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新移民潮的促成因素

当前，学界已有许多移民理论，从不同的视角对全球性的国际移民进行全面的分析。尽管它们在解释各自的研究对象时都有一定的合理性，“每种理论模式至少都获得了一些实证的支持，表明各理论都含有真理的成分”。但是，没有一种理论能够厘清千头万绪的国际移民问题，解释同样复杂多样的美国移民现象，因为“移民是极复杂的事情。……倘若给千差万别的情况提供一般性的答案，是件极难的事。……移民理论建设的天空还没到澄碧如洗的地步”。在此，笔者仅以相对宏观的角度，从美国及各移民输出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变革以及移民网络与文化等方面，对当前美国移民潮产生的原因进行逐一分析。

第一，战后美国新移民潮的形成，与美国政府制定的移民政策，特别是1965年《外来移民与国籍法修正案》密切相关。可以形象地说，移民政策是美国控制移民流量的阀门。当美国制定严格的政策即拧紧阀门后，移民数量就会减少；当制定相对宽松的政策即放松阀门时，移民必然大为增加。美国1965年移民法的实施，即好比美国政府放松了移民阀门，因此入境移民迅速飙升。1965年移民法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在取消种族歧视的基础上，确立了以家庭团聚为核心的移民入境原则。在设置的七类优先限额中，四个优先项分配给寻求家庭团聚的移民，占全部限额的74%。此后，尽管美国也多次对移民法进行修订，但1965年移民法确立的家庭团聚原则却被坚持和延续下来。因此，许多先行到达的移民，纷纷利用家庭团聚条款，帮助其配偶、儿女及其他亲属入境。“美国公民可以替他们的兄弟姐妹申请入境，新入境的合法移民可以替他们的配偶和子女申请。最终，这些新来者随后又可以为符合条件的亲属们申请。”如此不断循环，形成一股“滚雪球”之势的移民流，导致美国外来移民数量不断增长。

以60年代以来飞速增长的亚洲移民为例。由于从19世纪后期开始，美国相继颁布了禁止或限制亚洲移民入境的法令，入境的亚洲人的绝对数量及比例在很长时期内都非常有限。自20世纪40年代起，美国政府逐渐放松对亚洲移民的控制，亚洲移民开始有所增长，其占全部移民的比例由40年代的3%上升至50年代的6%。当1965年移民法实施后，亚洲移民开始充分利用家庭团聚条款，入境数量逐年增多。例如，在1965年移民法实施后的十年内，亚洲移民总体增长了663%，其中，印度移民增长了3000%，韩国移民增长了1328%，巴基斯坦移民增长了1600%，菲律宾移民增长了1200%，泰国移民增长了1700%以上，越南移民增长了1900%。从绝对数量上看，进入美国的亚洲移民在50年代仅为15.3万，60年代为42.8万，70年代迅速增至158.8万，80年代为273.8万，90年代为279.6万。亚洲移民占美国全部移民的比例，也由60年代的12.9%，迅速增至70年代的35.3%，此后，其比例一直居高不下，到80年代为37.3%, 90年代虽略有下降，但依然高达30.7%。对此，美国学者丹尼尔斯明确指出：1965年移民法便利了家庭链条移民的入境。亚裔移民的增长，主要来自接收的移民及其子女。急剧增加的亚洲移民与同样迅速增多的拉美移民，共同构成了新移民潮的主体。

需要指出的是，强调家庭团聚的1965年移民法，虽然导致亚洲移民急剧增长，但对欧洲移民却没有产生同样的效果。“二战”结束后，西北欧国家很快走出战争阴影，经济开始高速发展。它们的生活水平迅速接近或超过美国，社会福利制度甚至比美国更优越，人们获得教育的机会更广泛。经济与社会的繁荣发展，相应减弱了人们移居美国的动机。不仅如此，这些国家本身也存在巨大的劳动力需求，像德国招募了大量的土耳其劳工，法国接纳了大量阿尔及利亚人等。另外，在战后两大阵营对峙的背景下，东欧地区的社会主义国家都限制本国人口外流。在这一时期，除前文述及的难民之外，前往美国的移民寥寥无几。因此，美国在1965年移民法实施后，欧洲移民非但没有增加，反而日趋减少。例如，在1965年移民法实施后的十年内，欧洲移民在整体上减少了38%，除希腊和葡萄牙移民有明显增长之外，奥地利移民减少了76%，爱尔兰移民减少了77%，挪威移民减少了85%，英国移民减少了120%。从绝对数量上看，进入美国的欧洲移民，在50年代为132.5万，60年代为112.3万，70年代减至80万，80年代降至战后以来最低点，仅为76.2万。此后随着苏东剧变，来自苏联和波兰等国的移民开始直线上升。在90年代，欧洲移民数量才恢复到50年代的水平，达到136万。

