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2 生态环境与城市发展相关文献

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城市化的步步推进，使得城市的合理建设和良性发展成为全球普遍关注的话题，其在学术界也同样备受瞩目。随着人们的追求日益理想化和多样化，人们对人居环境的要求也逐渐提升，作为高品质生活和高水平经济的代表，城市更加突出地体现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促进生态与经济的和谐共生已成为城市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

近代工业革命给城市的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受此影响，许多学者都投入恢复城市生态的研究当中，提出了各种构想和建议。1898年，霍华德提出的田园城市和城乡结合的理论被认为是城市建设和发展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他所规划的这种全新的城市形态也是城市的生态化建设的思想萌芽。其后，吉德斯、希尔伯赛默等学者也在城市规划与发展研究中融入了生态学的思想和方法，一时间，包括《雅典宪章》在内的许多文献都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视为城市建设蓝图的重要组成部分。

197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了“人与生物圈计划”并致力于开展对生态城市的探索，认为生态城市是“从自然生态和社会心理两方面出发，共同创造的一种能够充分将技术和自然相融合的供人类进行活动的最优环境，它可以诱发人的创造性，刺激生产力，并向人们提供高水平的物质及生活方式”；苏联科学家杨尼斯基也对“生态城市”下了定义，他指出生态城市是一种理想的城市模式，其中技术与自然得以充分融合，人的创造力和社会生产力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护，物质、能量和信息被高效利用，生态环境实现了良性循环。“生态城市”概念的正式诞生使得城市与自然生态环境的结合开始有了更加清晰与具体的模式，并且在1984年，“人与生物圈计划”的第57集报告中又更清晰地为生态城市规划提出了五项重要原则，具体包括：一是加强与生态有关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如重塑自然景观的面貌，保障腹地具有持久地供养城市发展的能力；二是规制居民生活中涉及的生态环境标准；三是保护地区的历史与文化；四是实施保护生态的有关战略，例如保护大自然、保护动植物安全、维持资源存续、防治环境的污染；五是将自然生态的元素融入城市之中。

关于生态城市的一系列界定为后续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也引发了各界的广泛关注。美国生态建筑学家雷吉斯特在《生态城市伯克利》一书中概括性地给出了一个生态城市的定义，他认为保证人类的健康、维持大自然的旺盛活力是生态城市所要坚持完成的任务，其目标是要努力构筑起一个拥有健康优美的生态环境的城市，使人类的聚居地能够更加紧凑，更具节能环保的功效，充满朝气与活力，实现与自然和谐、共同发展。罗丝兰德则认为生态城市应包括：适宜的技术，健康的社区，经济和生态的良性发展、可持续发展，普及的绿色运动，生物地方主义，本土型的世界观，以及稳定的政策、环境保护、生态产业推进、生态女权主义、深层的生态学理念、盖亚假说等。而澳大利亚建筑师唐顿更是把生态城市的作用提高到了决定人类命运的高度，在他的观点中，生态城市建设必然会是城市环境发展的下一个阶段性使命，它包括了道德伦理要求以及人们对城市生态进行恢复的一系列对策计划，如以最适合当地的方式进行城市建设，考虑与自然的相辅相成，避免冲突；以最适合人们生活的方式开展城市设计，令空气、水、养分及生物同时保持健康的平衡并达到良性循环；使弱者变强，帮助饥者得以温饱，令流浪者皆能得到庇护；使城市的每一寸土地都被建设成一个个永久适合任何一个人居住的地方。

生态城市的理念自诞生起就得到了充分的肯定，相关研究不断涌现，正如澳大利亚学者恩奎斯特在《走向生态城市》所指出的，“生态革命的火种已被散播到了各地，城市俨然成为生态革命主要的前沿阵地”，越来越多的学者都加入到讨论之中，许多国际高端会议的召开也为生态城市建设提出了更多的意见与建议。1990年，第一届国际生态城市研讨会（International Eco-city Conference）召开，此后，国际城市生态组织先后召开了四届会议，并通过了“国际生态城市重建规划”（The International Ecological Rebuilding Program），提出建设生态城市应该包括对城市进行重新设计，对盲目地进行扩张、刺激城市无序蔓延的行为加以管制；高效合理地利用地区资源；塑造能源节约型的交通体系；对传统的村庄、小城镇及广大农村地区实施改造；修复遭到破坏的自然生态环境；强化政府的管理职能；实施一系列经济激励政策等。1991年，荷兰国家自然规划署（National Physical P1anning Agency, NPPA）推动了“生态健康的城市发展”（ESUD）研究，并出版《生态城市——生态健康的城市发展策略》一书，书中指出生态城市理应被建设成为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城市、充满活力的城市和具有参与性的城市。1992年，在巴西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也专门举办了关于未来生态城市的全球高级论坛。澳大利亚城市生态协会（UEA）在1997年更具体地明确了生态城市发展的几项原则，其中包括：控制城市的无序蔓延；优化能源利用的结构；协调城市开发与生物区域保护，使其相互平衡；保障城市开发与土地的承载能力之间的平衡；修复城市中退化的土地；进行生态文化的宣传和建设；促进社会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完善社区服务，充分满足人类的需求。在各界的期盼与鼓励下，许多成熟的理论研究成果被付诸实践，建设生态城市的热潮开始在全球兴起，如美国加州伯克利以“重建与自然相平衡的城市”为宗旨，成功地开展了生态城市计划，并为众多城市建设实践提供了范本；美国的克利夫兰、波特兰等大都市都启动了生态城市建设计划；美国旧金山的绿色城计划、丹麦的生态村计划启动；此外，印度的班加罗尔、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巴西的库里蒂巴，以及法兰克福、东京、首尔、莫斯科等城市的生态城市计划也相继实施。同时，大量生态城市建设的具体方案也不断被推广和检验，如“健康城市”“森林城市”“空中城市”“生态城市”“数字城市”等，它们开启了生态城市建设全面发展的新局面。

总之，随着对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探索的加深，相关研究也更为具体，城市作为人类活动的集中地，自然成为生态经济研究的关注焦点，而且在城市化不断深入的过程中，城市的发展变化对生态的破坏和影响也是巨大的，因而在城市建设中融入生态理念，打造经济、社会、环境相协调的生态型城市的观点在学术界一经提出，便迅速风靡世界，在丰富的经济学理论基础上，生态经济的许多模型和概念得到了实践的机遇，学者们开始针对不同地域的生态特性为不同地域量身定制经济增长方式和城市发展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