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献综述

人类对于文化的研究从19世纪中叶开始。德国学者列维·皮格亨最先提出了“文化科学”的概念，并开始倡导对人类的文化进行专门研究。此后，英国人类文化学家爱德华·泰勒将“文化科学”的概念引入英语世界中，之后在欧美国家快速地发展起来，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2001年11月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二十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给“文化”下的定义是，文化是某个社会、群体或组织所赋有的物质、精神、情感与智力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特征之和，它主要包括文学和艺术、传统和信仰、生活方式、共处方式和价值观体系等。冯·皮尔森在其《文化战略》中说，“文化是一种学习过程”, “人表现他自身的方式”，因此，他将文化看成为一系列动态学习的过程。中国学者张岱年和程宜山等在《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一书中对文化定义如下：“文化是人类在处理人与世界的关系中所采取的实践活动和精神活动的方式，以及所创造出来的物质和精神的成果之总和，是活动成果与活动方式的辩证与统一。”这个定义突出强调了人通过精神活动和实践活动与世界发生交互动态的人类活动过程所孕育出来的精神与物质活动成果。

关于“地域文化”，目前专家们公认的定义是专指中华民族特定区域独具特色、从古至今源远流长的文化。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是指囊括古今的不同区域范围内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而狭义上则专指古代的地域文化。有关吴越文化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融合的相关研究成果至今尚未查询到。因此，本研究从吴越文化的相关研究中寻找与民族体育文化相关联的文献资料。目前关于吴越文化的历史发展脉络尚未形成完整统一的看法，本研究尽可能全方位地收集与吴越文化发展相关的文献，以此梳理和分析与本研究相关的吴越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从而为吴越文化与民族体育文化融合的历史过程的探讨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这是其一。有关民族体育文化的相关研究成果较为多见，但将吴越文化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二者联系起来的研究成果则凤毛麟角，因此，本研究对吴越文化与民族体育文化存在关系的吴越自然文化和社会文化等要素进行梳理，为进一步探索其与民族体育文化相互融合过程中的结构秩序和相互关系奠定基础，这是其二。此外，查阅了关于文化融合的相关理论，如有关文化适应的双维度模型、文化生态学理论和文化势位理论等相关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为吴越文化与民族体育文化融合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下面将对吴越文化的相关研究、民族体育文化的相关研究、吴越文化与民族体育文化融合的相关研究等三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评述。

（一）吴越文化的相关研究

与其他区域文化研究成果相比，目前对吴越文化研究的成果数量有限，有20余部专著。两汉之前的主要包括袁康和吴平的《越绝书》、赵晔的《吴越春秋》、周长生的《洞历》、王充的《论衡》、佚名的《会稽贡举簿》等，其中《洞历》和《会稽贡举簿》已经失传。近现代的相关成果有孙国平的《远古江南——河姆渡遗址》、周膺的《良渚文化与中国文明的起源》和蒋炳钊等的《百越民族文化》，另外有陈荷的《吴越文化》、张立志的《吴越文化论丛》、陈桥驿的《吴越文化论丛》、董楚平的《吴越文化新探》、王遂今的《吴越文化史话》、郑择魁的《吴越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董楚平的《广义吴越文化通论》，等等。黄胜平等集各家所长，打破行政疆域的划分，把吴越文化看成一个系统的整体进行了宏观的审视，从而编辑出版了《中国吴越文化》、《中国吴越春秋风云》、《中国吴越文化比较研究》、《中国吴文化特色教程》、《中国吴越文化研究选粹》和《中国吴越文化人物研究》等专著。此外，包括上述作者的相关研究论文均成为吴越文化相关文献资料的重要来源。总体上讲，20世纪80年代之后，学者们已经逐渐从过去单纯研究春秋吴国的范畴中走出来，走向吴越区域性大文化研究的广阔领域，内容涉及近现代极富吴越地域特色的区域文化研究。

吴越文化是吴越地域的民族体育文化生态环境，它通过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和行为文化等层面对民族体育文化进行融合。下面将吴越文化分成以上四个层面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

