要穿这么多衣服？钻进煤洞挖煤要脱得精光才好进去的。”

叶辛很难为情地说：“哪能脱得精光呢？我还是进去吧。”说着他学着老乡的样子，把安全帽戴在头上，跟着老乡往里爬。

窑洞里暗无天日，安全帽上有一盏电筒一样的灯，微弱的光线照着黑漆漆的煤洞，地上积水很深。

老乡在前面爬，叶辛在后面爬，他们摸着壁上的湿泥巴，深一脚浅一脚地蹚着泥水往煤洞深处爬，下到80多米的时候，老乡说：“到了。”

叶辛抬头一看，哇！洞子里满是黑色的大石块，不禁让他一阵惊喜。

洞子里很小，仅能容下一个人进出，叶辛挽起袖子准备挖煤，老乡说：“煤洞里地方小，十字镐两边都是尖的，不会挖的人经常让十字镐头挖到脑袋和眼睛，你不会挖，还是我来挖吧！”说着他就“哐哐”地挖起来，一会的工夫，就挖下一堆煤块。

拖煤的工具是编得很密的小船形状的大竹筐，叫作煤船，煤船前面有两根背篼背带一样宽宽的带子，装满一船两百五十多斤重。煤洞的地面上铺了两根钢轨，钢轨已经磨得铮亮，像两把钢刀一样躺在地上，钢轨的下面每隔一尺左右就垫着一根圆木棍，一磴一磴像梯子一样，叫作脚窝。

老乡说：“我给你平平地装一船，你试试看，大概有两百斤。”老乡把煤船的带子背在叶辛肩上，然后说：“你就爬出洞去吧。”

叶辛拖着这个两百斤重的沉重煤船，艰难地往外爬行。他使足了全身的力气，身体几乎是趴在泥巴堆上，每爬一个脚窝，都要重新铆足了劲，但是煤船却像蚂蚁一样极其缓慢地往前蹭。他觉得自己的力气太小了，简直像蚂蚁撼动大象，根本承担不了这么一个沉重的负担。没爬多远，他浑身的力气已经全部用光，很想坐下休息一下，但是狭窄的洞里都是泥水，根本无处可坐，只能进，不能退，他急得浑身上下直淌汗。

250多个脚窝，只有83米的距离，叶辛拖着沉重的煤船在煤洞里艰难地爬行，又是汗，又是泥，又是水，还没爬出洞子，浑身上下里里外外的衣服已经全部透湿。他好不容易才爬完这250多个脚窝，艰难地爬出洞口。

阳光一下照射过来，有些晃眼，叶辛这才真实地感觉到自己活着爬出了煤洞，眼泪禁不住“哗哗”地流下来。他从没有想到，拖煤船是如此累人！

拖煤船，是人世间最艰难最沉重的活，让人积攒了一辈子的力气全部消耗殆尽，一船煤拖出来，简直就像是死过了一回。

叶辛瘫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觉得浑身的零件都被这沉重的一船煤磨损烂了，整个身子像是散了架子似的。

叶辛曾听说，挖煤佬儿都很蛮横，山寨里穷得叮当响，他们回家就向婆娘要肥肉吃，如果买不起肉，婆娘也要给他烧很油的菜。现在他全明白了，挖煤拖煤是要把浑身的劲都从骨头里面使出来，要把一个人的精气神全部用光，这个消耗实在是太大了！

歇息了好一阵子，叶辛才慢慢地把煤船拖到煤堆旁，将这船煤倒在煤堆上。被汗水泥水湿透的三身衣服粘在身上，既沉重又活动不方便，他四处望了望，山野里空无一人，就脱了个精光，全身上下一丝不挂地钻进煤洞里，把空空的煤船滑下去。

挖煤的老乡看见叶辛光溜溜的样子，哧哧地笑道：“我开始让你脱你不脱，现在你三身衣服都搞脏了吧？”叶辛不好意思地朝老乡挤出了一个笑容。

整整一天，叶辛拖了八船煤，浑身上下全是乌黑的煤灰，除了眼睛还在转动，张嘴会露出一排白牙，躺在那里就像一根烧黑的木头。收工的时候，他往水渠里一躺，顿时一股黑色的水流顺着他的身体往下流去。他觉得身体已经累成了软面条，好像筋骨都被抽走了一般。他一动不动地躺在水里，任凭流水随心所欲地冲着自己，他不想起来了，恨不得就在水里睡过去。

