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蔽战线的国画大师——李苦禅

人人皆知家父苦禅先生是国画大师，却极少有人知道，在抗战时期，他在敌占区从事秘密地下情报工作。由于任务的特殊性，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同样严格遵守组织纪律，保守组织和个人工作身份的秘密。这段特殊的经历直到前年才正式被披露出来。

掩护爱国学生

家父最早接触共产主义是1919年。当时，社会各界都在探讨怎样才能救国，父亲在艺专的同学方伯务是李大钊的追随者，他在艺专宣传共产大同（那时还不叫共产主义）。父亲听了李大钊、陈独秀的报告，认为他们说的这条道路是正确的，当时就产生了革命的义气。此后，共产党的进步活动他都支持。

1930年，父亲受聘到杭州艺专担任教授，租住在岳庙后面的小楼上。他多称岳飞为“武穆将军”，每日清晨，他必先绕到岳庙前门，至岳将军父子墓前肃立片刻，旋即转身至奸臣秦桧跪像前唾骂汉奸，然后再去上课。他经常以岳飞事迹向学生言及人格第一，要义在于“爱国”二字。

杭州艺专很特殊，那是国民党CC派（陈果夫和陈立夫领导的国民党主要派系之一）的势力范围，但共产党的左联系统和一些左派革命文艺机构影响也挺大，所以教员和学生里，左中右各派都有，学生中还隐藏有三青团（国民党下属的青年组织）成员。

父亲那时候有300大洋的薪金，那年头2块大洋就能买一袋加拿大洋面。父亲用这些钱都资助了革命学生和困难学生。学生李霖灿因交不起学费要被开除，父亲替他交了，他知道后千恩万谢，父亲说，你谢我最好的方式就是拿出成绩。此人后来到了台湾，担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22年之久。而父亲资助的革命学生中相当一部分后来到了延安。

“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爱国学生的救国革命活动。父亲总是站在爱国学生一边，因此被称为“赤色教授”。如有学生相聚开会，通知的暗号是“今晚到李老师家喝茶”。父亲的学生郝丽春（即著名版画家力群）与一些左翼同学筹划成立“木铃木刻社”，父亲为了掩护学生们，让他们在自己的教室秘密开会，父亲则近窗佯作讲课状。就这样，“木铃木刻社”秘密宣告成立。

张仃（贯成）和凌子风在北京被捕并押送南京，后又改押苏州反省院，父亲知道后一路从南京追至苏州，以名画家名教授的身份做保人，与反省院交涉说：“他们是我的学生。”那时是父亲最有钱的时候，他托关系使了很多银子，前后折腾了将近一年，总算把这两个人保出来了。此事惊动了杭州艺专林风眠校长的一位“秘书”（国民党）,1934年，父亲终因他以教授身份屡次支持、掩护爱国学生们的革命活动，被校方停聘。父亲愤然离开杭州，辗转于南京等地，后又回到北平。

参加一二·九运动

回到北平后，父亲开始在北平北华美专任教。黄奇南、张启仁当时均曾在北平的北华美专学习。由此他与这两位学生建立起特殊的长达一生的相互绝对信任的关系。（按：张、黄二人皆是中共党员。张启仁后任中央美院副院长，黄奇南后任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1935年日寇调集大批军队入关，威胁平津。汉奸王揖唐等组织“冀察政务委员会”，实为代表日本将华北变相“自治”的机构。

1935年12月8日，张启仁找到父亲和王森然等老师，告诉他们，由燕京大学召集的各校代表会决定，到东长安街的外交大楼即冀察政务委员会预定成立的地点示威游行。父亲热情激奋，表示坚决参加到学生们的游行洪流之中。

12月9日清晨，寒风刺骨，是北平入冬后最冷的一天。父亲和他的学生们肩并肩手挽手，高呼“反对华北自治”“收复东北失地”“反对内战，一致抗日”“打倒帝国主义走狗”，爱国歌曲之声震撼天地。在行进到东长安街时，军警用高压水龙头喷射游行队伍，但大家没有被冰冷的水柱和警棍驱散，反而对军警们展开了强大的攻势。后来这一事件成为了载入史册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

