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研究背景

1．世界经济格局调整及其对中国经济的输入性影响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结构进入深度调整期，美国率先通过量化宽松政策、快速市场出清等方式调整了经济结构，目前已进入经济复苏向好、加息周期渐进的发展阶段。欧元区经济增长放缓，通货紧缩风险上升，正在加大量化宽松政策力度。日本继续沿用安倍经济学和量化宽松政策刺激经济。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分化加剧，俄罗斯遭遇危机，巴西出现滞胀，印度经济增长较快。主要经济体经济周期错配，加剧了国际宏观政策协调难度。在新的世界经济格局下，美元汇率大幅升值、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跌，国际贸易和投资出现波动，对全球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影响。

上述外部性因素给中国经济运行带来较大冲击和输入性影响，导致中国经济遭遇顺周期性通货紧缩。值得注意的是，本次通货紧缩虽首先发生于经济的生产部门，但通过其内在机制已逐步形成向消费领域和金融领域蔓延的趋势，并已对投资、消费、贸易、就业、结构调整等产生了显著影响。尽管2014年以来我国政府积极部署宏观调控政策，加强治理，但局部领域的经济紧缩问题仍较突出。在顺周期性紧缩经济格局中，去产能化与经济结构调整、增长方式转型过程交织、叠加，必然加剧经济下行压力。

2．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面临新情况新问题

“新常态”最先由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提出。2014年5月，“新常态”一词首次出现在习近平总书记河南考察时的报道中。同年7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再次提出要正确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一步增强信心，积极主动适应新常态。此后，从8月4日开始，《人民日报》连续四天头版刊登特别报道和评论员文章，聚焦“中国经济新常态”。“新常态”一词成为关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新增长阶段特征的基本概念。

概括来说，“新常态”之“新”，意味着不同于以往；“新常态”之“常”意味着相对稳定。新常态意味着中国经济已进入与过去长期高速增长期不完全相同的新阶段，实质上就是指经济发展告别了过去传统粗放的高增长阶段，进入了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阶段，这是一个全面、持久、有着深刻变化的过程，更是一个优化、调整、转型、升级并行的过程。

经济新常态特征可从四个层面加以描述：

（1）从速度层面看：由于潜在增长率下降、资源环境压力加大，中国经济既“做不到”、也“受不了”过去那种长期粗放型高速增长，必然会进入减速换挡时期，即从过去10%左右的高增长率减速到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率。

（2）从结构层面看：第三产业逐步成为产业主体；消费需求逐步成为需求主体；城乡区域差距持续缩小；居民收入占比持续上升。

（3）从动力层面看，经济增长不断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

（4）从风险层面看，一些经济增长中的不确定性风险持续显性化。楼市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新兴金融风险等潜在风险将逐渐浮现，这些风险因素相互关联，形成复杂多风险叠加局面，反过来对经济转型升级造成不利影响。

3.“一带一路”等多战略叠加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带一路”倡议构想。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作为统筹全面对外开放、构建新型开放经济体系的国家战略（以下简称“一带一路”倡议），引起了国内外媒体、学者和政府层面的高度关注。2015年3月28日中国政府正式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强调加快投资便利化进程，消除投资壁垒；扩展相互投资领域，积极推进包括亚投行、丝路基金等在内的战略行动规划。2015年4月3日，国务院提出《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了提升能力水平、加强政府引导推动、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强化服务保障和风险防控等具体措施机制。“一带一路”成为我国全面推进国际产能合作的重点核心区域。

从空间上说，“一带一路”倡议横跨亚非欧三大洲，覆盖面积近8000万平方公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8.1万公里，覆盖总人口44亿（占全球总人口63%）。从经济上说，“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或地区经济规模21万亿美元（占全球总量29%），货物和服务贸易占全球总量24%。从双边经济上说，中国与“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或地区有着良好经济互补性和经济合作基础。2014年中国与沿线国家地区双边贸易达到9440亿美元（占全国总量26%），其中出口57700亿美元（占全国总量28%），进口3670亿美元（占全国总量24%），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02.4亿美元（占全国总量9.9%），共有70多个在建合作区项目，建区企业基础设施投资超过80亿美元，带动入区企业投资近100亿美元，预计年产值超过200亿美元。

