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其书：云霓明灭或可睹

《老子》是中国最早的哲学著作之一，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也是最伟大的经典之一。自古著书以经名者，唯道家有之。《老子》之称经，自汉景帝始，以“老子义体尤深，改子为经，始立道学，敕令朝野悉讽诵焉”。而《老子》演变为《道德经》，约萌发于汉末三国的边韶、葛玄，形成于魏晋之际的王弼、皇甫谧。《老子》涵盖哲学、宗教、人文、政治学、伦理学、军事学等诸多学科，后人尊为治国理身的宝典，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据不完全统计，清朝以前《老子》版本一百多种，中文校订本三千余种，具有代表性的一千余种，这充分说明《老子》的巨大影响。最早解读《老子》的是先秦思想家和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著有《解老》《喻老》篇。汉初史学家司马谈高度评论道家思想，似可看作是对《老子》一书的评价，“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意思是，道家使人精神集中，行动合乎无形之“道”，使万物丰足。道家之术依据阴阳家关于四时运行顺序的学说，吸收儒墨两家之长，撮取名法两家之精要，随着时势的发展而发展，顺应事物的变化而变化，树立良好风尚，应用于人事，无不适宜，意旨简约而容易掌握，用力少而功效多。对于先秦思想界而言，《老子》既是引领者又是集大成者，厚植起中华学术大树坚实的根底。英国学者李约瑟认为，中国如果没有道家，就像大树没有根一样。

《老子》一书对人类文明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最早由唐朝玄奘译成梵文走向世界，16世纪后陆续被译成拉丁文、法文、德文、英文、日文。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截至2014年，可查到的各种外文版《老子》已有一千多种，是除《圣经》之外，被译成外国文字最多的文化经典。有一则消息报道，《老子》已先后被一百零四人译成德文；每四户德国家庭就有一本《老子》。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评价《老子》一书，“它那样佯谬的语句所具有的说服力，它的谨严认真态度以及它那似乎不见底的思想深度，使其成为了一部不可多得的哲学著作”。比利时学者、耗散结构创始人普利高津指出：“道家的思想，在探究宇宙和谐的奥秘、寻找社会的公正与和平、追求心灵的自由和道德完满三个层面上，对我们这个时代都有新启蒙思想的性质。道家在两千多年前发现的问题，随着历史的发展，越来越清楚地展现在人类的面前。”美国学者蒲克明认为：“当人类隔阂泯除、四海成为一家时，《老子》将是一本家传户诵的书。”

尽管《老子》其书声名远播、历久传诵，却像老子其人一样，也是争议不断、认识不一，主要问题是作者是谁和成书时间。关于作者是谁，大体有三种观点，基本的观点认为历史上确有老子其人，《老子》一书应为老子所作；另一种认为，“《老子》，战国好事者，剽窃庄周书作也”；还有一种认为，“《老子》一书实非一人所能作，今传本《老子》如果把他看作是绝对完整的一人而言，则矛盾百出，若认为是纂辑成书，则《老子》作者显然不止一人”。关于成书时间，也有三种观点，基本的观点认为老子早于孔子，《老子》成书于春秋末期；另一种认为，《老子》成书于战国时期；还有一种认为，《老子》成书于秦汉之际或汉文帝时。无论如何，《老子》的作者及成书时间，或许是“烟涛微茫信难求”，而《老子》一书却是历史上真实的存在，“云霓明灭或可睹”。本文认同《老子》作者及其成书时间的基本观点，并将其作为研读的逻辑前提，进而着力探讨《老子》的义理和辞章。《老子》言简而意丰，疏朗而浑融，隽永而透达，逻辑而系统，是一本专著而不是纂辑；《老子》一书前后理论一贯，层层推论演进，自成一家之言，似这样严谨而连贯的著作，一般应出于一人的手笔，即可认为是老子自著。

千百年来，无论是九五之尊的帝王还是王侯将相，无论是文人墨客还是山野村夫，都争相研读《老子》，形成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线。在封建帝王中，就有四人注释过《老子》。第一人为唐玄宗李隆基，他两度注疏并诏颁天下，即《道德经注》和《道德经义疏》。注疏的宗旨是“取之于真，不崇其教，理国之要，可不然乎”，很少玄理的探讨，更少宗教性词语，立足统治实践，着重阐述老子治国理身理论。第二人为宋徽宗赵佶，他亲自注疏《道德经》并颁布全国；两次下诏“搜访道教逸书”，整理刊行，成为我国第一部《道藏》；还下令编纂《道史》，成为第一部道教历史著作。遗憾的是，赵佶尊崇的不是老子的治国理身之要，而是利用道教来神话自己，最后却成了金人的阶下囚。第三人为明太祖朱元璋，他给《道德经》的定位是“万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师，臣民之极宝，非金丹之术也”。这就把《老子》从宗教迷信中解脱出来，确是朱元璋慧眼所在。他在登基八年后亲自注解《道德经》并作序，在序言中详细记述了自己读《道德经》的过程。第四人为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他的《御注道德经》是原文句下加以简注，每章之后详加论说，自成一体，中心思想是讲解“治心治国之道”。除宋徽宗外，其余三位注释并践行《老子》思想的帝王，都产生了积极影响，有着不俗的统治政绩。

