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新国际贸易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工业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大幅增加，产业内部贸易迅速增长，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和对外投资迅猛扩大，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借助对外贸易取得了经济发展的成功等。封闭式的或近封闭式的国别经济系统已经不复存在，从而构成了一个全新的国际经济背景。面对这些新情况，传统的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贸易理论难以做出合理的解释，这就引发了对传统贸易理论的再思考。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前提是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这是一种完美的假设。正是由于这种假设，自由贸易理论才推导出逻辑严密、形式完善的结论。但是完美的假设并不意味着客观存在。观察现实经济，我们可以发现，生产厂商的边际生产成本往往随产出的增加而下降，大多数的市场结构又都是不完全竞争的。可见，正是传统贸易理论的假设前提存在问题，导致了其对现实解释的乏力。

新国际贸易理论从规模经济、需求、产品差异化、动态分析等多个角度研究了国际分工与贸易模式，现分别介绍。

一、规模经济理论

规模经济理论(Economies of Scale Theory)以企业生产中的规模经济和世界市场的不完全竞争为基础，解释产业内贸易的原因。该理论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其代表人物是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

规模经济贸易理论有两个假设前提。一是企业生产具有规模经济。规模经济是指在企业生产扩张的初始阶段，企业由于扩大生产规模而使经济效益得到提高。企业通过参与国际贸易，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可以扩大生产规模。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单位产品的成本逐渐下降。这种规模经济使得企业增强了竞争力，提高了盈利水平。二是国际市场的竞争是不完全的。不完全竞争是一种垄断和竞争并存的市场结构。

因此，规模经济理论认为，规模经济也是国际贸易的基础，当某一产品的生产发生规模报酬递增时，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单位产品成本递减，取得成本优势，因此专业化生产并出口这一产品。

当前，中国许多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位，巨大的产能和产量一方面可以降低单位成本，另一方面也需要广阔的国际市场予以支撑，规模经济理论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技术差距论

面对里昂惕夫之谜，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论已经无法解释美国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现象。1961年，波斯纳(M. A.Posner)在《牛津经济论丛》上发表的“国际贸易和技术变化”一文，运用技术创新理论修正了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论，提出了技术差距论(Technology Gap Theory)，对里昂惕夫之谜进行了解释。

技术差距论又称为创新与模仿理论，它把国家间的贸易与技术差距的存在联系起来，认为正是一国的技术优势使其在获得出口市场方面占有优势。当一国某种创新产品研发成功后，在外国掌握该项技术之前就产生了技术领先差距，可出口技术领先产品。但因新技术会随着专利权转让、技术合作、对外投资、国际贸易等途径流向国外，当一国创新的技术为外国模仿时，外国即可自行生产而减少进口，创新国渐渐失去该产品的出口市场，因技术差距而产生的国际贸易逐渐缩小。随着时间的推移，新技术最终将被技术模仿国掌握，使技术差距消失，贸易持续到技术模仿国能够生产出满足其对该产品的全部需求为止。但在动态的经济社会，科技发达的国家是不断会有再创新、再出口出现的。由于各国对技术的投资和技术革新的进展不一致，因而存在着一定的技术差距。这样就使得技术资源相对丰裕的或者在技术发展中处于领先的国家，有可能享有生产和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

波斯纳把从技术差距产生到技术差距引起的国际贸易终止之间的时间间隔称为模仿时滞时期，又分为反应时滞和掌握时滞两个阶段。反应时滞是指技术创新国家开始生产新产品到其他国家模仿其技术开始生产新产品的时间；掌握时滞是指其他国家开始生产新产品到其新产品进口为零的时间。反应时滞初期阶段又称为需求时滞阶段，需求时滞是指技术创新国开始生产新产品到开始出口新产品之间的时间间隔。需求时滞的长度则主要取决于两国的收入水平差距和市场容量差距，差距越小，长度越短。反应时滞期的长短主要取决于企业家的决定意识和规模利益、关税、运输成本、国外市场容量及居民收入水平高低等因素。如果技术创新国在扩大新产品生产中能够获得较多的规模利益、运输成本较低、进口国关税税率较低、进口国国家的市场容量差距及居民收入水平差距较小，就有利于保持出口优势，延长反应时滞阶段；否则，这种优势就容易失去，反应时滞阶段将缩短。掌握时滞阶段的长度主要取决于技术模仿过程的长短和吸收新技术能力的大小，吸收新技术能力大的间隔时间较短。胡佛鲍尔(G.G.Hufbauer)用图形形象地描绘了波斯纳的学说，如图2-1所示。

