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理论综述
2.1 国外生态经济相关研究综述
2.1.1 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相关文献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人们不可避免地进行了许多高能耗、低效益、重污染的经济活动，使得生态、资源、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也引发了人们对互利共生、平衡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道路的探寻，各个国家、各个领域的学者们都积极地参与到研究之中，力求缓解社会进步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使经济快速增长、民生条件改善得以在健康的生态环境下实现。
早在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鲍尔丁就积极地倡导了“生态经济”的思想。在他的文章中，地球生态系统被视为一艘类似于有着闭路循环系统的宇宙飞船，人类作为该系统的重要环节与其他元素一起共生相依，也有义务建立起能将各种物质循环利用的经济体系，来避免资源枯竭、能源耗尽、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等现象发生，维护自然资源的存量。
随着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日益暴露，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生态环境表现出担忧。米香曾为此先后出版了《经济增长的代价》和《经济增长论争》两部著作，他在书中强调了在经济日益增长的同时，更多的污染物也会产生，引起环境质量的不断下降，而且过度的经济增长还会导致人类在健康和幸福感等方面感到极大失落，产生灾难性的负效应。直到20世纪70年代，一份引起巨大轰动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更加清晰地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矛盾呈现在了世人的面前。其中，米都斯提出了著名的“零增长理论”，他认为只有通过“自我限制增长”来保持人口和资本的动态平衡关系，并停止进一步的经济增长，同时尽可能提高土地生产率，减少单位产品生产所消耗的资源数量和排放的污染物量，才有可能保持一个稳定的、动态平衡的世界。与之类似的是，1974年，在《人类在转折关头》一文中，梅萨洛维克和佩兹特尔也指出了当代的生态危机必将影响到人类未来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人类正面临着一个关系到生死存亡的转折关头，即是否要改变经济增长模式。1979年，厄普顿同样提出了应当对经济的恣意发展加以控制的主张，认为应当把自然资源当作一种特殊的资本形式进行处理，并讨论它的特征、功能和使用方式。到了1981年，罗马俱乐部在另一份报告——《关于财富与福利的对话》中再次明确指出：“经济和生态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一个生态遭到严重破坏的世界是不可能谈及财富和福利问题的。”在经济增长的生态约束这一问题上，著名的生态经济学家赫尔曼·戴利也坚定地支持了反对经济盲目增长的论调，并提出了一种稳态经济的发展模式，在他看来，生态系统本身是一个有限的、无成长的、并且物质封闭的系统，人类的经济活动的产出速率一定要与生态系统运行时的再生和吸收的速率相一致，只有这样才可能实现通常所说的可持续发展的状态。上述学者普遍认为在面对严峻的生态威胁时，经济增长将被要求做出适度的让步，正如莱斯特·R．布朗所说的，“人们一旦接受了经济并非是这个世界的中心，那么将能够给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人类的生存状况的改善营造出良好的先决条件”。
对于经济进步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也有许多学者保持了相对乐观的态度，他们积极地寻求着令二者能够协调发展的途径。例如，科尔针对米都斯的研究，进一步在模型中引入了对新资源的勘探和对旧资源的回收利用等因素，使可利用的不可再生资源得以保持指数增长，其结果表明，只要资源增长的速度可以快于人口和消费增长的速度，则米都斯所预言的经济崩溃就能够被无限地推迟，发展的压力也能得到缓解。诺德豪斯则有着更为乐观的态度，他在研究中引进了技术进步和替代的因素，认为不但经济增长系统可以避免崩溃的命运，而且经济增长速度还有加快的可能性。西蒙更是在《没有极限的增长》和《资源丰富的地球》两本著作中对经济增长极限理论的相关研究方法做出了直接否定，他认为罗马俱乐部所提出的未来人口和经济增长会以不变的速度发展这一假定条件是存疑的，这种分析方法忽略了经济活动主体在对稀缺资源进行配置时可能做出的必要的理性反应，也没有充分考虑到技术进步的良性影响，以及价格机制这一看不见的手在配置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中所起到的作用和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产生的影响。美国经济学家赫尔曼·卡恩在其著作中也同样表达了对人类未来发展的信心，他认为具有理性思维的人类是可以根据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的状况来调整经济增长的，环境极限或许可以暂时限制经济增长，但技术的进步能够发掘更多新的资源来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也能限制环境污染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内，也有许多学者认为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环境问题能够依靠技术进步和市场机制得到自动的解决，他们积极地尝试着将生态环境作为一种可以量化的要素及主要变量纳入到经济增长模型之中，令环境污染被赋予经济性质，并运用一些边际分析和局部均衡分析的方法来探索最优的环境污染水平。其秉承的基本思路是：“……从均衡状态、理性思维和行为、最优化水平等基本假定入手，构筑起环境资源的供求曲线及均衡价格模型，并辅以福利经济学的外部性概念作为分析中的理论基石和工具基础，并把宏观经济理论引入对环境问题的研究之中。”然而此时，在经济学家们的观点中，对经济增长的重视程度依然要高于生态保护，他们对资源存量的假定和对技术进步的依赖都催生了一种盲目的信心，觉得“经济增长、经济效率这类的指标早已成为了人们最为关注的焦点问题，任何有悖于经济增长的行为或是反对它的人都将被视为是离经叛道的……环境的损害似乎可以不被列入经济学考虑的范围之内”。但是，正如萨缪尔森曾谈到的，生态资本进入经济发展观的考察之中，是人类社会对于资本认识的又一次大的飞跃，它使人们认识到了价值不仅仅来源于劳动，自然环境也可以被看作是天然的财富。在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中，生态资源的资本化同样被视作是协调发展的关键因素。在科斯产权理论的基础上，戴尔斯从产权层面讨论了环境资源产权的设置与生态环境破坏之间的关系问题，还提出了施行排污权交易的设想。