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那还是前天的事。昨天他从的里雅斯特
驱车前往威尼斯，一路上沿着从蒙法尔科内到拉蒂萨那的旧公路行驶，后来又穿过平坦的原野。他有一个很不错的司机，他自己全身放松地坐在前排座位上，看着窗外这片从青年时代起就很熟悉的地方。
这地方看上去全变了，他想。或许是因为时间相隔久了的缘故。人长了岁数，一切都好像变小了许多。不过道路倒是比以前好了，也没有什么灰尘。当年我在这条路上乘的是军用卡车。我们也常常步行。那时候我最渴望的是部队原地休息时，头上有一片遮阳的树荫，农家的院落里有一口水井。还要有水渠，他想，我确实渴望有许多水渠。
汽车拐了个弯，在一座临时的桥上驶过了塔里亚蒙托河。河的两岸绿意葱茏，远处的河岸上有人在钓鱼，那里的水较深。被炸毁的桥正在修复，敲铆钉的汽锤声声震耳，离桥八百码远的地方有一些炸塌的楼房和仓库，那都是隆盖纳当年建造的，从房子毁损的程度看，几架中程轰炸机显然把装载的全部炸药都扔在了那里。
“你看，”司机说，“这一带凡是有桥和火车站的地方，不出周围半英里，你准会看到被炸毁的建筑。”
“这是教训，”上校说，“不该在离桥八百码的距离内造房子或盖教堂，也别请乔托来画壁画，假如那儿有教堂的话。”
“我明白该从中吸取教训，先生。”司机说。
他们驶过倾塌的别墅，上了一条笔直的大路，路旁的沟边栽着柳树，因为是冬天，树看上去黑沉沉的。地里种满了桑树。前面有一个男人骑着自行车，手里拿着一张报纸在看。
“如果来的是重型轰炸机，就该得出远离一英里的教训，”司机说，“这样说对吗，先生？”
“要是导弹，”上校说，“最好离开两百五十英里。最好朝那个骑车的人按一下喇叭。”
司机按了喇叭，骑车人让到路边，没有抬头看他们，也没有碰一下车把。当他们开过他身边时，上校想看看他在读什么报，但是报纸的名称被折了起来。
“我看现在最好是别在这里盖漂亮的房子或者教堂，也别请那个人，他叫什么来着？画什么壁画。”
“乔托。也可以是彼埃罗·德拉·弗朗西斯卡或曼特尼亚。还有米开朗琪罗。”
“你知道这么多画家，先生？”司机问。
他们此时正行驶在一条笔直的公路上，为了赶时间，车子开得飞快，农舍连成一片从眼前飞逝而过，几乎一片模糊，能够看清的只有前方远处的景物，它们不断地扑面映入眼帘。车窗两侧呈现出缩小的冬日平原的荒凉景色。我不太喜欢车开得这么快，上校想。如果勃鲁盖尔看到这里的景致，倒是可以大大欣赏一番。
“画家？”他回答司机说，“我对他们知道得并不多，伯纳姆。”
“我是杰克逊，先生。伯纳姆到科尔蒂纳疗养中心去了，那可是个好地方，先生。”
“我真犯浑，”上校说。“对不起，杰克逊。那是个好地方。食物丰富，服务周到。没有什么人来烦扰你。”
“是这样，先生。”杰克逊表示同意。“我问你这些画家，是因为那些圣母像。我认为自己该去看看绘画，于是去了佛罗伦萨一家大美术馆。”
“是乌菲兹美术馆？皮蒂美术馆？”
“管它叫什么。反正是最大的一个。我在那儿一直看啊看，看到最后只觉得这些圣母像让我头脑发涨。我跟你说，上校，先生，一个门外汉看这种画，看到的只是许许多多的女人，这会使他觉得厌烦。你明白我的想法吗？你知道那些意大利人对男婴有多狂热？他们越是吃不上饭，男婴就越生得多，而且总也没有个够。我觉得这些画家大概和所有的意大利人一样，也是些痴迷男婴的家伙。不知你刚才提到的是否就是那种画家，我并没有把他们算在内，如果我说得不对，就请你告诉我正确的看法。可是我总觉得，那些圣母像实在是太多了，先生，这些画家显然只知道画圣母像，或者说，满脑袋里想的都是男婴，不知道你懂不懂我的意思。”
“而且他们局限于宗教题材。”
“正是，先生，那么你认为我的话有几分道理？”
“是啊。不过我想这事有点儿复杂。”
“那自然，这只是我的一点粗浅看法。”
“你对艺术还有别的看法吗，杰克逊？”
“没有，先生。目前为止我脑袋里只想到男婴的问题。不过，我希望他们能把科尔蒂纳疗养中心周围的山区画成美丽的图画。”
“提香就诞生在那儿，”上校说。“至少人们都这么认为。我到那儿的山谷里去过，见到了那座据说是他出生的房子。”
“那地方很漂亮吗，先生？”
“并不怎么漂亮。”
“要是他把那儿山区的景物都画出来就棒了，晚霞辉映着山崖、松树、白雪和所有尖顶的——”
“Campanile，”上校说，“就像前面塞基亚的那个一样，它的意思是‘钟楼’。”
“如果他真能把那儿的山区景色画成画儿，我倒很乐意向他买几幅。”
“他画女人很有一手，”上校说。