自先秦以来，历代研老注老的著作层出不穷。战国中晚期及至西汉前期，老子之学昌盛于稷下，形成“齐学”，流布于楚地及三晋。汉初多家传老子之说，尤其是开国名臣曹参，从齐地把老子之学带到朝廷，演变为国家的意识形态。至刘向乃“定著二篇八十一章，上经三十四章，下经四十七章”。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使儒家思想在国家意识形态上占据统治地位，老子之学则转入民间，成为士大夫尤其是“处江湖之远”的士大夫的精神家园。汉代老子之学的主要特征是黄老神仙长生思想，借用老子之“道”作为理论依据。比较著名的注本有河上公的《老子章句》、严遵的《老子指归》和张陵的《老君道德经想尔注》。魏晋南北朝时期，老庄之学占据了知识界的核心，发展为思辨性很强的玄学体系，不仅描绘宇宙万物的化生过程，而且探究宇宙万物之所以产生、存在和变化的总根据。这时的老学已经改变了它在西汉初期的文化品格，不再充当“君人南面之术”，而是寻求精神自由和个性解放，宽袍缓带地清谈玄理。最为著名的注本是王弼的《老子注》和《老子道德经注》。唐朝是我国历史上尊老奉道的王朝，李唐皇帝视老子为自己的先祖，封为“太上玄元皇帝”，要求士庶人家均藏《道德经》，因而注解《老子》成为时尚。至唐末，诠疏笺注《老子》者约六十余家。唐代老学援《庄》入老、援佛入老，使老子之学的学理更加严密，疏证变得丰厚，有了神秘色彩。代表性注本及论著有成玄英《道德经开题序诀义疏》、李荣《老子注》和杜光庭《道德真经广圣义》。宋元老学更是发达，以至元代道士张与材称：“《道德》八十一章，注者三千余家。”由宋而元，士人解读《老子》，潜入日常生活的心理层面，比较注重心性诠释。代表性注本及论著有王安石《老子注》、司马光《道德真经论》、苏辙《老子解》、范应元《老子道德经古本集注》、吴澄《道德真经注》和白玉蟾《蟾仙解老》。明清老学进入了古典学术和古代典籍的集成时代。明正统《道藏》五千余卷，万历《续道藏》百余卷，把《道德经》尊为太上教典；清代引入考据学，使《老子》章句考读提升到新的高度。至于清末学术，解读《老子》已有西学东渐的韵味。明清时期代表性注本及论著有薛蕙《老子集解》、释德清《老子道德经解》、李贽《老子解》和王夫之《老子衍》、傅山《老子解》、纪昀《老子道德经校订》和魏源《老子本义》。

《老子》的传世版本甚多，王重民1927年刊行《老子考》，版本存目450种；台湾严灵峰1965年刊行《无求备斋老子集成》初编、续编、补编影印本，共计356种。在众多的《老子》版本中，有的用讲道理、引述故事的方式来进行解说；有的是列举老子的一段言论，便根据自己的理解自由发挥和论述；有的是经、传分开，以章句形式进行注解。最为著名的是河上公本、严遵本、王弼本以及帛书本和竹简本。

河上公本一般被认为是最早的注本，又名《河上公章句》或《道德经章句》，其内容合乎老子大义，与汉初的黄老政治相协调，和“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政策相一致。河上公本也有谜团，主要是对河上公其人存在争议。《史记·乐毅列传》中提到河上丈人，“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据此记载，河上公应为战国时期人，这与河上公本的内容不尽一致。另一记载，是三国时期葛玄所作的《河上公章句序》，称河上公为汉初人士，曾大显神迹，赐书和指教汉文帝，其中的神仙化描写手法，不免使人怀疑其真实性。如果历史上确有河上公其人，那他应是黄老哲学的集大成者和方仙道的开山祖师。河上公本的存世及其产生于汉代，则是毫无疑问的。河上公本属民间系统，注释文字古朴，多古字杂俚俗，其流派为景龙碑本、遂州碑本和敦煌写本。河上公本以疏解原文为主要特点，不太关注道的理论问题，首先从宗教角度阐述《老子》，具有厚重的养生成仙思想；重点则是阐述如何修身与治国。河上公认为：“用道治国则国安民昌，治身则寿命延长”;“治身者神不劳，治国者民不扰。”在河上公看来，治身是治国的基础，治身就要关注精气神。就人而言，精气是天地之气在人身体内的纯净气息，神明是天地之间的神妙在人五脏六腑中的显现。河上公告诫人们，不要放纵情欲，消损精气，破坏神明，更告诫君王要注重治身，“君开一源，下生百端。百端之变，无不动乱”。所以君王要清静无为，坚持治身去情欲、治国勿烦扰。

