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编宏观经济学精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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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献链接

中国储蓄率世界第一背后真相原文出自《人民文摘》2014年第6期第30页,编辑赵秀瑞。

中国最近几年储蓄率高达50%左右,居世界第一,但居民储蓄率只是20%左右。政府和企业储蓄率10年翻了一番,居民储蓄占比却原地踏步走。

最近,一项“中国储蓄率世界第一”的数据再次引发社会关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日前表示,中国最近几年储蓄率在50%左右,居世界第一,但居民储蓄率只是20%左右。储蓄高主要表现在政府和企业,而非居民。造成这个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市场体制存在缺陷。另有专家指出,企业高储蓄率暴露出在一次收入分配中,企业回报多、劳动者回报少的痼疾,致使消费不振,加剧了经济结构失衡。将更多政府和企业收入转化为普通居民的“收入”成为当务之急。

一、居民储蓄率仅为20%

中国的高储蓄率世界闻名。2013年9月,我国居民储蓄连续3个月突破43万亿元,人均储蓄超过3万元,为全球储蓄金额最多的国家。

长期以来,舆论普遍认为高储蓄率源于中国百姓爱存钱的习惯。然而,事实证明这种认识有很大偏差。实际上,中国国民的高储蓄率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政府和企业储蓄率高导致的。

吴敬琏指出,国民储蓄分三部分,一般国家都以居民储蓄为首,然后是企业储蓄、政府储蓄,而中国的储蓄结构却相反。

统计显示,从1992年到2012年,中国国民储蓄率从35%升到了59%,其中,政府储蓄率和企业储蓄率翻了一番,但居民储蓄率却没有变,1992年为20%,2012年依然是20%。

二、根子在投资分配体制

高储蓄率曾支撑了中国独特的经济增长模式——高投资、高进出口规模,为中国经济发展作出了应有贡献。但在加大消费比重,调整投资和出口为导向的经济结构的今天,高储蓄率的弊端愈来愈明显。

“高储蓄率致使经济结构失衡。总储蓄大于总投资,多的部分只能靠出口消化,导致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模式;同时,高储蓄也抑制了消费,不利于扩大内需。”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长徐洪才说。

造成中国高储蓄率的原因很多。专家指出,普通劳动者家庭收入增长缓慢,内需不足,社会保障不充分和预期不稳定等,都使居民非常看重储蓄。

此外,投资渠道少也是居民高储蓄的原因之一。“从结构和数据来看,市场投资主体主要是政府和企业,民间的投资渠道则很窄。”吴敬琏指出。

吴敬琏说:“2009年4万亿元投资主要给了国企,而且主要是央企,10万亿元贷款主要给了谁呢?还是国企,是央企,以至于有些央企感觉负担很重,拿到这么多钱怎么办呢?结果纷纷成立房地产公司,就出现这个情况。”

“所以,根本的问题还是在体制上。不同的所有制企业获取要素的能力是不一样的,要素最重要的就是资本要素。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资本市场很不正常,不是一个建立在规则上的真正市场,因此才出现这样的问题,根本的出路是改革。”吴敬琏强调。

三、提高国企分红比例

要解决中国储蓄率高的问题,除拓宽投资渠道,加大对居民的社保、医疗卫生和教育领域的投入外,更重要的是提高居民收入。其中,扩大国企对全民的分红比例,能起到降低储蓄率和调整经济结构的双重作用。

徐洪才说,当前,在一次收入分配中,存在企业利润厚、劳动者收入薄的问题。有些国企旱涝保收,利润丰厚,成为特殊利益集团,集团内部福利丰厚。这“一厚一薄”抑制了居民消费,使内需不足,造成产能过剩,导致经济结构以投资和出口为主,消费不振。

现在,要调整经济结构,提高消费比重,就要提高百姓收入。“要提高百姓收入就要降低国企储蓄率,把更多的钱从银行拿出来给大家分红。”徐洪才认为,要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保障国有资产出资人——全体公民的利益。

当“中式节俭”遭遇“美式浪费”原文出自《经济学茶座》2013年第2期,第159-163页,作者王宏淼,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引入本书时作了删减和修改。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崇尚勤以修身,俭以养德。直至今日,我们还以勤劳节俭的民族自诩。而美国呢,则可能是最能花钱、最敢花钱,也不怕借钱的主儿了,由此带来的高福利、高消费,委实让很多人羡慕嫉妒恨。按照我的观察,两个国家各有各的“浪费”,各有各的“节俭”。

