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的适应与大人的不适应

护送第三批幼童赴美的小官祁兆熙曾写下一部《游美洲日记》，这也是难得的研究幼童赴美行程的第一手资料。

在这部日记中，幼童们经历了从不适应到适应的过程。首先是由于风浪导致晕船，孩子们呕吐、不得安睡，但十余日后，孩子们便已“嬉戏自得，毫无恐怖”，他们甚至喜欢大风浪，因为船身颠簸，他们便可免去当日功课。再就是西餐，孩子们起初吃不惯，不久后便习惯了牛奶面包，也习惯了刀叉和扒类。

留学的过程与航行过程一样，同样是个从不适应到适应的过程。他们初至美国时，无论是乘坐火车，还是见到印第安人，都极为惊奇。但当留学生活正式开始时，新鲜感便全数退去，取而代之的是各种难题，比如语言和风俗。同时，他们的功课也极为沉重，除了要补习英文外，还要学习中文，同时还有一套陈腐规矩，比如脸朝中国方向向皇上跪拜，再给孔子画像磕头。

但两三年后，随着幼童们英文水平的进步，他们已适应了留学生活。而且，此时的他们已进入正规学校学习，所受约束也少了，渐渐融入了美国社会，开始拒绝中式长袍，甚至剪掉辫子。他们在西方教材里也学到了大量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知识，对“四书五经”自然也失去了兴趣，更反感那些烦琐的礼节。他们中的一些还无视清廷的规定，开始信奉基督教，甚至组成“中华归主团”，提出“中华帝国基督化”。正值青春期的他们亦情窦初开，与美国女孩秘密约会，自由恋爱，并有情书至今留存。詹天佑等人组成的棒球队是中国最早的棒球队，以中国留学生为主组织的耶鲁大学赛艇队也多次击败哈佛大学队。

在容闳看来，这实属正常，“此多数青年之学生，既至新英国省，日受新英国教育之熏熔，且习与美人交际，故学识乃随年龄而俱长。其一切言行举止，受美人之同化而渐改故态… …况彼等既离去中国而来此，终日饱吸自由空气，其平日性灵上所受极重之压力，一旦排空飞去，言论思想，悉与旧教育不睦，好为种种健身之运动，跳踯驰骋，不复安行矩步”。有趣的是，他的侄子容揆也是留美幼童中的一员。容揆曾致信父亲，表示自己已经信奉了基督教，其父大怒，竟致信留学监督的官员，请求将儿子遣送回国，关在家中好好教育。容揆不愿回国受辱，决定摆脱官方控制，继续求学。但这也意味着他失去了政府资助，没了生活保障。容闳则委托牧师给了容揆一笔资助款，让他继续在美国学习。

但孩子们适应了美国社会，大人们却并不适应，容闳只是唯一例外。对于清廷负责监督留美幼童的官员们来说，孩子们的转变实在太可怕了。

说到底，这是文化碰撞与体制之间的冲突所致。清政府有一个美好愿望：幼童们必须“政治正确”，成长为与中国传统文化思维相符的好青年，同时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回来好好报效朝廷。但即使带队官员再怎么严防死守，也无法让孩子们成长为“政治正确”同时有知识有文化的“分裂青年”。在和平状态下，落后文化其实永远无法战胜先进文化。幼童们置身于更先进更开放的西方文明中，抛弃传统文化中那些落后的元素实属必然，比如中式长袍和辫子，还有各种跪拜仪式，都注定会被抛弃。

清政府的一厢情愿、监督官员的守旧和孩子们自身的成长，构成了无法解决的矛盾，最终导致了幼童留学一事的叫停。

1876年，吴子登接任陈元彬，出任留美幼童监督。这位支持过洋务运动，还懂些英语的官员竟比陈元彬更加守旧。他开除了两名信仰基督教的幼童，还曾杖责剪掉辫子的幼童，并频频写信回国或写奏折，指留美幼童们思想上走了邪路，不听管教，容闳又百般纵容。极为看重“政治正确”的清政府听信一面之词，终于在1881年将留美幼童全数撤回。尽管美国前总统格兰特、作家马克·吐温都曾出面周旋，耶鲁大学还曾联合社会人士致信总理衙门，但仍无法改变这个结局。

容闳寄望实施百年的留美运动就这样结束了。此时，詹天佑等人已考上了大学，学业却遭强行停止。

外交家、诗人黄遵宪曾针对此事写诗，大骂吴子登：“新来吴监督，其僚喜官威。谓此泛驾马，衔勒乃能骑。征集诸生来，不拜即鞭笞。弱者呼暴痛，强者反唇讥。汝辈狼野心，不知鼠有皮。”

100多年来，传统文化和“全盘西化”之争始终未有停息，也很难有什么定论，但其间种种反复却已告诉了我们：任何事若以“政治正确”为标准，都不免走上歪路。而且，理念之争不该变成意气之争，也不该变成官场游戏。据说吴子登的守旧，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与曾国藩和丁日昌的私怨。习惯了美氏人际关系的容闳，注定在中国官场上屡屡碰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