关于吴越物质文化的研究。靳怀堾认为，吴越地域气候温和、土地肥沃和水网密布等自然环境为吴越物质文化提供了优越的条件。他指出，水对吴越文化具有更为重要和直接的意义。生产文化如《计倪内经》和《外传枕中》中提到的“民食为天，耕三余一，耕九余三之道”，就说明当时已掌握了一定的水稻种植技术和规律；《汉书·五行志》云，“吴地以船为家，以鱼为食”；《汉书·严助传》云，“越人习于水斗，便于用舟”；《越绝书》卷八所述“水行而山外，以船为车，以楫为马”等说明吴越地域以水文化为显著的物质文化特征。有关吴越文化地理特征和发展轨迹的研究如《书虚篇》对古代吴越地域边界作了大致描述：“余暨以南属越，钱塘以北属吴，钱塘之江，两国界也。”也有人认为，吴越处于华夏东南部或者是现在的浙江和苏南地区，是典型的江南水乡和稻作农业区域。吴越地区从南宋以后成为中国经济最富庶、文化最发达的地域，尽管中国的政治中心仍在北方，但其经济重心、文化重心却转移到了吴越，并一直延续至今。当代吴越地域渔业资源仍然较为丰富，如舟山群岛已成为中国最大的海洋渔业基地，交通形成了水、陆、空三维立体式交通网络。在科学技术方面，董楚平认为，洋务运动是科学技术转型的关键因素，而洋务派代表人物大多出生于吴越地域，他们为西方近代化学和物理知识传入中国作出了显著的贡献，且对吴越科技的崛起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到了当代，吴越地域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水平均进一步提升。

关于吴越制度文化的研究。古代文献如《越绝书》记载了春秋时期吴越社会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情况，如“吴北野隅栎所含大疁者，吴王田也”，“独妇山，勾践将伐吴，徙寡妇至独山上，以为死士示，得专一也”的记载，说明吴王和越王不但支配国土，还剥夺劳动者的人身自由。关于吴越文化发展转型的研究，如董楚平在《吴越文化的三次发展机遇》一文中指出的，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对吴越文化影响深远的政治制度共有三次剧烈转型和变迁，即永嘉之乱、安史之乱和靖康之难，为吴越文化加速发展创造了不可多得的机会。另外他认为，甲午战争惨败促使中国人开始醒悟，认识到要使中国富强须从改革政治制度入手。随后，孙中山、康有为等率先把中国的文化转型领入了制度层面的转型阶段。

关于吴越精神文化的研究。黄胜平认为，吴越地域自古炎热潮湿、榛莽丛生、沼泽四布，频繁的自然灾害铸造了吴越民族勇于与自然灾害抗争的百折不挠的尚武精神。潘起造认为，自从隋唐开始，由于科举制度的推行，以及迁徙而来的北方人崇文精神的影响和相互作用，进一步促进了吴越人崇文的风气。李鹏则阐述了吴越人民有善于接受先进文化的开放精神。另外，蔡丰明对古代吴越哲学思想和宗教信仰方面有所研究，他认为魏晋南北朝以后因吴越地区的经济逐渐发达，其宗教信仰的形式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当时中国社会中的一些重要宗教如道教、佛教等都在当地找到了生长繁衍的土壤，其他一些民间信仰也在当时吴越地区发展起来。直到唐宋明清时期，这种浓厚的宗教风气仍然十分炽盛。宋代吴越地区成了中国道教教书编写和南宗思想创立的中心地，其领衔人物张契真、张伯端等都是浙籍人，佛教中的天台宗、禅宗、律宗、净土宗等也在该地区更加盛行。另有人指出，精耕细作的蚕桑文化和水稻文化也造就了吴越人民生产技术精巧和心思细密的性格特征，这些性格特征不但孕育出了心灵手巧的能工巧匠，也造就了很多艺术家，如徐渭、吴昌硕、徐悲鸿、黄宾虹等。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人闯天下”，他们坚持不懈、吃苦耐劳，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创造了许多全国第一，充分体现了浙江人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黄胜平认为，近代时期由于吴越之民的柔、细、雅的个性气质以及远离政治中心等因素，影响全国的重大政治运动并未发生在吴越地域，吴越地域也未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时期走在时代的最前沿，但因吴越成为中国文化转型的枢纽，其政治色彩日益浓厚，对宣传民族资本主义思想培养新一代知识分子有着重要作用。