一、美国“大线条”式的生活和中国人的“细方块”不同

在一定程度上,普通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完全可用“大包大捆、大吃大喝、大房大车、大手大脚、当下享乐”来概括。人家确实有超级大国的气魄,什么都是多、大、实、牢。到超市购物,土豆、洋葱、水果、肉蛋、米、面、等吃的大多已经一袋袋、一捆捆包装好了,牛奶、果汁是大壶大瓶的,内衣袜子是成包成打的,面包点心等也常常是买一送一。出去一次,买的就是一周的食品日用,因此购物推车常常被堆得像小山似的。塑料袋是免费的,超市服务员会帮你把所购物品分类装袋,如果怕不结实尽可以多套两层。食品运家,放开肚皮尽情享用,甚至几天足不出户,坐在客厅沙发上,边吃着爆米花边看电视,成为典型的“沙发土豆”(Couch Potato)。但食物确实单调,烹饪方式不外乎煎、烤和凉拌,配上酸、甜、辣等酱料,似乎什么都是“老三样”。“大胃王”收纳这些虽“不好吃”但富含高蛋白、高热量的食物,加上多开车不运动,不胖才怪呢。在街头常见到身形已经极其硕大者,却还手持冰激凌吃得津津有味。

从人居环境来说,美国的城乡差别不大,某些方面乡村可能更优,因此不少富人住在乡下。大多数工薪阶层都住在大城市近郊或周边的市镇里,房屋两三层,建筑面积200~300平方米,绿地则视所处地段多寡不均,全部占地面积1~3亩不等。这样大的house,在中国是绝对的豪宅了(而且位置偏远)。美国发明了汽车,当仁不让是“汽车上的国家”。据著名汽车杂志Ward's Auto的数据,2011年美国以2.85亿辆机动车居全球第一。按3.14亿人口计,每千人拥有439辆私人汽车。一般的中产家庭都有2~3辆车,或者是“小轿车+皮卡”组合,或者“小轿车+七座越野车”组合,以服务不同用途。美国人不仅好开宽大舒适、动力十足的汽车,而且喜欢开快车,汽车启动时轰然作响,行进中呼啸而过。大包大捆、大房大车,自然需要硕大的冰箱、烤炉、电视、洗衣机、洗碗机、吸尘器及空调等设施来配套,其尺寸几乎是中国同类家居品的1.5~2倍。由于强调安全、洁净和舒适,工作场所和居家房间很少开窗,基本靠空调,而且一天24小时,常年少有间断,冬天热得仅穿衬衫,夏天冷得需加外套(我在图书馆里看书,几次都差点感冒),不少美国家庭反而在夏天用被子。为安全起见,许多办公室、商店、室外停车场24小时亮着灯。由于一些州、市实行“晾衣绳禁令”,居民不得在户外拉绳晾晒衣被,所以洗衣后必须用烘干机。这些都造成美国的电力消耗惊人。煤气使用量也很大。据说一家美国人消耗的过冬燃油足可让中国100户家庭取暖。11月至4月的供暖季,有人甚至为了加热家里的游泳池,每月要烧掉上千美元的天然气。因此,宽大、舒适、豪华的美式物质生活,完全是以大量土地(但这与美国广袤的土地相比算不了什么)、资源的大进口和消耗为代价的。

二、清教徒为何转向了福特主义

其实,美国社会并非一直如此高消费和浪费。回溯历史可发现,最早漂洋过海到新大陆拓荒的清教徒也曾勤俭,从美国早期的建国者到工业革命时代的实业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崇尚生产、鄙视享乐,强调禁欲主义和社会责任。在以新教伦理为信仰,以重商主义为国家战略的时代,人们内心渴求的是真金白银,热衷的是海外贸易,国内消费在美国社会中当然只能长期处于被抑制的地位。从经济学角度看,新教教义强调禁欲、节俭,其实也是前工业革命时期的“短缺经济”使然,因而随着商品大潮来临,禁欲主义也遭遇了最强劲的挑战。1860—1920年美国人口增加两倍多,而生产率提高惊人,制成品增加了12~14倍,成为第一大工业国。自1880年生产过剩危机开始出现,多个工业部门价格下降、产品滞销和工厂倒闭。收入不断提高的人们,被越来越多的商品包围,开始有机会享受价格下跌和产品创新带来的福利。曾经作为美国人精神支柱的清教禁欲主义,终究与经济现实和世俗欲望发生了激烈冲突。

