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前1600—前1046）

自来史家均称汤武开国后称商，传十九王，五迁之后至盘庚再迁殷，始称殷。其实并非如此。商的始祖契是帝喾的儿子，曾经辅大禹治水有功，官至司徒，封于商，赐姓子。商地大约在河南东部，在夏的东面。契传十四世而至汤。在伐夏桀前夕，“汤曰：吾甚武，号曰武王”，故称汤武。汤武代桀而称天子后，当天子前的封号“商”已不用，“商”成为供奉祖先的宗庙所在地，称“大邑商”，是地名；而国号为殷。《史记》对盘庚以前均称殷，有“殷复兴”“殷复衰”“殷复兴”“殷衰”等字样，《史记·殷本纪》更是其国号是殷而非商的铁证。盘庚即位前，已是“诸侯莫朝”，盘庚乃由河北迁回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行汤之政，然后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可见盘庚是回到殷，殷是故都。一般所谓盘庚迁殷，始国号殷，实误。事实上“商”是始封的小地方的名称，商汤成为天子后，“大邑商”只用作宗庙祭祀之地而已。有的史学家说“殷商”者，就是指住在殷地的商人，也说得通。习称的“夏商周”三代，应该改为“夏殷周”才符合史实。

商与夏是两支平行发展的文化，夏的中心在河南中西部，商则在河南东部一带发展，他们的政治关系则是，商是夏的诸侯之一，夏王是天下共主，即天子。

自契始封商到汤武传十四世，均父传子，绝无例外；自汤武放桀而为天子后，共三十王（汤武的太子未立而卒），多数是兄终弟及，最后五王均是父传子。

传统上对汤武革命是否是顺天应人的仁义之举，人们有不同的说法。除却孔孟儒家外，先秦诸子在自己的著作中，如庄子的《盗跖篇》、荀子的《正论篇》、韩非子的《说疑篇》，均一致谴责商汤的篡夺行为，认为汤武革命是趁火打劫、以下犯上的叛乱。韩非子将舜、禹、汤、武四位儒家的圣王都列入一丘之貉，他在《说疑篇》中说道：

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誉之。察四王之情，贪得人之意也；度其行，暴乱之兵也。

倒是与儒家势同水火的墨子说汤是受“天命”。

关于汤的佐命大臣伊尹与汤的关系，人们的说法亦不一致，连《史记》也有两个迥然相反的说法：一说伊尹原是地位不高的官，用尽各种方法接近汤；一说伊尹是有名的平民，汤访顾了五次才获得他的辅佐。根据历史学家对甲骨文卜辞的研究，有人推测伊尹是一方部落之长，与汤联合打败了桀。汤死后，以下两世均短命（两王共七年），伊尹乃立汤之孙太甲，太甲立三年，“乱德”，伊尹乃幽之于桐宫，伊尹自摄王位。三年后太甲悔过，伊尹乃迎归，复为天子。这个美妙极了的故事，首先见于《孟子》，《史记》采用之，但是《竹书纪年》（晋咸宁五年，即279年，汲郡人不准盗发战国魏襄王墓，得竹简史册，故名）的记载则完全相反。《竹书纪年》记载：伊尹放太甲于桐宫，自立为天子，三年后太甲自桐宫逃出，杀伊尹，复王位，但仍绥抚伊尹的儿子们，发还他们父亲的财产。夏开国不久有伐有扈氏的战争和后羿的篡国，殷开国不久有伊尹的故事，大致都显示一个新政权在创立者死后，政权不稳定的情势，与周武王死后的管蔡之乱是同一形态，不足为奇。伊尹的故事，虽有孟子的美化功夫，我们仍得存疑。

殷代的历史，因有河南安阳小屯殷墟的发现，遗址、遗物同甲骨文的大量出土，使人们对殷史有了较详确的认识。

远在清朝，安阳一带的农民耕作时，常从泥土中发现残破的甲骨，但他们并不重视，而是随手弃之。后来有人将这些甲骨碾磨成粉，谓可治疗创伤。遂有人将之当作龟版龙骨，卖与药铺，每斤制钱六文。1899年，京官王懿荣发现甲骨上有契刻文字，他虽不认识，但知是一种篆文以前的古文，乃加以收购。于是商人亦赴安阳采集。王氏于八国联军入京后自杀，家属以所集甲骨数千件售与刘鹗（即《老残游记》著者刘铁云）。1903年，刘鹗著《铁云藏龟》一书问世，是为甲骨文研究的第一本著作。此后中外人士（不一定是学者，有爱古董的人）大量收集，他人也胡乱发掘。直到1928年，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才组织人员系统发掘，至1937年为止，十年间共发掘十五次，收获十分丰富，单是甲骨便有十万片左右（被碾磨成药粉的不知有多少）。此外陶器、铜器、玉器、人骨、兽骨、墓穴、棺椁、穴窖、版筑基地，等等，甚多。帝王墓穴中的珍贵器物，多已为人盗过，存留极少。因为大家一致确信这是盘庚以后殷的都城，所以称为“殷墟”。

