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2 时间累积机制

在普陀山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生活方式，形成了许多反映时代特点的佛教景观。

2.4.2.1 始兴期

晋太康年间（280—289），信徒们已发现本山（时称梅岑山）天然风光和佛教诸经所记观音圣地相似，不断有人来山求访观音踪迹。唐天宝七年（748），高僧鉴真东渡日本，途经莲花洋，上岛驻足候风，见海市蜃楼。据《普陀山志》和元代《大德昌国州图志》记载，唐宣宗大中元年（847），有梵僧（一说西域僧）来潮音洞前燔十指后，突见观音示现，授予斑斓宝器。因此传普陀山为观音显圣地，至今，潮音洞旁仍有“禁止捨身燃指”石碑。

唐咸通四年（863），日本僧慧锷第三次入唐，到五台山礼佛，至中台精舍，睹观音像容貌端雅，恳求请归其国，至明州（宁波）开元寺登船归国，舟行至梅岑山（普陀山），狂风大作，同行人都很害怕，慧锷夜晚梦见一位出家人对他说：“汝但安吾此山，必令便风相送。”慧锷与众乃把求得的佛像留在潮音洞旁，祷告后归去。本山居民张氏将佛像供奉于宅，称“不肯去观音”，这便是普陀山有观音佛像的开始，普陀山成为观音应化道场。至后梁贞明二年（916），张氏在其住宅基础上，建立了普陀山上第一座观音寺院。

2.4.2.2 发展期

宋朝时，普陀山得到统治者支持，普陀山佛教得到迅速发展。宋太祖乾德五年（967），命王贵送香幡到普陀山供奉。神宗元丰三年（1080），王舜封奉皇帝之命出使今朝鲜、韩国，在途中遭遇风波后逢凶化吉，以事上奏，神宗下命修缮“不肯去观音院”，赐额“宝陀观音寺”。其时，日本、朝鲜、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来中国朝贡、经商者，均上山拜谒。北宋、南宋年间（1126年前后），外国使臣经普陀山中转，必登山祈祷，亦有外国人留题，颇有文采。南宋绍兴元年（1131），高僧真歇来山，易律为禅，成为普陀山佛教禅宗始祖，本岛居住者受劝化后，全部搬迁，普陀山始成佛国净土。宁宗嘉定三年（1210）八月大风，圆通殿遭破坏，官府拨付银两重新修缮，嘉定七年（1214）殿成，宋宁宗御赐普陀山宝陀寺“圆通宝殿”匾额，建龙章阁藏之并诏示山中各寺，均要供奉观音菩萨。南宋理宗宝庆年间（1225—1227），宝陀寺为江南教院“五山十刹”之一。淳祐八年（1248），制师颜颐仲祈雨有感，布施2万，粮食50石，置长生库，建接待庄，招待来往使臣，奉诏去山僧赋役。

元朝廷深信佛教，每有帝王登基，必要受戒，中央设总制院（后改为宣政院），各路为行宣政院总览事务。元世祖至元十年（1273），宝陀寺住持如智在沈家门深岙（今勾山街道里山）建接待寺。大德二年（1298），遣太监李英来山礼佛，修缮寺院。元统二年（1334），宣让王帖木儿不花捐钞千锭，僧孚中建多宝塔（普陀山三宝之一）。元末，普陀山庙庵、香道设置、佛塔等文化景观趋于完善阶段。

2.4.2.3 停滞与恢复期

明朝崇佛，可东南沿海一带倭寇经常侵扰，使得普陀山遭遇了数次空前灾难。明洪武二十年（1387），信国公汤和以普陀“穷洋多险，易为贼巢”为由，迁岛上僧侣于内地，焚佛寺300余间，将观音像移至宁波栖心寺，重修佛寺，用“补陀”作为寺院名。岛上殿宇所剩无几，僧人数量锐减，此为普陀山经历的第一次灾难。永乐四年（1406），江南释教总裁祖芳住山弘扬禅宗，著《拙逸语录》。天顺年间（1457—1464），四方缁素，纷纷上山，正德十年（1515），住山僧淡斋重建殿宇、方丈殿在潮音洞上。嘉靖六年（1527），河南王捐琉璃瓦3万修缮寺庙，香火渐盛，鲁王又捐资建琉璃殿、梵王宫。