安德森和利尔则在产权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对环境资源采取资本化经营的方式，也就是通过对环境资源的观赏、休闲作用和文化价值做出产权界定，来使环境产权具有相应的资本意义，成为一种“环境资本”，企业也得以通过对环境资源进行资本化运作，进而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二者的统一。以斯威尼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环境经济学”还认为人与人之间在利益上的种种冲突也是环境问题的主要表现，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须依赖制度安排来解决，同时环境政策是制度安排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因此，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要解决环境问题，首先要认可各种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对人的经济活动起到的约束作用以及对环境产生的影响，并以此为依据通过研究来制定环境政策。
此外，霍肯在《商业生态学：可持续发展的宣言》中也呼吁要塑造一个商业活动与环境保护并行不悖的世界，他还指出可以利用商业的发展来改变单纯依靠道德说教和宣传去推动可持续发展的旧模式，以恢复型经济取代传统的线形经济发展模式，并重新设计商业体系的运行方式，兼顾所有者、雇员、消费者，以及地球上的其他生命体等各方的利益，促使人们自发地进行环境保护及推动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他还在《自然资本论：关于下一次工业革命》一书中，更加具体地探讨了实现生态与经济二者整合的方案，提出可以通过将自然资本纳入到经济系统中，或者说环境成本的内部化，来重构传统的经济学资本研究体系，既使得自然资源的真实的成本、价格和价值量可以在经济活动中表现，又揭示了生态经营可能带来的效益。他提出的可采用的相应战略包括：将仿生学设计引入生产之中、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加强生产者同消费者之间的交流与沟通服务，以及转换可能造成生态破坏的投资取向，从而保持并且增加自然资本，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盈利。
在生态经济理论逐渐被接受并得到广泛普及的同时，人口爆炸、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现象也在全球迅速蔓延，激起了社会各界更多的关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投身到对生态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与实践当中。1982年，第一次生态学和经济学的跨学科国际会议在瑞典举办，生态与经济方面的众多相关专家、学者进行了合作交流。1987年，在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时任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发表了一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研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她在文中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这一思想及其概念，并探讨了人类社会如何在保证经济增长的同时，还能够适应并满足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实现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生态之间的协调发展。1988年，国际生态经济学学会（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Ecological Economics, ISEE）正式成立。1989年，学会推出了该领域的专业学术杂志《生态经济学》（Ecological Economics）的第一期。1990年，国际生态经济学学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生态经济的研究自此进入了蓬勃发展阶段。科斯坦萨担任该学会的首任会长，并同许多位专家、学者一起合作完成了《生态经济学导论》这部具有学术指导性的著作。他们在书中总结并归纳了生态经济所要研究的基本问题，其大体分为三点：可持续的发展规模、公平的分配手段和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模式。他们比照了自然科学里常用的分析手段，使用物质流核算分析（Material Flow Analysis, MFA）这一方法对人类经济社会和自然生态系统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比较和描述，并利用“生态承载力”计算出了生态系统服务的可供给能力。此外，他们还通过“生态足迹”方法对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实际占用的生态系统服务量进行了评估，同时探究了造成生态系统持续恶化的根源所在，据此提出了建设生态经济——具备可持续发展属性的经济模式，以其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原则，并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这些研究为生态经济领域的不断丰富拓宽了思路。
总之，在生态发展与经济增长问题上，悲观派学者的论调给全世界带来了空前的震撼，也敲响了警钟：经济增长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和破坏是巨大的，出于对人类未来社会福利的关心，保护生态显然势在必行。在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的悲观派学者看来，生态环境对于经济增长而言是一种制约，经济发展也严重干扰了自然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行，然而经济增长同样是现代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重要保障，停止增长、保护生态的论断太过激进，大有因噎废食之嫌，难以实现。在对经济增长与生态的矛盾不断反思的过程中，还是有大量学者秉持了乐观的态度，认为生态保护虽是经济增长路上的一道鸿沟，却并非不可逾越。他们探索了科技、制度等改良增长方式的积极因素，生态意识也逐渐渗透到经济学研究之中，包含生态要素的经济模型、可持续发展的观念相继被提出，这为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和谐共进注入了一丝曙光，为生态经济在学术研究领域开辟了新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