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校勘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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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论篇

古籍校勘底本的选择标准

悠久的历史,古老的文明,不仅使我国的古代文化典籍浩如烟海,而且随着岁月的嬗递,即便是同一部古籍,也产生了许多不同的版本。这些不同的版本,往往造成了一部书的卷帙分合之异,内容多寡之差,以及版刻优劣之别。因此,今天当我们整理这些古籍时,首先遇到的就是如何选择校勘底本的问题。

底本,是指校勘一部古籍时所采用的工作本。这部工作本也是所要整理古籍的版本之一,但并不是随意找来一种版本就可以用作校勘底本,而是需要认真、精审地选择的。前人有云:“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清张之洞《书目答问·略例》)校勘工作更是如此。我们今天整理任何一种古籍,都应当综合各种版本之长,超迈前人,使整理之后的古籍,成为信实可靠的定本,把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传之后世。因此,选择底本是校勘古籍最重要的第一步。如果底本选择不当,或者是舍多而求少,或者是舍优而求劣,就会使校勘过的古籍,出现内容不全,或是无谓的校勘记过多的现象,事倍而功半,达不到整理古籍的目的。

那么,什么样的版本可以用作校勘的底本呢?也许有人会一下子想到用善本。然而,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善本都可以用作校勘底本的。因为我们今天一般是以文献价值和文物价值,来衡量一部古籍是否列入善本的。这样,就要考虑到这部书的刊刻(或传抄)年代是否久远,版刻(或传抄)是否精美,是否系名家所刻、所校、所抄、所藏等条件。而善本的这些取舍标准与校勘底本的选择标准则不尽相同。

校勘底本的选择标准,基本有这样三点:第一,版本刊刻时间较早;第二,版本一般应当是足本,内容较同一部古籍的其他版本为多;第三,精校精刻本。对于一个底本来说,这三条标准如果同时具备当然好,但事实上一般是很难找到这样一个三条皆备的版本作底本的。因为现存刊刻年代较早的版本,尽管在保存书籍内容的原始面貌方面,比后出的版本可能会好一些,但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版本流传等因素,未必就比晚出的版本好。例如有的南宋麻沙本,就不如一些清代的精校精刻本好。另外,刊刻年代较早的版本,在长期流传过程中,往往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残缺,这就更不宜用作校勘底本了。而许多内容较全的精校精刻本,往往刊刻年代较晚,特别是一些经过后代著名学者(例如清代的黄丕烈、顾广圻等)校勘、补正的版本更为宝贵,应当是我们选择底本的首要对象。古籍版本的流传过程比较复杂,很难准确地、概括地定出几个固定的框框,来确定校勘底本。上述的三个标准,只是我们在选择校勘底本时大致需要综合考虑的三个因素。

有个基本标准之后,下一步就要具体翻书了。同一部古籍,倘若只有两三种版本,则较易确定它的校勘底本,如果版本较多,那么选择底本也非易事,实际上需要动用一个人的版本学、目录学等几方面的综合知识。首先,我们要尽可能全面地调查这部古籍的现存版本。这方面我们需要依靠一些专门著录版本的目录工具书。主要有以下几种:1.《中国丛书综录》。如果是曾被收入某种丛书的古籍,可以从这部书中查到基本版本线索。2.《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如果是曾收入四库全书的古籍,则可以从这部书中查到一些版本,特别是往往能从增订部分查到一些未曾列入丛书的单行刻本,可以补充《中国丛书综录》只收列入丛书的版本不收单行本之不足。3.《贩书偶记》及其《续编》。如果是四库全书未收,或产生于清乾隆以后的古籍,有时可以从这两部书中查到一些版本线索。

了解了一部古籍版本的基本情况后,还要查检另一类目录工具书,即全国各主要图书馆的古籍目录。当然,《中国丛书综录》也附有各种版本的藏地,但几十年来,藏书情况往往有些变化。主要的馆藏古籍书目有:《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北京大学善本书目》、《北京大学李氏书目》等等。当然,书目调查之际,《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则是我们选择校勘底本时的首选工具书。

根据上述目录工具书弄清楚我们所要查的各种版本今藏何处之后,就要按图索骥,进行一种版本一种版本的具体翻阅、比较鉴别的工作。在这一过程中,除了注意版本的时代先后、卷帙分合、内容多寡、版刻优劣之外,还应留意每一种版本的行款、版式、牌记、题识、印文这样一些细微的问题,以便搞清版本源流。

如果做了上述的工作,还不足以弄清版本源流的话,则还要借助于古代的各种官私目录和各种题跋。通过各种资料工具书提供的线索,根据已知情况,来考证出一部古籍的初刻、补订、传抄、校勘、递修、收藏等过程。有了这样的第一手资料,就可以大致确定一部古籍的校勘底本了。

选择底本还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有刊本一般不要用抄本;第二,有刻本一般不要用活字排印本。

附带说一点,校勘所用的工作本有时也与底本有一定差别。因为有时需要采用善本作底本,但善本的收藏单位从保护文物的角度考虑往往不允许复印,这样就要找一个与该善本在各方面差别不大的普通版本作工作本,把善本差异全部过录到工作本上,就成为我们所需要的校勘底本了。

综上所述,校勘底本的选择过程,实际上等于是对一部古籍进行了一次版本源流的系统考察。唯有如此,方可有自信地确定一部古籍的校勘底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