图2-1中横轴T表示时间，纵轴Q表示商品数量，上方表示技术创新国A的生产和出口(B国进口)数量，下方表示技术模仿国B的生产和出口(A国进口)数量。从t0开始，A国开始生产新产品，t0~t1为需求时滞阶段，B国对新产品没有需求，因而A国不能将新产品出口到B国。过了t1, B国模仿A国消费，对新产品有了需求，A国出口、B国进口新产品，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需求量逐渐增加，A国的出口量、B国的进口量也逐渐扩大。由于新技术通过各种途径逐渐扩散到B国，到达t2, B国掌握新技术开始模仿生产新产品，反应时滞阶段结束，掌握时滞阶段开始，此时A国的生产和出口(B国进口)量达到最大值。过了t2，随着B国生产规模的扩大，产量的增加，A国的生产量和出口量(B国的进口量)不断下降。达到t3, B国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新产品成本进一步下降，其产品不但可以满足国内市场的全部需求，而且可以用于出口。至此，技术差距消失，掌握时滞和模仿时滞阶段结束。可见，A、B两国的贸易发生于t1~t3这段时间，即B国开始从A国进口到A国向B国出口为零这段时间。

为了论证这个理论，格鲁伯和弗农(W.Gruber & R.Vernon)等人根据1962年美国19个产业有关资料所做的统计分析表明：5个具有高度技术水平的产业(运输、电器、工具、化学、机器制造)的科研和发展经费占19个产业全部科研和发展经费总数的89.4%;5个产业中技术人员占19个产业技术人员总数的85.3%;5个产业的出口量占19个产业总出口量的72%。这种实证研究表明，美国在上述5个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和出口方面，确实处于比较优势。因此可以认为，出口科研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国家也就是资本要素相对丰裕的国家，根据上述统计分析，美国就属于这类国家。

该理论表明：(1)技术领先国若能有效地防止模仿，则技术利益能保持较长时间；(2)两国技术水平和市场范围差距越小，需求时滞的时间越短，贸易发生就越早，贸易发展的速度也就越快；(3)模仿时滞后，追随国的贸易利益取决于低工资成本。

技术差距论的贡献在于：(1)它打破了传统国际贸易中比较优势的静态性与凝固性；(2)它指出由技术革新引起的需求时滞和模仿时滞，能够导致比较优势从技术领先国向技术追随国的动态转移，这更切合国际贸易的实际，更能揭示国际贸易的特点。

三、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雷德蒙·弗农(R.Vernon)于1966年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的论文“生命周期中的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对技术差距论进行了扩展，首次提出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Product Life Cycle Theory)，威尔斯、赫希哲等人完善了该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是战后解释制成品贸易的著名理论。该理论认为，由于技术的创新和扩散，制成品和生物一样具有生命周期，先后经历五个阶段：(1)新生期；(2)成长期；(3)成熟期；(4)销售下降期；(5)让与期。在产品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各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是不同的。

新生期是指新产品的研究和开发阶段。在新生期，需要投入大量的研究开发费用和大批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熟练劳动，生产技术尚不确定，产量较少，没有规模经济效益，成本很高。因此，拥有丰富的物质资料和人力资本并具有高收入特征的发达国家具有比较优势。这一阶段的产品主要供应生产国本国市场，满足本国高收入阶层的特殊需求。

经过一段时间以后，生产技术确定并趋于成熟，国内消费者普遍接受了创新产品，收入水平相近的国家开始模仿消费新产品，国外需求发展，生产规模随之扩大，新产品进入成长期。在成长期，由于新技术尚未扩散到国外，创新国仍然保持比较优势，不但拥有国内市场，而且打开了国际市场。

