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学界对茅坤《唐宋八大家文抄》的批评与赓续本的再生产

学界对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抄》一边没完没了地加以批评，一边又不弃不离地加以再选。在晚明至清末三百余年的历史跨度上，累积起丰富的思想资源，其中包含着对茅《抄》的一系列负面评价。那么，这些负面评价的主要内容及其意义如何？尤为重要的是，其与赓续本的再生产之间存在着怎样的逻辑关联呢？

茅《抄》初刊于万历七年（1579），此后的半个世纪并不出名，《明史》所谓“其书盛行海内，乡里小生无不知茅鹿门者”，是对前人文献的误读。学界对茅《抄》的关注发轫于崇祯时期。崇祯元年（1628），方应祥重刊茅《抄》，指出并订正了其存在的局部问题。此后的孙慎行、王志坚、吴应箕等人，从不同方面拓展了对茅《抄》的批评。在此基础上，清人黄宗羲、王夫之、储欣、华希闵、袁枚、皮锡瑞等一大批学者的参与将这一批评引向系统和深入。其主要评价可以从立名、宗旨、选文、评点和影响五个方面加以总结。

（一）立名：“强合之为一队”、“盗袭”

在晚明至清末三百余年间，“唐宋八大家”名称的合法性和冠名权，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话题。这段历史公案还没有引起当今学界的充分关注。学界对茅《抄》的关注和批评发轫于崇祯时期，但这些批评都不约而同地遵循着“方应祥模式”，即在整体肯定“唐宋八大家”立名的前提下就某些方面提出批评。与明人不同，清人对茅《抄》的批评更为苛严，不时泛起全盘否定的声音，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对茅坤所立“唐宋八大家”名称的质疑。这些质疑之声虽然颇为嘈杂，但大都以否定其合法性和冠名权为指归。

新朝建立之初，往往苛论旧朝。在清初的特殊背景下，茅《抄》遭遇苛评不可避免。清代后期，随着阳湖派的兴起，攻击桐城派的势头增大，而桐城派以唐宋八大家文统的接续者自认，作为唐宋八大家文统的建立者，茅《抄》自然难以摆脱干系。针对汹涌而来的负面评价，论证其立名合法性者也为数不少。此类原创性批评主要发生在清初。后来的正面评价大都沿袭成说，但成说的每一次重述都在客观上加强了其影响力，其意义也不可否认。另一方面，不对茅坤的冠名权直接提出质疑，而通过寻绎“唐宋八大家”得名源流以归美前贤者，也不乏其人。这一派的批评要比诬蔑茅坤欺世盗名来得温和，但其不甘心将冠名权独归茅坤的心态与前者并无不同。此类原创性批评大都发生在清代中后期。总起来看，清人的批评虽然不免过激，但在系统性和深刻性方面已大大超过明人。

明清时期关于“唐宋八大家”名称的论争，其基本脉络已如上述。那么这些论争的主要内容有哪些呢？论争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唐宋八大家”名称的合法性和冠名权两个方面。先说合法性。

“合法性”就是合理性。“法”不是指法律，而是指“理据”。理据来源于对象的实际情况和人类的思维逻辑。如果一个名称以及冠名者赋予这个名称的内涵，被认为不符合对象的实际情况，或者不合常理，那么它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

对于一个文学流派而言，共性是合法性的基础。唐宋八大家生活时代不同，个人风格和文学成就也各不相同，如果他们没有共性，凭什么把他们凑到一起？茅坤当然深谙此理。他为八大家找到的共性是“双合”：合于“六艺之旨”和“不易之统”。按照方应祥的概括，就是“有当于孔子之六艺，而不失庖栖以来人文不易之统绪”。“六艺”即《诗》、《书》、《易》、《礼》、《乐》、《春秋》，也称六籍、六经，据说皆由孔子删定，故称“孔子之六艺”。“有当于孔子之六艺”即“于六籍中求其吾心者之至，而深于其道，然后从而发之为文，譬则金之在冶，而种种色色，无不得其鼓铸之真者”。也就是说从六经中体认出“道”来，从而发为文章；这些文章虽然“种种色色”，但须得六经涵养，受六经范围，万变不离其宗。“庖栖以来人文不易之统绪”即《易经·系辞》所说的“其旨远，其辞文”。“其旨远”即“不诡于道”，也就是羽翼六经而不相违戾。“其辞文”即“道之灿然若象纬者之曲而布也”，形式虽然可以很华美，但必须是道的体现。

这样，茅坤就在经、道、文交叉点上建构起一个具有共同渊源的统系，从而在唐宋八大家之间找到了具有崇高法理依据的共性。在他看来，“韩、柳、欧、苏、曾、王辈，固有正统”；而此前的东汉、魏、晋、齐、梁、陈、隋，以及此后的李梦阳诸人，皆系“草莽偏陲”，不得与于正统。茅坤依六经而立道统，依道统而立文统，将唐宋八大家界定为远绍六经、近接西汉的正统接续者。为立此论，附会之处，亦所不免。黄宗羲说：“欧公谓正统有时而绝，此是确论。鹿门特以为统之在天下，未尝绝也。如此必增多少附会。”茅坤所立“正统”是道统和文统的混合物，其中道统是文统的合法性来源，附会之处居多。实际情况是，唐宋八大家是一个文学群体，而不是一个道学群体。如果以道相绳，特别是以后起的宋明理学来衡量，难免醇驳互见，不洽人意。这就开启了后世关于八大家“醇驳”问题的论争；与此相关，其命名的合法性自然也受到质疑。

首先发难者是孙慎行。其崇祯初年所作《唐宋八大家文抄序》提出，文章分为明道之文、经世之文和文家之文，“若八家，时明道，时经世，盖兼举肆力而未为颛门者也。故有醇有剥，有畅有阏，而究竟不免为才人学士穷奇逞怪之文”。就是说，八大家文主要是文家之文，在其他方面并不突出。所以他又说：“（八家）去经世远矣，至道术，则益又远。”这就剥去了八大家的道统光环，还原了其“文家之文”的本来面目。