柳树井胡同2号联络站

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汉奸组织“新民会”想拉父亲出来给他们撑门面，并扬言父亲的教书饭碗也是他们给的，父亲一听第二天就辞去了教职，靠卖画为生。

当时父亲所住的北平西城柳树井胡同2号家里还藏着一位身份特殊的人物，必须尽快转移。他是国民党第29军军官袁祥峰。北平沦陷时，他未及跟上部队南下，辗转躲到了我家里。当时他与父亲约定的暗号是：如门关着，就是“家里没人，不必叩门”；如门开着，迎门影壁角下放一把破扫帚，就是“有可疑情况，不可进门”。如开着门，没有扫帚，就是“没事，可以进来”。北平沦陷后，日本宪兵贴出布告：窝藏旧军人者同罪。风声越来越紧，袁祥峰怕连累父亲，几次提出要走，父亲每次都坚定地说：“你哪儿也别去！就是走，也得等我给你找好地方再走。”

与袁祥峰朝夕相处一段时间后，父亲觉得他确实是个爱国的热血青年，应该送他到抗日前线杀鬼子。怎么送他到前线？找谁联系呢？

其实，联系人就在眼前。父亲的学生黄奇南那会儿常来家里看望，就询问袁祥峰今后的打算，他表示要继续抗日。而黄奇南的伯父黄浩同志，真实身份是八路军冀中军区特派主任，负责平津各情报站工作。黄奇南将袁祥峰的情况汇报给黄浩。在黄浩的安排下，袁祥峰由秘密交通线交通员护送，到了冀东抗日根据地。

父亲得知黄奇南与八路军有关系，就提出也要到八路军那里去。当时地下工作都是极为保密的。黄浩约我父亲在北海公园九龙壁后头边走边聊，假装散步游玩。

黄浩表示，父亲是有名的画家、教授，组织认为这恰恰是最好的掩护身份，不必到边区去（事后证明这个安排是对的）。父亲同意了这个意见，当即表示要参加革命，做地下工作。黄浩交给我父亲的任务是调查日伪汉奸的活动、掩护党的地工人员和爱国人士，并派了另一位同志与父亲联系。柳树井胡同2号成为了黄浩领导下的地下联络站之一。

父亲搜集情报的方式很独特，是到街头去画速写，他觉得哪些地方可疑，哪儿常来大汽车，他就去哪儿画，画个药贩子什么的。他会统计车辆密集度、记下车牌号等，当然，这些都不能写下来，要用脑子记。父亲曾把了解到的敌人的武器仓库等情况向组织汇报。

此期间，已经成为八路军军官的袁祥峰又带着重要任务潜回北平，经父亲密函介绍，潜伏到徐州敌伪军中当了军官，收集重要情报。解放后他在东北铁路局任职。曾来京，接受了我的电视采访，留下了珍贵的革命史记。

为白求恩开的药单找药

黄浩的掩护身份是基督教徒“黄道长”。他戴个金丝眼镜，小胡子，跟个日本人似的。他曾在日本留学，学医出身，广东揭阳人。他自己建了一个挑花补绣厂，还开了一个小诊所。

此时，黄浩接到上级的任务，为前线提供急救西药，尤其是战伤药，越快越好，早点就少死点伤员。药单就是白求恩在野战医院开的。黄浩通知平津十几个联络站，采取“蚂蚁搬家”的方式搜集药品，这样不太明显。

那个时候在北平想买药很危险，日本鬼子控制很严，尤其是西药，如果发现有点嫌疑，就拘到城外活埋了，因为要营造“大东亚共荣圈”，不能在城里杀人。父亲常说最好的药是德国拜耳药厂出的。我父亲的老朋友罗耀西开了一家耀西医院，有进药的路子。父亲当时还真就得了一场病，住在耀西医院。按说病早该好了，可他老不出院，后来想想，他是借这个机会多开药，因为他那个病也不至于使那么些药。当时就是用这种“非法”的方式干正义的事。