国际市场打开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生产技术已成熟，批量生产达到适度规模，新产品进入成熟期。在成熟期，由于生产技术已经扩散到国外，外国生产厂商开始模仿生产新产品，且生产者不断增加，竞争加剧；由于生产技术已趋成熟，研究与开发(R&D)要素变得不重要，产品由智能型(或R&D密集型)变成资本密集型，经营管理水平和销售技巧成为比较优势的重要条件。这一阶段，一般的发达工业国都有比较优势。

当国外的生产能力增强到能满足本国的需求(即从创新国进口的新产品为零)，新产品进入销售下降期。在这一时期，产品已高度标准化，国外生产者利用规模经济大批量生产，使产品的生产成本降低，从而使创新国渐渐失去竞争优势，出口量不断下降。

当创新国完全丧失比较优势而变为净进口者时，新产品进入让与期，创新国让位给其他国家，在这个阶段，不但研究与开发要素不重要，甚至资本要素也不很重要，低工资的非熟练劳动成为比较优势的重要条件。具备这个条件的是有一定工业化基础的发展中国家。威尔斯以美国为例将产品生命周期通过图示说明，如图2-2所示。

在图2-2中，纵轴表示商品销售量，横轴表示时间。

在第一阶段，美国研制与开发新产品，于t0开始投产，产量较少，产品主要在本国市场销售。在这个阶段美国处于垄断地位。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和国外需求的发展，美国于t1开始向国外出口该产品，该产品进入第二阶段。于t2处，国外生产者开始模仿新产品生产，与美国竞争，新产品进入第三阶段。随着国外生产者的增多及生产能力的增强，美国的出口量下降，其他一些发达国家于t3变为净出口者，使该产品进入第四阶段。这时，产品已高度标准化，国外生产者利用规模经济大批量生产，降低生产成本，使美国开始失去竞争优势并于t4变为净进口者，使该产品进入第五阶段。及至t5，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低工资率使它们具有该产品的比较优势，该产品由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出口到高收入的发达国家，即产品由发达国家完全让位给发展中国家。

由以上分析可见，由于技术的传递和扩散，不同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不断变化，新技术和新产品创新在美国，而后传递和扩散到其他发达国家，再到发展中国家。当美国发明的新产品大量向其他发达国家出口时，正是其他发达国家大量进口的时期；当美国出口下降时，正是其他国家开始生产、进口下降时期；当美国由出口高峰大幅度下降时，正是其他发达国家大量出口时期；而其他发达国家出口下降时，正是发展中国家生产增加、进口减少时期；其他发达国家从出口高峰大幅度下降时期，正是发展中国家大量出口时期。新技术和新产品的转移和扩散像波浪一样，一浪接一浪向前传递和推进。比如，美国在生产和出口计算机、宇航、生物和新材料等新型产品的时候，其他发达国家接过汽车和彩电等产品，而纺织品和半导体则通过前两类国家在发展中国家落户。

产品生命周期用以解释工业制成品的动态变化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对解释国际贸易有重要的参考作用。它引导人们通过产品的生命周期，了解和掌握出口的动态变化，为正确制定对外贸易的产品战略、市场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它揭示出比较优势是不断在转移的，每一国在进行产品创新、模仿引进或扩大生产时，都要把握时机。而进行跨国经营，就可以利用不同阶段的有利条件，长久保持比较优势。它还反映出当代国际竞争的特点，即创新能力、模仿能力是获得企业生存能力和优越地位的重要因素。

四、偏好相似说

偏好相似说(Theory of Preference Similarity)又称需求偏好相似说，是由著名瑞典经济学家林德(S.B.Linder)于1961年在《贸易与变化》一书中提出的。他独树一帜地将需求导入国际贸易理论，分析需求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地位。林德认为，俄林的要素禀赋论只适用于初级产品的贸易，不适用于工业品的贸易。而工业品的贸易已大大超过初级产品贸易，成为国际贸易的主导产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林德提出了解释工业品贸易的偏好相似理论。

