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科学的”人种理论

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凯末尔党人日益重视土耳其人的种族属性问题，他们利用的一个重要资源就是西方的人种学说。如果不稍微涉及一点这方面的理论的话，我们在后文中将很难解释凯末尔党人为什么对把土耳其人说成是“黄种人”那么敏感。

首先，在这里有必要补充说明一下在近代自然科学发展之前欧洲人对土耳其人种的观点。在西方传统中，对土耳其人形象的描述曾经历了重大变化。奥斯曼土耳其人于1453年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前，在西方传播的一种观点是：土耳其人起源自特洛伊人，关于西方古代历史观对特洛伊起源的看法，盖尔科尔概括说：“特洛伊人的起源——在古代历史观点中也这样说：与罗马人有血缘关系，罗马人的起源归因于特洛伊人。整个中世纪，对于很多种族部落和城市，特别对于法兰克人以及后来的法国人，还有英国人来说，特洛伊起源是特殊威望的标志。”盖尔科尔接着说，中世纪的欧洲人通过这样的血缘划分结构，建立了“一个真实的共同体”，土耳其人也一度属于其中——尽管这种划分本身并不为人们所熟悉。

共同体的划分是以区分自我及其对立体（“他者”）为条件的。在古典时代即已形成了欧洲传统的核心。根据盖尔科尔的说法，当一个新形成的欧洲在建构自我之时，它一方面要不断地回溯到古典传统，另一方面也需要一个自身的对立体的存在。“这个对立体对于被置于外部的传统具有决定意义，比如古代东方的传统，包括犹太主义的传统，从欧洲—西方的自我理解力中被排除。”盖尔科尔把这种划分追溯到古典时代：希罗多德赋予了希腊人特定意义，还把希腊与波斯的战争理解为“两个世界之间异乎寻常的广泛性原则的冲突”，即文明人与野蛮人之间不同原则的撞击——自由与专制、法律与独裁、节制与傲慢。对15世纪的欧洲人来说，土耳其人成为古代波斯人的“对称物”：

（土耳其人）对君士坦丁堡的威胁不断增强，他们终在1453年最后侵占了这座城市。这对于基督徒来说是个精神上的创伤，并导致西方人开始建构出土耳其人的另一种起源。当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科学人文主义重新诠释并接受古典传统时，他们的努力是同政治方向结合在一起的，即新思想运动与反对土耳其的战争并举。因此，正是在支持十字军东征的不懈斗争者以及倾向人文主义的罗马教皇庇护二世那里，我们发现了土耳其人的新形象。……他将土耳其人归于斯堪特人，这样不仅可以追溯到人种志学，而且可以追溯到古典时期野蛮人的类型学。斯堪特人和土耳其人一样都是“狠毒的可耻的人种”，是残忍的、卑鄙的民族，通过风俗习惯——即淫乱和食用不干净动物甚至三个多月的胎儿——证明，这些风俗习惯使得他们被排除于文明世界以外，其他作者也补充了很多这种野蛮人的粗野行为模式，描述了他们漂泊不定的生活方式，以及斯堪特人和土耳其人在武器、斗争方式以及语言方面的相似之处。

在上述情况下，西方人把土耳其人描绘成古典时期的野蛮人形象。这样，在把土耳其人作为野蛮人排除的背景下，形成了欧洲的文明，即一种“建立抵御邪恶的同一性”。在欧洲文明的自我形象中，土耳其等因素作为异类被排除在外，这是欧洲人的“有意识的历史”的一部分。

尽管上述观点在近代仍然流行，但它只是把土耳其人的起源与野蛮/文明的分野联系起来，并没有像近代的种族主义理论那样根据人类的体质特征来解释历史发展。逐渐发展起来的近代西方人种理论运用了民族学、人类学、医学、生物学等现代科学知识，而种族主义则更进一步以科学的名义为人种的不平等作辩护，提出了人种优劣论。