这一论断影响深远。张伯行以“文人之文”定位八大家，即由此而来。其康熙末年所作《唐宋八大家文抄序》说：“文人之文，不免因文而见道，故其文虽工，而折中于道，则有离有合，有醇有疵。”又说：“韩、柳、欧、曾、苏、王诸公，卓然不愧大家之称，流传至今而不朽者，夫岂偶然也哉？”也就是说，在道方面的不足不影响其成为不朽的“大家”。这就从与茅坤不同的视角赋予了“唐宋八大家”名称的合法性，从而化解了茅坤附会道统所带来的名不副实的自身矛盾。

张伯行为理学名臣，他的论断非同小可。在此之后，骂八大家“不知道”者仍然不乏其人。例如，康熙末年，张谦宜说：“八家之于经，只是模仿字句，用文作料。就中道理，都未细心研究，所以韩不言格物，欧不信《系词》，王斥《春秋》，苏氏论《诗》、《易》、《中庸》，极为背戾，皆不得曰知道。”孙慎行、张伯行等既已将八大家文还原为“文人之文”，与“明道之文”区分开来，则其知道与不知道，皆无损于“唐宋八大家”作为文学流派名称的合法性。此事已有论定，所以张谦宜的过激之言并没有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孙慎行和张伯行运用“还原法”，迂回地实现了“醇驳”说与“大家”论的兼容，而蔡方炳和沈德潜则正面回击了“醇驳”论。康熙初年，蔡方炳说：“夫八家之文，有合乎道者，有不尽合乎道者，盖其旨主于揆时度势、救弊补偏，以洗儒者迂疏无用之学。要其衷诸孔孟，以上推二帝三王之说，何尝不异轨而合辙乎？是合道者，守道之经；即不合道者，亦用道之权。讵必专言理学，乃为荷道之人；不专言理学，遂非翊道之人耶？余故断以孔孟已往而后、濂洛未兴以前，赖此八家之文以载道于天壤间也。”蔡氏将原始儒家学说与宋明理学区分开来，认为唐宋八大家虽不尽合于宋明理学，却与原始儒家学说（即“孔孟”、“二帝三王之说”）“异轨而合辙”。准此，他反对以后起的宋明理学标准逆向要求八大家，并尖锐地批判了理学家的此类学霸习气：不“专言理学”，即诬为“非翊道之人”。关于八大家在道统中的地位，他认为，在“孔孟已往而后、濂洛未兴以前”的“圣道湮晦”之际，如果没有八大家的“羽翼昌明之力”，圣道就会“绝而不续”。这就从一个宏大的视角，将八大家放在古往今来的道统链条中加以观照，肯定了其存亡续绝之功，呼应并加强了茅坤赋予八大家的道统光环，进一步论证了“唐宋八大家”的内在一致性。

乾隆初年，沈德潜说：“文之与道为一者，理则天人性命，伦则君臣父子，治则礼乐刑政，欲稍增损而不得者，六经四子是也。后此宋五子庶能表章之。余如贾、董、匡、刘、马、班，犹且醇驳相参，奈何于唐宋八家，遽求其备乎？”理学家普遍认为，八大家不过“因文见道”，与“道成而文自显”的合一境界判然有别，不得谓之“知道”。沈德潜站在文学家的立场上，在此提出了有力的反驳：“文道合一”的境界，只有“六经四子”能够完全符合；以此要求八大家，是求全责备。他还说：“宋五子书，秋实也；唐宋八家之文，春华也。天下无骛春华而弃秋实者，亦即无舍春华而求秋实者。”这就打通了理学与文学之间的壁垒，肯定了唐宋八大家之于宋明理学的积极意义，有力地论证了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法性。

所有这些都是在承认八大家“醇驳相参”的前提下展开的，或者认为“醇驳相参”不妨碍其成为文学“大家”；或者认为“不合道者，亦用道之权”，不足以为八家病；或者认为只有圣贤能够做到有醇无驳，不必苛求八家。至此，茅坤立名依据的内在矛盾得到了多方面的解决，“唐宋八大家”作为具有共性的专名，其合法性也大大增强。

否定“唐宋八大家”名称合法性的另一个理由是择人不当。持此意见者认为，大家无定数，而且茅坤所定八家比例失调，高下悬殊，不足为凭。康熙中期，储欣批评茅坤“选大家而限以八”是“坐井之窥”，“适足以掩遏前人之光”，并说“大家有定数哉？可以八，即可以十矣”。于是增李翱、孙樵为十大家，显然也觉得茅坤所定“唐二宋六”比例不当。乾隆时期，袁枚发挥了储欣的看法。他说，“夫文莫盛于唐，仅占其二；文亦莫盛于宋，苏占其三”；又说茅坤“取千百世之人而强合之为一队”，其所立“唐宋八大家”之名“不可以为定称”。清末皮锡瑞也说，“列汇八贤，总归一格”是“削趾适屦”。不过，反对此派意见的也大有人在。与储欣同时而稍晚的何焯，就持不同观点。他认为：“八家文各自成家，其不悖乎六经之旨、不离乎史迁之法则一，故可合八而一之。先是，止称韩、柳、欧、苏四家，渐衍为八家。定为八家者，自鹿门茅先生始。近者卢文子、蔡九霞、王惟夏、孙执升评骘八家文，非不各有发明，要皆为鹿门先生扬其波而益其炎焉尔。或增唐李翱、宋叶适为十家，学者究未尽允。似此八家者，增一不可，损一不可，于是鹿门《文钞》为文章家不易之书矣。”在何焯看来，八大家之文，归旨于经，取法于史，具有共性；八大家得名经历了一个自然的衍生过程，其来有自；后来的选本皆以茅《抄》为蓝本，不足掩蔽前贤。这就对“十家说”提出了否定，并旗帜鲜明地肯定了“唐宋八大家”名称的合法性——书为“不易之书”，自然名为“不易之名”：“增一不可，损一不可”。

