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梁漱溟先生的记忆
梁漱溟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学术史和政治史上的双重重要人物。
在一百多年沧桑巨变的中国近现代史上，这样的人物，只有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胡适、梁漱溟等寥寥数人。
梁先生是我平生最崇敬的伟人之一。我从前一直想写一本《梁漱溟思想评传》，曾就此直接征求过梁先生的意见，未获同意，于是放弃。后来，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先生为梁先生作了思想评传。但是，与梁先生的一段珍贵的交往，对梁先生的大儒风范的有幸亲炽，我将终生不能忘怀。值此梁先生诞辰110周年暨逝世16周年之际，特撰此文以志缅怀，并粗略表达我对梁先生儒者风范的一些认识。
中国文化讲习班上阐发“旧邦新命”
我是1984年秋从西南政法大学到中国政法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1985年3月中旬，母校老师俞荣根教授和西南同学江山兄分别从重庆和武汉到北京“听大课”，一打听方知是北京大学汤一介先生等主持的中国文化书院举办的“中国文化讲习班”。于是我自费200元报名加入，成为学员（学员共约200人）。授课地点在西三环中央团校礼堂，教师阵容是我平生见到的最为“豪华”的著名学者阵容。梁漱溟先生就是主讲教师之一。除梁先生外，还有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美国加州大学研究员陈鼓应、美中文化交流基金会会长袁晓园女士，北京大学教授冯友兰、汤一介、侯仁之、阴法鲁、白化文、金克木、朱伯昆、张岱年、金岳霖，社科院研究员李泽厚、任继愈、庞朴、虞愚、吴晓玲、丁守和、牙含章，人民大学教授戴逸、石峻，北师大教授何兹全，北师院教授孙长江等。
梁先生在这次讲习班上有两次正式露面。第一次是大约3月2日的开学典礼（我未参加，只是几天后听人介绍）。梁先生以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出席，但未作正式讲话。另一次就是1985年3月20日上午，梁先生作为主讲教师为我们作题为“中国文化要义”的学术演讲。我因到场较早，有幸坐在第一排聆听。
上午8时30分，92岁高龄的梁先生身着深蓝色对襟短褂，头戴黑色瓜皮小帽，摆脱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鲁军伸过来的“搀扶”之手，步伐稳健地走上讲台。会务人员搬来椅子请梁先生坐下，先生摆摆手说：“不要，不要。我就站着讲。”此情此景，引得台下两百多名学员报以雷鸣般的掌声。接着，梁先生以他纯正洪亮的国语开始了他的演讲。18年过去了，翻开当年的听课笔记本，先生那洪亮的话音犹在我耳畔回荡：
人类在大自然界求生存的问题，是人类最早遇到的问题。起初，自然界的恶劣环境完全控制、影响着人类。后来，人类逐渐地认识了自然界，有了知识。多一点知识，就能多征服利用自然一些。这种征服利用，最为成功的是西洋人。近代自然科学，以及所谓物质文明，正是这方面的进步。他们西洋人这方面造诣很高，中国人相形之下显得大大落后。落后是不可否认的。但是，我想再一次申明我之所见：
中国人在这一方面的落后、无能，并不是单纯的落后无能，并非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中国人不够聪明以致落后，或是由于中国人进步太慢以致落后。谁都知道，谁都不能否认中国人之聪明。既然如此，中国为什么落后?我想，中国不是走得慢，不是落后了，它只是走上了另一条岔道，跟西方分了岔儿（“分了岔儿”重复了三遍，全场鼓掌），没有往着征服利用自然的路子上走。不是进步慢，按照中国传统的发展路子，再发展几十年，上百年，也不会造飞机上天。走得慢，还可以赶得上来，但走了岔道，几十年几百年也不一定赶得上。这不是个赶的问题。中国走到什么路子上去了呢?中国人的精神、心思都用在人与人关系即人伦关系上头了，所谓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所谓“人偶”。中国文化的重心就放在人与人之间，个人认清自己的义务，以对方为重。西方人则大为不同。近代西洋人，我以八个字概括之——“个人本位，自我中心”。而我中国是“礼让为国”，是“伦理本位”。
