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变法图强

战国时期就其朝代时序而言，为东周之晚期。其起始年代，多有分歧，唯止于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年（前221），则无异论。《春秋》终于周敬王三十九年（前481），若以是年为春秋时期之结束，则战国时期应自前481年至前221年。孔子门生左丘明据《春秋》著《左传》，止于周贞定王元年（前468），较《春秋》多叙十四年史实。若以《左传》之终即战国之始，则战国时期应自前468年至前221年，计两百四十七年。汉司马迁根据秦史，继《春秋》之后叙战国历史，即脱始于周贞定王元年，此说较易为人接受。

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以《史记》据秦史所叙《左传》以下数十年事略而有误，乃起始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即周王正式册封韩、赵、魏为侯之年。故亦有以前403年为战国时期之始者。

清顾亭林（顾炎武）谓周显王三十五年（前334）“六国以次称王，苏秦以为从长。自此以后，事乃可得而纪。自《左传》之终以至此，凡一百三十三年，史文阙轶，考古者为之茫昧”。又谓春秋与战国历史情势，大相径庭，“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史之阙文，后人可以意推者也”。顾氏似欲以此一百三十三年为从春秋演“变”到战国的过渡时期。如果我们重视时代特征，以时代演进的历史特质当作划分时代的准绳，则顾亭林之说法，自亦有其价值。

至战国时期之命名，乃汉刘向本先秦所纪战国时事重加校编，定名为《战国策》，因书名时，理由与《春秋》同。

战国初期各国均忙于整顿内部，力图自强。大家都明白，国际局势已今非昔比，弱肉强食的趋势越来越显著，一个不能自强的国家，只有毁灭一途。自强之道，首在“变法”，即要彻底废弃封建传统，改弦易辙，重新采用一套能适应当时环境的新办法。变法遂成为战国初年的狂潮。

首先厉行变法的是魏国始受到正式册封的君主魏文侯。由于实际斗争的经验，魏文侯最先体会到富国强兵的重要性，所以他大量延揽各阶层中的优秀人才，积极进行改造国家的工作。如像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李悝、吴起、西门豹、乐羊子等人，都受到他的敬重，得到他的专任。其中李悝的贡献最大。李悝，魏人，曾任魏文侯相。他为政不重教化，而着重于如何集中君主权力和增加生产之道。他认为国君之要务首在维持治安，故他所作《法经》六篇，对盗贼之惩处、审判、劾捕、囚禁等皆详加规定；轻狡、博戏、贪污、淫侈等罪犯，亦有法令裁制。法令之颁布，贵族与平民在法律面前完全平等，封建制度至是在魏国遂被根本铲除，君主对全国的控制力更加向前推进一步。李悝又有尽地力以增产富国之措施。他督促农民改良耕稼方法，奖励农民开垦荒地，减收赋税（征收获的十分之一），并保护农民的收益（丰年由政府收购余谷，荒年平价售出）。魏国实行李悝的政策，国势大盛，成为战国初期的强国。唯因领土有限，先天不足，魏文侯虽有虎视各国之雄心，究竟力不从心。

魏文侯变法成功之后，各国纷起效仿。最先因变法而称雄于各国的，当推楚国。曾在魏文侯手下立过战功的吴起（卫人），认为（文侯去世后）嗣位的武侯听信谗言，将不利于他，乃逃奔至楚。楚悼王知吴起之才能，用以为相，实行新政，时在周安王十八年（前384）。按楚国于一百二十余年前被吴攻破后，元气大伤，幸吴、越世仇，使楚有时间恢复国力，嗣后虽不能再称霸中国，但蚕食附近小国仍有余力。故到战国初年，楚已灭黄、顿、胡、陈、蔡、杞、莒等国，疆土日增，唯整个国家老大陈腐，不足有为。吴起首先说服楚王压制贵族，并建议强迫一部分贵族迁到边远空旷的地区去，贬废疏远的贵族，淘汰坐食公帑的冗官，驱逐一班游谈无据的闲人，将节省下来的财物用来养兵。他又下令一切贵族的封邑再传三代后便要将土地归还国君。吴起的政策实行之后，楚国大振，对外战争接连取得胜利。但仅及三年，悼王去世，平素最恨吴起的贵族乘机报仇，将之射杀于王尸之旁。嗣君继位后，借毁坏王尸的罪名，屠杀贵族七十余家及其全族。经过这一次流血政争，楚国的封建势力一扫而空，吴起的政策在楚国仍得以推行。