关于吴越行为文化的研究。吴越先进的水利条件造就了与此相应的行为文化。靳怀堾指出，隋朝和元朝开凿的南北大运河及基于南北大运河基础之上的京杭大运河，是贯通黄河、长江、淮河、钱塘江、海河等五大水系的从北到南的水上交通大动脉，这对吴越地域的政治文化和经济文化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并造就了吴越之民生活上以舟为车，战争上表现为擅长水战的特征。文身也是古代吴越的习俗，如吴王曰：“我文身，不足责礼。”再如王汇文等的《从东周刻纹铜器的图像管窥吴越之习俗》一文从春秋晚期出现在铜器上的刻纹工艺入手，从纹饰题材的活动图像方面分析了东周时期吴越地区特有的“断发文身”、蛇图腾崇拜、“鸟田”等社会习俗。关于行为文化的历史变迁，《吴越文化论丛》一文提到，楚威王败越之后，越族人大量南迁，中原人与楚人开始进入吴越地域，这种人口的迁徙导致了吴越地域的居民成分发生了变化，吴越文化的民族特性也随之发生了激变。到了西汉的中后时期，皖南平原、太湖平原、宁镇平原、宁绍平原已基本汉化。至六朝时期，浙江的南部地区也完成了由北向南渐次汉化的过程。“殷人自江浙迁徙于河南”一语便为吴越文化的人口迁徙和文化变迁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此外，韩性的《儒学碑记》也记载：“会稽儒风之盛，冠于东州。”董楚平也指出，吴越文化民族性转型主要表现为由尚武转变为崇文，文艺、科技、养生和隐逸开始盛行，名贤辈出。这种儒风兴盛的现象一直延续到近代乃至今日。

总体而言，直接从民族体育文化生态环境的视角研究吴越文化的文献极少，但对于吴越地理气候、生产生活、社会风俗、政治制度、行为文化和精神等方面的研究文献为进一步分析民族体育文化生态环境提供了有力依据。

（二）民族体育文化相关研究

1．有关民族体育文化的相关定义的研究

关于民族的定义。英美学术界主张以“ethnic group”（族群）代之。斯大林定义民族标准强调民族由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心理素质等四大“共同要素”构成。《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出台后，活性的民族特征被解读为“六要素”。这六要素是各民族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群族共同体，包括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宗教和心理认同等六方面。

关于民族体育的定义。在20世纪30年代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程登科相继在《中国日报》、《体育季刊》和《勤奋体育月刊》等刊物发文，提出了“民族体育”一词，主张在中国要“为国家而体育”、“为民族而体育”，要把体育作为“强国强种与复兴民族的工具”。最初“民族体育”一词在中国普及性较强，能够象征整个国家民族传统文化的体育项目。程登科不否认健康和娱乐是体育的本质特征，但认为在当时的国情条件下如继续强调体育的健康和娱乐则是不合时宜的。有关民族体育的定义，倪依克等在《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遗产保护》一文中指出，“中华民族体育是祖先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创造和传承下来的传统文化，充分体现着我国各民族共有的文化价值观念和审美理想，又与各民族的社会特征、宗教仪式、经济生活、风俗习惯、历史文化息息相关的传统文化现象，是一种‘活态人文遗产’，具有民俗性、地域性、活态性、群体性等特征”。周莹在《奥林匹克文化》一书中指出，民族体育通常用来表述与世界范围内大规模传播的现代竞技体育活动相对的民间传统体育，它体现了明显的地域性和浓郁的民族传统文化色彩，根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且受到不同民族文化的影响和培育。