随着欧洲旅行家、传教士积累的有关异族人资料的增多，有些欧洲人开始考虑科学地建立对人种的分类。最早的有瑞典植物学家林奈（Linnaus,1707—1778）、法国人布丰（Comte de Buffon,1707—1788）等人都曾探讨了气候、饮食等对人种特征的影响，并对人类进行了初步的划分。林奈把人类分为欧洲、美洲、亚洲和非洲人，认为这是不同的地理环境和文化的产物。根据林奈的说法，黄发、蓝眼的欧洲人，是富有创造性和能力的人；与此相对，亚洲人种是黄皮肤的、忧虑的、盲目和吝啬的；欧洲人是依法管理，而亚洲人只是根据“传统”来治理。这些思想不久就成为孟德斯鸠所谓“东方专制主义”思想的基础。在林奈和孟德斯鸠那里，奥斯曼土耳其人被认为与欧洲人更为接近。注34布丰之后，“人种”（race）被接受为划分不同人类的一个基本概念。在18和19世纪早期曾拜访过奥斯曼帝国的一些法国人看来，土耳其也是白种的、高大结实的、漂亮的人种。

注34Taner Timur, Osmanlɪ, p.141.

对人种分类影响最大的是布卢门巴赫（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1752—1840），他被后人称为人类学的创始人。布卢门巴赫把人类分成五种变异者：高加索人、蒙古利亚人、埃塞俄比亚人、美洲人和马来人。他的分类是根据人类的头发、肤色、骨骼和头盖形状等。在布卢门巴赫的分类中，高加索人指的是白种人或欧洲类型。布卢门巴赫认为，高加索山脉一带是人类的始源地，高加索人是最古的人种，在此山脉附近，特别是南边的斜坡，产生最美丽的人种。在布氏心目中，人类有三种是最重要的，除高加索人外，还有蒙古利亚人与埃塞俄比亚人，他认为，后两者是从高加索人“退化”而来的，即高加索人漫游到东亚和非洲，分别在新的气候条件下发生了“退化”。布卢门巴赫区分上述三种主要人种的方法是头盖形状：蒙古利亚人种是方形，黑人是长而侧，面部扁平，高加索人种则是介于两者之间。在布卢门巴赫的分类中，他非常肯定地认为，土耳其人是高加索人种。注35

注35戴裔煊：《西方民族学史》，第28—30页；Taner Timur, Osmanlɪ, p.143。

19世纪30年代后，西方的人类学研究进入了所谓的“头盖时代”。这其中美国人类学家莫顿（S.G.Morton）的研究非常引人注目，他追随布卢门巴赫也将人类划分为五个人种，同时又将每个人种细分为不同的亚种，与布氏不同的是，莫顿把土耳其人看作是蒙古人种的一支，不过在很早的时候，土耳其人“与切尔克斯人、乔治亚人、希腊人和阿拉伯人相融合，使自身的体质特征发生了改变，并成为一个漂亮的人种”。他这样描述土耳其人的体质特征：“中等身材，有运动员一般的体格，棱角分明的嘴唇，圆形的头颅，深邃而生动的眼睛，机灵而丰富的面部。特别的是，他们有温和而又粗鲁、独断而又善报复的性格。他们机敏而且随时准备接受各种知识；他们从不固执，他们会立刻变得非常彬彬有礼。”注36

注36Taner Timur, Osmanlɪ, p.144.

到19世纪下半叶，社会科学对“人种”的理解发生了转变。这种转变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以往人们只是根据不同肤色，将人类分为少数的几个人种，但到19世纪下半叶，人种的区分已经发展到要把白种人再细分成“雅利安人”（Aryans）与“闪族人”（Semites）；而雅利安人还得再细分成北欧人（Nordics）、阿尔卑斯人（Alpines）以及地中海人（Midteranians）等。其二，自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进化论和遗传学开始逐渐形成并传播开来。进化论强调环境及遗传对人类发展的影响。尽管在初期遭到极大的反对，但在拉马克（Monet de Lamarch,1744—1829）、达尔文（Charle R.Darwin,1809—1882）、赫胥黎（T.H.Huxley）、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等人的倡导下，“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观逐渐传布开来，以进化来解释人类历史的发展成为19世纪中后期西方历史观的重要特征。同时，进化论和遗传学共同为种族歧视提供了看似强有力的“科学”佐证，让人们可以心安理得、理所当然地驱逐外人，甚至仇杀外人。