第二，经济因素仍是美国新移民潮得以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从“推—拉”理论的角度来看，新移民潮的出现，既有美国发达经济的吸引所产生的“拉力”，同样也有各移民输出地落后经济状况而产生的“推力”。当然，作为战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的经济“拉力”自是毋庸置疑的。随着战后美国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其产业与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深层次的调整，进一步刺激了劳动力市场对外来移民的需求。一方面，高科技产业日趋繁荣，加剧了对计算机、数学、工程与机械、医药等领域的技术人才的需求。顺应形势需要，美国在1990年移民法中将每年引进的技术移民增至14万，从而为经济和科技的发展补充新鲜的血液和动力。另一方面，在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本土工人因教育技能水平不断提高，纷纷实现了职业的升迁，遗留下大量无技术含量或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岗位空缺。正因为此，美国在每年有大量移民入境的情况下，仍然持续引进一些低技能的临时劳工。在1998年，移民归化局颁发的引进低技能劳工的工作签证中，有27000个名额分配给农业工人，另有25000个分配给非农业工人。不仅如此，与其他欠发达国家相比，美国的高工资也具有不菲的诱惑力，因而吸引着众多合法与非法移民纷至沓来。在2000年，18—22岁、有5—8年教育程度的墨西哥男性，在美国平均每小时工资为7.6美元，而在墨西哥只能挣得1.56美元。另一项研究发现，以从事同样工作性质的快餐店工人为例，美国的工资远高出其他不发达国家。

移民输出国家种种不利经济因素的“推力”，推动着当地人口向美国迁移。战后以来，亚、非、拉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人口呈爆炸式增长，迅速扩充的劳动力大军，对国内劳动力市场施加了前所未有的就业压力。与此同时，工业化浪潮的兴起、经济结构的转型与调整以及日益加快的城市化，导致这些国家劳动力市场的构成、劳动力的区域流向与产业分布等，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就业与失业并存，成为一个显著特征。经济发展的落后、就业机会的匮乏以及高失业率等，使得这些国家的大量失业人口以及期望寻求更好就业机会的人们纷纷前往美国，寻找梦想中的“人间天堂”。

以拉美地区为例，从战后起至80年代初，拉美地区普遍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发展模式，尽管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但也存在着严重问题。它无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作用，忽视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工业化发展未能吸纳足够多的劳动力，许多人处于公开失业或隐蔽性失业状态中。到1980年，拉美国家的城市失业率达10%。不仅如此，从60年代初到80年代初，拉美国家的实际工资几乎未见明显增长或增长幅度很小。随后，拉美地区又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生产持续萎缩，居民生活条件恶化。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被迫移民美国。在1980—1994年，仅墨西哥、哥伦比亚、危地马拉、多米尼加和萨尔瓦多五国，向美国移民的人数就从250万增加到800万。其中，多米尼加共和国在90年代实行经济结构调整以来，很多穷人为改变贫困处境，纷纷乘坐一种叫“约拉”的小船前往美国，形成一个“新约拉现象”。在墨西哥，由于比索的周期性贬值导致持续的通货膨胀，实际工资急剧缩水，非法移民明显增加。有学者研究表明，墨西哥人工资每降低10%，其非法移民将增长6%—8%。