关于民族体育文化的定义。于学岭等在《奇妙纷呈——中外民族体育（上）》一书中指出：“民族体育文化是某个民族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所带来的产物，并随着社会、经济和生活的发展演变而来的。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社会、经济与生活，就有什么样的体育文化与之相匹配。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与生活的变化，或迟或早会引起民族体育文化的变化。一般而言，民族的社会、经济、生活是向前迈进的，由此，民族体育文化也会随之向着高层次、高水平、高科学的方向演变，这是民族体育文化演变的一般规律。”李鸿江在《中国民族体育导论》一书中指出，中国民族体育的文化特征主要包括地域性、多源性、针对性和交融性：地域性主要基于自然环境、生产方式和文化心理等三种因素；多源性主要源自史前中华民族社会生活的巫术与宗教、生产劳动、军事训练和医学保健等四个方面；针对性主要是指民族体育的存在与发展基础是各类人群的广泛参与，它适应于社会各个阶层的需要；交融性指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不同体育项目之间相互交融。赵锡凌等在《体育文化研究》一书中指出，民族体育文化应该是体育文化的下位概念，主要指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所有体育文化，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则指资本主义形成以前的各民族体育文化，即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在其特殊的自然、地理、经济和文化条件下，所创造出来的优秀的、各具特色的民族体育。而中华民族体育文化则主要指以汉族文化为主体的多民族交汇融合的文化。段爱明等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变迁、传承与发展》一书中指出，民族体育文化的变迁包括民族体育各项目的变迁和人们对于它的思维意识的变迁。从整个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趋势来看，这种变迁总体上是趋于进步的。

综上所述，相关研究成果对民族体育文化的定义可概括为以下几点：①它象征的是国家的民族传统文化，具备民族精神的凝聚力。②它是在社会民族特征、经济形势、宗教仪式和风俗习惯中熏陶孕育而成，且具有随之不断发展和演变的特性。③它体现了我国各民族共有的文化价值观念和审美理想，且是世代相传的传统文化。④它可能源于巫术与宗教、生产劳动、军事训练和医学保健等多方面因素，且具有健身和文化传承功能。民族体育文化具备的特征主要包括：第一，民族性。人类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不仅具有共性的一面，也有其独特或个性的一面。这种人类文化的差异就是民族特征的表现。不同地域的人们创造了各种不同类型不同形态的文化，同时，又塑造了具有不同文化特征的组织或群体。一般而言，民族体育文化与本民族的产生、形成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与本民族的地理环境、经济条件、生产水平、风土人情和社会结构相适应。第二，时代性。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生产方式特征，且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下不断地演化和发展，并对人类产生重大的影响。生活实践中，人们所创造的文化也都依托于这些环境。因此，民族体育文化具有特定时代的内容、性质和形态，表现出鲜明的时代性。第三，社会性。文化之所以有社会性是因为文化离不开人，更离不开社会。人、社会和民族体育文化三者之间共同形成了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综合体。第四，差异性。差异性既表现在某个地区民族行为的习惯上，也表现在价值标准和观念上。如东方体育文化重礼节、求持中，追求自身完善和个人身心平衡，体现出崇尚和谐与含蓄蕴藉的审美特征；而西方体育文化则体现出崇尚竞争和激进冒险的风格特征，注重身体健硕的外在美，体现了人的言行开诚布公的西方特色。第五，演化性。如在养生学的发展中，东方人原先多主张以静养生，之后又开始主张以动养生，再到后来动静结合养生的主张占了主流。这是人们对民族体育文化的延续和不断深化的认识过程。又如，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从古代倾向于修身养性，后来受西方文化影响泛化为强身健体、自娱与休闲文化并重等特征。第六，区域性。不同区域有不同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历史文化背景。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由于其生活地域与所处的自然环境的不同，所熏陶而培育出来的民族性格和民族气质迥然各异，其道德观念、风土人情、宗教信仰、节庆仪式和服饰饮食习惯等方面也各不相同。

2．国内相关的民族体育文化研究

从文化层次理论对民族体育文化研究进行梳理，可将其划分为行为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等层面。