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些欧洲人开始把进化论与人种学结合，力图以此来解释人类的历史发展。这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人物是法国人戈比诺（Joseph Arthur Gobineau,1816—1882）。戈比诺力图解释社会兴衰的问题，他指出，社会衰替的原因不是由于宗教的狂热，也不是因为腐败、放纵或骄奢，而是由于人种有优有劣。戈氏的名著是《论人种的不平等》，他在肯定人种有优劣之分的同时，断定世界上有许多人种不可能进入文明之域。戈比诺把人类分成三个人种：野蛮的、肉欲的和胆小的黑种；虚弱的、现实主义的、平庸的黄种；睿智的、有力的、勇敢的白种。他认为，白种人是美的拥有者，只有他们懂得荣誉观念。白种人注定要通过他们的睿智与力量，征服其他的两个人种，并成为文明的唯一创立者。凯尔特人和斯拉夫人都是白种人，但是，白种人的精华是雅利安人。戈比诺所谓的雅利安人是金发的、蓝眼睛的、体格强健优美的巨人；他们是功利的、无情的和尚武的，他们天生就是征服者。此外，他们天然是女性仰慕的对象，他们相信来世，拥有一种自尊与自重感，这是他们道德完美的基础。

戈比诺认为，雅利安人最初的摇篮是中亚，即里海与阿尔泰山之间的地区，即所谓的“土兰”。然而，对此他提醒说：“与一般所认为的相反，在最古老的时候，在被叫作‘土兰’的那个地方，不仅有黄种人，还有（白种的）雅利安人。”戈比诺认为，突厥人属于黄种人，同时，戈比诺还提出了突厥人的不同等级的思想。根据戈比诺的看法，在长达四个世纪之中，通过奴官制（devşirme）以及奴隶贸易，奥斯曼土耳其人在这一过程中逐渐与白种人相融合，由此而获得了一种特殊的白种人的面貌。注37借助于进化论的勃兴及特殊的政治与经济环境，戈比诺的种族理论在欧洲逐渐拥有了很大市场。特别是在20世纪前期的德国，种族主义理论得以复兴，纳粹党人将戈比诺的学说奉为圭臬。

注37在这个问题上，戈比诺还依靠数据作了推测。根据他的说法，在四个世纪里，在奥斯曼帝国的人口中，土耳其人不超过1200万。与此相对，有50万基督徒的家族首领，他们都皈依了伊斯兰教。根据这些数据，他解释了种族融合的紧密程度。Taner Timur, Osmanlɪ, p.150。

在19世纪欧洲的民族主义浪潮中，人种/种族理论也掺杂其中，血统论也被注入了政治与社会内容，并获得了被奉为“科学”的医学、生物学、语言学等学科的支持，种族主义遂与民族主义纠合在一处。

在19世纪70年代，法国人类学家莫提莱特（G.De Mortillet）从研究头盖的类型转向了对人类文明史的探讨，并力图在人种与文明之间建立关系。根据莫提莱特的研究，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伟大革命是新石器革命，而这是由圆头颅人种创造的。莫提莱特认为，是一些圆头颅的人最早实现了人类之进入农业时代、驯养动物、制陶术等伟大跳跃，他力图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这些圆头颅人种是谁？他们从何而来？莫氏比较研究了驯养动物的历史，他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新石器时代的伟大进步最早是来自高加索、伊朗西北部以及里海沿岸。注38

注38Taner Timur, Osmanlɪ, pp.144-145.

