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京师大学堂图书馆藏书建设

各学科教学与研究所需图书报章的广泛搜集、丰富的收藏是大学图书馆服务于大学教学、科研，以达到开通智识、振兴实业、造就通才之目标的关键。京师大学堂图书馆（藏书楼）自创办伊始，通过多种渠道，积极搜集、收藏中西图籍，着力满足大学堂教学、学术研究的需要与实现广开风气的社会功能。

一、庚子事变前大学堂藏书楼藏书

1896年，刑部尚书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首次提出建立“京师大学堂”、“设藏书楼”的主张，建议“自京师及十八行省省会，咸设大书楼，调殿板及各官书局所刻书籍，暨同文馆、制造局所译西书，按部分送各省以实之。……其西学书陆续译出者，译局随时咨送，妥定章程，许人入楼看读”。同年，奉旨筹办京师大学堂的孙家鼐也上书，指出“仪器、图书，亦必庋藏合度”，大学堂应当“建藏书楼、博物馆”。1898年7月3日，光绪帝正式发布上谕批准设立京师大学堂，通过了《京师大学堂章程》，把藏书楼建设放在十分重要地位，对此做了种种具体规定，详细开列了藏书楼的购书经费预算，年计银十万两。

这一时期，京师大学堂藏书楼书籍主要来源有：原设官书局及新设译书局并入所纳入之图书；“调殿板及各官书局所刻书籍，暨同文馆、制造局所译西书”；大学堂购置等。

原设官书局的前身是康、梁所创强学会。强学会的目的是“群中外之图书器艺，群南北之通人志士，讲习其间，因而推行于直省焉”。据此，强学会建立了新型的图书机构——强学会书藏。强学会被封闭后，其书藏归入新筹设的官书局。官书局藏书院的藏书主要有“列朝圣训、钦定诸书及各衙门现行则例，各省通志，河槽盐厘各项政书”，以及“古今经史子集有关政学术业者”。

据姚伯岳先生《在古籍编目中发现京师大学堂藏书楼的源头》一文，新近发现的《京都大学堂书目》，记录了1900年庚子事变前京师大学堂藏书楼藏书情况。细审全书内容，分为经部、史部、子部、集部、丛书部、西学共6部，每部最后都印有如下题记：“以上之书目大半均於乙亥春到堂，以后续添另行附刊。光绪二十五年乙亥清和月提调李昭炜谨记。”这段题记表明，在京师大学堂创办近一年的时间内（光绪二十四年五月至光绪二十五年四月），京师大学堂已经有了相当数量的藏书。

据《大学堂书目》初步统计，其时大学堂藏书楼藏书数量列表如下（见表1-1）：

表中以下信息值得关注：（1）在大学堂藏书中，史部总册数所占六部合计总册数的三分之一强（36.0%），其次为子部、经部；（2）所有汉籍文献合计总册数为34985册，占六部合计总册数的四分之三强（77.8%），西学文献合计总册数占六部总册数不足四分之一（22.2%）。以上比例显示，此时大学堂藏书楼藏书，仍以传统经、史、子、集类汉学为重，西学虽占有一定分量，但并未达到大学堂章程中标举的“中西并重，观其会通，无得偏废”的目标。这一情况表明京师大学堂受“中体西用”文化观、知识观影响甚大；同时，这一情况亦与西文书籍之难得与稀缺有关。

又据《大学堂藏书楼所有光绪二十五年冬季添购各种书籍价银部册数目存案清册》，其中列举了26类共37部书，除《文信国文集》壹部、《对数表》贰部未载明具体册数外，其余24类书籍共计535册。其中《海国图志》壹部（10册）、《验矿砂法》拾部（每部1册）、《对数表》贰部，属于“时务新学”；其他书籍为传统汉学“旧籍”，最多者为《行水金鉴》贰部（每部36册）、《经世文编》贰部（每部100册）、《陶大毅公集》壹部（40册）。此亦足证戊戌京师大学堂“旧学”与“新知”的失衡，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冬季京师大学堂藏书楼添购书籍中，尚未见到西文书籍。