殷代是我们暂时公认为中国有文字记载历史的开始。殷墟的发现，震撼了中国及世界史学界，其中最重要的发现是甲骨文，即刻在龟腹甲与牛胛骨上的殷文字。史称“夏尚忠，殷尚鬼，周尚文”，确是一话破的。殷人认为鬼神管理人世间的一切事情，因此他们任何事情都向鬼神请示，叫作占卜。占卜的方法是将龟甲兽骨削平，在一面钻凿，但不钻透，然后在钻处用火灼烧，另一面便现出裂痕，叫作“兆”；卜人将所问之事刻在兆旁，据兆而述鬼神的意旨，日后应验如何，也刻在上面，刻字均涂以朱墨，这些文字，便是甲骨文，所以甲骨文又被称为“卜辞”。占卜的人多数是当时奉王命而行之的史官，天子有时也亲自占卜。占卜之事是天子所独享，其他人等均不得行之，因此卜辞只代表国王对于宗教信仰的记载。占卜的事项，写刻卜辞的多少，也全由国王的兴致而定。以安阳小屯为国都的殷王有十二位，天子的兴致各殊，因此留下来的卜辞的质量也就迥异。有的国王问的事很琐碎，诸如王后生男育女，王子生病，自己的牙痛是哪一位祖先降下的惩罚，上天能不能多降甘霖，等等，不一而足。有的国王不如此啰唆，仅占卜祭祀、征伐、狩猎、出巡、卜旬、卜夕的例行公事。国王所关心的事，自然不能代表全部的殷代历史，而我们今日所能看到的甲骨文，又只是劫余的一少许。甲骨文专家董作宾说：

这号称十万片的卜辞，我们现在能见能用的又不到五分之一，就这样“从宽”估计，那么甲骨文所能代表的殷代文化，也不过百分之一。用这百分之一的材料，却希望能写出百分之一百殷代文化史，那岂不是做梦？（董作宾《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大陆杂志》第三卷第十二期）。

虽然如此，但流传到后世的殷代纸上史料，更是贫乏之至，殷墟出土的文物版筑，可以补充和订正纸上记载之处确实不少。专家们精研这些瑰宝，给予我们许多有关殷史珍贵的知识。我们参证一些古史的记载，配合考古的成果，分别就殷代的政治形态、社会组织、生活情况、工艺技能等项作一概略叙述。展示在下面的，即是笔者对我国古代史一个比较完备的描绘。根据这些描绘，我们可以追溯以前史料贫乏的五帝及夏的文化发展，也可以借以推测周代文化的本源。

殷代的王权已相当强大，属于国王直辖的土地——王畿已很广大，人多地广，不是任何诸侯所能匹敌的，关于这一点，由宫殿及王墓的建筑可知。王陵的遗物中，最令人震惊的是殉葬的武士，荷戈执干，动辄成百上千，足见王权之盛。中央政府的主要官员很多，据记载有所谓“六太”：即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五官”：即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六府”：即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货；“六工”：即土工、金工、石工、木工、兽工、草工；等等。此未必可尽信，可能有后人的“补充”。见于甲骨文的官名有二十余种，如宰、史、臣、小臣、旅、尹、卜、工、马、射、多亚、兽正、牛正、宅正等，足见政府所管辖的事务之多。王置左、右、中三师，究竟有多少兵马，不得而知，但观殉葬的武士的人数之多，可推想属于国王的军队人数一定不少。将士都拥有锐利的青铜武器、刀箭戈矛等。战争时国王常征兵从一千到三万不等，这种征兵叫“登人”或“登众人”，国王自称“余一人”，自汤武到纣王都是如此，这大概是后来君王自称“寡人”的来源。如果某人受命处理某事，史官称之为“协王事”，王自称“协朕事”，可见一切庶政都是王事，称之为君主专制也不为过。王室宗庙所在地一直是契的始封之地——商。殷人“盘游无度”，盘庚以前常迁都，但宗庙不能迁，国王每年祭祀仍要到商地去，这个地方叫“天邑商”，卜辞叫“大邑商”。大邑商是殷宗教的中心，不是政治中心。

