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绪论 你说的与我写的：杂吧地天桥的叙事》：北京城：大写的“凸”字
何为北京人？吕方邑说：“就是这么一大堆人，圈在这么一个灰色的‘凸’字里，这就是‘北京人’。……我所说的‘北京人’，是被这灰色的‘凸’字圈住，出不去，也不想出去的人。”[31]李健吾也是用这个“灰色的凸”字来描述他眼中的北平城的：
北平的城像一个凸字，也像一辆铁甲车。平剧梅龙镇里面，明朝的正德皇帝用一个比喻说到他的住所，大意是：大圈圈套着一个小圈圈，小圈圈又套着一个小圈圈。所谓大圈圈，就是北平的外城，凸字的下半截；所谓小圈圈，就是北平的内城，凸字的上半截，城虽说分作内外，并不是圈圈，也并没有谁圈着谁。只有那个小而又小的圈圈，的确套在内城的中心，通常另有一个尊贵的名称，叫作紫禁城。[32]
因为有皇帝的关系，“凸”字的上半截、环绕上半截的城门和城墙、小圈圈中的小圈圈也就一直被人们关注、想象、书写和阅读。带着他者的新奇和敏感，奥斯伍尔德·喜仁龙曾经深情地将城门比作古老京城的“口腔”，并且是他探知北京这个“高度复杂的有机体的生命和活动的节奏”的入口与通道。[33]迈尔则更鲜明地指出，不是别的，城墙才是帝都北京以及传统中国的“真正本质”（real essence）。[34]曾在内宫伺候过慈禧两年的德龄出宫后，也曾作为见证者和代言人迫不及待地向西方人宣讲内宫秘密。[35]同样，在民国初年，有法国马可·波罗之称的谢阁兰也发挥了他丰富的想象力，与他的主人公勒内·莱斯一道，游刃有余地出入前门内外，在紫禁城中做起了密探、情人。[36]这种基于敬意、理解而有的窥私、探秘，并不无妒忌和泄愤的潜在的创作美学和接受美学不仅仅是西方人的，也是国人自身的。当年，收视率极高的《铁齿铜牙纪晓岚》《康熙大帝》等清宫戏的盛行，除不得已地“借古讽今”以满足人们评价现实的胃口之外，吸引观者的还是一直都神秘莫测的那个“小圈圈”本身。
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作为新中国象征的天安门取缔了小圈圈，成为学界新宠，不同学科的学者都给予了关注，试图将之视为“一种概念性的入口，借以踏进中国的漫长革命”。[37]对于影响颇大的《天安门：中国的知识分子与革命》一书，陈平原感觉上“不是很过瘾”。他认为该书只讨论康有为、鲁迅、丁玲等人的作品，借以剖析其心路历程，而没将阅尽人间沧桑，也是中国近现代政治和历史的象征的天安门“作为主角来认真经营”。对陈平原而言，完美的天安门的研究，应该是融“都市建筑、历史陈述、政治符码、文学想象”等为一体的综合论述。[38]
确实，既是新中国象征也是北京这座古老的都市近代化象征的“天安门”，一直是人们解读的主要意象，但也正因为天安门本身有太多“政治和历史”的象征意义，专注于它的解读也仍然会不自觉地停留在精英和“大历史”层面。反其道而行之，我抛弃了天安门，要描述和研究的是老北京的杂吧地天桥，北京城这个“凸字的下半截”正中间的一小部分。杂吧地天桥位于京城南北中轴线，在天安门的南边，前门外永定门内。清末以来至20世纪中叶，这里是一个三教九流云集，在精英阶层看来脏、邪、乱、贱的地方。
关于这个大写的凸字的下半截，在与紫禁城进行比较时，谢阁兰这样写道：
如果你不是观看它，而是住在它里面，那它则是一幅令人难忘的图景。一座置于矩形之上的方城。这矩形，也就是唯一的底座，尚未完成时，已经被弄得走了形；它的右城墙，它的东城墙，被弄得歪歪扭扭，断断续续。[39]
于是，进不了紫禁城并只能在前门附近游荡的“拾荒者”谢阁兰，既没有加入“这种麇集在粪堆之上的蠕虫的‘一致’而又肮脏的”凸字下半截的生活之中，也没有加入“那些寄生的绦虫的”凸字上半截的生活之中，而是“平行地、极端冷静而又谨慎地生活着”。[40]确如谢阁兰的粪堆、蠕虫、肮脏等意象，从外在景观、生活人群和文化归属等层面而言，外城的杂吧地天桥与内城的天安门都大相径庭，也与谢阁兰表现得极端冷静和谨慎实则是对紫禁城的臆想不同，对我而言，与轰轰烈烈、繁花似锦的天安门一样，杂吧地天桥同样是北京的象征和焦点。
早在明代，谢肇淛的《五杂俎》卷三“地部一”中就勾画出了北京杂、乱、丑的面相：
燕云只有四种人多：阉竖多于缙绅，妇女多于男子，娼妓多于良家，乞丐多于商贾。至于市陌之风尘，轮蹄之纷糅，奸盗之丛错，驵侩之出没，盖尽人间不美之俗、不良之辈，而京师皆有之，殆古之所谓陆海者。昔人谓不如是，不足为京都，其言亦近之矣。[41]
在编辑出版自己1933—1946年拍摄的老北京精美的照片时，赫达·莫里逊同样盛赞繁华帝京生活的“阴暗”面：
在迷人的北平和能够感受到的快乐生活的背后，却是沉重的困难与触目惊心的贫困。乞丐并非贫穷的真实写照，因为许多乞丐是专门组织起来行乞的。正是那些不要饭的人才真正反映出最极端的贫穷。无论是捡废纸破布还是在夏天为养鸟的人捉蚱蜢，这些谋生手段常常为人们忽视。冬天，不少人倒卧，冻死街头。最了不起的是那些忍受着巨大苦难却从不抱怨，依然快乐坚毅的人们。[42]
林语堂也曾说：“北平最大的动人处是平民。绝不是圣哲的学者或大学教授，而是拉洋车的苦力。”[43]而诸如骆驼祥子那样拉洋车的苦力，在京城忍受着巨大苦难而仍然坚毅地活着，半数原因就在于这“凸”字下半截的杂吧地天桥：
平日，这里的说相声的，耍狗熊的，变戏法的，数来宝的，唱秧歌的，说鼓书的，练把式的，都能供给他一些真的快乐，使他张开大嘴去笑。他舍不得北平，天桥算是一半儿的原因。每逢望到天桥的席棚，与那一圈一圈儿的人，他便想起许多可笑可爱的事。[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