择人不当论的另一个看法是，曾巩、苏辙文学成就不足，与“大家”之名不相称。唐琯说：“选家每以醇厚推南丰，予虑夫气之优柔，或犹乎东汉之就衰也。”袁枚则认为，“曾文平钝，如大轩骈骨，连缀不得断，实开南宋理学一门，又安得与半山、六一较伯仲也？”其实，关于曾文的缺点，茅坤早已指出，“八君子者之中，曾子固殊属木讷蹇涩、噭之无声、嘘之无焰者”。将他列入八家，正是看中了其“开南宋理学一门”。对于此点，蔡方炳所论最为明切。其《南丰文选序》云：“余读其文，上与刘中垒相后先，下启伊洛、考亭之风。唐荆川、王遵岩推崇其书，而茅鹿门侪之大家之列，良不诬也。呜呼，使曾氏之文不著，世将谓大家专取奇恣而峭厉，无复有古者淳厚之遗矣。故录曾氏之文，正以云救也。”曾巩是文道两栖的人物，茅坤将他列入八大家，就是为了增加“道”的分量，从而增强其立名的合法性。袁枚却站在文学立场上以此作为否定其合法性的理由，颇有几分讽刺意味。

对于苏辙，茅坤的评价很高，但明末王志坚说他“坦而近于庸”。康熙初年，蔡方炳则从另一个视角对苏辙作了充分肯定。其《颍滨文选序》说：“颍滨奇崛不能胜老泉，浑灏恣肆不能胜东坡，譬之山轰起万仞之高、水淼然千顷之大，既已骇心夺目，而无平岗复岭、清溪安澜以纡徐映带于其间，则临之者固不能以终日，其将神竭而返也。”这就从读者的阅读感受出发，将风格的多样性和互补性作为重要的考量标准，肯定了苏辙的价值。同时而稍晚的华希闵也赞扬苏辙“师友父兄，而为文自辟门户，无所附丽”。人树一帜，各不相袭，才能称为大家。蔡、华二人皆能抓住这一点，以能否“自辟门户”、独标风格作为判断“大家”的标准，突破了单纯以成就论高下的成见。不过同样以风格要求大家的袁枚，却得出了与华、蔡完全不同的结论。他说：“所谓一家者，谓其蹊径之各异也。三苏之文，如出一手，固不得判而为三。”由此作为否定茅坤立名合法性的理由。实际上，“眉山苏氏父子兄弟相师友，而明允之豪横，子瞻之畅达，子由之纡折，亦有人树一帜，各不相袭者”。袁枚“三苏之文，如出一手”的论断显然不够允当，因而影响不大。

择人不当论的第三个看法是，王安石“得罪于圣人，流毒于天下后世”，而且执拗狠戾，党同伐异，在人品上很成问题，不当列入八大家。以人论文是中国的通例。由于王安石被认为有人品问题，后世“恶其人并不师其文”、“嫉其人而因以不重其文”的现象十分普遍，所以在中国散文史上，以王安石文为师法的作家很少。在这样的现实面前，茅坤将他选入八大家，自然难洽人意。康熙时期，储欣曾“再三欲斥去，勿列大家”。雍正时期，唐琯认为王安石“滥厕”八家，“欲以紫阳朱子易之”。但都没有这样做，其共同的理由是八家之选，由来已久，贸然更易，“徒足骇怪学者之耳目”。乾隆时期，高嵣也说：“岂谓八家足尽唐宋哉？然唐宋首推八家，前人论定，荟萃成编，三百年来无异议，余亦何庸更置他词？”一边对茅《抄》表达不满，一边仍然沿用其名，这样的矛盾态度很有代表性。

名称的本质是符号，不可能反映对象的所有特征。明清时期对“唐宋八大家”名称的种种质疑，是以某一方面的名实不符为根据的。其前提就是要求名称反映对象的所有特征，不能不说过于苛刻。另一方面，名称的合法性主要是通过“因果的链条”实现的。一个名称产生之后，只要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人都跟着这样叫起来，久而久之，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了。至于其是否与对象的特征完全一致，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正如索尔·克里普克所说：“当一个专名一环一环地传递下去的时候，确定该名称的指称的方式对于我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只要不同的说话者给它以相同的指称对象。”学界以名实应该完全相符为前提审视茅坤的立名，自然觉得许多地方与事实不合。但“八家之文最裨经义”，在科举力量推动下，唐宋八大家再选本层出不穷，每一个新选本的诞生和流行都以重述的手段塑造着其经典地位，每一个“因果的链条”都加强了其名称的合法性。那些嘈杂的批评声音尽管十分尖刻，但并没有占据舆论的制点高，成为压倒性的力量。

再说冠名权。“唐宋八大家”得名于茅坤，这一点在明代并无异议。孙慎行曾说茅《抄》选文太杂，不如唐顺之《文编》“有裁”。孙慎行是唐顺之的外孙，他推尊《文编》不难理解，但并没有说《文编》为茅《抄》所自来。吴应箕认为茅坤的评点“最能埋没古人精神”、“自谓得古人之精髓、开后人之法程，不知所以冤古人、误后生者正在此”。措辞很尖刻，是仅就其评点而言，并没有怀疑其冠名权。清初黄宗羲指出，“鹿门八家之选，其旨大略本之荆川、道思”，第一次指出茅《抄》与唐顺之、王慎中的联系，但无意说茅坤盗袭唐、王。“盗袭”说的提出者为朱彝尊。其《明诗综》说：

世传“唐宋八大家”之目系鹿门茅氏所定，非也。临海朱伯贤定之于前矣。彼云六家者，合三苏为一耳。今《文抄》本大约出于王道思、唐应德所甄录。茅氏饶于赀，遂开雕以行。

朱氏认为，《唐宋八大家文抄》一书系出王慎中、唐顺之所选（即甄录）,“唐宋八大家”之名系由明初朱右所定，而茅坤只是一个“开雕以行”的出资人。如果以此推论，那么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抄总叙》在大谈“唐宋八大家”立名依据时只字不提朱右（字伯贤），其万历七年（1579）初刻本《凡例》自称“凡予所录八大家之文”云云，正文卷首自称“归安鹿门茅坤批评”，不是“盗袭”，又是什么呢？