作为美国最大的移民输出国，墨西哥相对落后的经济状况，也引起了美国的密切关注。1994年，在美国同加拿大、墨西哥签订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正式生效之后，美国遂加大了对与其毗邻的墨西哥北部边境地区的投资，目的就是希望推动墨西哥经济发展，刺激就业，以减少其输入美国的移民数量，特别是急剧增长的非法移民。然而，这种措施至少从短期内看，并未取得如期的效果。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订之后，墨西哥的贸易出口额有了极大增长，由1993年12亿美元的贸易赤字，发展至2005年496亿美元的贸易盈余。但在此期间，墨西哥的农业领域却失去了280万个就业岗位，其出口制造业方面的就业岗位仅增长了70万。与此同时，墨西哥北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吸引着其他地区大量人口前来寻找就业机会，这又导致该地区劳动力严重囤积，失业率同样居高不下。在此情况下，许多人又将目光转向美国，因而非法跨越美墨边境的现象仍是有增无减。仅在1998年，美国边境检查站在美墨边境就逮捕了150万非法移民。总之，只要美国与其他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与就业机会等方面存在着沟壑，那么，外来移民潮水般涌入美国就势必在所难免。

第三，移民输出地的战乱与政局动荡等不安定因素，也直接促成大量移民涌进美国。“二战”结束以来，尽管并没有再次发生世界性的战争浩劫，但局部地区的战争和流血冲突却持续不断，因此产生大量的战争难民。例如在亚洲，从50年代的朝鲜战争，到70年代才结束的越南战争，到80年代的阿富汗战争，以及中东地区的两伊战争和90年代的海湾战争等，历次战乱均造成了大量人口居无定所、颠沛流离，因而也引发了一次次移民美国的浪潮。以越南战争为例，到1975年春天，随着南越的失败不可避免，南越总统阮文绍及政府高层人员纷纷逃离越南，美国也开始动用直升机，将南越的美国公民及其子女，以及部分越南人直接运载至美国。此外，其他大批亲美分子也纷纷逃往美国，主要包括南越的政府成员、为美国军队服务的人员、大发战争财的商人以及美国人的朋友和亲属等。仅1975年4月至12月末，逃往美国的越南难民多达13万。

在局部战火持续不断的同时，许多国家的政权更迭与内乱，同样引起大批政治失意者或其他受难者逃离故土。例如，卡斯特罗推翻了巴蒂斯塔独裁政权后，随即开始在国内采取镇压反革命、实施土地改革和没收国外资本与大企业等重大措施，导致古巴社会中的中上阶层，如巴蒂斯塔政府的官员、工商业人士以及专业技术人员，还有大批企业主和土地主等，纷纷逃往美国。从1959年1月至1962年10月，共有24.8万古巴难民进入美国。此后，古巴的移民潮一直未曾停息。在中美洲的海地，由于它本来就是西半球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再加上频繁的政权变动与更迭，民心不稳，大量人口纷纷逃亡美国。从70年代起，前往美国的海地移民开始增多，数量由70年代的5.5万，上升至80年代的12.1万，再到90年代的17.7万。另外在2000—2005年，每年移民数量也在万人以上。在苏联和东欧地区，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的政治剧变同样引发大批移民外流。以苏联为例，70年代和80年代进入美国的移民，分别不过2.8万、3.3万，但到90年代迅速暴增至43.3万。在2000—2006年，每年入境数量也将近5万。此外，20世纪80年代初萨尔瓦多的内战，促使成千上万的难民逃往美国的西海岸；90年代南斯拉夫的内战，也造就了大批难民，类似情况不一而足。

第四，移民网络以及移民文化的存在，是维系移民潮长期持续不断的重要原因。移民网络是社会资本的一种，是一系列人际关系的组合，它通过血缘、友谊或地缘等关系，将输出地的新移民、早期移民和目的地的非移民紧密联系在一起。它降低了移民迁移的费用和风险，并能够增加移民后的净期望值，因此，移民网络助长了国际移民的可能性。移民网络是当前国际移民中非常普遍的现象，同样在美国体现得十分明显。许多移民进入美国后，仍然与故土保持密切联系。他们通过向母国的亲朋汇款、提供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各种信息等，为其他意欲移民者提供许多便利条件。同时，他们通过个人或机构组织等形式，为新移民提供从日常生活到就业等方面的物质与精神支持，帮助他们尽快适应美国社会。在许多移民输出地，尽管引发移民潮的主要促成因素已不复存在，但移民现象却长期持续，这正是移民网络发生作用的一个结果。例如，越南战争结束几十年后，从越南流向美国的移民仍络绎不绝，每年入境数量依然居高不下。在1990—2005年，来自越南的合法移民达44.96万，越南成为目前美国最主要的移民来源国之一。