遗憾的是，以上大学堂藏书楼藏书绝大部分毁于庚子事变。

二、新政时期京师大学堂图书馆藏书

庚子事变后，清廷推行“新政”，自觉“兴学育才，实为当今要务”，“从前所建大学堂，应即切实举办”，重建大学堂图书馆成为大学堂当务之急，“不特前所有者固当买补，即前所无者亦宜添购，方足以考实学而得真才”。有鉴于此，京师大学堂图书馆努力通过多种渠道，广集中外图书，加强图书馆藏书建设。

1．同文馆转入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京师大学堂恢复办学，谕旨所有从前设立同文馆归属京师大学堂，同文馆书阁也于同年归并于京师大学堂藏书楼。

同文馆在建立之初就伴随着图书的建设。其时的总理大臣、洋务派首领恭亲王奕沂在1860年的《奏请创设京师同文馆疏》中，就提出“饬广东、上海各督抚等，分派通解外国语言文字之人，携带各国书籍来京。”这些由各地教师所带来的“各国书籍”就是同文馆最初的藏书。在其后的几十年中，史料中不断有关于同文馆藏书，尤其是外文藏书建设的记录。如，同治七年（1868年）美国大使劳文罗曾送来书籍若干，同文馆也购书回赠；同治十一年（1872年）法国大使热福里代表法国文学苑赠送同文馆图书十一箱，共计一百八十八册，“以备同文馆肄业泰西文字之用”，同文馆也回赠了《康熙字典》、《昭明文选》等中国书籍一百一十部，以“彼此互读，亦彼此相认”。经过多年的积累，同文馆的藏书日渐丰富起来。

至迟在光绪十三年（1887年），同文馆就已有了专用的藏书机构——书阁。在该年刊印的《同文馆题名录》中记书阁藏书：

同文馆书阁存储洋汉书籍，用资查考。并有学生应用各种功课之书，以备分给各馆用资查考之用。汉文经籍等书三百本，洋文一千七百本，各种功课之书、汉文算学等书一千本。除课读之书随时分给各馆外，其余任听教习、学生等借阅，注册存记，以免遗失。

同文馆书阁的藏书数量虽不算多，但绝大多数是洋文书和“功课”、“算学”等新书，已摆脱了旧式“官学藏书”以儒家经典、正史为主的模式；采取了西方式图书馆的某些管理方式，如借阅、注册、存记等；藏书也不再以收藏为主要目的，而是“用资查考”，“任听教习、学生等借阅”。同文馆书阁实际上已具备了近代图书馆的性质。

1902年，包括京师同文馆在内的所有同文馆均归并京师大学堂。大学堂藏书楼从各地同文馆所获藏书数量应不下万册。

2．各地官书局调取、译书局呈送

为切实加快大学堂藏书建设，管学大臣张百熙奏请从各地官书局调取书籍，“查近来东南各省，如江南、苏州、杭州、湖北、扬州、广东、江西、湖南等处官书局，陆续刊刻应用书籍甚多，请准由臣咨行各省，将各种调取十余部不等。此外民间旧本时务新书，并已译未译西书，均由臣择定名目，随时购取，归入藏书楼，分别查考翻译”。上谕准奏。管学大臣行文：“迅饬官书局将已列各种经史子集以及时务新书，每种提取十部或数部，刻日贲送来京，以备归入藏书楼存储。……统归本省书局项下报销。”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开始，从各地官书局征调的第一批图书运送到京。

从各地征调的图书，大部分是经史子集旧籍，以及各省的地方文献等。但其中也有很多新学图书，即所谓“时务新书”，如驻日使馆和留日学生编译的《东三省铁路图》、《悉毕利铁路图》等，都是由各省官书局刻印后送到京师大学堂的。表1-2为部分“有关省府部向大学堂送运借书”统计。