关于行为文化层面的研究。有人指出，春秋时期吴越地区因远离国家的政治中心，战争较少，其土地肥美，气候宜人，家有薄产者都可以静心做学问，研究艺术与科技。因此，该地区艺术与科技人才众多，这是其后两千年间吴越文化的一大特点。如《论衡》中有叙，“建武三年，充生。为小儿，与侪伦遨戏，不好狎侮。侪伦好掩雀、捕蝉、戏钱、林熙，充独不肯”，称赞了幼童不喜好打闹的优秀品质。这种吴越行为文化蕴含了人们重视静心求学的人生价值观。此外，吴越地理环境也是修身养性、藏匿隐士的理想地方。如魏晋南北朝时，最负盛名的炼丹家几乎都出于吴越地区。又如，古代养生术著作《周易参同契》是世界炼丹史上的第一部理论著作，出自东汉时期会稽上虞人魏伯阳之手。还有人将吴越地域的民族体育与宗教行为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认为取悦神灵、保佑平安、祈求风调雨顺和五谷丰登的仪式融合于龙舟竞渡、“翻九楼”、“划彩舫”等民族体育文化之中。

关于制度文化层面的研究。就民族体育的管理制度而言，不同历史时期对民族体育的管理制度是存在显著差异的。有人指出，在学校和军队的管理上，西周的学校授课内容有“礼、乐、射、御、书、数”；汉武帝时期因采纳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原来的授课内容被约束，开始趋向去武行文，军队训练也从“田猎”和“武舞”的综合训练向直接对抗性的具体分类训练发展；唐朝“武举制”的设立则推动了军事体育中尚武风气的勃兴；到了雍正四年，清廷的“禁武令”严厉禁止民间人士佩戴刀剑行走，禁止百姓拳斗与民间擂台较技，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武术的发展。从制度文化方面对民族体育文化进行研究的成果还有，民国时期制定的国术国考政策，以及分别于1928年和1933年举行的两届“国术国考”增加了国术理论和竞技两方面的内容，都促进了武术实践和理论的双向发展。在清末内忧外患时代背景下，霍元甲于1910年7月将其创办的“精武体操学校”改为“精武体操会”，且至1929年将该会发展到42个之多，会员总数超过40万，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武术在学校的推广。有关民族体育保护制度的研究，如娄章胜等指出，要通过实现本土化策略来规避民族体育文化的现代风险和传承危机，从宏观层面实现民族体育文化的“本土化”与世界体育的“全球化”的互补格局，在微观层面通过构建多元化保护策略来降低民族体育文化的风险，等等。

关于物质文化层面的研究。有人对刀、枪、弓、剑、挂件、器物和壁画等体育文物的外形特征、产生的年代和历史文化背景进行研究。如刘秉果从古籍文献和铜牌挂件等文物入手梳理了摔跤的历史发展脉络。再如有人从不同时期的文物收藏品如剑、古代蹴鞠图案、石刻、象牙雕刻和陶瓷绘画中寻找剑文化和蹴鞠的历史踪迹，等等。

关于精神文化层面的研究。如牛亚莉在《体育文化论》一书中阐述了古代思想与体育的关系，认为古代传统体育精神文化中普遍体现出中庸、贵义贱利与社会等级观念强烈等特点。再如孙庆彬的《民族体育文化研究的立足点、期望值和方法论》涉及当代民族体育对精神方面的诉求，他指出：“民族体育文化主要立足于人们对待民族体育的价值观，应保持文化的传统和风格，应符合民族的意志和愿望，应具有一定的生活意义；继承和创新并重，儒家的‘和而不同’和费孝通的‘文化自觉’是选择、取舍民族体育文化的理论依据。”

总体而言，国内关于民族体育文化方面的研究文献主要涉及各民族的地理与自然环境、民族政治制度与组织形式、民族经济与生产方式、民俗与宗教信仰等要素的研究。相关研究表明，在古代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下，民族体育文化更体现出对抗自然、征服自然与增强人在自然界中的适应能力等特征。而近现代的民族体育文化则更加重视其健身娱乐与传承等功能，宗教信仰的因素渐渐被淡化；部分民族体育的开展在较大程度上受气候与地理环境的制约，因此，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春秋时期的“礼、乐、射、御、书、数”以及唐代的“武举制”等教育制度均对民族体育存在的形态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上述相关研究成果为本研究对民族体育文化与吴越文化融合路径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托。