药集中到了黄浩那儿，关键的问题是怎么运出去。这里提到一位法国的正义人士，叫贝熙业，也是一位医生。他在鹫峰下的北安河村外造了一座别墅贝家花园，药品通过贝熙业享有免检待遇的轿车运到贝家花园集中，然后50多岁的贝大夫骑自行车，载重几十斤，行程数十里，翻过太行山。山里的小道不是一般人能知道的，顺着小道骑自行车把药运到白求恩的医院。白求恩拿到药之后，大吃一惊，比他药单开得量还多还好，非常夸奖。2014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法国时说：“我们不会忘记……他们中有冒着生命危险开辟一条自行车的‘驼峰航线’，把宝贵的药品运往中国抗日根据地的法国医生贝熙业。”

这里也从侧面说明白求恩这个人的豪义，哪怕他自己保留一盒盘尼西林，也不会因感染而牺牲。不光是药品，后来包括更敏感的通信零件，也是通过贝熙业靠自行车运到根据地的。

沙滩监狱的28天

1939年5月14日黎明时分，父亲被几个日本宪兵用枪顶着，以“私通八路”的罪名押走，关在沙滩北大红楼底层宪兵队牢狱中。

父亲在狱中备受酷刑，棍打、鞭抽、灌辣椒水、压杠、指甲插竹签，被打昏死过去好几次。那里每天八点钟上堂，下午是一点钟上堂。他们要枪毙的人，礼拜六就提出来到别的屋里去了，第二天早上就行刑。

负责审讯的日本宪兵司令部少佐上村喜赖是中国通，满口中国话，从没穿过日本军装，走街上谁也看不出他是高级特务。他是大学预科毕业。上村问：“苦禅先生，今天礼拜六，我救不了你了！”父亲说：“上村！你们杀人的法子不是四个吗？一狗吃，二枪沖，三活埋，四砍头，你尽管用吧！我不怕这个！”

小鬼子就把父亲左手绑着，往大拇指里插竹签。他后来有一个习惯，思考问题和看画的时候，右手插着腰，左手总爱啃指甲。其实是因为大拇指里头有一个很深的疤，一变天就痒痒，隔着指甲又擓（kuɑi）不着。父亲从来不戴手表，因为他说：“这东西容易让我想起鬼子的手铐。”

他的腿上还留有一块黑，上课时给学生说，这块黑是日本鬼子压杠子压的。就是一根杠子横着，腿跪在那，腿上再来一杠子，杠子两头让俩打手踩，把手臂绑在上头的杠子上。父亲说，压杠子疼到极点就不疼了，还出现了幻觉，有一个小人从天灵盖慢慢落到地上，长得跟自己一模一样，旁边走走还看看，清楚极了，一会儿又从天灵盖进去了，等进去之后，浑身又疼，一泼凉水就缓过来了。

一次，父亲发现绑在胳膊上的铁链环与环之间有一个小豁口，就试着发力想挣开。父亲曾向著名爱国武术大师王子平王芗斋学过武，有一身的功夫。结果还真就挣断了铁链，吓得在场的日本鬼子连叫“有神助！”日本人很迷信，从此以后，就不敢再给父亲用大刑了。

小鬼子唱完白脸唱红脸。上村对父亲说：“有人可看见了，有八路到你家去，你如实地讲，哪怕只讲一个名字，你就没事了，还可以给你安排事情做（就是伪职）。”父亲说：“你说这话也可能不假，我家来的人都是买画的，兴许里头就有共产党八路，自打你们进北平之后，小报天天登着哪又发现共产党。可共产党头上没刺字，我怎么知道他是哪一路，你们是专干这个的，你问我？我就知道一条，一手交钱，一手拿画，我管不着什么党。”

小鬼子软硬兼施，父亲经受住了这种严峻考验。日本人抄家的时候也没抄出任何可疑的字迹。这都是组织纪律，家里不能留字，包括朋友来信。像齐白石老先生给我父亲写的信，送的墨迹，盖的印样，父亲启封看过后又送回白石老人家里。后来北京画院院长王明明整理白石老人捐献的遗物，出版全集后，才发现这些信和印样手稿。