② 据《江苏巡抚咨送大学堂圣谕像解百部》：除前咨送十部，并钦遵分别咨行外，兹又重加校订，再咨送一百部。

③ 《使日大臣蔡咨送大学堂西伯利亚大地志一部》：在日本留学生礼部七品小京官王履康、浙江候补县臣经家龄、附生辛汉等禀称：生等在东留学，肄业之暇，极思编译新书，为广开内地见闻之用。查日本参谋本部，编有西伯利亚大地志一书，凡五十余万言，为地志中浩大之篇。在今日尤宜急备考核。爰于课暇，逐日编译。……兹再呈上西伯利亚大地志印本一部，求咨送管学大臣俯赐鉴定，尤足备取裁而增声价。

④ 广雅书院已刊各种经史子集以及时务新书。

⑤ 地舆图说十张、湖南通志六部、湖南文征六部、曾文正公全集六部。

⑥ 据《大学堂收藏顺天府志知照顺天府》：顺天府志一书，版存署内。庚子之变，几毁于兵。嗣经设法保护，而残缺不少。去年夏间，取而补之，现已刊刷成书。为此，咨送贵大臣查收见复等同到大学堂。

随后的几年中，各地官书局一直是京师大学堂藏书楼的重要图书来源，大学堂收到了江苏、广东、湖北、湖南、浙江等省官书局的大批图书。从各地官书局调取的图书，大多属于传统汉学典籍。如浙江官书局光绪二十九年二月调往大学堂书籍共计406部，传统经、史、子、集、方志类为272部，占67%，时务新书仅134部。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湖南善后局拟送大学堂备选书目共59种316部，其中时务新书仅《各国条约》1种4部。旧学、新知图书结构的比例，反映了清季各地官书局藏书的传统型。

值得关注的是，大学堂通过向国子监借书的方式缓解藏书的不足。据《国子监为借书事咨复大学堂》，“准大学堂文开：奏请设立编书局，需用各项书籍，一时未能购置。现在行文各省调取书籍，亦尚需时。拟暂由大学堂备文咨请国子监，借用辰厅书籍，将应用各书开单送请照发，用后随时可以缴还”。由此可见，其时的京师大学堂图书馆实扮演国家图书馆的角色，地位崇高。

京师大学堂上海译书分局的译书是大学堂藏书楼（图书馆）西学书籍的重要来源。据上海译书分局总办内阁中书沈兆祉呈大学堂译书稿文，自光绪二十八年七月至光绪三十年六月，上海译书分局翻译呈送大学堂部分西学书籍如下：

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学校改良论》二册；《欧美教育观》二册；《爱国心》一册；《中学矿物学教科书》一册；《垤氏实践教育学》五册；《新体欧洲教育史要》三册；《实验学校行政之职员儿童篇》三册。

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实验学校行政法内之立法司法外政篇》四册；《泛论设备篇》二册；《格氏特殊教育学》二册；《西洋伦理学史》二册。

光绪二十九年八月：《美国通史》五册；《教育古典》二册；《德意志教授法》四册；《儿童矫弊论》三册；《博物学教科书植物部》二册。

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财政学》六册；《地文学》四册；《矿物学教科书》一册；《博物学教科书生理部》二册；《经济统计学》上编四册。

光绪三十年六月：《今世欧洲外交史》上篇十册；《经济统计学》下篇四册；《天文浅说》四册；《博物学教科书·动物部》四册。

大学堂译书局所译西学包括各类新学教科书、师范所需教育学类书籍等，正是晚清兴办新式教育所急需。1903年至1904年，大学堂译书局购买外国书籍850卷，内容涉及医学、自然科学、农学、数学、地理、历史、语言、文学、游记、哲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几乎所有西学门类。

