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理论反思

中国社会史研究向何处去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历史学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其中社会史的异军突起尤为引人瞩目，说社会史是新时期中国史学最富活力和最具创新意义的领域大概不会为过。有关三十年来社会史研究的回顾及成果介绍的文字已有很多，反思以往，面对未来，成为目前学界讨论的热点，而已有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就是我们走向未来的起点。本文试从目前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为切入点，也来谈谈步入“而立之年”的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未来走向。

几年前，赵世瑜教授曾在《河北学刊》（2005年第1期）发表了一篇名为《社会史研究向何处去》的专题论文，通过检讨社会史研究复兴以来所存在的一些问题，试图对其未来的发展走向提出可能的路径。现在我把这个题目借用过来，并增加了“中国”二字，意在强调中国社会史研究所存在的问题，进而对今后的研究取向也提出一些自己的思考；就西方社会史研究的相关问题而言，毕竟是一个更大的题目了，在此不再多加展开论述。

一 “碎化”或“碎片化”

无论从西文中转译过来的“碎化”与“碎片化”确切与否，“碎”字在汉语中最一般的理解就是破碎、粉碎，另一个意思是琐碎、细碎。碎片则是散乱一片，“一地鸡毛”。笔者接受社会史研究应当碎化的做法，就是要把研究对象咬碎嚼烂，烂熟于心，化然于胸，然后付诸笔端。而“碎片化”则是研究者需要力戒和摒弃的，这是因为只有碎片一地，却没有那个“有似绳索贯穿钱物”（陈旭麓语）的东西，只能是碎片越来越多，景象越来越乱。反之，如果有了那个“有似绳索贯穿钱物”的东西把一地的“碎片”再串通提起，这样的“碎片化”倒也不是不可以接受的。其实，说社会史研究“碎化”或“碎片化”，主要还是批评其研究对象和选题的琐碎罢了。

社会史研究中出现“碎化”的现象，其实与其学科的特性密切相关，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研究过程中自然而然的现象。我们知道，社会史首先是建立在对传统史学的反思、批判的基础上。西方传统史学以实证为重，注重叙述事件而缺少推理分析；注重抄录史实而不做概括归纳；注重研究个人而忽视集团；注重上层人物而忽视下层民众，有人将此概括为“事件的历史”。在中国，梁启超在倡导新史学的同时猛烈批判旧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述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那就是一种“帝王将相”的历史。社会史研究在批判传统史学的基础上异军突起，又在批判传统史学的基础上树立起旗帜，这个旗帜的核心就是代表着新史学发展趋势的“总体史”。勒高夫在谈到伏尔泰等“新史学的祖先”时明确指出：“这里所要求的历史不仅是政治史、军事史和外交史，而且还是经济史、人口史、技术史和习俗史；不仅是君王和大人物的历史，而且还是所有人的历史；这是结构的历史，而不仅仅是事件的历史；这是有演进的、变革的运动着的历史，不是停滞的、描述性的历史；是有分析的、有说明的历史，而不再是纯叙述性的历史；总之是一种总体的历史。”

1980年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除了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时代背景外，史学界本身的自省也是一个重要的动力。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一个时期以来，史学研究被浓厚的政治意识所笼罩，以政治史尤其是阶级斗争为主导的史学，不仅不能反映历史的全部和真实，而且使研究越来越苍白干瘪，在一片“史学危机”的呼声中，“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恩格斯语）成为复兴社会史研究的最强音。复兴最初的中国社会史，无论“专史说”还是“通史说”，都在强调一种全面的历史或总体的历史。于是乎，人口、婚姻、家庭、宗族、城市、农村、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节庆习俗、教育赡养、自然灾害、会党土匪、宗教信仰等等均被纳入社会史研究的视野。柳暗花明又一村，具有新史学色彩的社会史研究大大地超越了传统史学的研究领域，一时间给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之感。正是在这样一种复兴初期扩展领域和“占领地盘”的过程中，1990年代初期，即有学者批评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碎化”，好像社会史学科也是一个杂物筐，什么东西也可以往里面装。

应该说，社会史研究过程中出现的“碎化”现象，实际上就是在“总体史”的旗帜下自然产生的一种学术现象，西方社会史研究亦复如此。最近，笔者刚看过一本《碎片化的历史学》，即是对年鉴派史学进行评介的书。问题是，研究者如何在自然的“碎化”过程中自觉地避免“碎片化”，依我之见，还是要回到总体史的路子上来，正确地理解和把握总体史。只有如此，才可能使社会史研究真正摆脱“碎片化”的境地。