所谓盗袭，是指“盗”王、唐之选、“袭”朱右之名。关于盗王、唐之选，实无此事。茅坤的外甥顾尔行说：“《八大家文抄》者，行舅氏鹿门公手披而录之者也。舅氏性好读书，虽少入仕籍，而不能废书以自娱。其谪广平及官陪京，皆冷曹，无所事事，则诸家之籍咸批之，无不详且至。比不肖自既髫知诵习，尝时擘画以教焉。迩十余年来，表弟辈习为经生者日众，而时有司益重以后场风诸生，则又搜唐宋诸家，凡敷陈资于举子业者，而以充广之；八公其表表者也。表弟桂，性好古，宝所习而次为若干卷板行焉。”可见，茅坤评书，由来已久。《唐宋八大家文抄》从选文到评点皆出自茅坤之手，系其晚年为儿辈举业而编的家用教材，其主要目的是帮助他们写好“后场”的论、策等。当然，茅坤与唐顺之、王慎中交厚，两人的影响肯定是有的。唐顺之《文编》成书在前，也包括八家文，其选篇和评点对茅坤的影响当然更大。不过，茅坤于所录唐、王评点，皆已注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抄凡例》云：“凡录批评，特据予所见而已。古之吕东莱、娄迂斋、谢枋得而下，多不录，以其行于世已久，而学士大夫无不知之者。独近年唐荆川、王遵岩二公所传，世未必知之，故唐以○，王以△，各标于上，以见两公之用心读书处。于（与）予所见合与否，亦不暇论。”盗人之选而又自注其姓名，实在于理不通。尽管这样，朱彝尊“盗袭”说还是影响很大。后来的吕葆中就信以为真，王应奎宣扬此说，津津乐道。第一个为茅坤辩诬的是《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唐宋八大家文抄》提要说：“说者谓其书本出唐顺之，坤据其稿本，刊板以行，攘为己作，如郭象之于向秀。然坤所作序例，明言以顺之及王慎中评语标入，实未讳所自来，则称为盗袭者，诬矣。”可谓有理有据，一锤定音，流传近百年的“盗王、唐之选”说由此渐行渐远。

关于“袭朱右之名”，情况较为复杂。朱彝尊的袭名说影响很大，到杭世骏生活的雍、乾时期，已成共识。杭世骏说：“元末临海朱氏始标八家之目，迄今更无异辞。”此说经四库馆臣的刻意宣扬，影响更大。《唐宋八大家文抄》提要说：“考明初朱右已采录韩、柳、欧阳、曾、王、三苏之作为《八先生文集》，实远在坤前。”然而，朱右选本并不叫《八先生文集》。直到清末，才有学者对此加以考辩。刘声木说，朱右所编实为《唐宋六先生集》，而且“立名实未允协，以三苏合为一家，称《唐宋六家文集》可也，乃以 ‘六先生’名集。三苏本属父子兄弟三人，焉能并三人为一人耶？”由此他认为朱右所定之名“转不如坤之迳云八家之为得也”。这就推翻了“袭朱右之名”的旧说，还原了事实真相。

也有人将“唐宋八大家”立名的源头上溯至元代乃至南宋。文政二年（1819，嘉庆二十四年）日本刘煜所作《续唐宋八家文读本序》云：“元吴澄历举古来文宗，每称韩欧七家，已兆其端。至明初朱右辑录八家文为《八先生集》，而八家之名立。举世谓昉于坤，非也。”晚清驻日大使黎庶昌受此影响，将此观点舶来中国，其《续古文辞类纂序》云：“茅鹿门八家之说，皆以为定自朱右，不知吴文正草庐序王文公集已言之。眉山只数二苏氏，仅得七人，子由尚不与也。”吴澄（1249—1333），字幼清，学者称草庐先生。其至元二十四年（1287）所作《别赵子昂序》提出“唐宋七子”说，八大家只少苏辙。“唐宋七子”说对唐宋八大家的形成确有影响，但也只能说“已兆其端”。

在此之前，王应鲸上溯至南宋朱熹、吕祖谦等。其乾隆二十六年（1761）所作《古文八大家公暇录序》云：“闲尝读朱子《语录》、《全书》，其中论唐宋文字，于韩、柳、欧、苏、曾、王八家，每谆谆言之，则八大家之评，由来尚矣。故朱子之友吕东莱先生著《古文关键》一书，用选八家为多。嗣是有真西山先生《文章正宗》两编，唐宋之文亦八家为备。宋季谢叠山先生有《文章轨范》七卷，共六十有九篇，亦以八家为指南。”与王应鲸同时的杭世骏也说：“鹿门八家之说，袭真西山《读书记》中语。”其共同心态是推美前贤，不甘心将“唐宋八大家”冠名权独让茅坤。对于这种倾向，高嵣就颇为不满。其乾隆五十三年（1788）所作《唐宋八家钞序》云：“唐文有韩、柳，宋文有欧、苏、曾、王，朱子盖尝亟称之。嗣是古文选本如吕东莱之《关键》，真西山之《正宗》，楼迂斋之《文诀》，谢叠山之《规（轨）范》，率皆以诸家为准的，而亦诸家文为较多，然未始有八家之名目。八家专本行世，盖自归安茅鹿门始也。”既肯定了南宋诸人对八家文的关注，又将八大家的冠名权还于茅坤。日久论定，可谓不失分寸。

真相愈辩愈明。经过明清时期旷日持久的论争，在“唐宋八大家”名称的合法性和冠名权两个方面基本达成了以下共识：

唐宋八大家是文学家，而不是道学家，其在道方面的“醇驳相参”不影响其成为文学“大家”。唐宋八大家文学成就高下有别，风格各异，正可以相济为用，为读者提供不同的审美感受。唐宋文不止八家，但八大家既经茅坤论定，脍炙人口，楷模士林，不可随意更易。总之，“唐宋八大家”之名既具有内在一致性，又在漫长的历史时空中得到了广泛认同，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合法性。