他指出，国际工业品贸易的发生往往是先在国内市场形成生产规模和国际竞争能力，而后再拓展国外市场，因为厂商总是出于利润动机首先为他所熟悉的本国市场生产新产品，当发展到一定程度，国内市场有限时才开拓国外市场，因此，国内需求是出口贸易的基础。同时，林德还指出，两国经济发展程度愈相近，人均收入愈相近，需求结构、需求偏好愈相近，相互需求就愈大，贸易可能性也就愈大(如图2-3所示)。如果这些国家的需求结构和需求偏好完全一样，国内需求与外国的进口需求重叠，一国可能进口或出口的商品，也就是另一国可能出口或进口的商品，从而构成两国贸易的基础。

图2-3中纵轴代表商品档次，横轴代表人均收入，OX、OY与原点所构成的锥形X-O-Y代表一国对其所需求产品的档次的变动范围。设甲国的人均收入为I1，乙国的人均收入为I2，与I1、I2相应的AC、BD分别代表甲国、乙国的需求商品档次范围，BC部分重合，表示两国会就BC范围内的商品进行贸易。两国对产品需求的档次变动范围重合部分愈大，表示需求结构愈接近，贸易可能性就愈大。

偏好相似理论的意义在于它部分地解释了部门内贸易发展迅速及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量远远超过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贸易量的原因。传统比较利益理论认为，各国经济发展水平越接近，其开展国际贸易的可能性就越小。偏好相似理论则从需求角度论证，各国经济发展水平越接近，它们之间的贸易规模则越有扩大的可能性。这是对比较利益理论的补充，更贴近国际贸易实际。林德从需求理论的角度，克鲁格曼从供给的角度，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发展起来的部门之间的国际贸易现象，做出了比较令人信服的解释，对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五、产业内贸易理论

产业内贸易理论(Intra-industry Trade Theory)又称差异化产品理论，是指同一产业部门内部的差异产品的交换及其中间产品的交流。这是当前国际贸易理论中最热门的课题之一。该理论广泛应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贸易新理论的研究成果，着重进行产业内贸易的探讨，即一国同时出口和进口同一产业的产品，国际进行同产业的产品差异化竞争，并认为这是更符合现实情况的国际贸易形态。

产业内贸易理论的发展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的经验性研究和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的理论性研究两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西方经济学家佛丹恩(Vordoorn)、迈凯利(Michaely)、巴拉萨(Bela Balassa)和小岛清(Kojima)对产业内贸易做了大量的实验性研究。他们发现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并不按照赫—俄模式进行，即工业制成品和初级产品之间的贸易，而是产业内同类产品的相互交换，并认为产业内贸易现象背后必然存在一种新的原理。20世纪70年代中期，格鲁贝尔和劳尔德(H.G.Grubel& P.J.Lloyd)对产业内贸易现象做了开创性、系统性的研究，使产业内贸易理论发展步入第二阶段——理论性研究阶段。格鲁贝尔和劳尔德在《产业内贸易》一书中指出，技术差距、研究与开发、产品的异质性和产品的生命周期的结合，以及人力资本密集度的差异与收入分配差异(或嗜好的差异)相结合均可能导致产业内贸易。规模经济是产业内贸易的基本原因，并认为各国的生产要素越相似，它们的产业结构的差异便越小，从而它们的贸易越具有产业内贸易的特征。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在对产业内贸易的理论性研究不断深化的同时，对产业内贸易的实证性研究也步步深入。

产业内贸易指的是贸易双方交换的商品属于同一产业部门，即贸易伙伴间既进口又出口属于同一部门的产品。传统的贸易理论所解释的是不同产业间的贸易，即要素禀赋不同的国家，相互交换不同产业部门的产品。传统贸易理论显然是不能解释产业内贸易现象的。因为传统贸易理论有两个重要的假定：一是假定生产各种产品所需的要素密集度是不同的，各国所拥有的生产要素禀赋是不同的，因此，贸易结构、流向和比较优势是由各国不同的要素禀赋来决定的；二是假定市场竞争是完全的，在一个特定产业内的厂商，生产同样的产品，拥有相似的生产条件。而这些假定与现实相差甚远。

