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余下未表的是这部巨著所产生的一些影响。首先是作者自己就《安息》一书所做的该时代的见证。

上帝的喜悦经由这本书祝福多人，让他们因之获益……几乎整本书都是在我仅有一本圣经和经文索引在身边的情形下写成；而且我发现肺腑之言对他人心灵的影响力最大。为我听说为数众多的读者因该作品所得的益处，为我反过来因他们的祷告而得的好处，我在此谦恭地向那位驱使我写下该书的上帝献上我的感恩。

巴克斯特于1658年写就一部较小篇幅的论著——《对未悔改者的呼唤》（A Call to the Unconverted）。作者说该书印行了三万多册，并称：“上帝以出人意外的成功祝福这本书，胜过我写的其他所有书，唯有《安息》例外。”这表明了后者的影响力之广。与此同时，作者在本书第二版及相继各版所加的“预告”中写道：“上帝喜悦赐福该书（指《安息》），使它意想不到地广受接纳，因此我有足够的理由希望，它在过去的一年里所带来的好处，大于其不足所带来的损害。”不仅如此，在作者的所有作品中，他从这本书寻求为自己增添心力更多：

必须承认，在我所写的所有书中，我在自己灵里每日进取中最常读来为它所用的莫过于我的《信心生活》（Life of Faith）、这本《论舍己》（Treatiseof Self Denyall），还有《安息》的最后一部分。

巴克斯特的通信手稿为本书的影响力做了进一步的见证，表明它在牧养敬虔、热心追求的信徒方面产生的果效。以下仅以其中的几封为例。

前任剑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院长，1650年任伦敦圣劳伦斯·朱瑞大教堂牧师的理查德·瓦恩斯（Richard Vines,1600？-1656）在获巴克斯特所赠本书后，写信给他说：

您题为《安息》的极具价值的论著已收到。其本身的价值便弥足珍贵，更何况我在书上写上ex donoauthoris（此乃作者所赠）的字样；您在书中传授上帝的例律……今时的邪恶及信仰、诚信的极大败坏使您的著作更显其价值，如此论著如一盏明灯照在风雨交加的黑夜里。

汉普郡福丁布里奇的亨利·巴特勒特（Henry Bartlett）因其在多塞特附近各县牧师联会的工作著称，他在给本书作者日期为1652年3月22日的一封信中也谈到本书：

像您的《安息》这样大篇幅而价格不菲的著作，仅在几年中便屡经重印，这本身足以证明您该印得更多，让您有机会造福于所有人，让许多从未见到或听说过您的灵魂能因《安息》一书而永远称颂上帝。

其后，他在同年12月30日的信中又写道：

我禁不住要感谢上帝并写信告诉您，《安息》一书已如何大地造福于此地……或者说，上帝的美善如何使您的作品成为燃起人们对上帝之爱的工具。

巴克斯特的友人萨里郡罗瑟海希的托马斯·加塔克（Thomas Gataker）是威斯敏斯特会议的成员，他的儿子查尔斯曾就他父亲对巴克斯特著作的赞誉写信给作者说：

家父从您的作品中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和实在的安慰，他在病中曾将其中的一些书作为对心系基督之人的帮助推荐给某些信教的造访者，并特吩咐我将数册您的佳作《安息》分赠给他最亲密的各位朋友，作他的遗赠。

在写信给作者的教区牧者中，我们可举两位为例。什罗普郡巴斯彻驰的牧师爱德华·劳伦斯（Edward Lawlence）在信中写道：“您的《安息》一书已成为我甜蜜的伙伴。”在卡特勒斯霍尔牧会的国教派牧师托马斯·贝弗利（Thomas Beverley）在1690年写给巴克斯特的信中说：“对我来说，您胜过一位神父和主教……自读过您的《安息》后，二十年来我一读再读。”

年轻人同样表达了他们对本书的赞赏。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学习已近三年”的学生威廉·邓寇姆（William Duncombe）写道：“我无法表达自己是伴着灵里怎样的陶醉和爱的狂喜读完它们的，我是指您的《安息》和《婴儿洗礼》这两本书。”托马斯·杜立德（Thomas Doolittle）是基德明斯特人，巴克斯特曾送他到剑桥大学彭布鲁克霍尔学院学习，在上大学前，他是律师事务所的试用书记员，但他决心要担负当地牧者的工作。杜立德的信主当归功于作者就《安息》一书中的某些内容所做的讲道，其影响在杜立德自己后来的著作The Saints' Convoyto, and Mansions in Heaven一书中反映出来。