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倭寇屯据本山，寺庙遭毁，岛上僧侣被迫迁徙，佛教文化景观遭到严重损毁，三十二年（1553），参将刘恩至等灭倭于潮音洞一带。随后将山上寺院拆迁，僧侣迁徙到内地。三十六年（1557），浙直总督胡宗宪拆迁宝陀寺殿宇到宁波招宝山颠。嘉靖四十年（1561），总兵卢镗迁圆通宝殿到宁波招宝山麓，僧真海奉“不肯去观音”西迁，山中梵音虚寂。隆庆二年（1568）、五年（1571），地方官府慑于倭患，又迭禁人民朝山进香，普陀佛教再次衰落。隆庆六年（1572），明所等五僧人越禁上山，重建殿宇，定海（今镇海）把总陈典奉命将其发还原籍，焚毁茅屋，移大小铜佛至招宝山。告示沿海船户不许装运进香人民及游方僧道渡海。五台山僧真松至山，将普陀废状奏闻礼部，得官保学士大宗伯严养斋支持，命郡守吴太恒、总戎刘草堂协理、策划修复殿宇，发给文书，准许住山。明万历年间，地方为防止倭患再起，禁建寺庵，但因帝王崇佛，高僧、名人及信徒仍渡海不绝。万历六年（1578），僧人真表修缮宝陀寺天王殿，八年（1580），湖北一僧人来山创建海潮庵（今法雨寺前身），十四年（1586），神宗颁“赐宝陀寺藏经敕”，命张本等人送皇太后赐藏41函、内府藏经637函，观音金像一尊。真表访求天下高僧，在普陀山建庵53处。参将侯继高植阎立本及吴道子的作品，刻成两块观音像碑在宝陀寺。二十四年（1596），浙江督抚以“普陀屹峙洋外，近岛夷”，再次勒石云：“除原建屋宇见住僧人，已该定海县查有额在册姑免逐外，自后并不许搬运砖木，增建院舍，广招徒众……其一应游僧到寺，只给三日斋粮，立即下山。”但由于帝王崇佛，四方名僧、高官和香客仍然登山礼佛。万历二十六年（1598）宝陀寺遇火灾，朝廷闻奏后，于翌年命内侍赵永、曹奉补赏《大藏经》678函，《华严经》一部，《诸品经》二部，渗金观音像一尊。万历三十三年（1605），神宗派太监张然等赍帑金两千两，皇太后、嫔妃等施银三千两，到山督造殿宇，同时送《金刚般若经》一部、《妙法莲华经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一部，及幡幢等供寺。翌年，新寺建成，赐额“护国永寿普陀禅寺”，万历三十四年（1606），赐额“护国镇海禅寺”，三十五年（1607），命太监党礼携带银两建普陀、海潮二寺御碑亭。翌年，宁绍参将刘炳文捐资建杨枝庵，重刻“杨枝观音碑”。万历三十七年（1609），命张随携金千两到山斋僧，以五彩织锦龙缎40匹和长幡、经袱等供寺，三十九年（1611），复派张随携带银两斋僧，派党礼等赐镇海禅寺《大藏经》，四十年（1612），遣使赐普陀寺玉带镇山门，释海观撰《玉带记》。明天启七年（1627），崇王由樻捐资重建海潮寺药师殿。明崇祯十四年（1641），命国戚田弘遇，携御香至山祷佛。明代，特别是万历后期，本山佛教走上了迅速恢复之路，始与峨眉山、五台山齐名。