与莫提莱特同时代的匈牙利人乌法维（Ujfalvy）也在思考人类历史上最早的迁徙活动及最早的文明这些问题。不过，乌法维在注意头盖特征之同时，也使用语言学的方法，这就开创了研究该问题的一个新视角。乌法维力图寻找“雅利安人”的摇篮，他提出，世界上最早进行迁徙的是中亚人，而且，“特别地，是从他们之中的蒙古和土兰两支开始”。这些中亚人在日耳曼人甚至凯尔特人之前，就来到欧洲定居，并成为最早的欧洲人。根据当时语言学的发展，乌法维注意到，古代美索不达米亚语言和土兰人的语言之间有相似性。但在这个时期，人类学的“头盖学”研究仍处主导地位，乌法维从语言相似性的角度提出的观点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在这些争论中，瑞士人类学家毗塔德（Eugene Pittard）的研究对土耳其人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在后文中将提及的土耳其共和国的凯末尔主义历史学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凯末尔本人的养女阿菲特·伊楠（Afet ），她与毗塔德就有非常好的个人关系。伊楠在20世纪30年代曾赴瑞士日内瓦大学学习，并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其指导老师就是毗塔德。注39

注39Soner , “Otuzlarda Türk Irk, Dil ve Etnisite, ”pp.246-247.

与莫提莱特和乌法维一样，毗塔德也非常重视圆头颅人，他也相信，新石器革命是圆头颅人的创造。毗塔德把他在巴尔干及安纳托利亚地区考古挖掘中所得到的头盖与在亚洲所发现的头盖进行了比较。毗塔德认为，巴尔干地区的土耳其人是处于圆头颅和长头颅之间的一个头盖形式，即一种是中间形态。而生活于亚洲的土耳其人则是圆头颅人。另外，毗塔德还提出，在最古老时候的小亚细亚曾生活着一群身材高大、有蓝色眼睛的圆头颅人，毗塔德想搞清楚这些人是谁。注40

注40Taner Timur, Osmanlɪ, pp.145-146.

毗塔德在1924年提出要研究新土耳其共和国的种族起源问题。在1937年召开的第二届土耳其历史大会上，毗塔德作为荣誉主席出席。在毗塔德向历史大会提交的报告中，他总结了自己以往的观点。他认为，最早进行了新石器革命的人种可能是生活在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先民，他宣称，安纳托利亚应该是所有文明之源头的“一块圣地”。也就是说，毗塔德认为，小亚细亚曾经生活着一个种族，它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为古老的文明。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毗塔德的观点与前述那些把人类最早的文明创立于中亚的看法是不同的。毗塔德认为，在小亚细亚的历史上曾发生了种族融合，同时原先的种族仍有其延续性。也就是说，毗塔德并没有提出苏美尔人与赫悌人起源于中亚的土耳其人，而是认为，现代生活于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土耳其人，在起源上综合了苏美尔人和赫悌人的因素。毗塔德认为，在安纳托利亚地区曾出现过圆头颅人种的大量涌入这一现象，但在新来者与原住民之间，并没有什么种族上的差异。这样，毗塔德就暗示，后来入侵到安纳托利亚地区的人与这里的原住民属于同一人种。毗塔德是一个谨慎而又严肃的学者。他小心翼翼地表述自己的看法，并避免使用肯定的判断。毗塔德把自己通过头颅研究所得出的结论，还仅仅看作是一个假说，认为它仍需其他很多重要的历史证据。然而，对于这样的假说，凯末尔主义的历史学家早就迫不及待地“武断地使它到达了真理的地位”。

19世纪的英国牛津大学的比较神话学教授赛斯（A.H.Sayce），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研究专家，他根据语言结构的改变，认为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之间所建立的最古老文明乃是“土兰”种族的创造。他找到了苏美尔语和土兰地区语言之间的相似性。一些其他的语言学家也赞同赛斯的观点。这样，比较语言学研究就拓展了种族主义的局限，因为种族主义仅仅依靠人类的体质特征这一证据来解释历史，而比较语言学的研究则揭示出，具有很高文明成就的苏美尔人所使用的语言却不属于印欧语系，故不能说苏美尔人也是雅利安人。注41这些比较语言学的研究也暗示，苏美尔人可能与土兰人有关系。

注41Taner Timur, Osmanlɪ, pp.150-151.