伍斯特郡巴劳教会的牧师托马斯·杰克逊（Thomas Jackson）在给巴克斯特的信中对本书表达出一种别有意味的赞誉，赫里福德、伍斯特和格洛斯特等地的监狱图书馆是由杰克逊牧师建立的。为促请巴克斯特将本书赠送给什鲁斯伯里监狱，他在信中这样写道：

我要请求于您的是，因什罗普郡荣为您的故里，为您最初生息之地，想必您一定乐意将您的《安息》及其他助人觉醒的书赠与什鲁斯伯里监狱。

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董事约翰·杰尼威（John Janeway,1633-1657）曾将自己的悔改归主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读《安息》一书。他在就“做属天默想的责任”写信给父亲时称：“默想之有益，其方式和方向我以前也略有所知，但是巴克斯特先生的《安息》一书使这成为我必修的功课。该书无论如何评价也不会过分，我要因此书而永远称颂上帝。”

从英国以外各地写来的信件中也多有高度评价巴克斯特这部著作的例证。一位名叫艾贝尔·沃伦（Abel Warren）的人士从爱尔兰的韦克斯福德写信给作者道：

您就《安息》的默想充满了怎样的甘甜啊！对那些因信基督，上帝赐下无论多少对他的爱的人，对那些能在永恒安息中找到哪怕一星点喜乐的人，上帝的灵借您之手写出的这部杰作带来的是何等丰足的属天安慰！愿上帝以千倍的恩惠回报您为本书及您所有著作所付出的爱心辛劳和不懈努力。

路易·迪穆兰（Louis Du Moulin）虽反对巴克斯特的普遍救赎观，却也写信给他，促请将本书译成法文。信中说道：

您的著作若能译成拉丁文或法文……或许您会收获甚巨。他们希望您认真考虑，如果您愿意，您可让自己的著作——尤其是您的《安息》一书——使成百万的基督徒收益……但愿您能编纂一精炼的系列，以供有学养及无学养的各类读者所用，成为所有尚称自己为基督徒之人的锡安号角，仅是听闻您的名字也令他们感到满足。

有着“向印第安人传福音的使徒”之称的约翰·艾略特（John Eliot, 1640-1690），于1656年就他不久前“强力袭来的重病”，从美国麻省的罗克斯伯里写信谈到巴克斯特的这部著作，说：

主用来缓解十字架之苦的工具之一即您是一本书，它是主恩慈的灵助您写成的，而且即或全书不是在您身体极其软弱时所写，其中大部分内容也是在你生病期间写就。您将该书命名为《安息》，特别是在我跌入谷底时，主让其中蒙福的论点和属天默想的示范在我心中引起的是何等甜蜜的反响啊！

此外还有来自巴克斯特侍奉的教会会众的见证。时任赫里福德行政长官的罗杰斯上校之妻玛丽·罗杰斯夫人有一阶段曾是巴克斯特在基德明斯特教会的会员，在此期间她“蒙恩甚丰”，她后来自赫里福德修书与巴克斯特说：“此地有不少敬虔人都坦承，是你的著作——尤其是你的《安息》一书——使他们与主，也与你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巴尔卡利的安娜女伯爵（后为阿盖尔女伯爵）是作者亲密的友人。她最初是通过自己的表亲劳德代尔的伯爵听说巴克斯特其人的，她不仅读过他的著作，且在伦敦期间常在他的教会聚会，特别是他在伦敦西区圣邓斯坦大教堂讲道之后。安娜女伯爵后认巴克斯特为她“在主里的父亲”。巴克斯特的两部著作深得她所爱，其中之一便是她灵修时从不离手的《安息》。