清代初期，海疆不靖，普陀山佛教经历第三次灾难。顺治初，群议普陀迁僧，经宝陀寺住持贯介力求方止。康熙四年（1665）五月，荷兰海盗侵占山寺，劫掠金像、银钵、玉环、锦幡等法器，八年（1669），镇海禅寺毁于寇乱，唯存殿塔顶，十年（1671），徙僧至宁波、慈溪等地，十四年（1675），游民失火，普陀寺焚毁，余庵荒废。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弛海禁，僧众归山，二十八年（1689），康熙帝巡视杭州，命相关人员携带银两，登岛重修普陀寺大圆通殿，三十五年（1696）四月，康熙亲写《金刚经》两部，命翰林宋大业分别送普陀、镇海二寺，三十八年（1699）三月，康熙又次南巡杭州，命乾清宫内侍提督顾问行、内务府广储司郎中丁皂保、太监马士恩，登岛修缮寺庵，传旨“山中乃朝廷香火，所有未完之工，以是帑金为之领袖，务令天下臣民共种福田，住持须竭力图成……”御书“普济群灵”“潮音洞”额赐普陀寺，书“天花法雨”“梵音洞”额赐镇海寺，改普陀禅寺为“普济禅寺”，改镇海禅寺为“法雨禅寺”，并发金陵（南京）明故宫琉璃瓦12万张重建两寺大殿，拆明故宫九龙殿修缮法雨寺圆通殿。自此始，普陀山便是帝王钦定的观音道场。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命侍卫翁峨立等赍《心经》一卷、帑金二百两赐前寺，翌年，赐两寺御碑，四十四年（1705），又御书《心经》二部，心经塔一轴赐前寺，《心经》一部、心经塔一轴施后寺，四十八年（1709），派内务府员外郎噶达浑等赍帑金千两到山降香，金幡一对，数珠二串，内造渗金佛三尊，黄蟒袍一袭，银制吉庆阿哥像一尊供前寺，内造珠宝观音像一尊供后寺，命孙文成办理每岁运米3397石，供山僧食用。翌年，复赠两寺僧人袈衣、药材等物。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免除寺院在朱家尖、顺母涂田产赋税，五十八年（1719），两寺立“恩免普陀钱粮碑”。康熙年间，除帝王舍施外，诸皇子争书匾额、楹联，赐挂普陀山寺院，各地官绅竞相布施，塑佛像，助建庵宇，当时山上除普济、法雨寺外，有庵院190处。全盛期，常住僧众达3000余人。

清雍正九年（1731），发帑金七万两，命前苏州巡抚王玑督工，重修前后两寺。历时三年建成，奠定两寺现时格局。十二年（1734），赐两寺汉白玉碑各一块，于普济寺前建御碑亭，供雍正御书《普陀普济寺碑文》。清乾隆十六年（1751），帝驾至杭州，赐前寺住持源善紫金衣一袭及珍果等，三十七年（1772），赐五色哈达、鎏金嵌宝曼丹一座，五十八年（1793），佛顶山始建圆通殿，扩庵为寺。清光绪十九年（1893），颁整部《大藏经》赐法雨寺，三十三年（1907），慧济禅寺经文正和尚大力建造，遂成巨刹，至此，慧济禅寺与前寺、后寺齐名，统称普陀山三大寺。

民国初期，至山交通更加便捷，登山敬佛赏玩的人数日增，岛上寺庙绝大多数进行了扩建、修缮，且新盖许多茅篷。民国二年（1913），在僧教育会基础上成立“普陀山佛教会”，十三年（1924）三月，蒋介石再带妻陪母来山还愿，参观僧众受戒仪式，二十四年（1935）7月18日定海《舟报》载：“每届夏季香风，游客香客住满寺院……社会经济虽不景气，香客之盛，不减当年。”国民政府下令“整饬普陀山风景区，以吸引游客”。为方便四海登山礼佛者，三大寺和多数庵院均在上海、宁波、台州、定海等地分设“下院”。本山佛教发展渐趋全盛时期，并成为江、浙、沪沿海地区富商消暑赏玩的地方。

