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闵印本《花间集》评语的价值再认识

一旦汤显祖的署名权被证伪，我们如何去重新认识这些评语的价值？我们当然可以遵从传统的思维模式，就像考证《列子》不是先秦作品，并不影响学界借此书来考察魏晋时代的思想，《花间集》中的评语虽不是汤显祖所撰，但依然可以借此考察晚明世俗文人对唐五代词的接受态度。当然，由此引起的研究视角转换是必然的，即从伟大作家之思想的研究，转向宽泛的社会思潮的研究。这样的观念调整无可厚非，价值未损一丝一毫，但我们不能忘却一点：文学评点，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伟大作家的产物。

在当下的文学史观中，金圣叹、毛宗岗等人已在中国文学史中有了牢固的一席之地。但我们与其说他们是天生的文学批评家，不如说他们因为20世纪古典文学批评的转型，被研究者们提升至伟大的文学批评家的行列。一旦我们理解了这一点，那么，汤显祖是否闵印本《花间集》的评点者，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根据现有材料，如果汤评被证伪，刊印者闵映璧作为评点者的可能性是最大的。既然沈际飞评点《草堂诗余四集》、卓人月评点《古今词统》的词学价值已经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可，且沈、卓、金、毛等人都与出版业有着密切的联系，那么，即使我们从《花间集》评语中看出了某些新意和创见，也大可不必与汤显祖绑在一起，将之视为闵映璧的私人发明，又何尝不可呢？

张仲谋先生指出，明代词集评点的价值，并不在其理论性、思想性，而在其特有的话语方式和审美追求，此诚然卓见。但若有人借此视角去挖掘杨慎、汤显祖等人词学观的另一面，则未免固执。这种批评方式的独特性，如对细微情感反应的批评，对普通读者立场的切入，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伟大作家的专利，甚至不是他们所擅长的领域，中下层文人反而更有优势。因此，发扬这一类批评方式的独特意义，与否定杨慎、汤显祖等人的评点署名，两者之间并不矛盾。明代的文学评点如此繁盛，只要我们立足批评方式的独特性，作更全面、更系统的考察，那么，大量的伪评本将重新进入我们的视野，充实既有的研究资源，开辟一个广阔的天地。假以时日，其中的某些观点和视角，或能反过来为传统的古典文学理论研究提供帮助，亦未可知。

最后想说的是，将汤显祖与《花间集》评点一事剥离开来，并不意味着汤显祖与《花间集》关系的疏远。且不论他对唐五代词有过“词至西蜀、南唐，作者日盛，往往情至文生，缠绵流露，不独为苏、黄、秦、柳之开山，即宣和、绍兴之盛，皆兆于此”的高度评价，只要留意他的传奇创作，便知他对《花间集》的借鉴是多方面的。以往学界多强调汤显祖在唯情观念和曲境塑造等方面对《花间集》的继承，其实还有更直观的一面，即其早年作品对花间词的直接袭用。如《紫箫记》中共有羼入词19首，其中原创14首，袭改5首，而这袭改的5首作品中，有四首源自《花间集》。第16出的《荷叶杯》（还记夜阑相见），袭顾夐《荷叶杯》；第20出的《春光好》（纱窗暖），袭和凝《春光好》；第29出的《女冠子》（星冠霞帔），袭牛峤《女冠子》。最有意思的，是第27出的《菩萨蛮》（玉钗风动春幡急），由《花间集》中三首不同的《菩萨蛮》集句而成。其中“玉钗风动春幡急”及“何处最相知，羡他初画眉”句，袭牛峤《菩萨蛮》（玉钗风动春幡急）；“香阁掩芙蓉，画屏山几重”二句，袭牛峤《菩萨蛮》（绿云鬓上飞金雀）；“照花前后镜，花面红相映”二句，袭温庭筠《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汤显祖对《花间集》的稔熟程度，由此可见一斑。从这个角度来说，“临川四梦”甚至《玉茗堂集》与《花间集》的深层互文关系，是一个值得留意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