自田和代齐后，齐国内政已有极大的变革，君主权力增强，平民参政机会日多。传两世而称王号，即齐威王。威王严惩不肖官吏，奖掖贤才，曾烹杀无才能的大夫，破格擢升有才能的大夫，足见君主权力之隆。复整军经武，屯防四疆，国境安辑，燕、赵等国人民相率迁徙到齐国者达数千家，足见其富强情形。时魏文侯之孙惠王迁都大梁（开封），欲图霸中国，齐威王乘魏、赵战争之机，两败魏国，于是齐势遂震慑天下，代魏而成为战国初期头等强国。其嗣君宣王、湣王两世均能保持国势，称雄诸侯，唯秦已因变法之故，日渐强盛，形成齐、秦相对局势。

韩国于受正式册封后，即决定向中原扩张势力，周安王二十六年（前376）灭郑，韩势遂大。但魏国已抢先一步，国势凌驾于韩国之上，韩人只得向魏低头，随着魏国攻赵。到齐威王胜魏后，韩始脱离魏的羁绊。后韩国任用申不害主政，变法图强。但申不害只求保全个人禄位，并无宏图大才，国势仍难大振。

三家分晋时，赵国最强。但自魏用李悝等人厉行富国强兵之政策成功后，魏、赵遂成水火，极不相容，赵的国势亦难振发，连国都邯郸亦被魏军占领达两年之久。赵求救于楚，楚人大概不敢远征，口头答应，但援兵迟迟不发。赵乃转求救于齐，齐用孙膑的战略，攻魏本土以救赵，赵国的厄运才得免除。赵在魏的威胁下，始终不能抬头，一直要等到四十余年后赵武灵王大力改革军事后，赵国才有称雄一时、扬眉吐气的机会。

在各国纷纷变法图强的过程中，素来闭关自守，很少与闻国际争执的秦国，也顺应时代潮流，开始变法。在叙述其变法之前，让我们对秦国以往的历史做一回溯。

秦姓嬴，于周孝王六年（前886）因替王室养马有功，始受封于秦（今甘肃天水境），不过附庸小国。因地处西陲，四周均为戎狄，常年与游牧部族斗争，故秦国民风强悍。

犬戎之乱时，秦襄公派兵扈从平王东迁有功，得升为诸侯。时王畿丰、镐一带已被犬戎窃据，平王自顾无暇做收复工作，复以其地已遭犬戎极度破坏，再无攻夺的价值，乃慷慨赐予秦襄公，令其自行驱逐犬戎。不出二十年，秦文公竟大败犬戎，收复平王弃地，奠定立国基础。然四境戎狄气焰仍盛，丰、镐残破之余，恢复亦非易事。故春秋初年，秦国在诸夏的心目中仅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半开化国家。直到平王东迁一百一十余年后，即齐桓公二十七年，秦穆公即位（前659），始有过问中原事务的意图。秦穆公得到楚人百里奚、宋人蹇叔、晋人由余（戎人）等外国人才的辅助，国势渐盛，开始向东拓展。他曾三度扶立晋君（晋文公是其中之一），意图在晋国树立亲秦的政权；曾俘获过晋惠公（献公的继承人），因而取得晋国在河西（今陕西沿黄河一带地区）的领土；又翦灭黄河西岸的小国梁与芮，得到东进的前哨站。他又乘晋文公新丧的机会，潜师以袭郑，与郑商人弦高相遇于途中，幸弦高机警，冒称郑国早已知道秦国的阴谋，一面将所贩之牛十二头犒赏秦军，一面派人回郑告警。秦军知偷袭的计划不售，怏怏而归。晋人虽在国丧期中，亦以“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为理由，出兵截击。秦军大败，统帅全部被俘，旋由晋襄公嫡母文嬴说项而得放归。秦穆公力图复仇，然终不能胜晋，只得放弃东进政策，转向西边发展，翦灭十二戎国，辟地千里，将今陕西西北部一带的游牧部族全数置于控制之下，从此秦国才成为一个大国。秦穆公因为有这一番勋业，后来秦民竟将他神化，认为秦之统一天下，在穆公时便受天命了。

