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败皆由土豆起

差不多在不起眼的土豆助推了古代中国的最后一个人口“盛世”的同时，同样的人口大爆炸也发生在了欧洲。迅速增长的欧洲人口扩充了各个帝国的陆海军，他们在世界上其他遥远地区的胜利使得成百万的欧洲人移居海外，仿佛欧洲势力本应该就扩展到全球。诚然，工业革命是在欧洲率先展开，许多欧洲国家以此实现了工业、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变革。但挖出的煤、炼出的钢都不能当饭吃，在化肥和机械化收割尚未出现的彼时，欧洲人口的膨胀依靠的同样是极其丰富的马铃薯供应，土豆代替了面包成为贫穷百姓的主要食物。

在近代欧洲，没有比爱尔兰与土豆关系更密切的了。这是一个贫瘠的岛屿，谷类植物在这个岛上长得不好，小麦几乎就不能生长。虽然从1801年起，这个岛屿在法理上成为“大不列颠与爱尔兰联合王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在伦敦看来，爱尔兰不过是自己的一块国内殖民地。爱尔兰变成了英格兰人的爱尔兰，岛上稍微肥沃一些的土地都被英格兰的地主占据了。1751—1775年，在自己的土地上，爱尔兰人却只拥有5%的土地。贫瘠的土地，一无所有的爱尔兰农民，能适应恶劣环境的马铃薯，三者碰到一起立即就很好地结合了，在英国殖民者不要的土地上生产出数量令人不可思议的食物。几英亩贫瘠的土地生产出的马铃薯，足以养活一大家人和家里的牲畜。现代科学证明，除了碳水化合物所具有的能量外，马铃薯还能提供相当多的蛋白质和维生素，它所缺乏的只是维生素A——这通过喝牛奶就可以补充了——马铃薯还在无意中终结了坏血病。而马铃薯的食用比种植还要简单：挖出来，加热或是放在锅里煮，或者干脆把它们扔进火里烤，然后吃掉。

到19世纪初期，马铃薯几乎成为爱尔兰人的唯一食物。在农村，农业工人每天消费的马铃薯为6.3公斤，妇女和10岁以上的儿童大约为5公斤，小一点的儿童的消费量为2.3公斤。马铃薯的高产和只需少量的劳力，使得爱尔兰人口从1700年的200万，猛增到1841年的820万，翻了4倍。

中国的老子有句话“福兮祸所伏”，这句话也在爱尔兰得到了验证。1845年，一场灾害悄然而至且来势凶猛，仿佛一夜之间，那些郁郁葱葱的马铃薯田就变成“草木皆烂，荒芜一片”。导致马铃薯枯萎腐烂的“瘟疫”来源于一种被称为马铃薯晚疫病菌的真菌，这种真菌在温暖潮湿的环境中发育，靠风或水携带自己的孢子来繁殖，受感染的马铃薯变黑，在地底下枯死。1845年的夏天，爱尔兰多雨阴霾的气候特别有利于这种真菌的发育。短短几周之内，这种凶猛的真菌靠着风的传播，席卷了这个小岛。当年年底，爱尔兰的马铃薯产量减少了三分之一。第二年情况更糟，超过四分之三的马铃薯田绝收。对于以马铃薯为生活来源的爱尔兰人民而言，灾难已经降临，“你可以在几乎每个人的脸上看到沮丧和泪水”。

面对来势汹汹的“马铃薯瘟疫”，大英帝国政府却仿佛是将自己国土上的灾难看作是发生在另一个星球上的事。大名鼎鼎的《泰晤士报》居然有闲心大肆声讨马铃薯是“最不可靠的作物和最差的食物”，顺便事不关己地建议爱尔兰人接受另外一种不同于马铃薯种植的生计手段。当岛上到处都是填不饱肚子的穷人时，“爱尔兰的码头上还堆满了一袋袋的玉米，准备出口到英格兰去”。如此冷漠的态度连外国人都看不过去，但当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苏丹阿卜杜拉·迈吉德一世宣布将给予爱尔兰农民1万英镑援助时，要面子的维多利亚女王却请求他只提供1000英镑，原因是仁慈的女王陛下本人只给灾区捐助了象征性的2000英镑。当英国政府从美洲采购来的价值10万英镑的援助物资（玉米和麦片）终于到达爱尔兰时，数百万几乎毫无任何购买力的爱尔兰人根本买不起这些按照1便士1磅销售的粮食，只能坐以待毙。

当“马铃薯瘟疫”终于过去的时候，1851年，爱尔兰只剩下655万人口，比十年前减少了四分之一。这场饥荒差不多饿死了100万专吃马铃薯的爱尔兰人，并且迫使大约200万人被迫逃离连岁饥馑的家乡。在那些日子里，“在离开旧大陆赶往大西洋彼岸碰运气的人中，有五分之四是爱尔兰人”，这是19世纪最重要的人口流动之一。与爱尔兰人口一样遭到重创的还有爱尔兰古老的民族语言爱尔兰语（盖尔语）和盖尔文化。爱尔兰语已经在爱尔兰盛行了两千年，此时却像潮水一样突然退落下去。尽管受到英语的巨大冲击，在1845年，还有400多万爱尔兰人使用爱尔兰语。但到了1851年，使用爱尔兰语的人口已骤减了一半，因为受灾最重的农民阶级恰恰是使用爱尔兰语最广泛的群体。更悲惨的是，“马铃薯瘟疫”带来的饥荒使得贫穷、落后和爱尔兰语之间画上等号，加速了爱尔兰语的消亡。到1901年，只剩下居住在岛屿西部偏远地区14%的爱尔兰人还在说爱尔兰语。甚至时至今日，虽然曾得到了独立后的国家机器的全力拯救，爱尔兰语的命运依然犹如风中之烛，徘徊在生死之间。

走投无路的爱尔兰饥民企图强行闯入一家面包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