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节日参与者与关系互动

如前所述，关注节日和社会关系的传统节日研究多考察节日和社群的关系，包括节日的社会功能、节日对于社群的意义等。在这些从人类学、社会学角度出发的传统节日研究中，参与节日的社群往往依据民族、宗教、阶级、性别等社会文化因素被划分。而现代节事研究(event studies)多从管理学的角度，以职能划分节日参与者(actor)或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从而考察他们之间的关系。

在节事研究领域，传统节日被视为现代节事的一个门类，属于一种节事。每一个节日或节事可以被视为项目(Muir,1986)，其特点是关系建立——“关系互动”(Larson et al.,2001)，这是因为众多参与者参与到被称为节日的项目中共同使之实现。很多学者认为节日的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建立”意义重大，包括Getz(1997), Long(2000)及Watt(1998)。Watt(1998)43认为，节日的参与者在“关系互动”的项目中工作会“(给节日)带来好处，因为他们各有所长，各有资源，也都能吸引到资金赞助”。研究节日参与者的关系互动的相关文献通常重点考察他们彼此间的合作、冲突和权力关系，如Jamal和Getz(1995), Larson和Wikström(2001), Larson(2002), Pfeffer和Salancik(1978), Yaghmour和Scott(2009)。

(一)节日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矛盾和权力竞争

节日通常需要方方面面的利益相关者进行合作，如政府、非营利组织、商业公司等(Getz et al.,2007; Getz,2008)。合作为原来缺乏组织的利益相关者提供了一个组织机制。在这种机制下，每个利益相关者根据协商的规则进行独立工作，但是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他们需要经历一个允许他们为节日建立短暂规则的过程，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反思和重建彼此之间的关系(Day et al.,1977)。所以合作这个概念的重点在于：合作是一个过程——一起工作的整个过程。这与Long(1997)237对合作的定义——“联合工作”遥相呼应。不同的参与者或利益相关者尽管有各自利益，但为了合作会做出必要的妥协，通过商议寻求合作的共同利益(Trist,1977)。对于节日的目的和利益，所有参与者需要达成一致，否则无法开展合作(Watt,1998)。本书中的合作指为了顺利进行春节庆典，个人、组织和群体出于共同利益，就组织和举办春节庆典的相关问题共同做出决策的过程。

此外，那些能够提供资源并将之与他人分享的节日参与者通常能促进合作(Snavely et al.,2000)。一方面，对利益相关者个体来说，合作可以“克服单个机构的资源局限”(Pfeffer et al.,1978)153；另一方面，为了合作，利益相关者必须能够提供资源和技术(能力)，这些资源可以是有形的，如资金或场地，也可以是无形的，如知识、名誉或信誉(Hellgren et al.,1995)。利益相关者之间形成合作关系通常是为了获得或加强对稀缺资源的掌控权(Pfeffer et al., 1978)。由于每个利益相关者能获取的资源不同，他们为同一节日贡献的资源也不一样。利益相关者贡献的资源在节日中会被同化吸收，这个过程就是合作。但是，很少有文献关注稀缺资源的具体含义，利益相关者能获取不同资源的原因，以及不同利益相关者获取资源有多有少的原因。这可能与社群或利益相关者的自身特点相关。有些社会学家在这方面有所建树，作者稍后会做介绍。因此，合作离不开两个重要的动机因素：不同利益相关者共同或共享的利益；分享资源以克服个体资源局限的必要性。

抛开共同利益、目的和目标，节日参与者在策划和宣传节日的时候自然有各自不同的利益(Larson et al.,2001)。Crepsi-Vallbona和Richard(2007)强调，当代社会中的文化节日和文化活动已然成为话语场所，人们可以表达自己对文化环境、社会和政治问题的不同见解。政府机构可能旨在发展社会、文化和经济环境，私营机构则会争取从节日中获得经济利益(Getz,1997)。除了实现共同利益和目标外，节日参与者的互动也缘于他们对实现个体目标的期望(Larson et al.,2001)。当个体目标和集体共同目标不一致，或者个体目标不受其他利益相关者认可时，矛盾就会产生(Larson et al.,2001)。这样一来，矛盾可以被定义为“个体或群体间不相容的行为、看法或目标”(Little et al.,1989)32。

Fjell(2007)运用实证方法研究了节日参与者的矛盾冲突。在他看来，现代节日融合了多种观点和意识形态，其举办和组织过程中一定会出现利益冲突。他用两个案例佐证了这一论断：一个是挪威小型的音乐节——“迷失在周末”(Lost Weekend)，另一个是苏格兰设得兰(Shetland)群岛上历史悠久的维京节日——圣火节(Up-Helly-Aa)。起初这两个节日都不以营利为目的，它们的组织者强调节日要体现当地城镇“原汁原味”的特色，试图只对当地社群开放。他们想用节日来捍卫、维系当地社群的传统价值观，因此并没有通过节日谋取商业利益的强烈欲望。但是，节日组织者的这种意识及相应的宗旨、目标和策略与一些节日参与者产生冲突，如媒体、商店经营者、商业机构、政府官员、赞助商等，这些节日参与者希望节日活动能够迎合全国甚至国际社群的需求。与节日组织者相比，这些节日参与者不太关心当地社群的传统价值观，而是想将节日打造成面向全国市场，甚至是国际市场的活动，创造更多的商业利益，而这当然也会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利益，尤其是商人和政客。最终，当双方都企图在节日中体现各自目标，并扩大自身利益时，冲突就出现了。冲突的两方可以被描述为文化传统主义者和自由化的重商主义者。