在我看来，社会史意义上的总体史并不简单的就是要追求研究对象上的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甚至是越多样化越好、越琐细化越好，也不是单个社会要素连续相加重叠的混合体，而是一种多种结构要素相互联系和作用的多层次的统一体。布罗代尔特别强调，“所谓总体，指的是一个统一体”。他所倡导并实践的结构、局势、事件“三时段”历史，首先就是一种互相联系和互相作用的总体史。马克·布洛赫说：“无论什么性质的社会，一切事物都是互相制约、互相联系的，政治、经济的结构与信仰及思想最基本、最微妙的反映都概莫能外。”社会史的选题应该没有大小之分，再小的选题也可以是社会史的选题，关键是要“以小见大”，在总体史的眼光下寻找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作用。同样，只有在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上把握总体性，“保持总体化的眼光”，再小的区域也可以作出社会史意义上的总体史。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一书，其研究对象虽只是中世纪法国南部一个拥有数百人的小村庄，但它却试图把构成和表现13—14世纪蒙塔尤社区生活的各种参数一一揭示出来，“明确表示了新史学的总体研究愿望”。我想进一步强调的是，社会史意义上的总体史与唯物辩证法中整体的观点、普遍联系的观点也是息息相通的。

避免“碎片化”的办法就是从总体的观点进行多学科的交融。彼得·伯克有言：“各个学科的结合是对碎片化的补救”, “揭示地域、社会群体与各个学科之间的关联，是与碎片化进行战斗的一种方式”。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本来就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特征，年鉴学派自创始一直到如今第四代学者八十年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多学科不断交流和融合的过程。即使当今西方流行的微观社会史，也有许多优秀的能够体现总体史的著作。“由于教科书是通论性质的，你并不必须对每一个小问题都进行研究，而一部好的微观史却同时需要具备细节、证据和总体史的雄心。”“倘若一部微观史写得好的话，它应该是一部有着自身深厚内蕴的研究，但同时也会揭示出与在它之外的其他进程的事件的关联。”

这就是说，只要我们“保持总体化的眼光”，进行多学科的交流对话，勇于和善于在具体研究中运用整体的、普遍联系的唯物史观，再小的研究题目、再小的区域研究也不会被人讥讽为“碎片化”。可惜的是，我们仍有一些研究者并没有把总体史的眼光贯穿到自己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对此，早在1950年，布罗代尔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演讲中就引用年鉴派创始人费弗尔的话大声疾呼：“最好不过的是，每一位学者在从事他自己的正规专业、忙于开垦他自己的花园时，也应该努力注意邻人的工作。但是，往往由于院墙太高而被挡住了视线。倘若这些不同团体之间的智力交流更频繁一些，那么将会有多么丰富的关于方法和关于事实解释的珍贵建议，会有怎样的文化成果，会在直觉上迈出怎样的一步！”应该说，“碎化”或“碎片化”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碎而不通，碎而不精。目前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已经出现了多学科交叉的良好势头，也有一些较为成功的著述出现，但未来的路程仍然十分漫长。

二 关于“进村找庙，进庙找碑”

19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史研究出现了从整体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的学术转向，也就是从社会史学科性质、概念、范畴及宏观的、一般的“大而化之”的讨论层面向更为深入的、以特定区域为取向的研究模式转换。这是中国社会史复兴以来近十年时间后出现的又一个新的潮流，也即是人们所熟知的区域社会史研究。

可以说，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兴盛固然受到了“中国中心观”、“区位市场体系”、“国家与社会”等西方史学思潮的影响，但社会学、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理论和方法为其提供了更直接的学术资源。1980年代后期，陈春声、郑振满、刘志伟等“华南学派”同行即与海外人类学机构和专家合作，开展华南区域社会史的研究，并与香港科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山西大学等单位联合举办多期“历史人类学研讨班”，中山大学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随即挂牌成立，历史人类学在社会史界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受到了极大关注。依笔者粗浅的理解，“华南学派”的历史人类学，其研究特色主要是在历史学为本位的基础上，充分借鉴吸收人类学的理论方法，从“历史与田野”的视角进行区域社会史研究。或者说，他们注重共时性结构和历时性过程的结合，在把握历史脉络的基础上，从“过去如何造成现在”、“过去的建构如何诠释现在”的问题意识为出发点，以宗族、绅士、族群认同、械斗等为切入点，研究华南地区作为特定的地域社会在历史的长河中是如何逐步纳入国家的过程及其复杂的生成关系。