实际上，20世纪初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对前述欧洲的所谓科学知识并不像我们今天这般陌生与无知。当法国人拉克伯里（1844—1894）在19世纪末期提出其“中国文化源于巴比伦说”后不久，一些著名的中国学者和思想家们，如梁启超、章太炎、黄节、刘师培、陶成章等人遂“翕然赞同，初无异词，且搜采古书以证明其说”。长期以来，中国学人和士人都对西方传教士所宣扬的《圣经》创世说、中国文明源自基督教等神学观点嗤之以鼻，并坚持“西学中源说”，但为何人们在20世纪初突然一反常态，舍“西学中源说”而转取“中学西源说”？当代学人杨思信即从文化民族主义的视角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

20世纪初，人们接受与倡言“西来说”，其动机不在对内而在对外，即为了回应西方文化的冲击。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华民族已到了危亡的边缘。对外战争的连续失利，使中国的国际形象一落千丈，西方殖民者借此向国人进行“白优黄劣”的说教，公开诋毁中国民族和中国文化，攻击中国民族是“老大之民族”、“奴隶之民族”，中国国民缺乏战斗力、竞争力，断言“中国永无雄飞之望”。……受此影响，某些国人也相信西方白色人种天然优于有色人种，认为“黄种之随红种、黑种而去，势已必然”。此等论调，无疑大大瓦解了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在此背景下，一批资产阶级爱国知识分子奋起抗争，希冀“讲明吾种之渊源，以团结吾同胞之气谊，使不敢自惭其祖宗，而陷其种族于劣败之列焉”。也就是说，他们利用“西来说”，目的在于回应西方文化侵略，维护民族文化的自尊。因为按照“西来说”，中国民族本与欧洲“同族”，这就有充分理由证明中国民族与西方民族同样优秀，“皆为有德惠术智之氓”, “白优黄劣”的论调自然不攻自破。

总之，19世纪后半期，一些西方学者倾向于认为，人类文明的发生与发展是一个从中心向四周不断扩散传播的过程，世界各民族文明都与这一“中心文明”存在一种亲缘关系。学者们争论的焦点在于“中心文明”的具体位置，当然他们并没有达成任何的一致，有的认为在埃及，有的认为在两河流域，还有的主张在“土兰”。

把近代先进的欧洲文明的种族起源追溯到亚洲，对于强势的西方文明来说，除了满足某种好奇心和求知欲外，在感情上并没有什么不可接受之处。但对欠发达地区的后进民族来说，自身的起源问题却是一件有关民族自尊的敏感事情。在被西方列强击败的情况下，失败者要想自强（或曰“现代化”），就必须努力效法先进的西方，采纳西方文明的成果。但这样做既引起了内部保守主义者的反对，同时又在学习者自身产生了一种自卑的情结。在此情形之下，如何有效地驳倒保守主义的论调，同时又能缓解自身的自卑感，就成为欠发达地区的一些现代主义者们的意识形态需要。对他们来说，若能证明自己与先进的欧洲人具有同一祖先，上述问题或许就可迎刃而解了，因为，若自身与欧洲人具有共同起源，则在遥不可测的古代，他们也一定属于共同的文明，由此他们就可以论证，在现代向先进的欧洲人学习，只不过是重新回到祖先的道路上而已，他们也就可以自信地学习西方了。不过，非西方社会的现代主义者们仍然必须利用西方的近代学术和意识形态资源来构筑自己的意识形态，因为，他们自身并不具有生产这些知识资源的能力。对土耳其人来说，前述那些与种族有关的学说以及突厥学的研究，就成了他们用来建构自己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资源。

西方人的种族主义论述，不是一种偶然的历史反常现象，也不是一种仅仅局限于德国纳粹主义的教条，而是整个西方所发展出来的一种意识形态，它诞生于欧洲，在欧洲广泛传播，并进而影响到世界其他地区。种族主义在德国的发展最为充分和极端，那是由德国的特殊历史条件造成的。纳粹主义把西方种族中的一支——日耳曼人——神圣化了，将其说成是最为纯粹的一个人种，在纳粹的意识形态中，其他的西方种族虽然也融合了雅利安种族的因素，但只是堕落了的支脉而已。如前所述，欧洲种族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的一个标志就是，在世界各地的民族主义论述中，或多或少都有种族因素的存在。在20世纪的头二十多年里，种族主义仍在全球各地大行其道，即便美国这样的所谓民主国家，法律条文中也明显存在着种族歧视。美国亚拉巴马州的法律规定：禁止白人和黑人或有黑人血统的人结婚，无论当事人的黑人血亲关系与他相隔多远；违此法令者处以三至七年监禁；同黑人的婚外性行为与此同论。