世界未来的前途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我相信，人类的历史，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后，不应该还是以物为先，而应该是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先，以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安共处友好地共同生活为先。世界的前途，寄托于中国文化，世界将转物支配人的社会为人支配物的社会。这个观点，我很早就提出来了，始见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第295页。中国文化的复兴，就是中国哲人很早提出过的礼乐复兴……
听着这些话语，恍如隔世之音。看着讲台上身材不高，精神亢奋，不时用力挥动右手的梁先生，我仿佛感到时光倒流。先生的这些话语，与其说是一个学者在阐述他的学术研究结论，不如说是一个阐发“旧邦新命”、志在“兴灭继绝”的儒家圣哲在布道。
1986年1月上旬，中国文化书院又开办了第二届讲习班。这次讲习班称为“中外比较文化讲习班”。我又自费报名加入了。这次讲习班的教师阵容同样“豪华”，梁漱溟先生再次主讲。除梁漱溟、汤一介、李泽厚先生和海外的杜维明、陈鼓应先生继续主讲外，书院增请了一些著名学者，如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成中英、美国加州大学教授魏斐德、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邹谠、澳大利亚马克里大学教授姜允明、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教授冉云华，还有哈佛大学研究员刘年玲女士；国内学者有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周一良、乐黛云和副教授严绍瑭，香港大学教授赵令扬，复旦大学教授周谷城，社科院研究员庞朴和副研究员包遵信，等等。这次讲习班的学员大约也是200人。
讲习班的开幕式于1月1日上午在外交学院礼堂举行（自1月3日起，会场移至车公庄附近的新大都饭店大会议厅）。我因听课证仍未办好，不能进场。事后抄贺卫方兄的笔记，方知梁漱溟先生出席了开幕式。在开幕式上，汤一介、梁漱溟、任继愈、张岱年、季羡林、邹谠、成中英、李泽厚、姜允明等先后讲话，冯友兰先生虽未到场但也作了书面讲话。梁先生的即兴讲话，大意谓中西文化比较是“货比货”。他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我们可以通过比较中西文化和哲学，认识中国文化的价值以及它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云云。
1月9日上午，我又有幸聆听了梁先生的演讲（这是我第三次见到梁先生）。梁先生这次主讲的题目，课表上列的是《中国、印度及西方文化的异同》，但是梁先生一上讲台就宣布将自己的演讲题目更改为“略谈孔子及其后儒家学术传衍流布的分期与时盛时衰”。93岁的梁先生，又一次腰杆笔直地站了两个多小时完成了他的学术讲座和答问。梁先生说：
辛亥革命失败后，特别是袁世凯事件后，我觉悟了，认识到中国的民众有两大缺陷：一是愚昧，二是散漫。各顾身家，不顾公利。他们不能走立宪的道路。所以我立志搞乡村运动，开导民众，所以我下乡了。先到广东，搞了一个“乡治讲习所”。但因时局变化，没能持续。后来北回，先参加“河南村治学院”，因战事无法继续。……然后我又转到山东，办“乡村建设学院”，写了《乡村建设理论》一书。这本书是在工作中由学生记录演讲谈话整理而成的。……抗战爆发，国民政府退到重庆，我就与学生朋友等六人，从重庆回到山东，参加抗日，打游击，到游击区巡视，宣传鼓励抗日。国共两党都支持帮助我……