3．国外有关民族体育文化的研究

对“national sport”、“traditional sport”、“ethnic sport”等词进行检索发现，使用“traditional sport”的外文文献几乎都是中国学者所著，外国学者以民族体育为关键词发表的相关论文寥寥无几，因此，只能对体育文化融合相关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在国外相关研究中，“体育”（physical culture）一词产生于19世纪，指健身和力量训练活动，到20世纪中叶该词在大多数英语国家便成过时的概念，练习（exercise）一词重现在体育教育和体育训练的内容中。Grant等认为，体育本身就是文化，它是社会文化重要的成分之一。体育是社会和文化构筑的部分，它包括体育历史、政治、经济与产业、体育全球化、体育的教育、体育的犯罪与暴力、体育与健康、体育与环境、体育与宗教精神、体育项目的选择与生活方式、体育的重大事件和奥林匹克运动、体育与贫穷和国际化发展、体育与社会变迁等等。目前对体育文化中的身体活动（Physical Activity, PA）、城市建筑环境和健康等要素之间关系的研究较为流行，且大部分研究主要探讨城市建筑环境与身体活动的关系，以及如何对肥胖及慢性病产生影响。2003年9月，美国公共卫生杂志 A 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和 A-merican Journal of Health Promotion出版了以城市建筑环境、身体活动和健康问题为主题的专刊，促进了该领域研究走向成熟和发展。同时，人们也开始对生活设施环境是否影响甚至决定身体活动这一问题展开讨论，从而形成两个基本观点，即环境决定论，以及社会与经济决定论。环境决定论认为，实体的环境对身体活动起到了很大甚至决定性的作用。社会与经济决定论则认为，社会和经济因素是影响身体活动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也有观点认为两者共同影响身体活动。关于生活设施等建筑环境对身体活动的影响研究，如Ow en等总结1992年至2004年的18份研究报告，认为人行道环境的吸引力与便利性影响了步行与自行车出行；目的地（商场、公园、沙滩等）的便利性和对于特定出行目的所考虑的交通拥挤程度等因素也是影响出行方式的主要原因。另外，街道景观效果、网格衔接和周边绿化等生活设施环境因素也是影响居民骑自行车、步行和休闲性身体活动等方面的主要因素；城市化进程可引起生活方式的改变和居民身体活动的减少，并且有研究证明居民身体活动量与城市扩张程度呈负相关。最后，还有研究构建了概念模型、综合模型和数据模型，阐释了生活设施环境、身体活动和健康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常用模型。我国在城市化高速发展的形势下，也应该充分考虑欧美许多高度城市化国家所凸显出来的城市建筑环境与公共健康不和谐发展的局面和存在的问题。为预防同类问题的产生，应充分协调生活设施环境与身体活动的相互关系，对促进公众健康发挥积极的指导作用。

总体而言，有关民族体育的国外研究文献数量较少。然而，关于体育外部环境相关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为本文在探究吴越地域民族体育文化生态环境的相关影响因素时起到了较好的借鉴和参考作用。

（三）吴越文化与民族体育文化融合的相关研究

朗曼·阿特金森认为，文化融合是指文化成分从一个文化群体或社会与另一个文化群体或社会的相互传播。李锡海认为，文化融合是指一种文化通过不同的渠道和方式进入另一种文化并对其产生作用和影响的过程。其包括两种含义：一种是同一民族或国家不同类型文化的相互融合；另一种是不同国家或民族的文化融合。吴越文化与民族体育文化的融合自然属于同一国家相同或不同民族的融合。然而，目前的研究文献并没有直接对两者的融合程式或机理进行过系统的研究，由此，只能从相关或接近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

