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旅外社群的社群认同、团结和异质性

旅外社群成员通常有着较强的社群认同，Cohen(1997)指出：

所有旅外社群成员都在其出生地(或假想的出生地)以外的地方安居，他们都意识到“那个古老国家”——一个深埋在语言、宗教、习惯或民俗中的观念——总会要求他们(对其)保持忠诚与感情依恋。这种要求在特定环境或历史时期里或强或弱、或直截了当或遮遮掩掩地表达出来，但都体现了旅外社群成员与过往移民历史无法割断的纽带，以及与有着相似背景的人共享的民族感。

Cohen(1997)强调，旅外社群成员有着很强的社群感，与同一地区的民族同胞紧密团结。与其类似，Taj ada引用Bordes-Benayoun和Schnapper的话，认为旅外社群这一概念的有效性就是源于团结的价值，而团结是通过逾越国家界限的集体认同表达予以体现的。强烈的社群意识的发展，根深蒂固的集体凝聚力，是旅外社群的关键特征。

这种强烈的社群认同和团结一般是基于旅外社群对其家园的依附，无论这个家园是他们真正的出生地，还是假想出来的。对于世界各地最初几代的旅外人民来说，与家园维持情感依恋和心理联系是一个普遍现象。很多旅外作家都会通过诗歌和小说等虚构作品来表达对故乡的怀念，重寻社群认同感。例如，一位乌兹别克斯坦作家写的《故乡》一诗就唤起了同胞们对逝去故园的乡愁(Barrett,1973)31-32：

噢，故乡，你是那快乐之源……

当你一切安好，我的内心充盈着快乐和满足，

当你一切安好，世界的光辉在我的灵魂里跳舞。

当太阳把头埋入你夜晚的地平线时，

我含着欢喜之泪，把头倚在你的胸前……

理解你骄傲的那一刻，我多么欢喜。

你的爱占据着我的内心，

你的爱成了我心中的乐曲，

若没有这乐曲，我的灵魂会多么悲伤孤寂……

较之第一代移民，想象的故乡对第二代、第三代移民而言更重要，他们可能与家乡的祖先已无实际联系，往往与想象中的家乡——“想象的地理或历史”或“想象的共同体”构建精神联系，这将旅外社群的成员团结在一起，尽管“他们可能永远不会认识其他社群成员，不会相遇，甚至不会听说彼此，但在他们心中都有与对方沟通的画面”(Anderson,1983)6。无论个人还是集体，都能感受到对家乡或想象的家乡的怀念或向往。

为什么旅外社群会构建社群团结？除了有对事实家乡或想象的家乡的精神和心理怀念外，还有实际原因。Esman(1986)149-150用两个理论来解释为什么大多数旅外华人坚持维系自己的民族身份认同和社群团结，即使是在东南亚面临着被客国文化同化的巨大压力的时候。其原因之一在于华人担心即便他们放弃华人的文化认同，也可能会被客国社会边缘化和被拒绝进入客国主流文化，这反而增强了他们对母国文化的忠诚。另一个原因是他们有可能因为过度被客国文化同化而失去与华人企业的联系，从而付出经济代价。

旅外社群的社群认同和团结也可以在客国社会构建，还可以与散布在其他国家的同民族同胞共同构建(Cohen,1997)。旅外社群的团结归因于个体和集体的精神、心理或务实因素。但是，这种团结必须是集体而非个人的。旅外社群只有团结才能维持和增进社群成员之间持续的接触，这些接触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或(和)文化方面。有了这些接触，旅外社群才能有组织地开展活动(Sheffer,1986)。旅外社群的社团活动是一个引人瞩目的展示旅外社群的团结、表达旅外社群的社群认同的方式(Brinkherhoff,2006)。旅外社群还设立专门的组织以增进社群内不同子群间的团结，在母国和客国促进并维护子群的语言、文化、宗教和经济利益 (Sheffer,1986; Kumar,2004)。Brinkherhoff(2006)指出，形成旅外社群组织可以鼓励身份认同的表达，而且以母国的名义承办活动可以加强这种表达。

有些学者强调，当代旅外社群在寻找并创造多样化的社群团结(Abdel Hady,2004)。Abdel-Hady(2004)以全球化为背景对纽约、蒙特利尔和巴黎的黎巴嫩裔旅外社群进行研究，发现这些黎巴嫩移民从属于不同的社群集团——从属于他们的母国、客国及更广泛的旅外社群。因此，Abdel-Hady指出黎巴嫩移民在寻找并维持促进全球团结的多种形式，这与Gilroy(1993)对旅外社群的身份认同的看法一致，尽管后者仅仅考察了旅外社群与母国、客国的联系。旅外社群的身份认同产生于“(至少)两种伟大的文化集合体之间，这两种文化在当代社会的进程中形成，也在当代社会的进程中变化，并进行着新的结构重组”(Gilroy,1993)1。可以看出，多数研究注重旅外社群的社群凝聚力和团结。这种团结通常基于旅外社群成员们与“家园”有着共同的物质和精神纽带、相似的移民或游历经验，以及在客国可能相似的生活。但是，旅外社群的团结并不是绝对的。

正如Louie(1997)发现，旅外社群内部的异质性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多数旅外社群研究忽视了这点。旅外社群可以按照阶级利益，在客国的居住时间，子群的民族性、宗教或种姓起源分类，这些因素会引发目标和策略冲突(Esman,1986b)343。与之相似，Helweg(1986)通过研究世界各国的印度裔旅外社群指出，旅外社群的子群对民族家乡的含义有不同的理解。Kumar (2004)的研究显示了全球达利特社群如何构建社群团结，但是也揭示了印度裔旅外社群中达利特人和非达利特人之间的种姓歧视。Esman(1986b)将马来西亚的华人社群分为三类，即共产主义者、资本主义者和他们的客户，以及城市中产阶级专业人士，他指出这三个子群出于不同的倾向和动机来维持社群团结，促进自身利益。Smith和Wilson(1997)845对旅外社群的社群团结的理解如下：

旅外社群的社群团结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一种象征性构建，决定它的是调度资源的实践经历及旅外社群的各个发言人彼此竞争的过程，后者是为了获得定义旅外社群身份认同的权力。

但遗憾的是，大多数学者并未分析旅外社群内部异质性的影响，这在作者看来是旅外社群现存研究的缺陷。正如Garapich(2008)指出，在探讨移民的公民参与和社群构建时，需要考虑旅外社群内部的异质性、冲突和身份政治等问题。因此，本研究除了考察已经广泛受到关注的旅外社群的社群团结之外，还对这一方面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