可见，“一带一路”倡议涉及了人口众多、面积广阔的“内陆—海洋”经济区域。虽然沿线国家存在国情制度差异，但大都属发展中国家或新兴经济增长国家。可以说，“一带一路”倡议区域是目前世界经济格局下具有极大增长潜力的重要区域，也成为我国新常态增长阶段国际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新增长区域。

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建设可以从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先做起来，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我国对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贸易寄予厚望，与欧盟相关国家、中亚、东盟、印度等国提出了一系列战略性投资—贸易增长机制、未来目标和行动计划，并积极扫除投资—贸易发展壁垒。“一带一路”倡议正成为我国新常态增长阶段建设新型全方位开放经济体系的重要战略构想。

除了上述引人注目的“一带一路”倡议外，中国在构建新型开放经济体系的进程中，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将开放经济建设与区域协调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制定实施了一系列旨在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的宏大战略，包括“自由贸易区战略”“上海合作战略”“金砖合作战略”“亚太经济合作与区域一体化战略”“长江流域经济带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等。这些战略叠加融合，不断衍生出新增长域（四新经济：新经济、新优势、新业态、新模式）和新增长点，同时也为中国大宗商品经济转型和参与全球直接投资开辟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4．经济全球化促进中国大宗商品全球影响力持续提升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根本趋势，已远远超出经济范畴，正在对政治、社会和文化等诸多领域产生日益广泛的影响。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中国制造的十年，第二个十年是大宗商品的十年，大宗商品是继中国制造后中国影响世界的又一个重大领域。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在全球大宗商品领域的影响也日益显著。中国应抓住这一大好契机，努力在该领域谋求定价话语权，同时也只有拥有了大宗商品定价权，才能充分利用国内巨大的市场容纳及消费能力，更好地调配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的资源，为全球化增添新的动力。

全球化、中国制造与大宗商品三者之间并不是互相独立的，而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关系。全球化为中国融入世界市场提供了条件与环境，为中国制造参与国际产业链分工并成为世界工厂提供了可能；为了满足迅速发展的制造业对各种原材料的需求，中国对大宗商品原材料的进口及消费不断增加，为其在大宗商品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奠定了基础；最后，中国为全球大宗商品消费、生产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反过来又促进了大宗商品贸易及全球化的发展进程。

中国在大宗商品领域的影响力通过全球化的力量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每当一种大宗商品出现“中国时刻”，即中国对该种产品由出口国变为净进口国时，全球大宗商品的市场价格版图都会经历一番重大转变，如我国是全球第一大铁矿石进口国及消费国，也是全球最大的钢铁生产国及出口国，这使得全球铁矿石市场及价格中心由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欧美转移到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中国在大豆及玉米领域由出口国转变为净进口国之后同样带动了相关产品价格的持续上涨……中国因素在大宗商品领域的影响力可见一斑。因此，中国要想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积极推动全球化的发展，就必须掌握大宗商品的定价权，而且中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的卓越表现及对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提振作用得到了国际广泛认可，这也正是我们谋求大宗商品定价权的最佳契机。可以说，谁掌握了大宗商品的定价权，谁就掌握了该领域产业链的利润分配。未来中国企业谋求大宗商品定价权将是一个重大的命题。从长远来看，未来十年是大宗商品唱主角的十年，并且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全球大宗商品将进入运营时代，笔者相信会出现一大批各个领域不同的运营商。这些运营商站在全球化的高度并且具备全球化的思维，具备在某个商品上主动地在全球范围内调配、配置资源的能力，并且能对价格形成机制产生关键的影响。而贸易商和运营商最大的区别是，前者是站在中国的立场看世界，只关注买和卖，只关注差价，就是普通的进出口商，是被动的市场参与者，是比全球化水平低一级的企业；而运营商则是站在全球的立场看世界，关注不同区域资源配置的不均衡性，是在不同市场的落差之间创造商业价值的企业，是主动的市场参与者，也是全球化背景下高端的商业组织。