王畿以外的有“四方”，称东土、南土、西土、北土。每“方”之下，散布若干诸侯，那些强大的诸侯，被称为“伯”，所谓“方伯”，即一“方”之雄之意。诸侯之外，也有称方的，如人方、土方、虎方、鬼方等。各地名称很多，卜辞中地名可识的有五百余之多，连不可识的在内，几近一千个地名。殷代诸侯的次序并不是后来的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伯是一方之雄，侯大约是天子派到各地主持防守的职官。诸侯国对殷王有征伐、守边、纳贡、服役等各种义务。当时殷王所统治的地域，现在仍不很清楚，但由卜辞所见地名之多，可见相当广大，但绝不超出黄河中下游及淮河区域。诸侯也叛服无常，所以殷王常有命其他诸侯征伐或亲征的记载。战争的俘虏，偶亦作祭祀的牺牲，但不常见，主要是用作奴隶，执贱役或用于耕作与战争。自由的农工占大多数，奴隶人数不多，不可因此称之为奴隶时代，因为有时一次战争所俘虏的人不过十五六人而已，多的也不过数千人。

殷人是聚族而居，有说族即今之“镞”字，是一武装系统之意。每族是一个社会单元，叫作“氏”，每氏族均有一名称，如陶氏、徐氏、萧氏等，名号很多。这种氏的名号发展到后来，因氏已分散四方，氏便成为“姓”。“姓”一字在甲骨文中没有女旁，是“生”字。四方杂处后，姓才发生。殷代已是父系社会，重男轻女的观念已存在，生男称“嘉”，生女说“不嘉”。

农业是主要生产方式，家畜或田猎不是食物的主要来源，家畜主要是供祭祀的，田猎是王室贵族的一种娱乐，捕鱼的记录很少。农产品主要有大米、小米、高粱和麦子。酒是祭祀中的不可缺少之物，犬也与牛、羊、猪同为供奉祖先的佳肴。因此可见活人也一定是经常享用这些祀典之物。史称殷人“沉酗于酒”，并谓酗酒是纣（帝辛）亡国的原因。殷人有吃狗肉的习惯，祀典中通常都有犬。

除农业外，殷人的商业也很发达，他们已经开始使用交易媒介货币。他们的货币是一种海贝，十个贝叫一“朋”，小块的玉似乎也是货币。从他们拥有各地的特产去分析，殷人的贸易经济一定很发达。殷墟中发现殷人有西域的和田玉，长江以南的金、锡、丹砂、绿松石，东海鲸骨、南洋大龟，用作货币的贝也是南海的产物。

殷人的生活似是相当进步，卜辞中与衣有关的衣、巾、裘、帛、蚕、丝、桑等字都留传下来。男子的服饰及样式大体是交领、右衽、短衣、短裙；女人已在脸上抹红，对头发的装饰很重视，发上有象牙梳和骨或玉制的笄，有的妇女头上插着几十根笄，头饰比头还高。男女的裙上都常佩戴着各种鸟兽形状的饰物，走起路来琅珰作响。

从殷人烹饪食物的用具和装盛食物的餐具种类之繁多来看，殷人的饮食已经可谓精致。食具有青铜和陶器两大类。青铜器主要用于祀典。陶器的食具很考究，有饰纹、图案，盛鱼的“豆”（高脚盘）中，还绘有生动的鱼儿图案。这一切都说明他们早已摆脱了饥则食的时代。

一般殷人住的房屋，仍是半穴居，即向黄土地下挖一直径丈余，深约两三米的圆坑，上盖茅草。王室的宗庙宫室则全都建在地上，范围广阔，规模宏大。考古学家发掘出的这类基地很多，上面的建筑如何，只有推想了。

行的方面，舟车已很普通，车是用牛、马或象拖曳，也有单独乘马代步的可能。兵车是半圆形，人由车后出入，一车四马。有时远征长达三四十日。

殷代遗留下来的工艺品很多，单以青铜器而言，有礼器、用器、兵器、装饰品等，制作精巧，种类繁多，不及备举。镶嵌物有玉、蚌、象牙、绿松石等原料。大理石的立体雕刻十分精美。用玉或骨制成的装饰品，上面雕刻有各种飞禽走兽，栩栩如生，均足以表示殷人的雕刻技艺精湛。

殷代的科学知识，我们可以从他们的天文和历法而推知一二。根据卜辞的记载，殷人于恒星外，已注意到行星的运行，对于时、日、月的记法都有一定的规律。月分大小，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每四年一闰月，初置闰月于当闰之年之最后，称“十三月”，后废十三月，而置闰月于当闰之月之后，重复月名。殷代每年为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已很精确。