产业内贸易理论通过产品差异性、规模经济或规模报酬递增以及偏好相似等概念解释产业内贸易形成的原因。

(1)产品差异性。同一类产品可能存在差异性，尤其是工业品的差异性更为显著。产品的差异性是产生产业内贸易的重要基础。同类的异质性产品可以满足不同消费心理、消费欲望和消费层次的消费需求，但各国由于财力、物力、人力约束和科学技术的差距，因此不可能在具有比较利益的部门生产所有的差别化产品，而必须有所取舍，集中资源着重进行某些差别化产品的专业化生产，以获得规模经济利益。这就导致国家间进行产业内分工，从而导致国家间产业内贸易的发生与发展。

(2)规模经济或规模报酬递增。规模经济或规模报酬递增是产业内贸易的重要成因。同一产业部门内部，由于规模经济的作用，使得众多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在竞争中优胜劣汰，形成一个国家内某种产品由一家或者少数几家厂商生产的局面，大型企业进而发展成为出口商。但是由于规模经济的要求，一个国家为数不多的大型企业只能生产出种类有限的同类产品，而不能满足消费者对同类差异化产品的多种需求。这样国家间产业内部的分工和贸易也就产生了。一国专业化生产同一产业的某些差异化产品，另一国专业化生产同一产业另一些差异化产品，并彼此进行交换。这样两国厂商都可享有规模经济利益，满足两国消费者产品多样化的需求。两国的要素禀赋越相似，越有可能生产同一产业的产品，因而两国的产业内贸易量也越大。

(3)偏好相似。这是林德理论的应用。发达国家间产业结构相似，它们之间的分工大多是部门内产品分工。它们的收入水平相近，消费结构大体相同，对对方的产品形成广泛的相互需求，重合需求大，所以发达国家间贸易量大。

产业内贸易理论虽然以发达国家的贸易为研究对象，但对已经初步实现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提升国际贸易竞争力同样具有深刻的启发作用。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要在国际贸易中提高地位，仅仅依靠丰裕资源(甚至是资金或技术这样的资源)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从规模经济方面考虑增强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对于规模效益显著的幼稚产业来说，政府在产业政策、贸易政策方面的干预是十分必要的。

六、国家竞争优势理论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出版的《竞争战略》《竞争优势》《国家竞争优势》三本书，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和企业界的高度重视。前两本著作主要针对产业如何在竞争中获得优势进行深入研究，而《国家竞争优势》则在此基础上提出，一国兴衰的根本在于能否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优势。三本书的着眼点都是在竞争优势上，并联系着国际市场。

(一) 国家竞争优势理论(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的产生

这一理论的产生是以美国国际经济地位的变化为背景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年里，美国经济实力强盛，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此后，由于其他西方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美国各项经济指标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下降。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欧共同市场的形成和壮大、日本的崛起，都构成对美国在国际经贸中地位的严重挑战。美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严重削弱，连新兴工业化国家都在夺取美国商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20世纪80年代，世界经济贸易领域的竞争进一步加剧，美国的对外贸易逆差和国际收支赤字有不断增大之势。美国正像一个弱者，不断乞求于贸易保护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才能保持昔日的竞争优势，必然成为美国朝野关注的问题，波特的理论正是适应这一客观要求应运而生的。

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是由什么决定的？这是过去的国际贸易理论一直未能很好解答的一个问题。传统贸易理论认为，一国产业或企业的竞争优势来自于生产要素(价格和生产率)方面的比较优势；新贸易理论认为一国产业或企业的竞争优势来自于其在技术、规模等方面的优势。而波特认为，这些理论对现有国际贸易现象的解释力均值得怀疑。

以各国劳动生产率差异和要素禀赋差异为国家竞争优势源泉的比较利益论虽然解释了很多产业的贸易模式，但仍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例如，它不足以解释要素禀赋日益相似的工业化国家彼此之间的产业内贸易。随着高科技的迅猛发展，要素成本的重要性日益下降，比较利益论将逐步退位。