本书在一般信徒中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绸布商”理查德·福特是一位才智超群的平信徒。他曾于1653年从雷普顿写信给巴克斯特，在信中他称自己因读《安息》一书大大受益，从而欠了巴克斯特的债。在预定论问题上争论三十年之后，他说：“所有教会都该将能怀着感恩之心接受预定论归功于你。”贝茨博士在将巴克斯特葬礼上的讲道词题献给亨利·阿舍斯特准男爵时，回顾了巴克斯特对男爵的影响，他写道：“巴克斯特最配得你敬重和爱戴，因为正是在你读他宝贵的《安息》一书时，天国在你灵里留下了最初的印记。”就柴郡赫尔珀斯东的著名法官沃伯顿之子罗伯特·沃伯顿准男爵有着这样的记载，在他隐修之时，“圣经和巴克斯特的《安息》日日都放在他面前客厅的桌上；他将绝大部分时间花在阅读和祷告上”。纳撒尼尔·巴纳迪斯顿爵士（1588—1653）出身于古老的萨福尔克郡家族，曾任该郡的郡长，“在他去世不久前的一段时间里，唯喜读巴克斯特的《安息》一书……是上帝满有恩典的旨意将此书带到他身边，作他的指引，领他更快、更直接地进入那安息”。

论到18世纪时，我们不免想起住在玛德莱的约翰·弗莱彻（John Fletcher,1729-1785），他是常读巴克斯特著作的人，又尽心为青年传道人的好处着想，他为威尔士的特里维卡学院图书馆的建立出了大力。该图书馆于1768年由亨廷登的赛利娜女伯爵出资兴建。在弗莱彻赠送给该学院的图书中，有《安息》的各早期版本，若假定这部著作对他本人的属灵生命意义重大应是公平的。再次谈到弗赛特缩写版的影响力，其中很值得注意的一件事乃是，应弗赛特本人之邀，亨廷登的女伯爵于1774年从特雷维卡派了一些学生到基德明斯特去学习。约翰·牛顿（1725—1807）在论及巴克斯特的这本书时写道：“在他《安息》的有些片断中蕴含着某种精神……这精神使得许多当代作品相形见绌。”菲利普·道得理奇（Philip Dodderidge,1702-1751）是巴克斯特著作的热心读者，“事实上道得理奇曾拜他为师”；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安息》一书对他影响深刻。

前面已谈到约翰·卫斯理曾在他的《基督教文库》中给本书以重要位置，还应提到的是，卫斯理的一位传道人约翰·瓦尔顿1763年从国外侍奉回国后，曾客居在作为卫斯理伦敦社团成员的一位女士家。是这位女士将《安息》、卢瑟福（Rutherford）的《书信集》以及劳威廉（Wil-liam Law）的《圣洁和圣洁生活的严肃呼召》（A Serious Call to a Holy and Devout Life）借给瓦尔顿读，后来瓦尔顿就这些书写道：

读这些书始令我看到，我的灵魂如同在烈火四周扑打翅膀的飞蛾。我因此离弃了自己污秽的罪，舍弃了自己习以为常的消遣，作为对自己以往罪孽的某种改正。

从法兰西斯·阿斯伯里（Francis Asbury,1745-1816）的《日记》中不难看出，巴克斯特的这本书明显对他影响深刻。他在日记中写道：

1778年1月11日：我刚读完惠斯顿的《约瑟菲斯》的最后一卷。令我惊奇的是，惠斯顿70岁高龄，竟将如此多时间花在枯燥的年代学研究上。巴克斯特则比他善用时间许多，在他以为自己快要进入永恒之时，他所默想、所写的内容是圣徒的安息。

1781年6月13日：今天，我把自己关起来，读了巴克斯特的《安息》两百页。这的确是一部极为珍贵的著作，诚愿我能每季度将它读一遍。

还有记载称，1789年有一位从英国去到美国的传道人在当地出版了卫斯理及其他人的一些作品，但陷入了财政困境。这位传道人去世后，阿斯伯里买下了他库存的印张，并将其装订成册以供销售。阿斯伯里说：“我所购得的是《安息》及《基督徒的样式》两本书的印张，将它们收集起来，装订成册并销售出去。”有记载称，这两本书得到了畅销！阿斯伯里满有根据地称巴克斯特的《安息》一书为饱含“循道主义精髓”。

在19世纪同样有着对本书的见证。汉娜·莫尔（Hannah More,1745-1833）是巴克斯特著作的忠实读者，她在谈到她以灵修为目的的阅读时称：

我极少涉猎纯理论著作，从未尝读过论战性的，也不喜欢思想不严谨的灵修作品。对于巴克斯特的著作，我想您会钦佩不已。我最近读了他的《临终之想》（The Dying Thoughs）及《安息》两本书……较之我们那些繁复枯燥的现代作品，我更爱巴克斯特的许多作品。

