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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来，卢梭在中国名声煊赫。晚清和民初的革命家多鼓吹其学说，奉卢梭为精神导师。不必多引那些极口称颂之辞了，单以诗举例：

孕育今世纪，论功谁萧何？华拿总余子，卢孟实先河。赤手铸新脑，雷音殄古魔。吾侪不努力，负此国民多。（梁启超《壮别》）

世人皆曰杀，法国一卢骚。民约倡新义，君威扫旧骄。力填平等路，血灌自由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蒋智由《卢骚》）

卢梭第一人，铜像巍天阊。民约创鸿著，大义君民昌。胚胎革命军，一扫稗与糠。百年来欧陆，幸福日恢张。（柳亚子《放歌》）

大江南北群相和，英雄争挽鲁阳戈。卢梭文笔波兰血，拼把头颅换凯歌。（秋瑾《吊吴烈士樾》）

但是，在狂热的推尊之外，也出现了异议。严复在甲午之后也曾援引卢梭，说过“民之自由，天之所畀也”（《辟韩》）。进入民国，被袁世凯约法参政的他，却发表了《民约平议》（1914）。此文向被视为严复思想倒退的说明，但令人惊讶的是，严复的西学修养使其批评具有别样的高度，直指卢梭立说的方法论缺陷：

大抵治权之施，见诸事实，故明者著论，必以历史之所发见者为之本基。其间抽取公例，必用内籀归纳之术，而后可存。若夫向壁虚造，用前有假如之术（西人名学谓之a priori）立为原则，而演绎之，及其终事，往往生害。卢梭所谓自然之境，所谓民居之而常自由常平等者，亦自言其为历史中之所无矣。夫指一社会，考诸前而无有，求诸后而不能，则安用此华胥、乌托邦之政论，而毒天下乎！

是空谷足音么？严复会不会读过法国史学家兼文艺批评家丹纳（Hippolyte Taine,1828-1893）在《旧制度》（1876）一书中对卢梭相似的批评呢？

严复斥卢梭之说误人，因为他看到了入民国之后的乱象，因为他悲观地预言：“极端平等自由之说，殆如海啸飓风，其势固不可久，而所摧杀破坏，不可亿计。”（《与熊纯如书》第八通）“平等、自由、民权诸主义，百年以往，真如第二福音，乃至于今，其弊日见。”（《与熊纯如书》第五十二通）。而青年鲁迅“任个人而排众数”，“尊个性而张精神”，对卢梭的“公意”也具有天然的抗拒性：

物反于穷，民意遂动，革命于是见于英，继起于美，复次则大起于法朗西，扫荡门第，平一尊卑，政治之权，主以百姓，平等自由之念，社会民主之思，弥漫于人心。流风至今，则凡社会政治经济上一切权利，义必悉公诸众人，而风俗习惯道德宗教趣味好尚言语暨其他为作，俱欲去上下贤不肖之闲，以大归乎无差别。同是者是，独是者非，以多数临天下而暴独特者，实十九世纪大潮之一派，且曼衍入今而未有既者也。

在《文化偏至论》（1908）一文里，鲁迅没有提卢梭的名，但对其教义产生的社会流弊，早有先见之明。他说，将个人视为社会的一分子，使天下人人归于一致，作为理想的确美好，却无视且灭绝了个人特殊之性，结果，“盖所谓平社会者，大都夷峻而不湮卑，若信至程度大同，必在前此进步水平以下”。

鲁迅所言，印证以半个多世纪后的中国现实，真让人叹服其思想的“躐等”或者说“超前”。难道不是吗？中国革命的成功居然转入这样一个原点：“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应该是卢梭最深恶痛绝的话吧？

（原载《读书》2012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