（二）宗旨：“为举业而设”

举业往往被看作“营宠媒利”的工具，选本一旦与“举业”二字联系起来，其品位就会大打折扣，不论这个选本在市场上多么热销。明正德时期，王守仁把举业比喻成“士君子求见于君之羔雉”，并认为“士虽有圣贤之学、尧舜其君之志，不以是进，终不大行于天下”，论证了举业在科举体制下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在此之后，以迄晚明，主流舆论和各种举业读本不再讳谈举业。茅坤说苏轼《大悲阁记》等“狃于佛氏之言，然亦以其见解超朗，其间又有文旨不远、稍近举子业者，故并录之”，又说苏洵《衡论序》“议论多杂以申、韩，余第谓其与举子业较近，故并录之”（卷八）。显然，其选文标准首先是有资举业，文章的醇驳与否还在其次。顾尔行也说：“迩十余年来，表弟辈习为经生者日众，而时有司益重以后场风诸生，则又搜唐宋诸家，凡敷陈资于举子业者，而以充广之；八公其表表者也。”可以说，“为举业而设”是茅《抄》的胎记，无论是编选者，还是校刊者，都无意加以掩盖。

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猛烈批判科举败坏人才，举业一词重新为舆论所鄙薄。第一个批评茅《抄》“为举业而设”并产生很大影响的是储欣。他说：“尝即其选与其所评论以窥其所用心，大抵为经义计耳。其标间架，喜排叠，若曰：此可悟经义之章法也；其贬深悔，抑生造，若曰：此可杜经义之语累也；其美跌宕，尚姿态，若曰：此可助经义之声色也。经义以阐圣贤之微言，诸大家之文以佐学者之经义，所以之书一出，天下向风，历二百年至于梨枣腐败，而学者犹购读不已，有以也。”这段文字将茅《抄》的“天下向风”归因于“为经义计”这一“用心”，颇有不屑之意。储氏自言其《唐宋十大家全集录》意在“破学者抱匮守残之见”，系为“成学治古文之人”而编，与茅《抄》的选评宗旨和读者定位都不相同，但并没有得到舆论的认同。四库馆臣说：“茅坤所录，大抵以八比法说之。储欣虽以便于举业讥坤，而核其所论，亦相去不能分寸。”同样是八大家散文选家的卢文成说：“前明茅鹿门先生《文抄》一选，深为经义计也，故是书出而四方争购，至今翕然向风。本朝储在陆先生批点勾画，本归安之意而畅明之。”在卢氏看来，就举业而言，储欣选本与茅《抄》不只“相去不能分寸”，甚至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储欣对茅《抄》的态度在清代很有代表性：尽管动辄讥评茅《抄》为举业而设，但其新编八大家选本的举业倾向更为严重。明人的兴趣广泛，八大家选本所关心的绝不只是举业。例如，茅评对八大家的文学性十分关注，同时也“借文章以谈经世之略”，尤其喜欢谈兵。孙慎行选本以“深醇尔雅”为宗，郑邠意在寻绎“精神心术之所存”，吴正鹍强调“学古而通今”，也即从八大家中寻找济世良方，王志坚《古文渎编》的兴趣则在于以文证史。或明道，或经世，或治学，立意高远，并非只与举业有关。而清代的此类选本只有张伯行《唐宋八大家文抄》一种，其余大抵为举业而设，而且对于举业以外的事情几乎了无兴趣。

这就说明，清人对于茅《抄》“为举业而设”的批评并没有产生实际影响。在科举力量的推动下，清代唐宋八大家选本在为举业而设的评选道路上愈走愈远，不顾一切地走向了主流舆论的反面。

批评“为举业而设”，实质上是批评为“时文”而选古文。从“治时文”的角度看，从唐宋八大家散文入手，显然比从墨卷房书入手，更有根柢。而从“治古文”的角度看，用后起的八股思维和方法选评八大家散文，无异南辕北辙、方枘圆凿。正如四库馆臣所说：“夫能为八比者，其源必出于古文。自明以来，历历可数。坤与欣即古文以讲八比，未始非探本之论。然论八比而沿溯古文，为八比之正脉；论古文而专为八比设，则非古文之正脉。”这个评价一分为二，可谓允当。值得关注的是将古文选本的“为举业而设”界定为“探本之论”。要深刻理解这个结论的意义，还得从茅《抄》初刊之前举业群体的观念和学风谈起。

在古文与举业关系问题上，长期流行着“古文妨业”的观念。所谓“古文妨业”，就是学习古文妨碍举业。徐渭在嘉靖时所作的《黄潭先生文集序》一文中说：“近世以科条束士，士群趋而人习之，以急于售而试其用，其视古人之文，则见以为妨己之业也，遂相与弃去不讲。”嘉靖四十四年（1565），詹仰庇说：“文一而已矣，后世科举之学兴，始歧而二焉。学者遂谓古文之妨于时文也。”万历三年（1575），武之望说：“自举业起而经生视古文若异道。”这说明“古文妨业”的观念在当时已经深入人心。

这种观念之所以盛行，是因为仅就举业而言，只要熟读一些坊刻时文，或者临时抱抱佛脚，就有可能投机成功。顾炎武云：“今以书坊所刻之义，谓之时文，舍圣人经典、先儒之注疏与前代之史不读，而读其所谓时文。时文之出，每科一变，五尺童子能诵数十篇而小变其文，即可以取功名，而钝者至白首而不得遇。”读时文的功效如此之大，谁还去读古文呢？于是“党塾之师，以时文章句为教”的风气甚为流行。茅《抄》及此后大量唐宋八大家散文再选本的流行，将科举群体的举业读本由时文引向古文，冲破了以时文为教的恶劣风气，其历史功绩不可谓不大。而之所以如此，正是得力于这些选本共同的“为举业而设”的基本定位。因而，清人对茅《抄》“为举业而设”的批评，既有虚伪的一面，也有不合理的一面。

（三）选文：“繁杂”、“疏漏”

