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所为有所不为

在辛亥革命后，唐绍仪与老朋友袁世凯越来越远，却与孙中山越走越近。他极为推崇孙中山，认为民主共和才是中国出路。但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他与孙中山的关系也有一个由亲密到疏远的过程。当孙中山在1920年重建军政府时，他认为总统制与他期望的责任内阁制不符，易产生独裁，于是拒绝出任军政府职务，再次避居上海。

其实，每每读民国史，我都感慨于“原则”二字。所谓原则，就是底线。在民国的动荡时代，各方势力角力，风派人物不少，各种思潮涌入，立场常变之人也不少，梁启超还有“不惜以今日之我推翻昨日之我”的说法，但很多政客都有一条底线，他们可以为了理想改换阵营，却不会为了立足于世而放弃理想。这之间的种种，其实不能仅以对错二字来界定。

唐绍仪亦是如此。他虽争议甚多，却始终恪守共和底线。

他在晚清为官时，一方面雷厉风行，魄力十足，另一方面却也豪奢挥霍，《民立报》曾指他“日食非百金不乐，一切举动，皆摹仿西洋豪华，非中国诸王大臣所可及。唯对于部中司员异常刻薄，闻近日又有裁员减薪之举，邮部之司员无不怨形于色。夫减之诚是，然唐自待亦太过也”，还说“唐之为人，京官排挤者甚多”。想来，他那让人看不过眼的“豪奢”也是美式风格的吧，身为大清官员却“摹仿西洋豪华”，这做派自然很难令其他同僚看得顺眼———即使他的同僚们同样贪腐甚至比他更加贪腐。

可这派头若与他的底线相碰撞，他就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比如1928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各政府机关进驻，急需划地建房，使得南京的地产业变得十分红火。有人便打起了赈灾款的主意，找到时为中央赈灾委员会委员的唐绍仪，希望他挪用赈灾款，合作炒地炒房，大赚一笔，唐绍仪严词拒绝。又比如他在家乡中山县（即原来的香山县，1925年为纪念孙中山，改名中山县）任县长时，便颇清廉，革除各种官场陋习。

赴任中山县县长之前的唐绍仪，其实挂着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和西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等头衔，虽然都是挂名而无实权，但以他的资历和影响力，在南京过优裕生活是等闲事。可他却放着好日子不过，偏要回家乡做个县长。

早在1929年，孙科和吴铁城（有资料误作“吴际城”，实无此人）就向南京政府提议，将孙中山故乡中山县升格为全国模范县，并决定成立“中山县训政实施委员会”，督导县政府实施训政。提议的这两位都是中山本地人，在中山留痕颇多。孙科是孙中山之子，1936年，他主持筹建了中山纪念中学，位于中山南朗镇翠亨村孙中山故居背后，学校占地极广，景致如画，亦是我的母校。吴铁城是老同盟会员，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后来曾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立法院副院长、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部长等要职，是蒋介石的心腹。1921年，吴铁城曾回香山县参加竞选，当选为香山首位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任民选县长。在县长任上，他起用多位留美学生，担任警察局长和财政局长之类的要职，还任命一位女性为教育局长，开中国妇女担任行政主官的先例。如今中山旧城区（俗称“石岐”）的整体格局都为吴铁城任期内所兴建，城区还有一处算是纪念他的“铁城酒店”。

这“中山县训政实施委员会”的主席，就是唐绍仪。他在就职致辞中表示，要“通过二十五年的时间，将中山县建设成为全国各县的模范”。1931年，他更是不再满足于在南京坐而论道，而是亲赴中山，担任县长一职。

毛泽东曾以他为例，说旧社会的前任总理能去当县长，所以干部要能上能下。也有人认为唐绍仪屈尊县长一职是因为不满在南京挂闲职，所以才在一个小县城里“找存在感”，其实也颇有些恶意揣测。从唐绍仪任县长后的种种举动而言，他内心中最重要的无非两个词：思乡、共和。

辗转一生后，他希望建设家乡，如果家乡能成为一块“共和试验田”，那就更好。因此，虽然“训政”充其量只能算是为共和做准备，他也乐意以古稀之躯投入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