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养穷人：对话交流中的天桥

显然，作为都市形象或者城市景观与意象，在文学写作中“同一个”的旧天桥虽然主观而任性，但仍然是深刻并具有穿透力的。学术写作中的天桥，尽管有近于实录的描述与学理探索两类，但都存在共同的不足：为什么要进行这些调查、访谈？调查研究具体是怎样进行的？访谈是怎样展开的？如何解读这些被诱发出来的口述资料？口述的资料与学术写作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学者在学术写作中，究竟剔除了哪些，使用了哪些？即从第一手资料到学术译写的轨迹是怎样的，学术写作有着研究者怎样的想象与建构。

除了上述关于天桥的文字，已经成为老北京人“思维符号”的天桥在当下民众的日常交流中有着异同共存的表述。我对天桥的调查研究，正是先从对天桥这个城市景观的感受开始，继而进入对合作者（co-worker）的访谈，[91]最后进行学术思考和写作。顺此思路本书欲大致再现整个研究的过程，并将内容分为了“记忆”与“诠释”两部分。我首先要强调的是记忆，或者说口述史是被诱发出来，由提问者和回答者共谋、妥协完成的一次斗智斗勇也是相互安慰的言语冲突。在调查初期，不少合作者对我“天桥在哪”“天桥多大”“天桥穷吗”等发问，激发了我对当下日常对话交流中的“天桥”这个语词本身的思考，并有了我关于天桥的第一篇文章《当代北京民众话语中的天桥》。因此，我直接将这些看似平静的言语冲突推向了前台，而不是将其作为附录放在书尾。

改革开放后，在中国学界，多少受到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具体而微的“小人物”及其生活光明正大地进入学者的视野，并被赋予了非凡的价值。在此背景下，口述史研究也就有着深刻的意义。对口述史的发现与关注，广泛地波及民俗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社会史等多门人文社会科学。这一有些赶时髦的浪潮也影响到了当下通俗作家、记者的写作与叙述模式，并进一步影响到读者的接受心理。带有个体“口述”色彩的写作成为20世纪末以来的一种最为流行的写作。这一写作潮流更加强化了商业社会中孤独的写作者的暴露癖和受众的窥私欲。在相互迎合的交易中，生产者和消费者都获得了感官真实的安慰与意淫的快感。近几年来，民间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申报与认定等由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掀起的工程、运动，使得“小人物”的口述具有了更加重大的社会价值与认知意义：在经济全球化的语境下，他们的口述与国家富强、民族独立、社会和谐等有着不同程度的关联。

但事实上，大多数与口述史相关的写作，尤其是学术写作，仍然将讲述者“格式化”“匿名化”，最终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依旧是经过写作者层层“处理”后的“讲述”：或者，口述必须符合写作者的意图，被写作者规训与篡改；或者，通过写作者而呈现出的口述迎合了相互之间有着妥协的写作者与讲述者之间的共同需求；或者，在一定程度上被阅读者所左右，迎合着这些接受者的胃口。在看似口语化甚至亲情化的叙述中，我们仍然无从知晓写作者在其记述的口述资料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无法知晓写作者在多大程度上左右了讲述者，或者被讲述者所左右。

史家所标榜和追求的“实录”之写作精神、风格背后的“隐蔽语本”（hidden transcript）就是所记述事实的相对真实，甚或虚假。任何刚直不阿的史官都会受到诸多的限制，并被包括自己主观因素、生存策略在内的诸多因素左右。这使得一本看似正经、中规中矩的史书常常只不过是有板有眼、一丝不苟的文字游戏而已。与此相类，包括勒华拉杜里的名著《蒙塔尤》所巧妙引用、串写的“审判”材料在内，[92]结合个人经历或者耳闻目睹记述下来的口述材料，同样也无法逃离这一悖论与宿命。因为任何一种讲述显然都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尤其是在中国这个始终都重人情、顾脸面、讲关系、好虚饰的社会。这些因素大致包括：

1.处于强势地位的主流话语；

2.讲述者过去的身份、地位和当下的身份、地位，以及二者之间的反差；

3.因为讲述者现有身份、地位而对往事的有意忘却、掩饰、篡改以及杜撰；

4.讲述者习惯性的叙述方式；

5.讲述者对访谈者的潜在期待；

6.访谈者的身份、动机、相关的知识储备；

7.访谈者的亲和力、访谈策略与技巧，有意或无意对讲述者的规训、诱导；

8.访谈者和讲述者（以及能影响讲述者讲述的家人、朋友、同事等）双方之间的揣测、考量及认同程度；

9.访谈者和讲述者双方对相关话题认知的差异；

10.在这种差异中，营造出的具体的对话、交谈时空，等等。

也即，意在讲述过去事实或亲历事件的口述史，其本身就悖谬地意味着讲述内容的部分真实。换言之，在一套无形的记忆机制和讲述机制的制约下，源自群体记忆和个人记忆的口述史或有意或无意地强化、渲染了某些东西，同时淡化和隐去了另外一些东西。带有一定意识形态色彩的书写的历史是单面的，口述的历史也是单面的。正因为如此，也就出现了诸如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那样，不同人对同一事件完全不同的，蕴含认同、针对现在的记忆与表述。[93]

