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近代西方“科学知识”谱系中的土耳其人

近代世界发生的最根本性的变化就是欧西的崛起。对于那些从事东方研究的西方人来说，他们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解释（我们）西方先进与（他们）东方落后的原因。近代西方人日益广泛的世界性游历和探索，使其对各地区不同人民的差异有了更多认知，由此出现了在所谓“科学”基础上对人进行分类研究的人种学。这个“学科”（同很多其他的新兴学科一道）既是解释东—西差异与建设新型西欧民族国家要求的产物，又是这一过程的重要参与者。欧洲现代性正是通过“科学和方法的新观念而得到界定的”：“将有关人类知识的各种形式及其范围的研究成果直接用于政治学、伦理学、形而上学、神学等传统学科，旨在一劳永逸地结束它们的困境，是19世纪的哲学家们竭力完成的规划。他们尝试运用的原理乃是17世纪新的科学规范……”这种新观念实际上造成了近代世界观的转变，那就是科学取代了形而上学与神学，科学体现为贯彻了欧西普世主义的各门现代学科。西方以这种普世主义的科学—现代性君临东方，由此而形成对西方的膜拜，就转变为对西方生产的知识的膜拜。

民族主义是近代欧西的产物。东方民族要想进入现代性，不光是要在技术上学习西方，在政治上进行变革，而且在意识形态上也要随之跟进。当东方人要确认自己也是一个民族的时候，他们所需要的依据和材料也只能是来自西方的，因为西方制定/规定了这个时代的游戏规则（思维方式），也只有西方生产了这方面的理论和知识。东方民族主义使用的话语是西方的、原材料也是西方的，而它们竟贴着普世主义的标签。这也部分地说明“民族主义对于某种普遍主义世界观和知识谱系的依赖”。在这个意义上，东方民族主义一开始就注定了是西方政治/思想殖民化的产物。

无论如何，一种政治运动总需要与之配套的意识形态支持，而意识形态的发展亦需相应的思想/学术资源来支撑。土耳其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出现和发展主要就是利用了欧洲的学术与思想原料，包括突厥学、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人类学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