不可不提微观和宏观制度创新。如果说20世纪初“泰勒制”使大量物美价廉的商品涌向市场,催发了大众消费,那么此后的“福特制”则更进一步,通过推广精益化批量生产,使得成本极小化,保证了美国民众有可能购买得起小汽车和其他耐用消费品,使得美国真正迈向现代大众消费社会。伴随一战后“福特主义”的流行,小汽车、电冰箱、洗衣机、吸尘器等作为必需品进入了千家万户。

消费成为生产目的,已不再是有闲阶级的特权,既要赚钱又要消费成了大众生活的基本信条,每个人似乎都可实现平等消费,即使一时拮据也可用分期付款或抵押的办法来消费。20世纪的新美国,渐渐显现出一种受大众消费经济秩序支配的全新生活方式,以更满足“人类本性”和“效率原则”的新价值观取代了传统价值观,成为不断刺激美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近一个世纪来消费占美国GDP的比重一直在70%以上)。此后美国几乎所有重大的商业创新和制度变革,皆与这种生活方式与效率原则密切相关。无论是福特主义下实行劳资集体谈判、长期雇用合同和最低工资累进制度,还是1930年代大萧条之后凯恩斯主义政策与福利国家制度的流行,抑或80年代以来的新技术革命和制度变迁(金融自由化、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等),莫不如此。不管其目的是稳定员工收入,或者维持有效需求,或者提高生命质量,还是降低交易成本,都促进了大规模消费的稳定增长。而消费的扩展和创新,又反过来刺激和满足了人的需求,带来了巨大的商机,同时也促进经济发展和人类进步。在大众消费文化驱赶下,美国人似乎越来越脱离宗教的说教。正如哈佛大学神学院教授考克斯(Harvey Cox)1965年出版的《世俗之城》(The Secular City)所写的,基督教在进入现代化和都市化之后,在美国中产阶级之间起了革命性的变化,尤其在世俗思想和消费欲求冲击下,美国人神圣的宗教观念已经历了彻底的转换。由此我们不禁要问,在宗教本身都被世俗化为一种特殊的精神商品和大众消费品的时代,无节制的消费和浪费到底会走向何方呢?

三、美国过度消费能否持续

美国式高消费在带来繁荣与满足的同时,也带来了太多负面影响。首先是消耗巨大。环境智库“全球足迹网络”计算了各国生态足迹(维持单位人口生存所需要的地域和水域面积)。2010年数据显示,美国人均消费足迹为9.5公顷,而世界为2.7公顷(中国为2.2公顷)。以美国标准计算,需要5个地球才能让所有人都过上美国式生活。现在每生养一个美国孩子所消费的足迹是中国孩子的7倍,是印度的55倍,更是尼日利亚的86倍,可见美国人的命价之高,生养成本之巨。其次是浪费惊人。美国人每年扔弃食物总值至少有1650亿美元。再次,污染严重。美国对产品和资源的大规模进口和消费,受益了自己,却把污染留给原产国。从其国内看,二战后消费品的更新换代越来越快,使得美国开始走向抛弃型或快餐型社会。但不少一次性产品因使用不能生物降解的塑料或泡沫,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破坏。最后,最关键的是很多美国人借债消费,不留余地,储蓄率很低甚至是负数,最后只能靠政府。但政府也是债台高筑,公共债务滚雪球般增长。面对经济危机,联邦政府除了花钱还是花钱,而这些钱都是从子孙后代和外国借来的啊!

由于上述原因,自2007年危机以来,美国人高负债、高消费、高消耗的生活方式被世人广为诟病,忧心忡忡者亦不少。依我理解,人们目前或无需为美国过多担心。不是吗?