我不是一个书生，不是一个单纯的思想家、理论家，我是一个实行家、实干家。我生于都市，长于都市，却深入农村，热衷乡村建设。一句话，因为我觉得中国要建设一个新的中国……并不是宣布一个宪法能了事的，而必须以地方自治为基础。所以我一直致力于此。……我是一个要实践的人，是一个要拼命干的人（全场鼓掌），在建国几十年里，我的所作所为，是致力于解决我所遭遇的实际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国际问题。我一直没有停顿休息。
比较地休息下来是在毛主席建国、大陆统一以后，这就给了我一个较长的时间能够读书写书，把我的思想，把我对人类前途的看法整理出来，此即《人心与人生》。这本书吐露了我最后想要说的话，吐露了我对人类生活的认识。这大概算是我的最后一本书了……
在这次演讲中，他再次重申了他的“中国文化复兴论”：
在西方文明之后，将是中国文明的复兴，是中国文化在全世界的复兴。这个观点，我还没有改变，还认为是对的。西洋文明的贡献是很大的，但是未来必将转入中国文化的复兴。中国文化要成为世界的文化，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即使不是中国人的希望、意志、本领导致如此，也是人类的前途自然转变到如此。……这虽是未来，但不会太远。
听着梁先生的这些话语，你仿佛看见了孔子在向人们描绘“吾其为东周乎”“礼让为国”“讲信修睦”“世而后仁”的美好前景。他为救国、为新民、为乡治南下北上，奔走呼号，正如孔子周游列国，到处求售政治主张。新中国成立后归隐著书，又像孔子晚年归鲁而修“六经”。
孔子诞辰纪念会上论孔孟诠释生命
1985年下半年，我和雪梅师妹在人民大学哲学系交费选修了《中国哲学原著选读》。授课老师是石峻教授、张立文教授、杨宪村副教授等。1985年10月11日上午，才上了一节讲解《华严原人论》的课后，石峻老师就说今天的课到此为止，因为人大哲学系和孔子研究所今天在人大联合举办纪念孔子诞辰2356周年小型讨论会，他要去主持会议，并问我们要不要去旁听一下。于是，我们随石老师来到人大“八百人大教室”旁边的一个会议室，因此有幸第二次见到了我敬慕的梁漱溟先生。
这次讨论会规模很小。参加会议的著名人士有梁漱溟先生，有北大张岱年教授，有全国政协委员孔德懋（台湾考试院长孔德成之姊）、国务院参事杨玉清、孔子研究所常务副所长韩达、人民大学副校长张腾霄和谢韬、全国政协委员董一博、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孙开泰、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教授石可等。人民大学哲学系的一些教师和我们这些学生加入会议，才使会场人数达到了40人左右。
梁先生在这次讨论会上作了即兴发言。这一次，他是坐在长长会议桌边，注视着我们这些青年学子（石峻老师安排我们课堂的同学正好坐在桌子对面）作了他大约半小时的和声细语讲话。这次讲话的主要内容是诠释了孔子，并就孔孟之别作了新的判断：
今天我想讲讲孔子的学术与西洋学术的差异。西洋科学的长处是向外看，研究、利用、控制大自然，但也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就是向外看而不能返回到自己，不能对自己的生活、生命有所体察。中国学术之长正好相反，是反躬修己之学。孔子三十而立，立什么?四十不惑，是不迷惑，字面上讲是这个意思。但究竟不惑什么?不好乱猜。五十而知天命，什么叫天命?知道了什么?也不好乱讲。六十而耳顺，什么叫耳顺?宋儒说“耳顺”是“声入心通”。什么叫“声入心通”?我也不一定懂。七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这个也不易懂。我想，这分明是孔子自己说自己从十五岁有志于学起到七十岁，在生活、生命上达到了一个高级的阶段吧。表面上我们可以这么说，但实际上可能是指一个更高的境界，不是我们平常所能了解的。最好是不要瞎猜，因为你不是孔子。孔子的话是高深的。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同外国的学问相比，（孔学）有自己的特点。……我想，儒家，孔子，乃至后儒，特别是宋代陆象山，明代王阳明，陆王之学，确乎是受了孔子的启发，是在自己的生命、生活上来体会，来下功夫，使自己的生命提高一步，是浑然不同于眼睛向外看之学的。西人之学与中国周孔以来的这一条学脉是完全不同的，完全是两回事。