严遵本是指西汉晚期蜀中隐士严君平所著的《老子指归》。严遵是著名学者扬雄的老师，不求仕进，每天占卜为生。《汉书·王贡两龚鲍传》记载：严遵修身自保，“卜筮于成都市，以为‘卜筮者贱业，而可以惠众人。有邪恶非正之问，则依蓍龟为言利害。与人子言依于孝，与人弟言依于顺，与人臣言依于忠，各因势导之以善，从吾言者已过半矣。’裁日阅数人，得百钱足自养，则闭肆下帘而授《老子》”。严遵本是老学研究史上的重要专著，是西汉道家思想的代表作，它不同于注释类作品体裁，不是那种注重词语考证和解释的注本，而是先引用老子观点的原文，然后进行指归分析，加以发挥和论述。严遵本条理清晰，内容深邃博大，实际是《老子》的再创作。严遵以韵文形式对《老子》进行理论阐发，辞句古奥，文笔优美，句式相骈。他沿着《老子》的思路，采纳了《淮南子》的部分内容，用道、德、神明、太和四个层次演进来论说天地万物的化生问题，构造了一个以虚无为源、以气化为流的宇宙演化体系。他本着依天道论人事的模式，阐述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认为“有为乱之首也，无为治之元也”。同时，吸收了《黄帝四经》的思想，强调无为不是无所作为，是“君无为而臣有为”，即“ 尊天敬地，不敢亡先；修身正法，去己任人；审实定名，顺物和神；参伍左右，前后相连；随时循理，曲因其当；万物并作，归之自然；此治国之无为也”。他阐述的老子道论和哲学思想，包含着本体论和辩证法，使老子学说更加系统化和条理化，为后来的王弼所继承，成为魏晋玄学提出的“贵无”“自然为本”本体论的萌芽。严遵本还有丰富的养生思想，这反映了西汉、东汉之际隐士阶层苟全性命于乱世的心态。养生思想的主题是“全其性命”，即“自古及今，飞鸟走兽、含气有类之属，未有不欲得而全其性命者也”；原则是“无欲无取”，即“无欲则静，静则虚，虚则实，实则神”；方法是“保精养神”，从而做到“筋骨便利，耳目聪明，肌肤润泽，面理有光”。

王弼本是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学术价值最高的《老子》版本。对于王弼其人其书，史学界没有任何争议。王弼，三国时魏人，与何晏、夏侯玄等同倡玄学清谈，英年早逝，病故时只有二十四岁。这是个天才型的人物，在老学史上是第一流人物，在中国思想史上也是第一流人物。著作有解读《老子》的《老子注》《老子道德经注》和解读《周易》的《周易注》《周易略例》。当时的玄学首领何晏极为赏识王弼，认为“仲尼称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乎！”所谓天人之际，就是人们对天道、自然与人的关系这一重大哲学问题的思考。王弼对老学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王弼本能够应对时代挑战，是老子思想最具创造力的解释者。由于《老子》原文逸散已久，王弼本曾是《老子》的唯一传世本。与河上公本风格不同，王弼本属于文人系统，文笔流畅，其流派为苏辙、陆希声、吴澄诸本，这些文人善做文章并掺入自己的见解。王弼本注重对《老子》哲理的阐述，它运用本与末、体与用的分析方式，把老子之道中的“无”突显出来，提出了“以无为本”的本体论，建立了体系完备、思辨抽象的玄学哲学体系。王弼认为，“《老子》之书，其几乎可一言而蔽之。噫！崇本息末而已矣。观其所由，寻其所归，言不远宗，事不失主”。在王弼看来，世界的本体是“无”，世界各种各样的具体事物为“有”，无是本，有是末，即“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至于政治主张，王弼延续了河上公本的思路，重在无心无欲无为，反对巧智奸诈，强调“以道治国，崇本以息末；以正治国，立辟以攻末”。辟意指法律。