第一,美国人均资源丰富,承载能力巨大。由于幅员辽阔,大多数城市和乡村的容积率和建筑密度都极低,所以美国人基本上属于“散养”模式,土地利用“很浪费”;地大物博但地下资源多未开采,将来就是新生3亿人,并从中国再移民2亿人,也装得下、养得活。

其二,维持美国人高消费的核心机制还在于低价格——农产品价格及基本生活需求的价格极低。这一低价格优势,除了来自美国农业部门优势,以及低制度成本外,也源于美元优势和全球化红利。这使美国得以在全球配置资源,并且即使大发货币也能输出通胀。按照美国经济分析局最新数据,2011年美国人的衣、食、住、行占家庭总支出的比重分别为3.5%、7.8%、22.8%、10.3%。即使加上外出用餐及服务费用6.4%,食物总支出的比重也仅为16.2%。根据年度变动百分比可计算出美国家庭恩格尔系数只有12. 5%,是全球最低的。另以油价为例,目前平均在4~5美元/加仑,折合人民币外汇时价也仅为6.6元/升,而“911”之前低于1美元/加仑(约2元/升),真是比水还便宜。

由于义务教育普及,家庭教育支出仅占总支出的2.5%。总体上以美国人的高收入应对低廉的基本生活成本确实绰绰有余,所以在健康、健身等方面才敢于大把花钱(约占支出的30%)。只要这种低价格机制尚能维持,美国消费也就能够运转。

其三,个人自觉、民间监督、政府引导以及宗教教化,都在促使调整。受危机影响,美国人近年也开始节约、储蓄,抛弃大排量汽车,重新发展铁路等。民间也在努力。据公民反对政府浪费协会(CAGW)报告称,该组织通过细审、批评和反对政府的浪费性支出,自1986年以来已经为纳税人省去了1万亿美元的税收支付。类似于哈佛这样的大学,近年也施行了“绿色计划”,以节约开支、倡导低碳生活。可预期在绿色理念下,美国生活模式或有一定的调整。而据很多学者研究,崇尚自我奋斗、拼命工作、挣大钱又大把捐钱等现象,其实表明清教精神并未消失,宗教的影响一直还存在于美国世俗之城的方方面面。

其四,面对债务危机,美国政府有很多牌可打,就看它用不用,怎么用。诸如:对富人征税、提高税率、消减政府支出等。甚至出售、出租国有资产如国有土地、矿山和水资源等(美国公用土地占全国面积42%,其中联邦政府占有的土地占32%)。

四、中国启动消费需要改进什么

在艰苦奋斗作为一个革命传统和“口号”在官方文件中闪现之时,启动消费却一直困扰着中国经济。借鉴并反思美国经验,需要改进之处或有:

1.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中国人辛苦赚来的钱,被中国政府转而借给美国政府使用,美国政府又通过福利政策等管道,让全体美国人获益。这在一定程度上无异于以“中国人的节俭”补贴“美式消费”,实在不划算。但不借,又没有更好出路。根源在于重生产、轻消费,强调政府干预的重商主义政策及高投资、高消耗、高污染的经济发展模式必须转型。

2.基础条件不同,中国不能跟风“美式消费”。中美国土面积貌似相近,但中国西部大片高原沙漠等都无法住人,宜居处只有不到2/3,人口却整整比美国多了将近11亿!无限多的人,追逐有限度的资源,必然很局促、紧张。因此,在城市化建设、发展私家车等方面,中国绝对不能克隆美国消费模式。

3.中国需要增加收入以促进消费,但更需要降低恩格尔系数。中国近年的恩格尔系数约在36%左右,并出现了不降反升的趋势,使得居民不敢消费。

4.应继续贯彻人本主义的发展观,促进机会平等、分配公平。搬去百姓头上高额的医疗费用、子女教育费以及直线上升的住房费用等“三座大山”,大规模降低居民负担,提高居民的实际购买力,稳定居民预期,解决后顾之忧。

5.从文化和制度层面重建中国的消费观。中国的浪费,在某些方面比美国更惊人。如《瞭望周刊》曾保守推算,中国2007—2008年仅餐饮浪费的食物蛋白质就达800万吨,相当于2.6亿人一年所需;浪费脂肪300万吨,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不仅如此,中国的过度人情消费、政府浪费和腐败都极其严重,在全世界都数一数二。2011年中国政府机构的公款吃喝费用达到3000亿元,正好够我国贫困人口生活一年,还不包括灯光工程、摆花工程等华而不实的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