“假如我开一个小酒馆或一家小客栈什么的，倒是需要一张女人画，”司机说。“不过要是我把那种女人画带回家，我老婆会从罗林斯把我一路追打到布法罗，能逃到布法罗，还算是走运的。”
“你可以把画捐给当地博物馆。”
“我们那地方的博物馆里只有箭头、印第安人的羽毛头饰、剥头皮的刀具、剥下来的人兽头皮和鱼化石、和平烟斗，还有印第安人酋长‘食肝者’约翰斯顿的几张相片，一张坏蛋的皮，那坏蛋是被绞死的，一个医生把他的皮剥了下来。女人的画像放在那里很不相称。”
“看见平原那边的钟楼了吗？”上校问，“我要指给你看那儿的一个地方，我还是个小伙子时，在那一带打过仗。”
“你也在这儿打过仗，先生？”
“是啊，”上校说。
“谁在那次战役中拿下了的里雅斯特？”
“德国佬。我的意思是奥地利人。”
“我们没有夺过来吗？”
“一直到战争快结束的时候。”
“谁占领了佛罗伦萨和罗马？”
“我们。”
“这么说，你那会儿的情形并不糟。”
“先生，”上校彬彬有礼地说。
“对不起，先生，”司机赶紧说道，“我那时在三十六师。”
“我看到了你的臂章。”
“我刚才正想着拉皮托河，先生，我并没有想冒犯你或不尊重你的意思。”
“我明白，”上校说。“你刚才想起了拉皮托河。可你要知道，杰克逊，每个久经沙场的人都会有自己的拉皮托，甚至不止一个。”
“再多一个我就无法忍受了，先生。”
汽车驶过皮亚韦河畔的圣多纳镇，镇上很热闹，这是一个重建的新镇，跟美国中西部任何一个城镇一样漂亮，镇上一派繁华热闹、喜气洋洋的景象，而就在河上游沿岸的福萨尔塔却显得凄凉阴郁，上校想。难道福萨尔塔一直没从第一次大战的阴影中摆脱出来？不过在它受到重创前，我从未见过。一九一八年六月十五日那次大规模进攻前夕，福萨尔塔遭到了猛烈的炮击，后来我们夺回它之前，又朝它猛轰了一阵。他记起了是怎样进行反攻的：从莫纳斯蒂尔开始，然后经过福纳齐；在这个冬日里，他记起了那个夏天发生的事。
几个星期前，他经过福萨尔塔时，曾沿着低洼的道路去河岸寻找他当年受伤的地方。那地方不难找，因为正好在河湾处，以前重机枪就搁在这儿，如今坑道里齐刷刷地长满了青草。绵羊或山羊来此啃食过青草，被啃过的地方就像高尔夫球场上特意挖出来的球坑。这儿的河水灰而混浊，缓缓地流淌着，河岸两边长着芦苇。四下望去不见一个人影，上校蹲下身，从岸上望着河面，以前岸上这块地方在白天是决不能抬起头的，现在他在这里解了手。他目测了一下地形，确信此地正是三十年前他受重伤的地方。
“成果微不足道，”他对着河水和河岸大声说，四周弥漫着一片秋天的宁静和雨后的湿润。“然而却是我的。”
他站起来，朝四面看了看，没有一个人，先前他把车停在一条低洼的路上，就在福萨尔塔重建的房子中最边上也最凄凉的那幢前面。
“现在我要竖一个纪念碑，”他说，没人听他说话，除了地下的死人。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旧的索林根折刀，就跟德国偷猎者常用的那种刀差不多。他打开刀，把刀尖插进地里转动着，在潮湿的泥地上挖了一个匀整的小坑。他把刀上的泥在右脚长统靴上擦干净，然后将一张褐色的一万里拉的纸币放进小坑里，用土埋实，再把刚才用刀剜出来的草覆在上面。
“银质英勇勋章每年获五百里拉，这里是二十年的数额。我记得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能值十个几尼，优异服务十字奖徒有虚名。银星章也一样。零钱我就自己留下了，”他说。
现在好了，他想，这里有粪便、金钱、血；看这儿的草能长多肥。土里埋着吉诺的一条腿和弹片，还有伦道夫的双腿和我的右膝盖骨。多精彩的纪念碑，里面什么都有。肥料、金钱、血和铁。听起来就像一个国家。哪里有肥料、金钱、血和铁，哪里就是祖国。我们还需要煤。应该去弄些煤来。
然后他看了看对岸在废墟上重盖的白色房子，朝河里吐了口唾沫，他站的地方离河并不近，费了些力气才把唾沫吐到河里。
“那天夜里我连唾沫都吐不出来，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也吐不出来，”他说。“不过现在像我这么一个不嚼口香糖的人，能吐得这样还真不错。”
他慢慢地走回停车的地方。司机已经睡着了。
“醒醒，伙计，”他说。“把车调个向，顺着这条道往特里维索开。在这个地区我们不用地图，该拐弯的地方，我会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