对茅《抄》选文的最常见批评是“繁”，即选文数量过多。署名钟惺的一篇文章说：“夫先生一代文宗，其所遴选原无容置议。但大方之选古文词也，法宜从宽；而初学之读古文词也，数宜从简。”在肯定茅《抄》的前提下，指出了其选篇过多、不便初学的局限。同时而稍晚的倪思辉也以“简帙浩繁，不便后学”评价茅《抄》。清初学人或者批评其“浩瀚难读”，或者指出其“择取者不无过多”，即承明人意见而来。清末萧穆说：“茅氏文字之见，实能跨越前人，抄录亦称极富，而识者颇病其繁杂，不得为治古文者之善本。”对茅《抄》在选评方面的优缺点作了客观的总结。

一个文学选本选篇过多，很难成为文学读本；不能成为文学读本，就很难得到普及。茅《抄》的万历七年（1579）初刻本收文1313篇，分为144卷；方应祥修订本和以方应祥本为底本的茅著本篇目和卷数更加繁重，很难用作文学读本，更不用说初学读本。学界对其“浩瀚难读”的批评，引导后来的新选本不约而同地走上读本化的道路。其突出特点是选篇数量减少，读者定位明确，适合用作初学读本。孙慎行《精选唐宋八大家文抄》减为432篇，吕留良《八家古文精选》185篇，储欣《唐宋八大家类选》248篇，沈德潜《唐宋八家文读本》377篇，王应鲸《唐宋八大家公暇录》120篇，高嵣《唐宋八家抄》256篇，程岩《精选唐宋八大家古文正矩》86篇，刘大櫆《唐宋八家文百篇》100篇，陈兆仑《批选八家文抄》116篇。这些选本的篇目多则为茅《抄》的三分之一，少则不足十分之一。一般读者主要是通过这些简约的再选本学习八大家散文的，真正将茅《抄》用作读本的人却很少。从这个意义上说，学界关于茅《抄》选篇过“繁”的否定性评价促进了唐宋八大家选本的再生产，推动了唐宋八大家散文的普及化和经典化。

“繁杂”的第二层意思是选文标准庞杂。孙慎行说：“腐文可唾，卑文可扫，奇文可嗜，高文可师，如之何其混而一也？既已可混而一，又焉得不畔而逃？余少读《轨范》，一斑耳；已而睹茅氏《八大家文抄》，则浩矣。”批评茅《抄》将“腐卑奇高”之文汇为一选，没有统一的审美标准。实际情况也是如此。例如，《方山子传》这种滑稽的文章对于举业用处不大，但茅坤“特爱其烟波生色处，往往能令人涕洟，故录入之”（卷二十三），显然是看重其文学性。再如，其收录柳宗元《上李夷简相公书》的理由是“子厚困阨之久，故其书呼号哀吁若此，录而存之，以见其始末云”（卷四），有以文存史之意；收录苏辙《书金刚经后》以“稍见子由禅学一派”（卷二十），表现出对苏辙思想倾向的关注。他又说苏辙《羊祜论》议论失当，但“予独爱其言足为后世人主持盈者之戒，故录而识之”（卷十），表现出诫世的热情。更有甚者，他还有意选录观点谬误或文辞拙劣的文章。例如，他认为曾巩《答王深甫论扬雄书》“所议甚舛，姑录而质之有识者”（卷三）。由此看来，其选文标准很庞杂，而这一点又是其选文数量庞大的原因所在。

在对茅《抄》选文标准的批评声中，后来的选本，特别是清代选本，大都聚焦于举业一途，失去了茅《抄》灵动活泼的个人气息和利物济人的宏大关怀，从而沦为面目枯槁、死气沉沉的举业工具书。就此而言，对茅《抄》选文标准的批评产生了持久而深刻的消极影响。清人萧穆说，茅《抄》之后，“选本愈多，而识又或出于茅氏之下，所录愈失前人之真”，其所以如此，这种批评难辞其咎。

也有一派批评茅《抄》选文“疏漏”，也就是说漏选了从某一角度来看有价值的文章。明末吴正鹍为苏轼《乞增修弓箭社条约状》所作的眉评说：“此等文章真实有用，《文抄》或遗漏未选，予每增入一二。”吴正鹍以“有用”于国计民生为纲，以人君、人臣、吏治、士类、民生、财赋、兵戎、夷虏、盗贼、政要十事为目，将全书分为十卷，因事隶文，与茅坤选文宗旨和编纂体例大不相同，自然会觉得有“遗漏未选”处。黄宗羲说，茅《抄》“去取之间，大文当入、小文可去者，尚不胜数也”。华希闵则认为，对于柳宗元的文章，“《文抄》于元和以前多置弗录”，因而“增入颇多”，其中许多是骈文。在他看来，“四六之文靡于六朝，宋人近于腐矣。柳州熔铸经史，敷陈情事，华而不靡，庄而不腐，最为得体。旧本皆遗，今录置首卷”。或以大小论文，或以文体论文，所见不同，去取自异，本不必过为褒贬。储欣说：“韩柳者，文章之宗，尤八家之主也。韩柳且疏，他复何校哉？由斯以观，虽曰表章前哲，而挂漏各半，适足以掩遏前人之光；虽曰开导后学，要所以锢牖其耳目，而使之不广者亦以多矣。欲无遗议，得乎？”以掩遏前人之光、锢牖后学耳目评价茅坤的选文，不能不说有失平允。

从选文的来源看，茅《抄》之后的新选本可分为两类：一类完全以茅《抄》为底本，无所增益；一类以唐宋八大家别集为底本，以茅《抄》为参照，有所增益。后者就是“疏漏”论的产物。此类选本往往在茅《抄》之外别有所选，并以此矜夸于人。但总起来看，茅《抄》所选，差不多已经包含了唐宋八大家散文的精华，为后来的赓续本提供了丰富的备选资源。那些有意在茅《抄》选文之外标新立异的选本往往并不出彩，影响也不大。

（四）评点：“埋没古人精神”