正是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他们的研究对象大都选择在基层与乡村，凸显了自下而上的社会史路径，所以对村庄及庙宇的田野考察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师兄杨念群教授曾将此形象地描述为“进村找庙，进庙找碑”。在我看来，这样的描述一方面表达了“华南学派”进行区域历史研究的特色，另一方面又似乎在提醒我们不能只是一头钻进村庙而不顾外面的世界，此外，它还试图表明了把历史与田野结合起来对推动整个中国史研究的可行性和重要性。其实，杨念群教授后来倡导和讨论的“感觉主义”及“在地化”研究，以及笔者近年来提出的“走向田野与社会”治史理念，也都有着这样的学术蕴含。显而易见的是，走进历史“现场”，寻找过去的遗迹，充分地将文字史料在田野中激活，已经成为区域社会史研究者建构大历史进程中特定地域社会变革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工作。

正如我们不必为“什么是社会史”争论不休、悬而不决一样，我们也不必为历史人类学争什么学科地位。重要的是，社会史研究要“优先与人类学对话”，充分吸收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以历史学为本位开展广泛而深入的田野调查工作，应当是值得充分肯定和需要长期坚持的方向。可以说，人类学家从事的微观个案研究，他们到研究对象的生活圈子里进行长期的田野工作，并对其观察和体验到的“他者”世界进行“深描”和“文化的解释”，这些都是社会史研究者，尤其是区域社会史的研究工作者应当在实践中认真加以体悟和感受的方法。因此，我们不能把“进村找庙，进庙找碑”与解读历史文献的功夫割裂开来，更不能将二者对立起来。离开基本的历史文献无法去做历史的研究，也不可能拥有社会史意义上的“总体的眼光”，进行田野工作恰恰是为了进一步地激活文献，读懂读通文献。为了直接体验特定空间里的历史，到研究对象的实地进行人类学式的田野考察，不仅可以发现一些文献上没有记载的内容，而且会把文献上死的历史记载变为有了切身感受的活生生的历史“现场”。把历史文献与田野考察结合起来，把象牙塔里的历史学家变为“田野里的历史学家”并没有什么不好。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社会史的田野调查还是要以历史学为本位，人类学倚重参与观察和口述资料，历史学则强调在参与观察的过程中对地域历史的体验、感觉和文本资料的搜集。我们也可以将这看做是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与社会史的田野调查的差别所在。我曾经指出要想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真正地有所创新，就需要不断地走向田野与社会，将史料、研究内容、理论方法融为一体，这实际上也是在强调史料的搜集在社会史研究中的重要性。

目前田野调查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已经蔚然成风，但基本仍限于研究者个体的行为，像年鉴派那样真正的“集体调查”我们做的还非常有限。勒高夫在谈到费弗尔的《为史学而战斗》时写道：“费弗尔在书中提倡‘指导性的史学’，今天也许已很少再听到这一说法。但它是指以集体调查为基础来研究历史，这一方向被费弗尔认为是‘史学的前途’。对此《年鉴》杂志一开始就做出榜样：它进行了对土地册、小块田地表格、农业技术及其对人类历史的影响、贵族等的集体调查。这是一条可以带来丰富成果的研究途径。自1948年创立起，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第六部的历史研究中心正是沿着这一途径从事研究工作的。”显然，对集体调查的强调事实上也是与社会史的总体史关怀相一致的，它可以使研究者更为全面地兼顾到研究对象的方方面面，真正的从特定的区域历史构建中凸显出整体性的面貌来。

因此，社会史研究者要走向田野与社会，并不能被简单地视为身处乡野即是我们所追求的田野调查，而是一个发现史料、发现问题、发现历史的综合作用的研究过程。依笔者有限的了解，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对清代贵州清水江流域木材贸易文书的发现整理，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对集体化时代山西百余农村基层原始资料档案的搜集整理，或可视为我在此所强调的“集体调查”的开始。可以说，此类历史与田野有效对接的具体方法，无论是在原始资料的发掘上，还是在问题假设上，都对自下而上的社会史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研究者在抱怨中国没有像西方那样完整的教会档案和系统文献，从事社会史研究的资料难以搜集，其实那是我们的功课还没有做好，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到位。中国如此之大，资料搜集的空间也很大。除了研究者个人的田野工作和资料搜集之外，进行整体性的“集体调查”实在是应该大加提倡的，一定程度上这也是一种文化遗产的抢救。而且，我相信社会史研究在从田野调查中寻找到新的创新点的同时，必将推动整个中国的历史研究不断走向深入。

三 “除去政治史”与“重提政治史”

