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东方学视野中的中国照片

一 对于中国，摄影首先是政治问题

鸦片战争是摄影术侵入中国的“引路者”。

摄影，对于西方，是器材和技术的问题，媒介和实验的问题，传播与观看的问题，美学与伦理的问题；但对于中国，首先是政治问题。1844年，法国拉萼尼使团访华，强迫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吃了败仗的清政府签订中法《黄埔条约》。谈判间隙，使团的海关官员于勒·埃迪尔（Jules Itier,1802—1877）拍摄了广州的市井风物、官僚富商以及参加谈判和签约的中法代表，成为在中国大陆拍摄的第一批照片。珠江口的法国舰队，比那台达盖尔相机更生动地构成了摄影术侵入——而非传入——中国的第一个情境。

西方摄影师获准深入中国内地旅行、拍摄，是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战败的中国与英、法签订《天津条约》，首次确认了外国人在中国内地有旅行、经商、传教的自由，并享有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从1860年直到1943年英、法、美鉴于中国加入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自动放弃领事裁判权止，其间在中国旅行、拍摄的西方摄影师，每人都是《天津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受益人——他们的拍摄也直接或间接地支撑着帝国的在华利益，此为西方摄影师拍摄中国的第二个情境。

在日本和朝鲜，摄影术也是随着美国舰队的重炮一起登陆的。

正是基于这一情境在东方国家的普遍存在，爱德华·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指出，在19世纪晚期，一个英国人来到埃及或印度，他不会不想到这个国家是英国的殖民地；因此，一个欧洲人或美国人与东方相遇时，“首先是以一个欧洲人或美国人的身份进行的，然后才是具体的个人。在这种情况下，欧洲人或美国人的身份绝不是可有可无的空架子。它曾经意味着而且仍然意味着你会意识到——不管是多么含糊地意识到——自己属于一个在东方具有确定利益的强国”；因此，你所具有的“所有关于印度和埃及的学术知识在某种程度上都被上述显而易见的政治事实所沾染、所控制、所侵犯”。换言之，在这一历史情境之下，西方人在东方进行的学术研究、科学考察和艺术创作等，“是受制于社会，受制于文化传统，受制于现实情境，受制于学校、图书馆和政府这类在社会中起着稳定作用的机构的”，“即使最怪僻的艺术家的作品也同样如此”。

所以也就不难理解，1869年，英国摄影家约翰·汤姆森（John Thomson,1837—1921）第一次进入广东内地旅行，何以多次回忆起英国对中国的征服之战。在穿过佛山流溪河时，汤姆森想起了1857年5月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就在这条河上，英国海军准将凯佩尔（Keppel）率领的英军舰队是如何击溃中国海军编队的；而早在他乘船从香港前往广州的途中，就已经自豪地想起过堪与“摧毁了中国的全部船队”的凯佩尔媲美的另一位不列颠英雄：

从香港溯宽阔的珠江而上，是一次惬意的旅行：站在汽船甲板上，可以望见虎门炮台的废墟，这会使人很自然地联想起，1637年韦德尔船长第一次率领英国商船队踏上这块土地时的心情。

看着虎门炮台的废墟，清风拂面地航行在珠江上，汤姆森的心情穿越时空，与韦德尔（Weddell）船长暗通款曲。1637年，韦德尔率英国船队强行进入珠江口，受到中国军队阻拦，冲突中将虎门炮台轰成废墟。这是历史上英国与中国的第一次交手，被认为暗示了此后中英关系的走向，韦德尔被誉为“替大英帝国叩开中国大门的人”。韦德尔、凯佩尔代表的是那种征服中国的欲望，为大英帝国开疆拓土的雄心——如今，汤姆森来了，虽然他带的不是舰队而是相机，但心情却是一样的，那就是征服这个国家。

汤姆森的这种回忆并非只是矫情，它明白无误地提示了萨义德所说的欧洲人与东方相遇时的身份意识，也决定了他不可能“完全以一种对中国的热爱”来拍摄中国；实际上他是通过镜头解读中国、评价中国、判断中国——当然是用英国社会的眼光。

那么，当时的英国社会——或者说欧洲，是如何看中国的？

对于18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等人而言，“没有一个人在他们著作的某一部分中，不对中国倍加赞扬……在中国，专制君主不持偏见，一年一度举行亲耕礼，以奖掖有用之术；一切官职均经科举考试获得；国家只把哲学作为宗教，把文人和知识分子奉为贵族。看到这样的国家，他们叹为观止，心驰神往”。

英国人对中国显然缺少法国人的浪漫情怀，他们的看法来自商人的见闻和外交使节的亲历，更具经验主义的实证特征。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描述了这样一个中国：中国下层百姓的贫困程度远甚于欧洲最穷的国家中的下层百姓，广州城周围许多家庭陆地上没有住房，只好栖身渔船；他们的食物少得可怜，非常渴望能打捞出一些欧洲来的轮船上倾倒下来的最最肮脏的垃圾，诸如臭肉、狗或猫的尸体等，即便是腐烂得臭不可闻也很欢迎，就像其他国家的人们得到最有营养的食品时一样兴奋。1793年作为英王特使在热河见过乾隆皇帝的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后来在《出使中国》中写道：中国人不讲卫生，从来不用肥皂，也很少用手绢，随地乱吐，用手指擤鼻子，用袖子擦鼻涕，还在脖子里找虱子；没有冲水厕所，到处臭气熏天；中国的军备更是落后，当权者完全没有危机意识，“它是否真的不明白只消几艘英国战舰，便能消灭帝国的整个海军？只需半个夏天，英国战舰便能摧毁中国沿海的所有船只，使以食鱼为生的沿海居民可怕地挨饿？”马戛尔尼之行实际上成为欧洲对中国态度转变的一个转折点，他们看到的中国皇帝昏庸，官吏无能，整个民族不思进取且骄傲自满，“在欧洲人最近进展最快的那些领域里中国人的知识十分贫乏”。

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军区区40余艘舰船、4000名士兵（后来增加到7000名），在距离英国万余公里之外居然把本土作战的中国军队打得溃不成军！这一残酷事实彻底粉碎了中国的“帝国”形象，进一步强化了中国落后、贫穷、专制、不堪一击等相关叙述的真实性。对于西方看中国眼光的转变，英国汉学家约·罗伯茨（J. A. G. Roberts）在《19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一书中有清晰的梳理，而社会史学家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1937—2009）则这样概括这一过程：

随着近代欧洲军商合一的民族国家体制在168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中被制度化，中国的正面形象随后黯然失色了，这不是因为欧洲经济上成就有多么伟大，而是欧洲在军事力量上的领先地位。欧洲商人和冒险家们早已指出过由士大夫阶级统治的国家在军事上的薄弱，同时也抱怨过在与中国贸易时遇到的官僚腐败和文化障碍。这些指控和抱怨将中国改写成一个官僚腐化严重且军事上不堪一击的帝国。这种对中国的负面评价又进而将中国纳入西方对中国的政治想象中，从而使得中国由一个值得仿效的榜样，变成了“英国模式”的对立面，后者在西方的观念中日益成为一种意识形态霸权。

中国由原来“值得仿效的榜样”退化为“官僚腐化严重且军事上不堪一击的帝国”，成为“英国模式”——也就是今日所谓“国际主流社会”——的对立面（暗含着中国即将出局），这一过程正体现了东方学的判断和影响——东方学视野中的中国，构成了西方摄影师拍摄中国的第三个情境。

拍摄中国的西方摄影师——特别是早期那帮人，都是在“走”过这三个情境之后，才到达中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