我再大胆地说一点。历来孔孟并称，说孟子学孔子的。但我感到孟子与孔子很不同。哪点不同?孔子当然是要学问回到自己的生命生活上，但其自己的生命、生活并不在自己的身上，而是跟社会、天下不可分的。孔子曾周游列国，有孔席不暇暖之说。他这么忙，就说明他的“修己”之“己”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己”；他的生命、生活与浑然跟宇宙是一回事，万事万物、宇宙跟他自己是一回事。我所体会的孔子是这样。而孟子，翻开《孟子》一书，我有一种感觉，他与孔子不一样。他那种英雄气概，很大，自命不凡，“舍我其谁”，这大概是孔子不会说的。孔子较少有这种自命不凡的味道。这就是圣人与英雄伟人的区别。孔子是圣人，当然也是英雄，但比英雄更高一步。
梁先生的这番话中的观点，实际上，在新大都饭店的第二次讲习班的演讲中也表达过一些。在那次他说过：
孔子的高足颜渊，孔子认为他好学的表现就是“不迁怒，不贰过”。颜回死后，再也没有第二个人能做到这点。朱子认为“迁”是迁人迁地迁事，其实不对。实际上是迁延问题，不是空间的迁移而是时间的迁移。是生命上的事情。即是说，孔子和他的好学生的学问的功夫都在自己的生命上、生活上，不在其外。这与“三十而立……”等等联系起来，都是时间上的事情。……儒家的派别很多，但传到后来只剩下孟、荀二派。据我看，孟子不是孔子的很恰当的代表。
梁先生对孔子、孟子作了这样的新诠释，这种诠释的意义何在?我当时并没有完全理解。今天想来，梁先生的观点大概是：孟子并没有把学问的功夫全部用到自身生命、生活上。虽然孟子也讲“求放心”“养浩然之气”、保全“四端”，但仍免不了有通过这种自我修炼培植积累“向外”施加影响之资本的味道。孔子则不然，体悟生命、生活之本质、意义和价值才是真正的目的。虽然有“以天下为己任”之说，但那是“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的意思，最后目的还是落实到修己修身、认识生命上。
哲人虽去，精神永存
我对梁先生的认识，当然不仅仅是凭借聆听了先生的三次演讲。
我之“认识”梁先生，是从1977年开始的。大约1977年夏，《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发行，全国掀起学习“五卷”的热潮，我的老家湖北省英山县南河人民公社则开展了“背诵毛选”大赛。那时，我初中毕业回大队当民办教师一年多，被推为参赛选手。我当时记忆力极好，最高纪录是连续背诵“毛选五卷”的第1至第34篇（从《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到《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这是我听说过的全公社最高纪录。因此，我准备参加全公社的“万人大赛”争名次当模范。没想到，过几天，有人告诉我：别的大队有个人背过了35篇。因此，我就想再拿下两篇，超过他。但是，我的努力失败了，读了几十遍，第35篇怎么也背不下来。这第35篇，就是批判梁漱溟的，怎么读都觉得这一篇不像是一篇完整的有逻辑的文章，东扯西拉，思维断断续续，串不起来，所以每次试背总要漏掉一些。后来，我就干脆放弃了，没有去参加那场比赛。由此，我“认识”了那个“反动透顶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梁漱溟。我当时心里一直在骂：你个梁漱溟，大坏蛋，该骂的家伙，惹得伟大领袖毛主席如此生气，惹得他老人家用了长达7000字的文章来骂你；害得这篇文章如此难背（诵），害得我“冠军”“劳模”当不成。
几年后，我上了大学。在那思想解放的大潮里，我怀着十分好奇的心情阅读了梁漱溟的“反动”著作——我想看看这家伙到底为什么惹毛主席如此生气。我读了他的《中国文化要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又听老师们讲述梁先生1953年前后在政协会议上“犯颜直谏”“面刺君王之过”的传奇故事，发现先生除了有些留恋传统、美化传统的“保守”色彩外，竟不知反动在何处。他讲的中国古代社会“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特征，我觉得说得也不错。从此，我对梁先生的看法转变了，从“反动人物”一跃成为崇拜对象。