规模经济理论是对传统比较利益理论的一大突破。它既解释了即使不存在要素禀赋差异，贸易也可能发生的原因，又解释了行业内贸易之谜——规模经济使然。它指出规模经济是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但却没有解释什么国家的厂商会获得这些优势，以及哪些产业的厂商可获得这些优势。

技术差距论也试图超越比较利益论。技术差距论认为一个国家是否出口取决于该国是否获得了在该类产品方面的技术领先地位。技术领先的国家出口其领先产品，但随着技术的扩散和技术差距的缩小，其出口会逐渐减少。技术差距对竞争优势无疑十分重要，但该理论未能解释技术差距为什么会出现，什么国家会获得技术领先的优势。

产品周期理论也是超越比较利益理论的一个重要尝试。产品周期理论认为，美国的许多产品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主要是美国国内对先进产品的需求比其他国家领先，这使美国企业能率先开发新产品，并在产业发展早期阶段出口该产品；然后随着国外需求的增加，生产向海外转移；最后随着技术的扩散及外国低成本企业的进入，美国从该产品的出口国变成进口国。产品周期理论从动态角度成功地解释了国内市场对创新的影响，但它仍留下许多问题未能解答：为什么一些国家的某种产品在国内市场很小或发展缓慢的情况下仍能成为世界领先者，为什么许多国家的产业并没有像该理论预测的那样失去竞争优势。鉴于此，波特提出一国兴衰的根本在于赢得国际竞争的优势，而国际竞争优势取得的关键在于国家是否具有适宜的创新机制和充分的创新能力。创新机制可分三个层面来分析：①微观竞争机制。国家竞争优势的基础是企业内部活力，企业缺少活力、不思进取，国家就难以树立整体优势。②中观竞争机制。企业的创新不仅取决于企业内部要素，还要涉及产业与区域。企业经营过程的升级有赖于企业的前向、后向和旁侧关联企业的辅助与支持。③宏观竞争机制。个别企业、产业的竞争优势并不必然导致国家竞争优势。因此，一国的宏观竞争机制对其是否能取得国家竞争优势有重要的决定性作用。

(二) 波特的“钻石模型”

波特提出了解释竞争机制决定因素的钻石模型(Diamonds Framework)。钻石模型由四组基本决定因素和两组辅助因素组成。四种基本决定因素是：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的表现，以及企业的战略、结构和竞争对手。这四组因素的每一组都可单独发生作用，但又同时对其他因素产生影响，四组因素组合成一个体系，共同决定国家竞争优势，如图2-4所示。此外，国家竞争优势还受到机遇和政府作用的影响，由于这两者要通过前述四组基本因素影响国家竞争优势，所以属于辅助因素。

钻石模型中的生产要素是指一个国家在特定产业竞争中有关生产方面的表现，包括劳动力、可耕地、自然资源、资本和基础设施等，不仅包括要素数量，还包括要素质量以及获得这些要素成本的高低。波特认为，一个国家如果拥有对某一产业十分重要的某类低成本要素禀赋或独特的高质量要素禀赋，那么该国企业就可能在该产业获得竞争优势。

钻石模型中的需求条件是指本国市场对该项产业提供产品或服务的需求情况。国内需求对竞争优势最重要的影响是通过国内买主的结构和买主的性质体现的。不同的国内需求使厂商对买方需求产生不同的看法和理解，并做出不同的反应。老练、挑剔的买主有助于产品标准的建立，买方的高要求会使国内企业在买方压力下，努力改进产品质量、性能和服务；前瞻性的买方需求有助于国内企业意识到新的国际需求的来临，积极从事新产品研发，使产品不断升级换代，从而在国际竞争中取得领先地位；国内需求的增长速度及独立的买主数量也会对一国竞争优势产生影响，国内需求增长迅速，会激励企业尽快采用新技术，扩大生产规模，实现规模效益，同时独立买主多，可为企业提供更多、更全面的信息，促进企业实现多元化生产，减少经营风险。