基于以上认知，同样作为有些赶时髦的“口述史”，本书所言的记忆是“诱发的记忆”。如此限定，一方面想说明，与多数口述史一样，本书是关于过去的人和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存在现象的讲述的记录；另一方面想说明，本书不仅仅是关于过去讲述的记录，它更是一个被诱导、激发的过程，仅仅是讲述者的一次讲述行动，是讲述者他们和访谈者我互动完成的，是我们双方之间在当下的社会语境下“合谋”与一个相互建构的过程。这些讲述是真实的，但又不是绝对意义上的真实。

起初调查时，我目的明确地想窥视或者说探知天桥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在这里生活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怎样生活，这个都市空间和与之辉映的文化景观对我们存身的都市、社会有着怎样的意义，在这个空间生活的人如何看待空间本身和他们自己的前世今生。这样，在我的“诱导”下，合作者讲述的不仅仅是过去的事情，他们讲述的还是与他们当下的知识结构、社会认同、身份地位、价值判断、生活理想等相关的过去的经历、体验与事情，是他们基于当下的世界观对过去、现在的评判，以及对将来的期待。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他们讲述的不是过去，而是现在，是借过去的事情来强化现在他们已经有的和没有的，这时他们的讲述又是指向将来的。由于我的目的不在于重塑“原型”和辨识真相，所以书中我没有将不同讲述者就同一事象相似的或者矛盾的讲述给予整理或删除，而是尽可能地保持讲述的原貌，呈现出更多的“异文”。仅仅想从本书的记述探求关于过去“真相”的读者，可能难免会发出失望的叹息了。

在与每位合作者访谈之前，我都告诉他们我访谈的目的，和将来可能会写成书的愿景。因此，对于合作者因我的激发的那次讲述行为而言，书中所记述的这些东西又都是真实的，是合作者那次讲述行为有机的一部分。正如合作者李长荣、王学智、朱国良等老人时常都强调的，他们所说的都是“实话”，是他们“知道的”或“亲身经历的”，不知道的绝不乱说。这些朴实的强调既展示了合作者那一瞬间的心智，也隐晦地表达着我们生存的语境、心境与窘境。在此意义上，我也愿意不无夸张地说：本书是一部受大社会影响的“小人物”的心灵史、思想史，是一本深藏着诸多谈话技巧，闪烁着这些“小人物”智慧、哲思与生命体验的自白，并非仅仅是关于过去事象简单的言说和追忆。所以，虽然这些经过选择和洗礼的记忆有着无法克服的矛盾：基本表述策略仍然是新—好、旧—坏的二元叙事，但也清晰地说出了旧天桥“养穷人”，旧天桥才是民间艺人摇篮的基本事实。

由于整个社会对于文化与经济“拉郎配”式的强制联姻，在今天人们的生活世界中，老天桥和老天桥艺人不但是谈话聊天、文本生产的话题，也是进行文化开发、经济建设、精神建构、升官发财的原点和动力之一。尽管有这样多的意义，我并未将自己的合作者圈定在当年亲身在老天桥撂地卖艺的老人。作为在历史语境中复合、叠加的天桥和天桥艺人，我也将合作者的范围进行了有限延伸。在我的合作者中，只有朱国良、朱有成、金业勤、杜三宝、关学曾、马贵宝等数位是曾亲身在老天桥撂地卖艺的当事人、局内人，而其他合作者都是不同意义上的他者、局外人：有的是观众，有的是老天桥艺人的后人，有的是老天桥艺人的传人，有的则是有心的资料收集者和研究者，还有个别人甚或与天桥没有什么关系。显然，通过这些不同身份、年龄、经历、观念的合作者个性鲜明的讲述，呈现出来的将完全不仅仅是在人们有限记忆中的老天桥和老天桥艺人。

“记忆”部分是按照访谈时的录音磁带和笔记整理而成。在尽可能保留合作者原有的个性化叙述风格的前提下，为了使合作者讲述的内容相对连贯，我没有采取一问一答的记述方式。同时，对同一个合作者讲述中重复的内容，我也进行了相应的删减，并适当调整了讲述的顺序，以求使每个合作者讲述的内容条理更加清晰。出于最基本的学术伦理道德和人之常情，我也删除了显然会影响甚至伤害讲述中涉及的相关人物感情的部分以及会给合作者带来不利影响的部分。当然，这种叙写方式也有篇幅方面的考虑和对一般读者接受习惯的迎合。

因此，虽然我力求使本书有些学术气息，但鉴于我主观的这些调整，这或者依然不能够算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尤其不是近几年国内民俗学界讨论的热点，力求将声音惟妙惟肖地转化为书面文本的“民族志诗学”式的符号化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