实际上，对世界上的多数民族来说，他们的族源问题将永远得不到众所公认的解答，土耳其人尤其如此。但正是由于这种族源的模糊性，加之因种族融合而获得的与西方人日益接近的体质特征，受到西方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影响的土耳其人在思考自身的种族归属问题时，也就不能不顾忌当时流行的人种等级观念。特别是对主张全面学习西方的凯末尔党人来说，宣称土耳其人是白种人，是一种很自然的选择，而且，他们也可以从前述的西方资源中找到其所欲寻求的支持。

当然，谈论西方思想、知识对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影响，并不是说西方人是主动地把它们之思想传播和灌输给了土耳其人，笔者也并不认为土耳其人就完全是这些西方思想和“学术成果”的被动接受者。实际上，不管是一种学术成果还是一种意识形态，在不同人或集团那里，可以有不同的解读，也可以有不同的接受方式，土耳其人是按照自己的需要利用了不同的西方学术思想资源。不过，后文将显示，土耳其的这种需要实际上还是以其头脑/意识已经被西方的普世主义哲学俘获为前提的。

对那些没有为自身历史留下多少文字记载的民族来说，他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窘境是：必须依靠其他民族的历史书写来寻找自身在过去的踪迹。生活于小亚细亚地区的土耳其人便是这种民族的一个典型。后文将显示，无论是奥斯曼帝国末期的土耳其主义还是共和国时代的“土耳其史观”，它们所谓的民族历史大多都是通过改编西方人有关突厥/土耳其的历史著述与近代突厥学、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上的各种假说来完成的。

突厥学研究对土耳其人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正是这些研究把前伊斯兰（pre-Islamic）的突厥史呈现在奥斯曼-土耳其人面前。在现代土耳其人把伊斯兰教确定为穆斯林世界落后的原因后，如何从自身的历史传统中重新发现有利于进步的元素就成为民族主义知识精英的一个重要使命。对他们来说，伊斯兰教之前的突厥史尤其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正是这段历史告诉了现代土耳其人，他们或许有更为古老的渊源，在皈依伊斯兰教之前，突厥人就已经在世界历史上建功立业和发达进步了。在后文中，我们会看到土耳其人是如何把伊斯兰教之前的突厥史理想化和古典化的。

凭借语言学、头盖学、人类学等知识支撑起来的人种理论，是19世纪中期以来流行于西方世界的准/伪科学学说。这些观点不仅在西方世界盛行，而且还逐渐流布于非西方社会。西方的种族理论也影响到了土耳其人。在凯末尔时代，关于土耳其人的种族属性及人种划分问题是土耳其民族主义者所关注的一个重要环节。在当时的官方民族主义表述中，土耳其人及其“祖先”被肯定地说成是白种人。这种主张同样是受到了前述西方学说的影响，甚至直接把在西方还是假说的东西就拿来当论据了。

历史、语言、人种等问题对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是至关重要的。莱昂·卡翁虽然主要是被看作为一个所谓的“突厥学家”，但他实际上代表了历史研究与人种理论在某种程度上的合流。这种合流的重要表现就是把人种这个因素引入到对历史的研究和解释之中，而且往往还要加上语言学、考古学的知识，这些东西在那个时代被认为是“科学的”。他们倾向于把语言与民族甚至是种族问题混淆，更不注意区分语族和民族或种族之间的不同。把语言学、人类学、考古学等被看作是所谓客观科学知识的学科内容引入到历史研究中来，就使历史研究披上了“科学”的外衣，而只有科学的知识，才是普世的。民族主义需要的正是这种可以被称之为科学的、普世的知识。在凯末尔主义时代，前面提到的那些由西方生产出来的知识获得了充分而有效的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