日本人考虑到父亲的社会影响，又查无实据，只能无条件释放。但仍不时派人监视其行踪，以期“放长线，钓大鱼”。

为地下党卖画酬资

柳树井2号联络站不能再用了，父亲又领来了新的任务：停止以前的一切工作，纯粹以“卖画为生”，为地下党筹集经费。

军统完成什么任务，给钱，给赏，共产党的情报组织可没赏。父亲曾经说：“共产党是有任务没经费，是最穷的党。全要靠自己想办法去筹集！我没别的本事弄钱，只有靠卖画挣钱筹集呀！”他信任共产党，宁愿倾其所有来支持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连他自己也记不清楚为地下党组织筹集过多少次经费。

1939年隆冬，父亲携长子李杭悄悄来到天津法租界滨江道永安饭店，举办“李苦禅画展”，那里住着很多有钱的“寓公”。按当时的规矩，凡是有主的书画，一律挂上红布条儿，写上收藏人的姓名。画展结束，父亲立即让地工组成员把钱取走，给地下组织当经费。为了御寒，父子俩只是买了一件夹袍、一顶帽子、一条围脖儿，两手空空地返回北平家中。

转年夏天，父亲又到天津“三不管”租房作画、卖画。寓公、富商、洋行阔佬又闻讯而来，10天内所有字画抢购一空。父亲又把卖画的巨款，分文不动，迅速交给地工组成员。几次来津献艺卖画，使父亲名冠津门，许多人以为他卖画发了大财，但无人知晓巨款的真实去向。

年关将近，一个戴礼帽、穿大衣的胖商人来到了柳树井2号，说：“我是前门商行的经理，想请您给鄙行画几个扇面，年节时送给生意上的朋友。您放心，价格好商量，不会亏待您的。”父亲说：“您过奖。画扇面可以，不知贵行需要几个？”

结果胖经理开口说要100个。父亲先是愣了一下还是应了下来。胖经理付了一小袋银元定金，双方约定腊月二十八来取扇面。父亲一算，离腊月二十八也没几天了。如按常规一个一个地画，肯定交不了活。怎么办？父亲打破常规，做了一个夹扇面的夹子，流水作业。这笔画山石就一口气画100个扇面的山石；这笔画鸟，就一口气画100个扇面的鸟……

父亲没日没夜地画，终于在腊月二十八之前画好了100个扇面。胖经理如约付了2000块大洋，满意地拿走扇面送礼去了。

这2000块大洋解了地下组织为根据地购买药品的燃眉之急，但父亲从此再没画过扇面——这一次就把他画“伤”了。要不是为了给地下组织筹集经费，他是不会接受这种有违禅画艺术的活儿。毕竟他最愿意画不同的画面啊！他说：“那年月不能讲为艺术而艺术了，爱国第一！”

盼望的时刻终于来到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鬼子投降了。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再也没见到过黄浩同志。并不是父亲不知道黄浩就在北京西城房管局任职，但他的身份仍是“基督教人士”，不能见面。很晚才知道黄浩同志在“文革”中被迫害死于盐城。也是有缘，“文革”后期，黄浩同志的女儿黄郦与我家同住北京西城南沙沟大院。在先父去世后，她谈到了她父亲与我父亲在抗战时期的地下工作关系。她说：“是我父亲发展了李苦禅先生参加了地下抗战工作——是那时期父亲黄浩在文艺界知名人士中发展的唯一地工人员。”

她又指着楼门前草地上摆放的一块石刻横匾“趣园·天涯怪客”，说这是黄浩同志亲笔写的，刻好之后镶在百花深处（胡同名），以便前来接头的同志辨识。在“旧城改造”中此处被拆，她便把这块革命文物运到了南沙沟大院，至今仍露天置于草地上，经风沐雨。

李燕口述 吴睿娜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