1．国内的相关研究

古代涉及吴越文化与民族体育文化相互融合或互相作用的文献相当有限，如清代王先谦曾有“西土习火禁，南方练水嬉”的记载，这说明吴越地域的人们擅长水上活动。现代直接涉及吴越水文化与民族体育文化关系的文献有对船拳的考究，如黄国平认为舟山和温州的船拳与沿海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舟山船拳起源于吴越春秋，且蕴含着舟山渔民耿直好客的性格。还有人认为温州南拳又称“温州船拳”，苏州船拳和杭州船拳均表现了水文化在吴越民族体育特色形成中的重要作用。有关吴越宗教文化对民族体育的作用的研究，如陈莉认为温州一带的龙舟起源于越族人对龙图腾的祭祀活动，用于祈求丰收和平安。有关吴越精神文化对民族体育的作用的研究，如丁丽萍阐述了吴越人好剑轻死的尚武之风在吴越剑文化中得到了体现。再如董楚平阐述了20世纪90年代吴越地域科学家占中国科学家40%的绝对优势，他们通过引进西学来摆脱“中古”科学形态，使中国科技获得了转型。与此同时也引进了西方体育，例如北洋水师学堂设立拳击、足球、跳远、跳高和击剑等，这些体育项目将西方重竞技、讲平等、求实效等体育理念融合到了民族体育文化中，对民族体育的内容形式和思想理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又如许宗祥阐述了“以射观其德”、“以舞观其礼”以及“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等体现谦虚礼让、不与人相争的道德观、伦理观和审美观在吴越地域的民族传统体育精神文化上均有所呈现。有关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与民族体育关系的研究，如李云林阐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吴越民族体育活动的发展轨迹，浙江省民族形式体育大会于1952年设立了划船、拔河、武术、舞龙、舞狮、踩石磉与叠罗汉等民族体育项目，但至“文化大革命”时期，农村的一些民族体育活动陷入停滞状态，1978年之后这些民族体育活动又开始逐渐恢复，这表明政治或制度文化对民族体育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等等。

2．国外的相关研究

国外没有涉及吴越文化与民族体育文化融合的相关研究，但其文化融合理论的研究相对成熟。例如跨文化心理学家Berry研究文化适应时认为，文化适应始终是以人为中介，发生在两种文化相互接触时，会促使人们的态度和行为发生交互作用。此外，他还根据个体重视原有的文化程度与其他群体进行交往兴趣大小区分出了四种不同的文化适应策略，即整合（integration）、同化（assimilation）、分离（separation）和边缘化（marginalization）等。Unger认为，文化互渗会促使来自他文化的人改变自身的语言风格、社会行为、态度、信仰和风俗以适应新的环境。Weiss从体育现象中发现了符号互动论框架（symbolic interaction-ist framework）, Allan则进一步运用这个符号互动框架以强调自我的概念，并认为自我身份认同在社会关系组织网络中自我身份的内化。另外，欧文·阿特曼和达尔马斯·泰勒提出的社会融合理论也为本研究提供了借鉴。据该理论，亲密性不仅表现在身体上，还表现在智力、感情以及人们共同参加活动等方面。因此，社会融合过程必然包括语言行为、非语言行为（身体姿势、表情等）和环境导向行为（传播者和受众的距离等）等等。该理论还认为，人际交往主要有两个维度：交往的广度即交往或交换的范围，以及交往的深度即亲密水平。文化圈学派的代表人物，出生于德国的格雷布纳和奥地利天主教神甫施密特等提出文化圈理论主张，不管两文化的地理距离是远或是近，只要发现双方在文化特征方面具有相似性，都可以将它们看作文化相互作用和影响的结果，可划归为某一文化圈，而人类的创造力和发明都从较为优秀的各民族所形成的文化圈传播或借用而来，每种文化都是整个中心文化的部分，不能与中心文化相分离。