自社会史研究在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中呈现出蒸蒸日上的势头后，传统的政治史就似乎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其实，这也是中西方新旧史学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个共性问题，其典型表现就是以“自下而上”的社会史视角对传统政治史路径的直接挑战与反叛。正是在强烈反对政治史统领全部历史的声浪中，一种“排除了政治的人民的历史”成为西方社会史最初的一家之言，屈威廉的《英国社会史》便是其代表。加纳在1980年代进行评述时说，屈威廉的这个定义“成为关于社会史的最著名的定义，它经常为人们所引用，又不断遭到批判，而且迄今为止未被充分理解”。勒高夫用“同政治史的一场斗争”作为小标题，即谈到第一代年鉴派代表人物费弗尔和布洛赫在初期反对政治史、尤其是外交政治史的斗争。在他们看来，传统的政治史一方面是一种叙述性的历史，另一方面又是一种由各种事件拼凑而成的历史，那就是一种“事件性的历史”。

其实，年鉴学派反对传统的政治史写作，但他们自己并没有排除政治史。丹尼尔·罗什就认为，“政治史从未在法国消失过”, “在早期的年鉴群体中布罗代尔所关注的问题之一就是要让人做政治史。马克·布洛赫不仅写了政治史，而且也开了政治史方面的课程”。中国社会史复兴以来，并没有明确的排除政治史的说法，或许我们可以说，由于中国社会史研究建立在以反对政治史为主导，尤其是以阶级斗争为主导的史学书写框架的基础上，因此在其复兴和发展的过程中，政治史的内容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和重视。这倒是需要我们认真反思的问题。

进入新世纪后，在倡导“新史学”、“新社会史”的实践过程中，杨念群教授又力争重提政治史。2004年，《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了杨念群的《为什么要重提“政治史”研究》一文。他有感于政治史终于被碎片化，“最终沦落成为边缘学门”，提出了要复兴政治史，就必须在与其他研究取向，特别是与社会史研究的不断对话中寻求灵感，同时也要不断超越“地方性”的感觉重现建立起整体解释的意义。笔者以为，重提政治史研究，并不是要回归到旧史学笼罩下的那种传统的占据支配地位的政治史，而恰恰是一种与社会史沟通的超越传统政治史的“新政治史”。这个问题的实质其实就是如何实现政治史与社会史的有机结合，如何从社会史的角度去研究政治史。政治史与社会史并不相互排斥，社会史可以丰富政治史的内容，政治史可以凸显社会史的意义。我们知道，社会史的重要特征就是注重多学科的交融，“长时段”的观念，总体史的追求、“自下而上”的视角，甚至是田野调查的方法等都可以很好地运用到政治史或政治领域的研究中去。所以，“重提政治史”的一个关怀实际上就在于提醒社会史研究者，即使以“自下而上”的视角去书写普通民众的历史，也应该关注到那些对大历史发展进程起着决定性影响的精英人物、国家政治、典章制度等方面的作用和在场。这也是追求“总体史”的一种内在体现。

笔端至此，我还想强调一个相关的话题，这就是中国社会史的研究有必要延伸到现当代史，从社会史的角度去重新审视中共党史、中共革命史，乃至当代中国史研究。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是，中国社会史复兴三十年来，主要的成果和研究队伍相对集中在中国古代史、近代史领域，1919年以后，尤其是1949年后的所谓现当代史的社会史研究显得相当薄弱。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应该在1949年已成为学界共识，但具体的研究往往难以延伸下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社会史的研究并没有真正展开。正如田居俭教授所指出的：“无论从中国通史的一个断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角度审视，还是从中国正在经历并将长期经历的一个社会形态史（社会主义史）的角度审视，当代社会史都是一个亟待填补的空白。”可以说，把社会史研究引向现当代史，必将为中国历史的整体推进作出新的贡献。因为“现当代史距我们当今的现实社会最近，现实社会中的许多问题与过往不久的中国历史紧密相连，把社会史研究引入中国现当代史是中国社会史研究必须引起重视的问题，也是社会史研究者应当担负的一份社会责任”。

我们知道，社会史首先是一门“问题史学”，通过过去而理解现在，通过现在而理解过去，这也正是法国年鉴派史学方法论的核心。勒高夫明确指出社会史“比任何时候都重视从现时出发来探讨历史问题”。而中国现当代史与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变革紧密相连，这样一个长时段的历史，我们不能也不可能把它割裂开来。如果我们的社会史研究仅限于古代、近代的探讨而不顾及现当代，那将是社会史研究一个巨大的缺失和遗憾。倘若将社会史的视角延伸至中国现当代史之中，则有助于我们重新解释或评判很多的问题。例如，我们如何从社会史的角度重新审视以阶级斗争为主导的现当代史和革命史模式；如何突破人为的历史时段划分，进而从整体的角度研究中国革命史；如何“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地互相结合来研究中国革命史；如何从多学科交叉融合的视角研究中国革命史，如此等等，都需要社会史研究者努力思考并付诸实践。近年来，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李金铮教授已开始提倡一种“新革命史”的研究取向，即“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具体说就是国家政权与民间社会双重互动角度进行研究，是一个新的切入点和突破点”。在我看来，这种不同于以往革命史范式的研究路径也将大大丰富和增进我们对中国革命及其现代性转变的认识与理解。

