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学堂与穷孩子

1847年，容闳、黄宽与黄胜三人跟随马礼逊学堂校长布朗一起赴美，开始了自己的留学生涯。

这一经历对于容闳的人生而言，意义不言自明。若无这次远行，就不会有中国第一个美国大学毕业生，也不会有日后那批留美幼童。

容闳在洋学堂里已就读多年。早在1835年，时年7岁的他就随父前往澳门，就读于马礼逊学堂的前身———附设于伦敦妇女会女校的马礼逊纪念学校。1839年，马礼逊学堂正式成立，他也随之成为首批学生之一。此时，距离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还有一年时间。

鸦片战争是我国近代史上最关键的时间点，它使得国门就此被强行打开。自康熙后期至鸦片战争前，清政府一直禁教，基督教仅秘密流传于沿海地区，葡占的澳门为最重要“据点”。1553年，葡萄牙人租占澳门，几百年过后，澳门已成为一个中西交融的城市。当地传教士们为了吸引人入教，常兴办一些低价医院和免费学校。也正因此，在洋学堂读书绝非什么光彩之事。但凡稍有经济能力的家庭，还是会选择让孩子读私塾或正规学堂，日后可走科举之“正途”。唯有贫困家庭的孩子，才会去时人眼中“不伦不类”的洋学堂。

对于这些孩子而言，选择洋学堂，就等于断绝了科考之路。他未来的人生选择极为有限，或是参与传教工作，或是去洋人家中当仆人，当然，最好的情况是从商，像漂洋过海而来的那些外国人一样有钱。

在《西学东渐记》中，容闳这样分析父母送他去读洋学堂的动机：“意者通商而后，所谓洋务渐趋重要，吾父母欲先着人鞭，冀儿子能出人头地，得一翻译或洋务委员之优缺乎。”

容闳的这些猜想其实多少有点“马后炮”的意味，也有“为尊者讳”的可能。对于他的父母来说，经济压力才是最重要的因素，容闳的哥哥已经进了私塾，他们无法负担容闳的学费。至于“中外交往”这种宏大又长远的命题，压根不是底层可以想到的事情，尤其是在闭塞的当时。

我曾查阅马礼逊学堂历史上的全部学生名录。这份名单上人数其实极少，历届毕业生合计只有41人，均来自香山（含如今的中山、珠海和澳门三地）。其中，来自今珠海地区的学生最多，占了大半，比如容闳和黄胜来自今珠海南屏，黄宽来自今珠海唐家湾，来自前山、上栅、夏美、官塘等珠海村落的也有不少。此外，还有学生来自今中山市三乡镇古鹤村———这里恰恰临近珠海。澳门其他洋学堂的情况也与马礼逊学堂类似，容闳曾回忆，他在女校读书时，由于不满学业枯燥，曾与几个同学一起乘船逃回家乡，他“原打算先带大伙儿到我家，然后她们再各自分散回各自的村子里”。按这个叙述，几个幼童都能乘船回家，并各自回村，从侧面说明了当时澳门洋学堂的生源主要来自附近。

尽管教会学校以传播教义、培养传教人为主旨，但同时实行双语教育，既有传统的“四书五经”，也教授外语、历史、地理和天文等科目，间接传播了西方文化。

中国历史上一直边患极重，澳门这弹丸之地被葡萄牙人所占，根本不会引起清政府的重视，但若将澳门置于当时的全球背景下，我们就会明白这不同于以往的边患，带给这个古老国度的冲击也注定惊人。因为，在这个小岛上有两种文明的碰撞。近代国人放眼看世界，以岭南为先，改良派与革命派的先驱亦都出身此处，显然是澳门的星星之火逐渐扩散的结果。南海的康有为、新会的梁启超、香山的孙中山… …抛开日后的那些成败是非不说，他们的年少时代，一定在这文化碰撞中汲取了养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