到了北京，我虽打听到梁先生仍隐居在京师，但无法打听到详细地址，一直无由拜访。1985年中国文化讲习班上，是我第一次见到梁先生。那次讲习班上，梁先生讲演结束后，我壮着胆子挤到梁先生身旁，要求得到梁先生的电话和住址。那是我有幸第一次与梁先生直接对话。梁先生问：“你是哪儿的?”我告诉他我的名字。他说：“忠信，这个名字有尊孔的味道。”然后就告诉我他的住址和电话。我问：“先生能谈谈1953年的政协会议上的是非吗?”先生说：“对不起，现在没有时间回答你的问题，欢迎用信函讨论；也可以到我家来谈，但一定要提前预约。”因为簇拥在他身边的人太多，所以我只能退出。
此后，我虽几次打电话到梁先生家，但几乎没有一次如愿。要么是先生外出，要么是打不通。如是我就只好把我的一些问题、想法写信告诉先生，希望得到先生的亲笔答复。记得我还把我读《中国文化要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乡村建设理论》《印度哲学概论》的读书笔记，抄成大字，寄给了梁先生。还写过关于梁先生观点的商榷文章，也寄了过去请求审阅。但由于先生已经92岁高龄，不便亲自答复，于是就由他的长子梁培宽先生执笔答复。这样的答复一般都十分简单，不外“来信收到，感谢垂询；所询问题，容后面谈”之类。可惜这些信件我现在不知保存在哪里，一时找不到。翻开我1986年3月15日的日记，有一条记载：“收到梁漱溟先生回信（其子梁培宽先生执笔），言梁老个人传记《我的努力与反省》将由广西漓江出版社出版，届时将‘奉寄一本’云。”
约1986年4月，我写了一封信给梁先生。信中大约说：您的新著《人心与人生》，市面上见不到，能否请您亲笔签名赐我一册?不几天，我就收到了梁培宽先生寄来的该书。书的扉页有梁漱溟先生的亲笔题赠：“范忠信同志指正。一九八六年著者奉赠。”下面是梁先生的红色小方形印鉴。这件事，当时在我们的研究生宿舍里引起了一阵不小的波澜。同学们纷纷感叹梁先生作为儒学大师的谦逊平易风范，羡慕我获得了如此珍贵的礼品。
1987年8月，我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社科院台湾所工作，所里安排我具体负责创办《台湾研究》季刊的事务性工作。大约11月1日或2日，我打电话给梁培宽先生，想对梁漱溟先生作一个专访，发表在《台湾研究》创刊号上。11月4日，培宽先生回电话说，梁先生同意接受专访。但后来专访没有搞成，现在记不起来是何缘故，大概是陈忆村所长（陈所长曾为新华社驻纽约记者站总站长）以毛主席在《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中说过“台湾的报纸和香港的广播”说梁漱溟是“大陆上最有骨气的人”而仍有顾忌，怕创刊号上发表这样的“专访”会惹中央一些负责统战的老同志不满。但是，后来我建议请梁漱溟先生为刊物的刊名题字，陈所长则同意了。于是，我就与培宽先生联系。不久，培宽先生电话告诉我，梁先生同意题字，并约我到家去取。
1988年1月28日，我有幸第一次造访梁府，单独拜访梁先生。那是一个北风凛冽的下午，我骑自行车来到了复兴门外22楼。大约下午3时，按先生给我的楼洞门号，找到了梁先生的门口。一抬头，只见门上挂着一个小纸牌，上书：“漱溟九十有五，视听不佳，精力不济。凡未经预约之造访，恕不接待。来访请勿超过半小时。失礼之处，敬请鉴谅。”原文记不准了，此仅大意。稍叩门页，一位约60岁的长者为我开了门，这就是梁培宽先生。培宽先生说：“家父正在休息，您要的题字已经题好了。”说着就把梁先生题写的刊名递给了我。这是两张约16开的小宣纸，都写着“台湾研究梁漱溟题”，下面是先生的印鉴（后来，我们把先生的两份题字剪接合并，在《台湾研究》上使用了两年）。我说：“我特别想请教梁先生，不光是取题字。今天下午没别的事，我就等先生起床再说。”等了40多分钟，先生醒来，培宽先生向梁先生作了介绍。我看到梁先生颇有倦容，气色不好，不忍心多打扰，只好在作了自我介绍并感谢先生题字以后提出了一个要求：“梁先生，我是学思想史的。我想写您的思想评传，您同意吗?希望您支持我。”梁先生说：“我没有多少思想，我是实践家。这样的评传还是不写为好。以前也有好几个人跟我说要写，要系列采访，要我提供一些资料，我都没有办法支持。我的精力不如从前了，对不起。该说的我都跟汪东林同志说了（按：汪东林于1988年编著了《梁漱溟答问录》一书，由湖南出版社出版）。”因为先生听觉不佳，交谈困难，又因为看到先生很疲倦，谈了10分钟左右还没对上几句话，所以我只好悻悻告辞。没想到这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先生。