学界认为茅《抄》的评点“埋没古人精神”，主要基于两点。第一点是说茅评有谬误和失当之处，结果“错会古人主意”。最早指出其知识性错误的，是明人王志坚。王志坚长于史学，对茅评中由于历史知识不足而造成的错误多所驳正。例如，苏轼《议学校贡举札子》评语说：“鹿门评云：当时张商英、张无垢辈并好禅寂，苏氏兄弟亦于此着脚。按，张无垢绍兴二年进士，恐熙宁年间尚未生也。”苏轼《乞诏边吏无进取及论鬼章事宜札子》评语说：“《宋史》云：……八月，鬼章就擒，赦之，授陪戎校尉，听招其子以自赎。用苏公议也。……鹿门评此篇云：此苏公搏虎手，惜乎世不能用。是未见正史耳。”又如，曾巩《讲官议》评语说：“此议当在熙宁初，鹿门谓当因伊川争坐讲而发。按，两人原不同时。”在此之后，各路学人群起响应，纷纷以揭发茅评谬误为快事。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黄宗羲。他批评茅坤不明宋制，“不知韩氏为何人”；不明史实，“疑（顾）十郎为座主”。又批评茅坤以“似狎而少庄”评韩愈《罗池庙碑》，批评茅坤将韩愈的“务去陈言”理解为追求字句的“生割”，并坚定地指出，“盖不知昌黎之所谓陈言者，庸俗之议论也，岂在字句哉？”茅坤为柳宗元《寄许京兆孟容书》所加的评语说：“予览苏子瞻安置海内（外）时诗文及复故人书，殊自旷达，盖由子瞻晩年深悟禅宗，故独超脱，较子厚相隔数倍。”（卷一）黄宗羲对此评颇不以为然。他说：“子瞻所谪为奸邪所忌，而子厚之谪，人且目之为奸邪。心事不白，出语凄怆，其所处与子瞻异也。若论禅宗，子厚未必让于子瞻耳。”既指出了茅坤的知识性错误，又指出了其主观判断的偏颇和失当。黄氏的另一拓展是对茅《抄》的圈点加以批评。他认为茅《抄》“圈点勾抹多不得要领，故有腠理脉络处不标出，而圈点漫施之字句间者，与世俗差强不远”。圈点不得要领，评点又有知识性的错误和主观性的偏颇，势必错会古人主意，埋没古人精神。

“埋没古人精神”的第二层意思是说茅《抄》评点繁密，又过于注重法度，文章的精神因此得不到充分阐发。从这个角度对茅坤提出尖锐批评的，是明人吴应箕和陈贞慧。吴应箕说：“大抵古人精神不见于世者，皆评选者之过也。弟尝谓张侗初之评时义、钟伯敬之评诗、茅鹿门之评古文，最能埋没古人精神，而世反效慕恐后，可叹也。彼其一句一序皆有释评，逐段逐节皆为圈点，自谓得古人之精髓、开后人之法程，不知所以冤古人、误后生者，正在此。”“冤古人”即“埋没古人精神”，原因之一就是“一句一序皆有释评，逐段逐节皆为圈点”，即过于繁密的评点湮没了文章的神明精蕴。而在陈贞慧看来，茅评“埋没古人精神”的原因在于过分注重文法，在文意的阐发上用力不够。陈贞慧（1604—1656），字定生，江苏宜兴人，有《八大家文选》一书，已佚，今存吴应箕所作序文一篇。此序引录陈慧贞的看法说：“古文之法，至八家而备。八家之文，以法求之者辄亡。夫文不得其神明之所寄，徒以法泥之；未尝无法也，舍其所以寄神明者，而惟便己之为求，天下岂有文哉？”这段文字当出自陈慧贞为《八大家文选》所作的自序，系针对茅《抄》而发。其突出的观点是将茅《抄》的“埋没古人精神”归因于惟法是求。后来黄宗羲说，“鹿门一生仅得其转折波澜而已，所谓精神不可磨灭者，未之有得”。王夫之说，“钩锁之法，守溪开其端，尚未尽露痕迹；至荆川而以为秘密藏。茅鹿门所批点八大家，全恃此以为法，正与皎然《诗式》同一陋耳”，又说，“立此法者，自谓善诱童蒙，不知引童蒙入荆棘，正在于此”。黄宗羲“所谓精神不可磨灭者，未之有得”，即陈贞慧“不得其神明之所寄”之意，王夫之所谓“引童蒙入荆棘”，即吴应箕所谓“误后生”之意。不过，黄、王的观点对后世影响很大，而吴、陈的批评则鲜为人知。

在此之后，蔡方炳、魏禧、储欣、华希闵、戴名世、汪份、沈德潜、王应奎、刘大櫆、袁枚、皮锡瑞皆对茅评有所驳正。其中华希闵和皮锡瑞态度最为激烈。华希闵直批茅评为“皮相”、“矮人观场”。韩愈《曹成王碑》文后评又说：“旧评诋其穿凿生割，然则剽窃陈言，乃为熟割耶？”柳宗元《愚溪对》文后评说：“自状其冒进抵触，只坐一愚，乃创巨痛深，真切之语。旧评谓之自矜，夫愚亦何足矜也？”旧评即指茅评。不是肆意漫骂，就是冷嘲热讽，用语也很尖刻。清末皮锡瑞以“六陋”总括茅《抄》，说茅坤“挟塾师拘墟之见，武断是非；仿试官品第之辞，判分甲乙”，又说茅评运用“几同牛毛之法”，“强作解事”，而且“疏舛既不胜举”，又“不穷其原委，而务窃其形模”，因而虽然“五色标识，仍未脱夫狐禅”，把茅《抄》说得一无是处。所有这些，皆以“埋没古人精神”归罪茅评。