以上是我们据殷墟而对殷代文化所做的鸟瞰，下面再印证记载与考古，对殷史做一回顾。

史书上除了记载汤放夏桀于鸣条（南方未开化的地区）以及太甲与伊尹的故事外，其他都很少记载。“盘游无度”是事实，何以常迁都，我们推测，不外三个原因：

一、黄河仍不时有水患，迁都避河水的泛滥；

二、殷人尚保持游牧遗风，没有“定都”的观念；

三、殷人迷信，用迁都的方法避祸求福。

以上都只能算是臆说，想得到比较可信的解释，恐怕还得等待新史料的出现。在盘庚再迁回汤武的故都以前的三百年间，可以考证的迁都一共有八次（一说五迁）。

盘庚迁殷到帝辛（纣王）的二百五十四年间，礼制上有四次大的波动，可视为保守派和革新派的斗争，前者是旧派，后者是新派。新旧两派之争，可分为四阶段：

第一阶段是旧派当权，主张遵循传统，自盘庚以后的五代国王属之，以武丁最著名，主张一切要恪守先王的成规，“殷国大治”，“殷道复兴”。

第二阶段是武丁死后，两传至祖甲的新派。《史记》说他“淫乱”，但卜辞中显示他（祖甲）继位之后，立刻毅然实施改革计划，如祀典的制订、历法的改革、文字的更易、卜事的整顿等。一般守旧的史臣认为这是乱了传统成法，表示非议。

祖甲在位三十三年，他死后，三传至武乙又恢复古制，是第三阶段。

第四阶段再恢复新制，是殷代最后两王帝乙同他的儿子帝辛（纣王）时代。

如此反复的政治内争，是殷亡的主要原因之一。早就对殷虎视眈眈的周人，正好利用殷王朝新旧两派的政争，趁其互相攻讦之机，收容殷室失意的政客，探得殷人虚实。

根据卜辞，我们确定新派是合理的维新，旧派是顽固守旧。举一例而言，旧派坚持要有一个“十三月”，新派则置于当闰之后。旧派的祀典极为混乱，新派将不适合的祭祀一概废除，纳诸纪律。帝乙、帝辛父子，再推行新法，并加以修订，使之更为完美，“也可知殷末两帝是如何的英明果断了”（董作宾《甲骨学五十年》）。

卜辞中“英明果断”的纣王（帝辛），在文字记载中却是最残暴无道、集万恶于一身的君主。所以，我们对于先秦诸子对尧、舜、禹、汤、桀、纣等史事的看法，也应持比较客观的态度。子贡说过一句公道话：“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论语·子张》）卜辞佐证了子贡的话。

司马迁在记载纣王个人时，说他“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这四十三个字，为我们刻画出了一位英勇果敢、博闻强识、傲视天下的君主。司马迁另又叙述他如何奢靡放纵，“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用极刑对付反对他的大臣，所以有“大师、少师乃持其祭乐器奔周”之事，这些人大多是殷的旧派。

周的始祖后稷名弃，是帝喾元妃姜嫄所生。据说姜嫄在野外践踏巨人的足迹有孕而生弃，以为不祥，弃之。此弃婴受到各种奇异现象的保护，“姜嫄以为神”，遂收回养之，以初欲弃之故名弃。即周的始祖后稷与纣王的祖先契同为帝喾之“子”。

契（殷的始祖）的母亲是帝喾的次妃，裸浴时吞食玄鸟的蛋而生契。殷、周的祖先原是“兄弟”，周的祖先的地位似乎还高于殷的祖先，因为弃是元妃所生，契是次妃所生。这种神话很普通，大同小异。

弃长大成人后以擅长农耕闻名，尧任之为“农师，天下得其利”。舜时弃仍主农事，封于邰，号后稷，赐姓姬。后稷与契，同是佐禹治水有功的人。后稷的子孙世代务农，也兼游牧，因为种种今天尚不明白的原因，逐渐向西迁徙，最后定居在陕西渭水一带。九世之后，到了古公亶父（后追赠为太王）时期，又为北方的游牧部族（鬼方）所逼，古公亶父乃率领族人迁居岐山（今陕西岐山境内）。那是一片肥美的平原，周人歌咏它：“田园多么肥沃，物产多么甘美！”太王自然精于农事，四处来归的民众日多，据说两年之内人口增加了五倍，有了一万五千户人民。