地方译书局编译的西书与学校的学科设置密切相关，是学校西学教科书的重要来源。译书局编译书籍也是大学堂西学书籍的重要来源。译书局对西书的选择和编译有一定的标准和宗旨。“职道复查译印已成各书，其中交涉、政治、学务、律学、建筑、电学各有专门，而格物课程、格致、地理教科、法语必读、试读各书，类皆英、法国蒙学之善本。目下各省交涉日繁，学堂林立，应需此项最新之书。”从这则播告可以看出当时译书局编译书籍的范围已经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诸多门类，选择标准则是择善而从。

编译的目的在于通过传播西学开启民智从而开启学习西方之风，“编译宗旨理须预定，略言其要。一曰开瀹民智不主故常，一曰借鉴他山力求进步”。为了避免重复译印，大学堂还调取各译书局译书目录，以做统筹。“印刷目录多本，详请分咨各省，以免各译局重复之弊。现译英、法文各书十三种，舆地名目经纬度表四本，现绘图十八张。待译英、法文各书，共计五十七种，图十四种。以上各书皆从英、法两国新出政治、外交、艺学之本，择其宗旨纯正，不涉偏宕者，严加选择。期于开通风气之中，仍寓补救新学流弊之意。现在京外学堂林立，译务繁兴……相应将图书名目送贵学堂。”可以看出译书局和大学堂关系密切。

据估计京师大学堂图书馆初建时图书可达七万八千册左右。

3．采购

大约从1909年京师图书馆建立之时起，京师大学堂图书馆就不再用无偿征调各省图书的办法，而改为有偿购买，并由各省提学使负责购书进京。从当时的往来函件中，可以见到各省书局有“请将书价汇寄”的要求，京师大学堂则存“遵照来文汇解归款”及要求各地提学使“照单饬购”等记载。这一变化，可以被视为是京师大学堂藏书楼从征调图书的非常时期到购买图书的正常时期的转变。

除了从各省官书局进书，京师大学堂图书馆十分注重采购民间书籍。但因“近时私家译辑日出不穷，志士苦心之作与坊间射利之书，判若雅郑，抉择宜严”，故宜派学问之士屠寄、姚锡光等采买书籍。“查有散馆主事呈致候选知县屠寄学问渊深，究心教育，堪以札委。札到该员，即便遵照，迅赴上海等处，访明各种新书，无论稿本、印本，但系宗旨纯粹有裨学堂实用者，随时搜集。”“查有副总办直隶试用道姚锡光堪以札委。札到，该道即便遵照赴沪，将各项书籍仪器近时价值详细采访。”

随着大学堂分科开办之教学需要，须广置中外各种图书，以备学生查考之用，大学堂还咨请各省提学使代为购书寄京。“查江苏、江宁、江西、浙江、广东、湖南、湖北诸行省，向有官书局，并省城内外各书局、书坊出售各种图书，兹特开单寄呈，敢祈照单饬购，觅便寄京，或由委员携解来京交本堂查收。如一时未能齐全，即将所有者先行买取，其余陆续购寄。价值及运费若干，统俟书籍到日，遵照来文汇解归款，决不延误。惟须九月运解到京，以为开学之用。”咨文中，大学堂图书馆服务教学的殷殷之情跃然纸上。

各地提学使响应大学堂咨请，代为购置书籍解送到京。如宣统元年（1909年）八月，湖北提学使为大学堂代为购置书籍二十二箱，所有书价八折扣算及板箱等项钱八百七十三串九百二十八文。宣统二年正月，湖南提学使分两次解送大学堂书籍，第一次咨送书籍十三箱计379部，共洋二百一十八元正，钱五百二十六千四百一十九文；第二次咨送书籍二十箱计97部、图说2张，共纹银二百四十四正，洋九十六元正，钱四百七十二千一百文。又江宁提学使奉购书籍十二箱，书价洋四百三十二元八角七分。江南官书局呈报大学堂书价：江南书局书价实洋二百十八元四角二分四厘，淮南书局书价实洋一百六十七元九角九分四厘，寄售书价实洋四十六元四角六分，合计书价实洋四百三十二元八角七分八厘。