5个月后，即1988年6月23日上午11时30分，梁漱溟先生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我是当晚从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中知道这一噩耗的。我当即向梁培宽先生发去了一封吊唁信，高度赞扬了梁先生人格的伟大：“梁先生是现代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的典型，是民族的灵魂，是中国的良心。他将永远活在人们心中。”信中还附上了我单独以宣纸书写的挽词：“华夏风骨，中国之魂；哲人虽去，精神永存。”我的吊唁信的内容及挽词，后来都收进了香港《百姓》半月刊第172期（1988年7月16日）署名石岩的《他得到了人们的理解》一文中。
7月6日，我收到了“梁漱溟同志治丧委员会”给我发来的讣告暨通知：“定于七月七日（星期四）上午九时至九时三十分在北京协和医院向梁漱溟同志遗体告别。”我当即向陈所长汇报，他同意我参加仪式。次日上午，我向单位要了车，大约9点15分赶到北京协和医院一楼西门边的吊唁厅。我赶到时，验过通知函并领取了《梁漱溟先生生平》等材料进入院门，正碰上李先念、阎明复、习仲勋、费孝通等人刚刚从吊唁厅出来，簇拥者甚多，我只得回避，待他们离去后方得进入厅中。但见梁先生安详地躺在一张单人床上，头戴青色瓜皮帽，身上覆盖着白布。我从先生遗体的右侧向先生注目缓慢走过，绕行至左侧在梁培宽先生及家属队列前，与培宽先生等一一握手，请他们节哀。培宽先生当时只说了一句话：“感谢你来了。今天也来了很多家父著作的年轻读者。有那么多年轻同志敬重家父，家父一直是欣慰的。”我想，培宽先生的意思是说：梁漱溟先生临终前最感欣慰的是，他不仅仅是作为旧中国的民主斗士和新中国的犯颜直谏的“忠臣”而留下声名，他的思想学说得到了年青一代的理解。
7月16日，培宽先生给我寄来了梁漱溟先生的标准彩色遗像，相片上的梁先生头戴青色瓜皮帽，穿深蓝对襟褂，双手十指交叉并握，放在胸前，头稍低偏，嘴紧闭，像是在凝思。透过镜片，他那冷峻的目光注视着我们，令人震颤。那目光，是在告诉我们什么呢?相片背后有梁培宽先生的题赠：“先父梁漱溟先生遗像（拍于一九八八年三月）。范忠信同志惠存。梁培宽敬赠，一九八八年七月。”附着照片的，还有培宽先生的一封短信和打印好的友人后学为梁漱溟先生写的挽联或挽词，其中包括我的挽词。培宽先生在信中说：“承你先来信，并附来挽词，后又亲临遗体告别仪式，十分感谢。”此外，可能是因为我几天前写信问过，经官方审定的《梁漱溟先生生平》为什么对1953年怀仁堂之事只字不提，对此表示不解。培宽先生在这封信中特别解释说：“一九五三年事，原在《生平》中写有两句，后因我们不同意统战部的提法（1953年，在……会议上，讨论过渡时期总路线时，受到批评），而他们又不愿作任何修改，最后以根本不提1953年事，作为妥协方案。这就是现在《生平》中无1953年一段的原由。”
由此可知，梁先生自1953年在怀仁堂所企求的被批评者的“雅量”，直到他驾鹤西归后仍然没有得到。虽然对“总路线”的错误已经作了基本认定，对毛泽东的错误也作过基本的承认，但仍旧不能正面肯定“一介书生”对领袖和政府当时错误的那种方式的批评，不能容忍“最后的儒家”对政府那种“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的儒家态度，不能容忍那种“以天下国家为己任”“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挟道自重”“犯颜直谏”（甚至怀疑他是“讪君卖直”）的孟子、海瑞式的“狂妄”，也不能容忍任何人在社会主义的“驯服工具”性的“道德”之外以儒家式的人格修炼获得“圣贤”或“帝王师”之类的名声……
这一切，也许都不是梁漱溟先生的本心，但是却很自然地引起了这样的猜忌。20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