太王有子三人，即长子太伯、次子虞仲、三子季历。按周的继承法是传长子，但季历最贤。季历的长子昌，很受祖父（太王）的钟爱，于是太伯等自我放逐到蛮夷之地，以便季历可以承继爵位。太伯逃得很远，成为吴国的开国始祖。季历承位（后追称为王季），大败鬼方。这是一个决定性的胜利，不仅消除了周的生存威胁，而且竭力扩大了周的势力。于是季历建宗庙宫室城郭，仍自认周是殷的诸侯。

被季历征服的部族，由于学习耕稼，生活得以改进，自是心悦诚服，歌颂周的德政。此时周已俨然成为西方之强大者，殷王乃封之为“西伯”。这时的殷王是纣王的祖父文丁，他对西方新兴的势力十分重视，但又认为东方夷人的势力也不可忽视，所以虽然与周之间有征战（卜辞中常有“寇周”的记录），但对西方仍以羁縻为主。周于太王初得沃原发展势力时，即有“翦商”宏图，但强弱悬殊，只好表面仍臣服于殷，且与之通婚，以吸收殷的文化，并探知殷的虚实。文丁并不糊涂，便趁季历入朝的时候，将他拘留起来，使之困死于殷。季历死于殷之后，太王所预测“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的昌继位，即有名的周文王，也是殷的西伯。

从古公亶父经季历到姬昌，经历仅三代，周已从不过三千户的默默无闻的部族，勃兴而成为西方之强者，使殷王感受到威胁，并非偶然。姬昌行仁政，笼络各地诸侯，礼贤下士，各地的能人志士纷纷到周去求安身立命之所，包括若干事纣王的大臣在内，连当时有名的伯夷、叔齐兄弟也来归西伯。崇侯虎警告纣王说：“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响之，将不利于帝。”纣王一如其祖父文丁，乘西伯入贡时，将他囚于羑里达七年之久。据说在这七年的监禁期中，西伯推衍八卦而成《周易》。西伯被囚，周人表面自是十分恭顺。大约此时东南方均有变乱，纣王不愿两面作战，对西方仍采取绥抚政策，遂礼释姬昌，赋予他“得征伐”的权力，并要他照顾南方江汉一带的诸侯。西伯也献洛西之地五百里，请纣王废酷刑，纣王许之。此举可谓一举两得，既示恭顺于纣王，复得天下人的赞美。

西伯归国后，更加紧了笼络诸侯的工作。诸侯间有争执，或有狱不能裁决，都到西伯处求教。释归后的几年之内，他大败犬戎，并灭掉四个忠于殷的诸侯，包括导致他被囚的仇人崇侯虎在内。灭崇之后，西伯便自岐迁都到崇的旧地，建丰邑及镐京（均在今西安）。文王在位五十年，晚年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二”，可见其声势之壮盛。他死之前十年，已显明表示要伐殷，“布王号于天下”，立法度，易正朔，追尊祖父古公亶父为太王，父季历为王季。一说此事发生在武王伐殷之后，文王的尊号亦定于是时。《史记》对这一段史事的记载含糊不清。

据说文王享年九十七岁，有十子，长子伯夷考早死，次子发即位，即武王。传说武王即位时已是八十三岁高龄，在位十年而崩。他继承父亲的遗志，跃跃欲试，先试探了一次诸侯的背向，用车载文王的木主，观兵于盟津，诸侯来会者不理想，乃还师。数年后，各事已准备周全，内部也很安定，得姜姓太公望辅助；姜即羌，大约取得羌人的合作是周人向东用兵的先决条件。

一切准备就绪后，武王乃遍告诸侯：“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遂率戎车三百乘（每乘十人到二十人），勇士三千人及甲士四万五千，渡河至盟津，诸侯全都来会。于是武王发表宣言（《尚书·太誓》），控述纣的罪状多条，其中有“断弃其先祖之乐”的罪名，这是示好殷的旧派。诸侯的武力也很强大，有戎车四千乘。纣亦发兵七十万，双方战于牧野，这便是有名的“牧野之战”。“牧野之战”从黎明开始，到黄昏便结束。大约殷兵毫无斗志，全部崩溃投降。纣王自焚而死，他的两位宠妾也自杀。武王先揖谢诸侯，再安抚殷人，然后往纣王尸首上射了三箭，轻轻用剑击一下，再斩下纣的头，悬在大白旗上。对那两个妇人，也施以同样的对待，只是悬其头在小白旗上。周武王于是宣布“受天明命”，“革殷”而为天子，时为公元前1046年（周历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