有些学者认为在节日组织过程中，除了合作，利益相关者的互动还体现出竞争和权力关系的特征，例如Gummesson(1996), Larson(2002), Larson和Wikström(2001)。在合作项目中，参与者会努力扩张权力，以求实现自己的目标，并授予弱势参与者一定的权力(Huxham,1996)。握有更多权力的参与者在开发和营销节日上会有更大的影响力，因此更有机会实现自身利益，例如，他们可能会运用手中的权力互相竞争，吸引观众光顾各自的产品(Larson, 2002)。以瑞典Storsjöyran音乐节为例，节日参与者采用不同的策略以强化自身高于他者的权力地位，实现个人目标，包括为节日(及其相关产品)把关、谈判协商和构建身份认同等(Larson,2002)。Spiropoulos等(2006)以澳大利亚悉尼第十届“希腊节”(Greek Festival of Sydney)为例，说明这个节日组委会的两个社群——出生于希腊、移民到澳大利亚的与祖籍是希腊、出生于澳大利亚的不断进行权力竞争以求在节日中成为“旅居澳大利亚的希腊裔移民”的代表。

权力是一个利益相关者拥有的或可以获得的能力，利益相关者能利用权力在一段关系中施加个体意志(Mitchell et al.,1997)，从而“影响他者的决策或行为”(Thorelli,1986)38。权力是解决利益冲突的媒介，还会影响利益相关者在何时以何种方式获取何种所得(Morgan,1986)。权力可以被视为一种资源或社会依赖关系(对他者施加影响)(Morgan,1986)。在分析节日这样的关系网络项目时，应该考虑权力这一关键概念。因此，节日和Thorelli描述的其他关系网络项目一样，都具有政治性(Thorelli,1986)。Roche(1994)和Larson(2002)都使用政治研究的方法来理解节日的组织和营销。政治过程可以揭示权力所有者在节日规划中扮演的角色(Roche,1994)。Morgan (1986)对权力来源做了以下分类：拥有正式的权威；掌控稀缺资源；掌控决策过程；控制界限；人际联盟；象征主义。

至于权力和资源的关系，Preffer和Salancik(1978)做了如下解释：一个组织对另一个组织的影响源自该方对另一方所需资源的绝对控制，这导致另一方依赖这种资源，缺乏抵消资源或替换资源。对资源的这种控制权在资源稀缺时表现出最大的作用，其体现在诸多方面：资源的拥有；资源的获取；资源的实际使用和谁在控制资源的使用；就资源所属、分配和使用制定规则或进行管理的能力；这些规定的执行。但是，这样一来，权力和资源在某一范围内的集中就会形成权力，其必然结果就是造成集中的对抗势力(Pfeffer et al.,1978)。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掌控资源的利益方与缺乏这种控制的利益方会发生冲突。

权力是基于对利益相关者至关重要的资源的控制，其是一种有助于解决利益差异和行为倾向分歧的手段(Pfeffer et al.,1978)。Fjell(2007)142在理论上推测文化和经济资本的聚集对于在节日中实现“特定权威的合法化”非常重要，因为其是权力来源。这意味着节日参与者(Fj ell称之为“中介”)如果拥有更多有效的文化和经济资本，就有更多渠道在节日中树立权威，如在节日管理方面。在组织节日时，他们可以使用权力关系的形式来体现自己的意识形态，如通过竞争、互动、抗争等。

(二)节日的利益相关者

本章前面部分讨论了节日参与者关系互动的一些重要方面。在这一部分，作者将重新讨论节日参与者的定义。从广义上讲，节日参与者通常指节日利益相关者。Freeman(1984)25将利益相关者定义为“任何可以影响公司完成其目标或因公司要完成其目标而受影响的组织或个人”。节日利益相关者包括所有参与节日活动的团体：赞助商和拨款人(机构)；社群代表；以及任何受到节日活动影响的人或机构，如政府、非营利组织和公司(Getz,1997,2008;Getz et al.,2007)。Spiropoulos及其同事(2006)研究了节日利益相关者的功能，如他们在节日营销、管理或策划方面的功能。Larson(2002)126对节日利益相关者进行了详细的分类，具体如下：节日组织者；文艺行业；传媒业；地方贸易行业和工业；赞助商；公共权威；协会和俱乐部；“搭便车者”。一些文献认为节日利益相关者的定义和分类不是唯一的，可以从多种视角确定节日利益相关者并研究他(它)们之间的关系互动。但是，这些讨论均没有考虑旅外社群的节日的特征。对旅外社群或民族的节日的研究非常有限，而且现存的这类研究大多关注旅外社群的节日在旅外社群现居国的社会文化功能和政治功能，如培养集体精神、集体自豪感和社群身份认同等，Labrador (2002)和Vahed(2002)的研究就是如此。鲜有学者探讨旅外社群的节日是如何组织和产生的，旅外社群或民族节日有哪些利益相关者，以及他们之间又是如何互动的。正如Spiropoulos(2006)对民族节日研究领域的评论，“民族节日管理”的研究非常有限，如对其利益相关者的确认和区分。

事实上，旅外社群可能是旅外社群节日的主要甚至唯一的利益相关者。旅外社群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旅外社群节日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因此，不能将对旅外社群节日的研究完全独立于旅外社群的研究，而应该找到两者之间的联系，既要研究旅外社群内部的社会关系，也要研究旅外社群节日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