平心而论，茅评的知识性谬误是存在的，但比例很小。其评论“失当”与否，见仁见智，本不必强求一律。至于茅评是否过分注重法度而埋没了古人精神，很值得讨论。从现存的八大家赓续本来看，就其对八大家散文“精神”的揭示而言，只有储欣、沈德潜、陈兆仑的选本稍能接近茅《抄》。其他选本，或急于事功，心不在焉；或坐而论道，借题发挥；或沉湎举业，了无情致；或专意射利，粗制滥造，都无法与茅《抄》相提并论。说到茅《抄》与后起的再选本，特别是清代选本，何者更重视法度，可以说一目了然。从万历七年（1579）初刻本的情况来看，茅《抄》用来说明“钩锁照应”之法的文字比例很小，而且绝大部分放在正文行间夹评中，各家小引、题下评和文后总评大都用来揭示文章的精神。而从大部分赓续本来看，用来阐发文法的文字比例很大，而且连篇累牍，无处不在，阐释文法的新术语也大量增加。清代选本（如孙琮《山晓阁选唐宋八大家全集》、程岩《唐宋八大家文约选》）的评点，大都分成两块：一是文章段意的梳理，一是“起承转合”之法的总结。段意的梳理大都不是为了发掘文章的精神，而是为总结“起承转合”之法服务。总起来看，茅《抄》之后的赓续本，特别是清代选本，因过于注重文法而疏于揭示文章精神的倾向更为明显。

（五）影响：“其书行而流祸深”

学界对茅《抄》的批评不仅指向茅《抄》本身，还指向其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明末吴应箕最先批评茅《抄》“误后生”，并说“其书行而流祸深，诗文所以日亡也”。将诗文之亡归罪于茅《抄》的流行。至于其原因，他说：“以其文有法度之可求，于场屋之取用甚便，而袭其词者，但蕲以动悦有司之一日，非必真有得于古人不传之妙而师之也，于是文之精神以亡。且天下购其书者日益众，苦于篇卷繁积，思有以节录之，因而选者四起，而文之精神愈亡。故八家之文以其传与习者久且多如此，实皆无所得而使之亡。”在吴氏看来，诗文之亡，一是因为茅《抄》只被当作举业工具，二是因为后起的赓续本推波助澜，进一步强化了其工具性。与此相应，八大家散文的文学性不再成为读者关注的中心。这个评价有其深刻和正确的一面。与吴氏的古文立场不同，王夫之是站在时文立场上批判茅《抄》的。他说：“有皎然《诗式》而后无诗，有《八大家文抄》而后无文。立此法者，自谓善诱童蒙，不知引童蒙入荆棘，正在于此。”“《文抄》盛行，周莱峰、王荆石始以苏、曾为衣被，成片抄袭，有文字而无意义。”又说：“学八大家者，之而其以，层累相叠，如刈草茅，无所择而缚为一束；又如半死蚓，沓拖不耐，皆贱也。”在他看来，“陋人”茅坤的选本只会“以钩锁呼应法论文”，后来的时文选家取径愈狭，时文作者又学之不善，所以导致了时文创作的“贱”相。

毫无疑问，茅《抄》负面影响的产生不仅与茅《抄》自身有关，也与时代的要求和读者的接受有关。吴、王二人在批判茅《抄》的同时，都将读者的接受作为关注点之一，开启了后人对这一问题更为深入的论述。雍正时期的华希闵说：“今之读八家者，拘泥格套，指摘字句，孰为眼目，孰为柱子，孰为起伏照应，操觚家不暇推明大意，先有一死法胶于心目之间。”又说：“赝唐宋者以叫嚣为雄奇，以腐烂为醇正，美矉而学步，寻其旨趣，茫如也，是优人之啼笑尔已。”在他看来，归有光“自谓肩随欧曾，抗行临川，今取其全集读之，求其规摩，一语不可得”，算不得善学八家。清人陶元淳说，魏禧从茅《抄》入手学古文，结果只学得“规抚节奏”，也算不得善学八家。

关于“学八家不善”的问题，前人多有创论。袁枚说：“学六朝不善，不过如纨绔子弟，熏香剃面，绝无风骨止矣。学八家不善，必至于村媪呶呶，顷刻万语，而斯文滥焉。”纪昀说：“茅鹿门诸人以摹拟八家为倡，于是人人皆八家，而人人之八家又同一音。模造面具，其斯之谓欤？”张美翊也说：“李空同以字句摹秦汉，而秦汉为窠臼；茅鹿门以机调摹唐宋，而唐宋又为窠臼。”面具也罢，窠臼也罢，都从一种困境走向另一种困境。皮锡瑞甚至认为，茅坤“妄托颛门，津逮后学，遂使乡曲小儿，谬下雌黄，唐宋名流，横遭红勒”，不仅后人学八家不善应归罪茅坤，赓续本的再生产也应归罪茅坤。

如上所述，学界对茅《抄》的负面评价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每个方面的意义或大或小，各不相同。总起来看，其核心意义在于推动了赓续本的再生产。那么，学界的负面评价何以能够推动赓续本的再生产？它们之间存在着怎样的逻辑关联呢？

任何事物，一旦被奉为至高无上的权威，就会排斥批评，从而封闭了自我发展和提高的空间。当一个事物被认为重要但并非至高无上时，情况就有所不同。其重要性使它足以引起广泛的关注，其非权威性又为负面评价的发生提供了可能。只有当一个事物向负面评价敞开时，其缺点和局限才会暴露出来，其自身的改良和后来者的革新才有可能发生。在这种情况下，负面评价就产生了实际的正面意义。

学界对茅《抄》的负面评价，也应作如是观。在此起彼伏的负面评价声中，不满茅《抄》的人们不断对它加以改编或再选，以适应不同时代、不同群体的不同需要。每一个新选本都在扬弃茅《抄》的基础上有所变革，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因袭了茅《抄》的基本特征，这个基于共同母本、有因有变的衍生过程就是赓续本的再生产过程。如所周知，科举力量是唐宋八大家选本生成的动力之源，人们编选、评点、刊刻、购买和阅读唐宋八大家选本，大都围绕举业展开。但如果茅《抄》被公认为适用于所有人群、所有时代的最佳举业读本，那么对它加以改编和再选就失去了必要。正因为人们对于它的种种不满，才产生了这些种类繁多的新选本。就此而言，学界对茅《抄》的负面评价与科举力量一道，从不同侧面共同推动了赓续本的再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