叶辛的身体根本支撑不住这样严重透支的劳动，干了一天他就向挖煤老乡提出不干了。老乡断然拒绝：“不行啊，你已经答应来了，队里也都知道了。再说，我没有你这个搭档，就要少挖煤。这样吧，快收工的时候我替你拖两船。”老乡连哄带蒙，他只得答应下来。

一个星期过后，叶辛再也干不动了，他暗下决心：“别说一天16分，就是一天160分也死活不挖了，打死也不去挖煤了！”

看着叶辛确实体力不支，生产队终于同意了他的要求。

尽管只有一个星期的劳动，叶辛得到了96个工分。在叶辛看来，这哪是96个工分？简直就是96公斤的血汗！为了这96个工分，他苦累交集、辛酸无比，差点把命都搭上了。

这个艰苦的经历，深刻地镌刻在叶辛的生命里，他永远忘不了挖煤工的艰辛和不易。

迷惘

群山静静地卧在远处的四周，山寨里除了偶尔的鸡鸣、狗吠和小孩哭声，一切都是静悄悄的，一股浓浓的荒寂和沉闷感压在心头，叶辛常常盼望着有点声响打破这里的沉寂。

“铿锵、铿锵、铿锵……”春耕大忙的季节，寨子上沉默了一个农闲季节的铁匠铺子又开张了，四邻八寨的农民都赶来打锄头、打镰刀、打犁铧，铁匠铺的生意十分红火，那有节奏的打铁声，是寨子上最好听的响声，给来自喧嚣嘈杂大都市的上海知青增添了一些情趣。

掌铁钎的大铁匠姓冯，与知青集体户的小冯是同姓，按照当地的规矩，他们认了兄弟。冯大嫂姓叶，又与叶辛的妹妹叶文认了姐妹，这样冯铁匠一家与知青户沾亲带故，就格外亲切。

40多岁的冯大哥很能干，已经有了大大小小七个娃，大女儿已是胸脯高高、两腮红红马上要出嫁的17岁大姑娘了，顶小的还在冯大嫂的怀抱里吃奶。娃娃多，劳力少，日子过得很艰难。

繁重的农活常常累得知青们早上酣睡不醒，只要清脆的“叮叮当当”的打铁声响起，最早被惊醒的知青便开始招呼还在梦乡的人：“懒汉们，该起床了！贫下中农已经开始干活了，我们可不能偷懒，这是锻炼我们意志的好机会……”

初下乡的时候，那份虔诚是从骨子里冒出来的。如是再赖在被窝不起，就要被同伴咯吱得哇呀乱叫，满床打滚。一会的工夫，知青屋里就全都起了床，像一群醒来的鸟儿，开始叽叽喳喳。

没过多久，那有节奏的打铁声停止了，害得知青们出早工天天迟到挨批评。叶辛很纳闷，那两个铁匠哪去了？冯铁匠不打铁干什么去了呢？

终于盼来一个赶场天，知青们欢呼雀跃地逛街赶场去了。劳累了一周，叶辛打算美美地睡上一天，好好歇歇身子骨。他睡够了，从床上爬起来，已经是艳阳高照，他就端起盆往河塘边洗衣服。洗完衣服正站起来的时候，他远远地看见久违的铁匠冯大哥挑着一担石灰走过来，他拿着湿衣服迎上去，与冯铁匠招呼道：“连续好几天你怎么不打铁了？”

冯铁匠转脸望着他，好些日子不见，冯铁匠面黄肌瘦，眼睛里透出两股无神的虚光，把叶辛吓了一跳。

“我打不动铁了，我已经连续吃了十一天洋芋了。”冯铁匠说话有气无力的。

“那你还挑石灰？”

“不干咋个办呢？挑石灰比打铁轻松。”