帛书本是指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老子》抄本，因在一种致密而轻薄的丝织品上抄写而称帛书。帛书《老子》有甲、乙两本，均有部分残缺，甲本5440字，掩损1369字；乙本5467字，掩损702字。甲本字体介于篆、隶之间，不避汉高祖刘邦名讳，说明甲本完成于汉朝建立之前；乙本用隶书抄写，避刘邦名讳而不避汉文帝刘恒名讳，说明乙本成书于刘邦在位时期。比较而言，甲本抄写粗率，错讹屡见，乙本抄录精致，对《老子》原意理解较深，一些关键词和重要思想抄录得较为准确。对照传世的河上公本和王弼本，帛书本在内容、文字上并无根本不同，最大的差别在于结构不同，帛书本不分章，只分上、下篇，而且“德经”在前“道经”在后，从传世本的第三十八章开始。在具体篇章排列方面，“德经”中相当于传世本之四十、四十一章倒置，八十、八十一章移至六十七章之前；“道经”中二十四章移至二十二章之前。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帛书本与传世本不属于一个体系。帛书本的发现，说明早在汉朝之前，《老子》已经成书，这为确定《老子》的成书时间提供了可靠的考古资料。对于汉代文化研究而言，帛书本揭示了汉初社会文化思潮的演进过程，即由汉高祖时期的黄老之学与儒家思想兼杂、黄老之学尚未占据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演变为文景时期确定黄老之学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正宗。

竹简本是指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墓中出土的《老子》抄本，因刻录在竹简上被称为竹简本，又称楚简《老子》。郭店墓葬时间约为公元前300年左右，墓葬主人先后分组抄录《老子》，一同陪葬。竹简本文字纯正古朴，分为甲、乙、丙三组，除去一段与《老子》内容关联不大的“太一生水”篇外，共有一千七百余字，约为传世本的三分之一，其内容分别见于传世本《老子》八十一章中的三十一章。竹简本内容基本上互不重复，每组都有自己的主题，抄录者似乎以分门别类摘录为目的，而不是为了抄写《老子》全书。竹简本三组的内容较为系统完整，既各有侧重又相互联系。甲组论述圣人之道，似可名为圣人篇，大致可区分出两个主题，一部分主题与丙组类似，主要讨论治国方法；另一部分主题与乙组类似，主要讨论修身方法。乙组论述修身之道，似可名为修身篇，主要讨论长生久视的养生法，无为而无不为的处世术，以及绝学无忧、宠辱不惊、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巧若拙等辩证思想。丙组论述治国之道，似可名为治国篇，着重讨论成事遂功，百姓曰我自然；大道废，安有仁义；用兵战胜，以丧礼居之；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竹简本的发现，说明《老子》一书在战国时期已经流传；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证实老子是春秋末期的智者，《老子》是作于春秋末期最早的中国私家著作。此外，2009年北京大学收藏了一批汉武帝前期的竹简，其中有比较完整的《老子》竹简本，从抄本避刘邦讳而不避惠帝刘盈讳分析，它与帛书本抄写时间大致相同。北京大学竹简本保存良好，有完整和接近完整的竹简221枚，残简10枚；竹简本分上、下两篇，共七十七章，也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全书正文5300余字，残缺仅为60余字。这是从地下出土的四种竹简和帛书古本中，保存最为完整的《老子》版本；首次发现在两枚竹简背面写有“老子上经”和“老子下经”的篇题，印证了有关《老子》称“经”的文献记载。

世界各民族思想的发展都是以不断地对民族文化经典进行重新诠释的方式展开的；即使思想的创新发展，也是以研读悟透民族文化经典为基础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持续不断地对《老子》进行诠释，是中华民族思想发展，尤其是哲学思想和抽象思辨能力发展的重要途径。对于《老子》的诠释，基本沿着思想聚焦、语言趋同和文本改善的方向前进。所谓思想聚焦，是指由古本到传世本的发展过程中强化了《老子》思想观点和重要概念的过程，进而上升为哲学范畴。任何哲学范畴，都是一个普遍抽象的观念，具有相对确定的含义，遵循一定的使用规则，反映某个思想派别的立场。中国哲学不太重视概念范畴，通常用隐喻、类比、寓言和格言来讲述道理，因而思想聚焦既是思想发展的重要标志，又是诠释《老子》价值所在。“无为”是老子哲学的重要概念，帛书本出现七次见于六章之中，而在河上公本和王弼本则出现十二次见于十章之中，比帛书本多出三分之一，这就突出了“无为”在老子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所谓语言趋同，是指《老子》各个版本在分别加工原文时表现出的对某种共同语言特点的重复和强化。语言趋同与思想聚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联系在于当语言趋同涉及哲学范畴时，也就产生了思想聚焦；区别在于语言趋同还涉及一般概念和词语，而思想聚焦只涉及重要概念范畴。语言趋同的主要形式有句式整齐化、排比句式强化以及某些概念、判断在章节之间重复。所谓文本改善，是指《老子》先后版本在思想聚焦和语言趋同过程中必然产生的良好效果。不同版本相互参校的结果造成了不同版本的语言风格和文字内容渐趋一致。河上公本与王弼本的文字比较接近，就是两个版本长期分别流传、相互参校的结果。研读《老子》其书，使我们对思想的发展规律有了新的认识和感悟，这真是意外的惊喜，有心种花，花已开放；无意插柳，柳也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