继长姐去世以后，她还写道：“得见不带恐惧的死亡实在令人欣慰……我对她的凭吊既有回想她安详的遗容，也有捧读我最喜欢的巴克斯特的《安息》一书。”

威廉·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1759-1833）同样是巴克斯特著作的勤奋读者，他在赞扬巴克斯特著作的同时，还热情地提到弗赛特的简写本：

他（巴克斯特）的实用性作品是基督徒智慧的瑰宝；修订、删减这些著作以飨现代读者，不啻为对人类最有价值的一种服侍。他的《临终之想》和《安息》已做了修订和删节。

亨利·马丁（Henry Martyn,1781-1812）又是另外一例，他是查尔斯·沈美恩（Charles Simeon,1759-1836）的年轻同事，后者曾任剑桥圣三一教会的牧师，又在印度和波斯传教。马丁在受按立前夜写道：“是读巴克斯特的《安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使我更多地活在属天的默想中。”我们发现他此后又写道：“巴克斯特这蒙福的人啊，他在写《安息》时能得知虔信与爱上帝之道，其程度是我长久以来有所不知的。”

另一个值得注意、饶有意味的事例是，惠灵顿公爵过世后不久，有人在他居住的阿泼斯利宫向格罗萨特博士展示了一本《安息》，其中有一页页角折下，标明这位伟大的军事家在离家去往沃尔莫城堡时读到的地方——“这是人们所知公爵读过的最后一本书，那时离他今生的终点只有几天之久。”

最后，我们要就本书对苏格兰人的敬虔产生的重要影响做一简要回顾。前面已提到本书于18世纪末首度在苏格兰出版，而且订书的人多属劳工或商贩阶层，这表明其发行面有所不同。鲍威奇博士倾向于认为，对巴克斯特著作兴趣的重燃，其至少部分的起因是在霍尔丹派（The Hal-danes）影响下开始遍及苏格兰的强势福音运动。近三十年后，本书广为流传，如我们所知，到1829年弗赛特的版本已再版五次，尤其是通过林勒森的厄斯金，他是一位有广泛影响力的福音派平信徒。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正像17世纪巴克斯特的作品在苏格兰广为人知一样，在19世纪读巴克斯特著作的一些基督教思想界领衔人物有：托马斯·查尔默斯（Thomas Chalmers,1780-1847）、将《安息》称为“绝世之作”的约翰·布朗博士（Dr. John Brown,1784-1858）、约翰·凯恩斯（John Cairns,1818-1891）、马库斯·多兹（Markus Dods,1834-1909）、亚历山大·怀特博士（Dr. Alexander Whyte,1836-1921）。怀特还将《安息》一书包括在他就“一些福音派经典及其作者”的讲座中。还应当提到的是，约翰·塔罗克（John Tullock,1823-1885）在他的著作《英国清教派运动及其领袖人物》（English Puritanism and Its Leaders,1861）中有一篇研究巴克斯特的内容，并谈到他的《安息》一书，他写下了这样的赞誉之辞：

凡有严肃宗教情感的人读过此书后，极少有不为之动容的；其属天情感之炽热激昂及其对天上荣耀场景的描绘交相辉映，其劝说悲悯感人，其描写富有魅力，其中某些图景之美妙实在令人神往。作者在让他灵里所得的激励尽情发挥，在催促听而不闻者，在冲破亟待他解决的纠结不清的逻辑障碍时，其雄辩是那样具有感染力、说服力与急切感——所有这些都令此书成为自17世纪流传下来的卓越之宗教论著。这部论著最可贵之处尚在于，它在阐述教会对永恒安息普遍认同的观念时的完整性，它呈现的是为教会普遍接受的信仰。

我们同样不该忘记的是，特伦奇大主教就本书的文采及风格做出的高度评价，他写道：

主导着巴克斯特作品——尤其是《安息》一书——的是一种强劲而有阳刚之气的雄辩能力；有时也不乏异乎寻常而非刻意追求的警句，使人一经听到便难以忘怀。在措辞方面，该书确属晚近年代。

毕竟，是读此书本身能证实《安息》所得的这些赞誉。然而，回想巴克斯特两位同代人的评论也会是有益的。威廉·贝茨（William Bates）博士曾断言：“他（巴克斯特）的《安息》一书……是他圣洁而强健的心志的表征。”埃德蒙·卡拉米（Edmund Calamy）博士则宣称：“这是一部引致无数人永远称颂上帝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