抗日战争时期，普陀山被日军侵占，周围海域被封锁，庙宇遭破坏，岛上寺僧再次被迫迁徙，普陀山佛教文化再度受到灾难。抗战胜利后，山上各庙宇年久失修，佛教景观亦没有恢复如初。

1949年5月，国民政府江苏省主席丁治磐率众撤至岛上，驻文昌阁，后转嵊泗枸杞岛。6月，国民党军第一绥靖区司令部驻岛，8月撤离。11月，国民党暂一军一部退至普陀山，指挥部设广福庵，翌年5月15日撤离。

1950年5月19日，普陀山解放，1958年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莅山考察，提出建设普陀山为“海岛乐园”，但在此期间，由于受“左倾”思想的影响，正常的宗教活动受干扰，使得刚刚有所恢复的佛教事业再次陷入了劫难。1966年秋，“文化大革命”运动波及舟山。11月，“红卫兵”上山进行破除四旧的运动，1.7万尊佛像尽毁，金质、银质佛像或珠宝串成、香木刻成的佛像遭散失、盗窃，宋代以来摩崖石刻和多宝塔浮雕石佛被凿损，三大寺藏经楼所藏历代御赐藏经3.4万余卷大部分被烧，明清两代敕立的汉白玉御碑被砸，仅有三大寺和少数庵堂由驻军看守，幸免破坏。自1958年始，20余年中，全山在“开山吃饭、靠沙用钱”思想鼓动下，毁林垦荒，挖沙损景，许多名胜古迹被毁和废弃。直至1978年拨乱反正，后又实行停耕还林，禁止挖沙装沙，“海天佛国”才逐步恢复生机。

2.4.2.4 复兴期

1979年，政府重申宗教政策，这是普陀山佛教文化历经几次磨难后再次走向辉煌的开始。1979年4月，普陀山成立了管理局，立宗教科，管理本山佛教事务，也开始劝僧归山，是年7月，政府救济40万元，重建普济寺、法雨寺、观音洞庵等危房。1980年重设普陀山佛教协会，由原法雨寺方丈妙善担任会长，并开始整修御碑亭、普济寺厢房、文物馆，新盖不肯去观音院。1983年僧尼增至236人，登岛的海内外人士也渐趋增加，普陀山开始走向全面整修之路。1987年，佛教协会开始筹集修建普济寺各殿宇的善款，筹得50万元修缮大圆通殿，当年12月，法雨寺九龙壁建成。1989年6月17日，国务院批准《普陀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1991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来山指导工作。至1992年底，多数庙宇庵堂和茅篷得到修复，佛教法事活动恢复如初，奠定了普陀山佛教复兴的基础。

1997年8月，普陀山民用机场正式通航运营，1997年10月30日，“海天佛国”标志性建筑南海观音铜像建成并举行盛大佛像开光法会。1999年6月，《普陀秀色》特种邮票发行，12月，普陀讲寺、万佛宝塔两大工程举行奠基仪式。2002年5月，隐秀庵举行开光仪式、普陀山佛教文物馆珍藏清理工作结束。2004年10月，来自中国、美国、法国、日本、俄罗斯、加拿大、巴西、新加坡等15国的24家新闻媒体的世界华文媒体“看浙江·舟山行”记者团一行24人到普陀山采访。2006年4月，成功举办首届世界佛教论坛。2010年，投资5000万元以完善旅游基础设施，改善景区环境。2013年，普陀山对佛顶山挡土墙、飞沙岙至梵音洞游步道、飞沙岙至宝月庵步道等进行了建设。2015年，对百步沙游步道进行改造建设。这一系列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中外媒体的极力宣传，使得普陀山佛教文化事业再次走向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