移民网络还表现为连接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已相沿成习的一种非制度性的内在机制，这在美、墨之间体现得尤为明显。美墨战争之后，尽管美国从墨西哥手中获得了上加利福尼亚、新墨西哥和得克萨斯等大片领土，但墨西哥人同这些地区的交流依然如故。他们频繁地进入这些地区寻找就业机会，而美国的农场主、企业主等，也对来自墨西哥的移民有着较强的依赖。因此，墨西哥移民与美国雇主之间逐渐形成了一条潜在的紧密衔接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纽带。当墨西哥人在国内无法获得较好的经济机会时，移民美国便成为一种潜意识的选择。而美国雇主在缺乏劳动力时，招募墨西哥人也成了一种惯例。在这种潜在机制下，来自墨西哥的合法与非法移民络绎不绝地进入美国。特别是在美国终止了招募墨西哥劳工的“布拉塞洛”计划（bracero program）和加强对西半球移民的控制后，墨西哥移民非但没有减少，反之出现了合法与非法移民的同步增长。对此，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数代合法与不合法的墨西哥移民……已经在部分移民输出地、美国雇主以及移民之间形成了一种习俗化的期望，‘布拉塞洛’计划的终结，只是阻止了满足那种期望的一条合法途径，但认为移民潮将会停止的想法，却是十分天真的。”

不仅如此，在某些移民输出地，人们长期的迁移经历形成了一种固有的“移民文化”，这也推动着其人口外流。这种现象在西印度群岛移民中较为突出。西印度群岛地区以黑人为主，奴隶制度曾普遍盛行。在19世纪30年代奴隶制得以废除后，西印度群岛人开始了长期的自由迁徙和流动，向外移民就成为他们摆脱经济贫困、寻求美好生活的一种文化传统。正如学者托马斯·霍普（Thomas Hope）所指出：“移民已成为西印度群岛人行为模式中一个根深蒂固的组成部分。”在这种“移民文化”的推动下，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该地区独立浪潮的兴起，来自前英属西印度群岛的移民，掀起了涌入美国的新浪潮。以牙买加移民为例，在1966—1975年，平均每年移民数量为1.24万；1976—1985年间平均每年上升至1.8万。90年代后，牙买加移民依旧保持强劲势头，1998年进入美国的合法移民仍达1.5万。尽管与墨西哥等国家的移民相比，来自西印度群岛的移民数量并不突出，但考虑到这些蕞尔小国本身人口有限，因此其移民量相对而言还是很惊人的。例如在80年代，来到美国的牙买加移民多达21.38万，占其250万总人口的9%；其他一些小岛如圣基茨、尼维斯、格林纳达等，平均每年也向美国输送了总人口的1%—2%。

总之，在美国移民史中，1965年移民法可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自1965年移民法实施之后，美国的入境移民潮开始呈现显著变化。外来移民的地区来源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洲际转移，主要移民来源国由原来的欧美国家，转变成当前的拉美和亚洲国家。不仅如此，入境移民的数量也开始飞速增长，无论是合法移民，还是非法移民以及难民，都呈直线上升之势。此外，1965年移民法确立的家庭团聚优先原则，便利了亲属移民的入境，寻求家庭团聚成为当代移民进入美国的最主要途径。同样，当代新移民潮的产生，仍是美国与其他移民输出国双方的各种“推—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涉及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等许多方面的因素。随着移民民族来源的变迁以及亲属类移民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当代美国的外来移民在人口与家庭特征、空间地理分布、教育与技能构成、职业分布等方面，都呈现出新的特点与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