钻石模型中的“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的表现”是指相关产业和上游产业是否具有国际竞争力。相关产业一般是指因共用某些技术、共享同样的营销渠道和服务而联系在一起的产业或具有互补性的产业，如计算机设备和计算机软件产业、汽车和轮胎产业等。支持性产业是指某一产业的上游产业，上游产业主要向其下游产业提供原材料和中间产品。一个国家的产业要想获得持久的竞争优势，就必须在国内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供应商和相关产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相关产业可使某一产业从较高起点进行创新和升级，且由于营销渠道的共享，相关产业的国际成功还可带动有关产业的国际成功，使有关产业在生产初期就可快速打开国际市场。支持性产业可为下游产业创造竞争优势，支持性产业可以最有效的方式及早地、迅速地为国内公司提供最低成本的投入品，也可以不断地与下游产业合作，促进下游产业的创新。例如，实力强大的供应商能够充当信息传递的媒介，协助下游企业尽快获得新的信息和技术，使整个行业的创新提速。

钻石模型中的“企业的战略、结构和竞争对手”是指企业在一个国家的基础、组织、管理形态，以及在国内市场竞争的表现，包括公司建立、组织和管理的环境以及国内竞争的性质。不同国家的公司在目标、战略和组织方式上大不相同，国家竞争优势来自于对它们的选择和搭配。比如，一些消费资料的生产部门，为适应顾客多边的需求，必须选择灵活的经营体制；而一些大型生产资料生产部门，则必须保持组织管理上的严格有序。此外，国家竞争优势的获得还取决于国内竞争程度，激烈的国内竞争是创造和保持竞争优势最有力的刺激因素。

上述四种因素是国家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它们的变化直接导致国家竞争地位的变化。除上述四种因素以外，影响国家竞争优势的还有两个辅助因素，即机遇和政府的作用。机遇包括重要的新发明、重大技术变化、投资成本的巨变、外汇汇率的重要变化、突然出现的世界或地区性需求、战争等偶然事件。机遇的作用，在于它可能打断事物的发展进程，使原先处于领先地位公司的竞争优势失效，落后国家的公司如果能适应局势的变化，利用新机会，便可能获得竞争优势。政府的作用体现在政府可以通过对四种基本因素施加影响，从而影响国家竞争优势。政府可以通过补贴、对资本市场加以干预、制定教育政策等影响要素条件，通过确定地方产品标准、制定规则等影响买方需求(政府本身也是某些产品或服务的大买主)。政府也能以各种方式决定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的环境，影响企业的竞争战略、结构、竞争状况等，因此政府的作用十分重要。

波特认为，一国经济地位上升的过程就是其竞争优势加强的过程。国家竞争优势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要素推动阶段。在此阶段，基本要素上的优势是竞争优势的主要源泉。第二阶段是投资推动阶段，竞争优势的获得主要来源于资本要素。持续的资本投入可扩大生产规模、大量更新设备、提高技术水平、增强企业的竞争性。第三阶段是创新推动阶段，这个阶段的竞争优势来自于创新。企业已具备各种条件，人员培训效果显著，引进技术吸收消化能力强，能自己进行研究和开发工作，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较强，能将高科技成果转化为商品，使企业持续保持竞争力。第四阶段是财富推动阶段，处于这个阶段的国家主要靠过去长期积累的物质、精神财富而维持经济的运行，产生了“吃老本”的机制，创新的意愿及能力都下降，面临丧失竞争优势的危险。

波特分析了国家竞争优势的发展阶段后，通过德国、美国、意大利和日本等国经济发展状况从实证角度对其理论予以说明。他认为，目前日本经济正处于创新阶段，经济发展后劲较强；而美国经济则处于财富推动的阶段，美国许多工业正在衰退，竞争处于寡占状况，经济缺乏推动力。

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弥补了其他国际贸易理论的不足，较圆满地回答了理论界长期未能解答的一些问题。波特认为，一国在生产要素方面的比较优势有利于其建立国际竞争优势，而一国国际竞争优势建立后才能获得持久的比较利益。这种国际竞争优势才应该是国际贸易理论的核心。国际竞争优势理论不仅对当今世界经济和贸易格局进行了理论上的归纳总结，而且对国家未来贸易地位的变化可提供具有一定前瞻性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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