5．宁波具有建设成为国际大宗商品经济中心的区位优势

宁波地处我国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位于“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两大国家战略交汇区域，是我国东南沿海重要港口城市、长三角南翼经济中心和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之一、亚太地区重要国际开放门户。改革开放40年来，宁波利用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开放经济政策优势、国际航运贸易优势及海洋文化人文历史优势，实现了人均生产总值年均11%的高增长。

宁波拥有天然港口，货物吞吐量位居世界前列。作为国内四大深水良港之一，宁波成为建设浙江海洋经济示范区的核心城市和国家“一带一路”倡议重要节点城市。宁波—舟山港是世界级大港，对内是江海联运枢纽，对外是远东国际航线要冲，具备建设大宗商品国际贸易和物流中心的天然优势。依托深水良港和优越的区位条件，宁波成为我国主要的石油、液体化工、矿石等大宗商品的国际中转储运基地，也是华东地区主要的煤炭、粮食、木材等商品的中转和储运基地。2012年，仅铁矿石、煤炭、石油三种产品的吞吐量就占整个港口吞吐量的近40%，在全国、全球皆具有重要地位。

借力“一带一路”等，助推宁波大宗商品贸易，是宁波“港口经济圈”建设和“国际大宗商品贸易中心”建设的关键性基础。目前，在“一带一路”等多战略叠加下，大宗商品成为宁波新经济增长点，大宗商品贸易、港航物流服务体系建设、国际产能合作等将对宁波新一轮经济增长做出越来越大的贡献。

“一带一路”等多战略叠加融合为宁波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平台，也为宁波全面参与新型开放经济、全球直接投资、全球大宗商品贸易开辟了多元化路径。

二、研究目的意义

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大宗商品行业发展出现了新情况、新趋势、新问题，新情况、新趋势，包括法治化建设与监管创新、市场结构转型、全产业链协同、跨界融合、供应链金融及其治理等。新问题在于市场主体也出现了诸多投机行为，产生了大量机会主义、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恶意投机、信用诈骗、非法集资、违规操纵等给大宗商品行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局。这些新情况、新问题、新趋势具有复杂性、系统性、相互联系的特征，对我国大宗商品行业发展产生了深刻、全面和长远的影响，同时对开展大宗商品理论研究也提出了迫切需求。

宁波大宗商品贸易经济基础扎实，拥有良好的大宗贸易机制平台。近年来，宁波与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合作不断扩大，互联互通水平不断提升，人文交流日益频繁，在石油、钢铁、煤炭、有色金属、石化、木材等大宗商品领域的贸易基础不断增强。

宁波大宗商品市场建设有利于促进国内、国际经济转型升级。首先，发展大宗商品贸易有利于拓展更多国际市场赢得国际商机。其次，发展大宗商品贸易可以带动装备制造业走出去，不断提升国际产能合作能力和水平。再者，发展大宗商品贸易可以加快促进传统产业国际转移。宁波作为长三角南翼的经济中心，制造业发达，依托全球吞吐量最大的港口宁波—舟山港，近年来逐步发展成为我国重要的大宗商品贸易和物流中心。根据国务院于2011年2月正式批复的《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宁波将通过构建大宗商品交易平台、海陆联动集疏运网络、金融和信息支撑系统的三位一体港航物流服务体系，建设成为我国大宗商品国际贸易和物流中心。在此背景下，通过借鉴国内外大宗商品市场建设的基本经验，对建设宁波大宗商品交易市场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具体问题进行研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