其他的相关理论，例如美国人类学家朱利安，在1955年所著的《文化变迁理论》一文中提出了文化演化过程的诸层次和社会文化体系分析为本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借鉴。20世纪70年代，霍利对赞比亚的多加人（Toka）的继承模式的变化进行研究，得出了对生产力影响最大的技术是决定继承模式的重要影响因子的结论。而哈里斯提出的“文化唯物论”则认为，技术、居住条件、宗教信仰和礼仪等都是与环境相适应的。到70—80年代，美国学者奥格布提供了文化生态学的文化—生态模式（cultural-ecological model），其目的在于把政治、经济、行为和认知等要素统合成一个完整的统一分析框架。该框架的核心概念是适应（adaptation），而人们对于周围环境的不断适应的动态变化过程被看作是人与环境两者之间的主要联系途径和方式。90年代，出现了“媒体环境”的研究热点，文化生态学被定义为对媒体环境的变化与文化的互动过程的研究，媒介的发展促使信息环境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另外，文化特征的普适性研究也为本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借鉴，该研究主要有文化势位学说和文化维模原理。文化维模原理是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帕森斯提出的，主要指相对稳定的文化结构模式具有对外来文化的选择、自我保护等功能，即文化的维模功能。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的相关理论为本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思路。黑格尔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归结为政治制度、生产方式、经济生活、社会关系和民族性格等五个方面。众所周知，人类创造历史的过程离不开它所处的地理和历史环境，否则人类的历史活动便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总体而言，前人对吴越地域的水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民族体育文化的关系的研究有所涉及，但研究成果屈指可数。其他相关研究，对文化融合的一般规律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观点，为吴越文化与民族体育文化相互融合的系统原理分析奠定了基础。

（四）文献小结

关于吴越文化的研究，前期研究成果主要涉及吴越文化的缘起与整体历史发展脉络，吴越区域民族的转型与发展，吴越生产文化、社会文化与人文精神，民俗与地域风情、地理、人口、宗教，等等。这其中，吴越地域的水文化涉及的内容较为丰富，主要涉及以舟为车、断发文身和蛇图腾崇拜等。关于吴越文化的研究，很少有文献把吴越文化作为民族体育文化生态环境的要素展开研究。有关民族体育的研究主要涉及民族体育的结构功能和价值、地域性、民俗性、群体性、发展现状，以及保护、传承等问题。而吴越民族体育文化的研究主要涉及龙舟竞渡、“翻九楼”、“划彩舫”，以及以畲族为主的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包括“操（蹴）石磉”、“踩石球”，回族的“掼牛”等。总体上讲，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多偏向于规范性研究而缺乏实证性研究。关于吴越文化与民族体育文化融合的研究主要涉及吴越地域的水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与民族体育文化的关系等，但其数量屈指可数。这些已有成果为本研究梳理吴越文化与民族体育文化生态环境要素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五）问题的形成

目前关于民族体育文化的相关研究主要涉及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困境、保护与传承的政策与应对措施、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等方面，且注重规范性研究。为了更好地遵从科学研究的理性逻辑线路，本研究基于已有的文献和相关研究成果，对吴越文化与民族体育文化的基本概况、相互融合的程式（即结构秩序）展开系统的梳理，并通过实地考察、访谈、演绎推理、问卷调查和数理统计等方法对其进行验证分析，继而提出融合的发展对策。

为了使融合的程式（结构秩序）得到更清晰的梳理，本研究将其分成若干小问题来加以解决：问题一，吴越文化与民族体育文化形成与发展的概况是怎样的？问题二，如果以当代吴越文化与民族体育文化为切入点，作为吴越民族体育文化的生态环境——吴越文化，它与民族体育文化之间存在什么样的结构秩序和关系，是如何与民族体育文化相互作用而实现融合的，其融合的路径如何？问题三，吴越文化与民族体育文化主要通过主体媒介——生活在吴越地域的人们来实现的。由此，如果进一步探究融合的发生机制需要明确吴越地域的人们受哪些外部环境因素影响，对不同民族体育文化存在哪些需求？问题四，吴越地域的民族体育文化受众运用什么样的途径了解或参与其中；参与之后进行文化适应时，又是采取什么样的文化应对策略；作为整体系统的外部环境和内在需求、应对策略和涉入水平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这种关系在不同项目的民族体育文化之间是否存在差异？问题五，基于以上问题分析和探讨的结果，对吴越文化与民族体育文化的融合对策有何种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