秦穆公的后继人，大都平庸无闻，直到战国初年，秦国一直实行闭关自守的政策，偶尔参加国际事务，也只居于次要地位。在“弭兵大会”之中，秦国差一点儿被人家当作楚的附庸国，由此可见当时秦国的国际地位。战国初年，秦国内乱迭起，适值魏国锐意扩张之期，于是魏人乘其内乱，向秦进攻，秦国因之失掉河西之地。

周显王八年（前361），秦孝公嗣位，秦国从此面目一新。孝公即位之初，下令全国，征求“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在魏国宦场不得志的公孙鞅（卫国的远支贵族），听到秦国征求贤才的消息，乃挟带李悝的《法经》赴秦应征。公孙鞅一连与孝公长谈三次，最后说动孝公遵从他的建议，实行变法。

公孙鞅所推行的新政的总目标是富国强兵。要达到这个目的，首要增加生产以富国，于是他下令首先实行富国政策：

一、一家有两男以上而不分居者，加倍缴纳赋税。

二、耕田、织布成绩优良者，可以免除许多差役和赋税；生产不力或不事耕织者罚充公家的奴隶。

三、凡毗邻各国人民移民到秦国者，一律由政府赐以田宅。

其次是强兵政策。公孙鞅下令：

一、必须有军功的人才有资格得到爵禄，爵位的等级完全按照军功的大小决定，即使国君的宗室也不例外。

二、个人的生活享受，包括田地、住宅、臣仆、侍妾、衣服等，亦按爵位的等级区别，不得越轨。

三、无军功者，即使富有，也禁止享受。

四、逃避公战者，罚充公家的奴隶；私相斗殴者，分轻重处罚。

五、全国人民都编成五家（一伍）或十家（一什）为一组，互相监视。一家犯法，同组诸家须检举告发，藏匿不告者腰斩；检举本组以外的奸恶，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罪。

公孙鞅恐怕民众不相信他能执行所颁布的命令，便在国都南门竖了一根木头，悬赏十金与移木到北门之人。无人相信有如此高昂的搬运费，鞅乃增加赏额到五十金。有人试将那根木头移到北门，果然得到五十金。这便是有名的“徙木立信”，从此民众知他言出必行。贵族中对他心怀不满者自然很多，虽不敢公开违背新法令，但总心存观望的态度。适太子驷亦犯法，公孙鞅乃借此表明法不避权贵的态度，他说：“法令之所以不能贯彻，实因居高位的人以为可以例外，自身先犯法的缘故。”太子是嗣君，固不可施刑，但法治绝无例外，乃以太子所应受的刑罚处罚太子的师傅。经过这两件事，秦国上下都知道公孙鞅赏罚严明，决无通融例外，遂一致遵守法令，不敢敷衍。

新法初行之时，秦人均感不便，向政府诉苦的人很多，公孙鞅不顾一切反对，仍然雷厉风行。行之十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国富兵强，于是从前反对的人也变为拥护者了。新政已著成效后，秦孝公便思向外发展，乘魏国新败于齐（孙膑第一次围魏救赵后一年，前352年）的机会，亲率军攻魏，大胜而归。过了两年，秦迁都咸阳，统一全国度量衡，改组地方行政组织，设立三十一县，将封建制度下各封区之间的田埂与围墙一律铲除（即“开阡陌”），听任人民自由开垦。十年之后，公孙鞅再伐魏，先用诈术俘获魏军统帅公子卬，再继以大军攻击，使魏国全军覆没。孝公以公孙鞅勋业盖世，特以商（今陕西商洛境）、於（今河南西峡境）等地封之，号曰“商君”，位同列侯，所以后人称他为商鞅，又以他本为卫国人，也有称他为卫鞅的。败魏之后两年，孝公去世，太子驷嗣位为惠文王，平素怨恨商鞅的人向新君诬告，说他谋反。商鞅逃到魏国，魏人将他送归秦，秦人车裂之，并杀其全族。商鞅在秦当权二十年，秦国在他的铁腕之下已经彻底被改变，故商鞅虽死，但他的政策仍能继续推行，不致中断。秦国经过这一次变革，国势日强，日后统一的基础由是奠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