回到知青屋，叶辛用簸箕端着他与妹妹分的14斤苞谷，去了冯铁匠家。铁匠家从小到大的7个娃娃挨着门板站着，7双饥饿的眼睛都盯着他，看到这七个娃娃的眼神，叶辛一阵心酸，他连簸箕一起放下，转身赶紧离开了。

知青们已成长为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吃得多了，劳动了一年，秋后收获时却每人只分到90斤湿谷子、140斤苞谷、几斤油菜籽和10来斤黄豆，这便是他们全年的口粮。叶辛精确地计算了一下，这些粮食刚够吃半年，而刚进入冬月他已吃去了一半，另半年吃什么？没有饭吃靠什么来活命？他十分担心后半年的生活，担心像冯铁匠家一样饿饭。

叶辛不得不一毛一分地计算着，怎样用最少的钱，支撑最长时间的生活。

几个月后，粮食越吃越少，日子越来越艰难了，叶辛开始精打细算。为了节省粮食，他与山寨上的农民一样，早上九十点钟吃早饭，晚上五六点钟吃晚饭，一天只吃两顿，还把苞谷磨成粉，煮糊糊吃，味道香甜的苞谷糊糊却顶不住饿，时常饿得他饥肠辘辘。顿顿少油缺盐地清水煮菜叶，十一个月不见腥味，眼珠子都快转不动了。

叶辛忍不住向老乡发起牢骚来，老乡过惯了贫穷的日子，不以为然地说：“这算啥？真正饿饭的年头你还没遇上呢！”

老乡说的饿饭年头，指的是三年困难时期，那时全国都在饿饭，挖野菜、吃草根、扒树皮，饥饿的农民啥都吃，为了填饱肚子，凡是能入口的东西啥都往嘴里塞，公路两旁两大排老树，被剥得光秃秃、白生生的，那些被剥了皮的老树，没几天就全死了。

繁重的农业劳动和不能养活自己的严酷现实，磨光了知青们改天换地的锐气，熄灭了他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热情，个个失望颓丧，灰心丧气。

到久长赶场时，叶辛经常转个弯来到路边一个叫沙雁二队的寨子上，找在这里插队的同学何济麟和徐炳耀玩。这天，叶辛又来到何济麟的住处，两人聊起知青们下乡的生活和处境，何济麟摇着头说：“我看这个知青下乡是错误的……”

叶辛吓了一跳，知青下乡是毛主席的指示，再有牢骚也不能否定毛主席啊！这些话一旦传出去，肯定被打成反革命，轻则坐牢，重则掉脑袋！叶辛叮嘱他千万不要在别人面前乱说，以免引火烧身，惹出杀身之祸。

这天夜里，叶辛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他想到贫穷落后的山寨上，到处都是衣衫褴褛的农民们和一年四季光着脚丫的娃娃。他想到1700万知青离乡背井，跑到穷乡僻壤来受苦受难、忍饥受饿，心里产生了许多问号，他不断地问自己：连自己都养不活，这样的辛苦劳动还有什么价值？把自己的大好青春扔在这穷山沟里值得吗？以后的路该怎么走？

不断地思索，让叶辛渐渐地从狂热中清醒过来，他扎根农村的心开始动摇了，心里第一次强烈地产生了要走的念头。

“一定要想办法走出这个贫穷的山寨！”

走出大山，谈何容易！

面对无奈的命运，叶辛心里十分焦急又茫然不知所措，他陷入了新的迷惘之中，觉得灵魂上背负了沉重的东西，心里压抑极了，也郁闷极了。

清醒也是一种痛苦。

鲁迅先生说：“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

走对了路才能有出路，叶辛猛然醒来，却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路径，就如同一个迷失在沙漠里的人，最让他痛苦的不是路之艰难，而是找不到方向和自己内心的迷失。

前途是渺茫的，叶辛不知道自己脚下弯弯曲曲的山路通向何处，内心里装满了苦闷。他苦苦地思索着，越想越觉得没有出路，越想越痛苦。他隐隐约约地觉得，这样混下去是不会有好前途的。可是，如何走出这个山寨呢？

无奈之中，叶辛拿起了笔，偷偷摸摸地写起小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