经过数年的努力，大学堂图书馆在南方购置了大量民间刻印和流散的重要图书，其中包括许多宋元刻本、明清抄本等罕见珍品，“所以汉书甚多”。

为了收集各种新学、西学书籍，图书馆还请驻外公使协助买书，派人出洋购书，请外国教习和外国商人代为购买等。外国教习帮助选购了一批自然科学和人文社科类图书，“兹据洋教习函称，数学、物理、动物、教育、历史五科书籍，共一百八十五部，二百二十三本，已交本学堂藏书楼收存。价银日本金元一千六百七十八元零八钱”。据《光绪二十九年至三十年大学堂译书局购买西国书籍报销清册》统计，大学堂一年间购买西书共389种，500余卷。包括农学、植物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西方历史、哲学、宗教、心理类等众多门类书籍，其中很多书籍翻译好后成为大学堂图书馆的藏书。

从1905年到1911年间，京师大学堂图书馆用于购置图书的经费总共为白银二万五千余两。经过多年积累和建设，京师大学堂图书馆的馆藏已相当丰富，中西文藏书均居全国领先地位。从1910年图书馆经理官王诵熙主持编纂的《大学堂图书馆汉文图书草目》看，截止到1909年，仅中、日文图书就达8000余种。同时，藏书楼还购入大量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书籍。

4．捐赠

作为最高学府的藏书机构和享誉一时的图书馆，京师大学堂图书馆还接受了许多官方和个人的馈赠。这些捐赠的图书也是京师大学堂图书馆重要的藏书来源，其中不乏其他途径采访不到的珍品。如光绪二十九年和光绪三十年四月，外务部拨来《海关贸易通商总册》和领取《古今图书集成》各一部；宣统二年二月，清廷赏赐了《大清会典》三部等。光绪三十年七月，巴陵方大登氏捐赠所藏书籍（碧琳琅馆大宗藏书），计值银一万二千一百九十余两，其中有由日本佐伯文库等收还之珍品，“本校图书馆中之汉文书籍，方氏所捐实占一大部分”。

方氏碧琳琅馆藏书，出自清代著名藏书家方功惠。方功惠字庆龄，号柳桥，巴陵（今湖南岳阳）人，曾任广东道员，在广东任职30余年。他平生嗜好图籍，在广州建立“碧琳琅馆”用以藏书，全盛时曾达二十余万卷，秘本极多，还有从日本佐伯文库收回的珍本，其收藏被时人誉为“粤城之冠”。方功惠于1899年去世后，碧琳琅馆藏书运至北京，适逢庚子之变，受到不少损失。其子方大芝是一位颇具开明思想的士绅，决定将所余藏书尽数捐赠给京师大学堂藏书楼。他在捐赠的奏折中说：“大学堂首创京师，卑职适赴引来京，躬逢其盛，观感之深，匪言可喻。每欲自效，苦于无由。继见学堂内有藏书楼一所，新出书籍收采颇富，而旧本秘册尚未完备。卑职不敏，敢引为己任，愿将家藏旧籍全数报效，藉此以开风气，而资鼓舞。”方大芝捐赠的图书共计1886种、22170册，成为京师大学堂图书馆善本藏书的基础。

经过多年的积累和建设，京师大学堂图书馆具有了雄厚的馆藏基础，无论是古籍善本，还是西学图书，都处于全国领先的地位，足以使京师大学堂成为“全国观瞻所系”，以践行大学堂“造就通才”的宗旨，以及“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之目标。

综观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到图书馆的沿革历程，可以看出，清季大学图书馆的创生与发展，既有中国传统藏书文化的根基，更是基于救亡图存的需要与受西学东渐的激发。与大学堂并生的大学堂图书馆，是近代中国的新生事物与近代中国知识转型的产物；同时，大学堂图书馆建设及其功能的发挥，进一步推动了近代新学的兴起，起到了“广天下之风气”的作用，为民国大学图书馆发展及功能发挥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