四 走向多元开放

2009年3月24日，《光明日报》史学理论版整版发表赵世瑜教授、常建华教授和笔者三人的笔谈，题目是《走向多元开放的社会史——中国社会史研究三十年的回顾与前瞻》，我以为这个标题加的很好，多元开放应该是中国社会史研究下一步的基本走向。

先看开放。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三十年是开放的三十年，这里的开放首先是我们对国外史学，尤其是对于西方社会史研究的开放。建国以来直至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历史学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深受闭目塞听教条主义之害。在改革开放时代复兴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开始就受到来自西方的各种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影响，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史研究以及美国关于中国的相关研究对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影响尤其突出。现代化模式、“中国中心观”、长时段、“自下而上”、“内卷化”、“过密化”、“权力的文化网络”、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历史人类学、“地方性知识”、后现代、后社会史等等林林总总的各式理论和方法，都随着不断的翻译引进而耳熟能详。然而，这样的耳熟能详更多的恐怕只是对作者的耳熟能详，对西方社会史研究相关理论和方法的切实吸纳，尤其是把西方的理论与方法借鉴运用到中国社会史的具体研究中仍然任重而道远。

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开放还表现在它对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开放。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民俗学、人口学等都对社会史的研究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社会史也同时促进了其他学科的发展。眼下，社会经济史、社会文化史、区域社会史、乡村社会史、城市社会史、水利社会史、医疗社会史、生态社会史等不仅一一登上史坛，而且已有一些优秀的成果陆续出现，社会史真的由灰姑娘变成了一位公主，它也像一个盛大的花圃，培育出千姿百态百花齐放的璀璨景象。

同走向开放一样，中国社会史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走向多元。多元本与开放互为一体，开放必定带来多元，多元能够进一步促进开放。面对不断翻新目不暇接的西方各式理论，我们会有一种难以跟进的感觉。早年在国内从事社会史研究后来又长期在海外研究的孙江教授就曾不无担忧地说道：“在当代世界新史学变化的时间表上，值得我们痛加反思的是，限于学术信息的不足和学术语境的不同，我们和欧美几乎在同一个时间，用同一种声音发出了‘史学危机’的呼声，但是内容却根本不同，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要否定的是整体的结构历史和历史学过分社会科学化的倾向，而这恰恰是我们视为社会史研究的范本来加以追求的目标。”我想，中国社会史研究要走向多元，学习西方是不可或缺的功课，但是我们也不必为跟不上西方而过多地担忧，西方与我们有不同的“学术语境”，更有与我们不同的历史内容，我们要与西方的社会史进行对话而不能仅限于“自话自说”，我们更要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出发建立自己“本土化”的中国社会史，该补的功课还是要认真地补上。

走向多元，笔者还想强调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意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与社会史研究的理论有许多相通之处，阶级分析、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全面的整体的观念、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性等在社会史的研究中都有其一定的方法论指导意义，我们不能因为过去教条主义地理解和运用唯物史观而漠视它的存在。年鉴派史学就认为，新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并非互不相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期学说仍是一种长时段的理论，把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放在首位与新史学注重研究普通民众的历史不谋而合，带着问题去研究历史、跨学科研究、长时段和整体观察等很多方面，“马克思是新史学的大师之一”。认识到这一点，并将其充分地纳入到具体的社会史研究中去，也将有助于大力提升我们中国历史研究的整体水平。

可以说当下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已经出现了走向多元的发展趋向。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广泛汲取中国传统史学和西方各种理论方法的各类社会史研究已经蔚然成风；区域社会史、历史人类学以其鲜明的特性更加为人称道；医疗社会史、生态社会史、城市社会史等新领域方兴未艾；“新社会史”、“新文化史”、“新革命史”以其探索性的精神崭露头角；以探讨历史总体性为旨归的“新整体史”仍然引人注目；相关资料的搜集整理，甚至“集体调查”式的资料工作已渐次展开，我们能够感受到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无穷魅力和美好前景，中国社会史研究也必将走向更加广阔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