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自大学毕业后，曾一度对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史有所涉猎。1987年8月，我的日本友人、早稻田大学芦田教研室负责人芦田孝昭教授，为其退休纪念论文集向我约稿。我再三思考，决定将过去在上海等地所购买的出版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关于妇女问题的书籍，分类介绍，并杂谈一些自己的观点，以《控诉、思索、憧憬——二三十年代中国女性问题的探索》为篇名，发表于他次年出版的纪念论文集《二三十年代中国与东西文艺》一书中。我在文后说：“‘五四’时期青少年们控诉过去，思索现在，憧憬未来，我们可以从她（他）们身上发现种种缺点，但这是成长中带来的缺点，也必然在成长中被消除。”芦田教授看到我的论文后来信问我，经过探索后，女性问题究竟应如何解决？兹事体大，我只好表示这一问题极其复杂，推诿了事。
然而，在我执笔写本书书稿时，使我颇感惊讶的是“女权主义”似乎发生了危机。女权主义是英文feminism的翻译词，起源于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奥兰普·德古热（Olympe de Gouges，又译辜杰）发表的《女权与公民权宣言》（简称《女权宣言》）。此后一直沿用于欧美各国。晚清时女权主义曾点滴传入中国，至五四时期才被大量介绍过来，音译为“弗弥湼士姆”，也有译为“妇女主义”的，但涵义一致，都指争取女子应与男子一样有天赋的自由、平等、财产等的权利。那么，何谓女权主义？五四时期的《现代妇女》杂志，曾刊登芦田教授的先辈日本早稻田大学讲师本间久雄《妇女运动的来由及其意义》一文，其中专门介绍了弗弥湼士姆的意义，他的结论是：“弗弥湼士姆的要旨：换一句话，就是发挥在人的妇女中的种种可能性。为了发挥这种可能性，要求在种种的分野，与男子的机会均等。”
其所说的作为人的妇女的可能性，即发挥妇女作为人的“天赋才能”，其所说的分野，指的是选举权、职业权、教育权、经济独立权等等之分。所以与男子权利平等正是feminism的要旨，不管翻译为女权主义或妇女主义，其实质完全一致。
那么，为什么今天“女权主义”发生了“危机”？大约在上世纪末，国际上出现了一股认为女权主义一词反映不出feminism的丰富内涵而主张代之以“女性主义”的思潮。然而所谓“女性主义”，却歧义百出，派别众多，如有西方女性主义、第三世界女性主义、自由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文化女性主义、存在主义女性主义等等，名目众多，不一而足。而将过去的“女权主义”，改称为传统女性主义，或经典女权主义。我对这些眼花缭乱的女性主义，择其对本书有关的，发表一些个人的看法。
2005年，由王政、陈雁主编的《百年中国女权思潮研究》一书出版，其中有美国密歇根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三位女教授，在讨论晚清著名女权主义者金天翮所著《女界钟》一书后，以《从‹女界钟›到“男界钟”：男性主体、国族主义与现代性》为篇名，作为代序置于卷首（以下简称“代序”）。她们认为《女界钟》讲的是“男性本位的女权思想”，因而认为将弗弥湼士姆翻译为女权主义不妥，她们的观点用下列一句话可以说明：
这一百年来，中国女权主义思潮跟以男子为主体的国族主义分不开的话，那么现在很多女权主义知识精英们是在这样的话语中建构自己的主体身份。
这段话有二个关键词：“国族主义”和“男子主体”。国族主义的女权主义，她们又称“国家女权主义”，并指出：“从理论上和历史上来看，女权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国家话语。”这句话并不错，不仅在中国，国外同样如此，如法国大革命的《女权宣言》第三条就说：“任何主权原则，根本上取决于人民（国家、民族），而人民不过是男人女人联合体。”国家主权既属于男人也属于女人，《女权宣言》岂非就是国家话语的产物。只是一百年来的中国，国家主权被帝国主义列强攫取，甚至面临被瓜分的局面，故而中国女权主义者的国族语言更强烈。
但这一关键词与“男子主体”的女权主义联系起来就有问题了。她们说：
在国际权力结构中，中国的地位在下降，使知识男性受到威胁，感到自己不如白色子（按：指欧美白种人男子）。但是在中国国内情况下，他更有必要来维持这个社会性别等级。
中国面临危亡，使男性感到“威胁”，所以男子在国内要“建构一个新的现代中国男性的主体，就需要打出一个女权主义旗帜”，以维持男尊女卑的“社会性别等级”。为什么在国族话语下的女权主义会产生男子为主体的女权主义？这种维持男女不平等等级的女权主义可以称为女权主义吗？我感到困惑。
如前所说，任何女权主义必然是国族语言下的女权主义。但女权主义又必然以女子为主体，否则怎能称女权主义。现在却出现了以男性为主体的女权主义，这不但逻辑上自相矛盾，而且也违背历史事实。法国大革命时的《女权宣言》是针对排斥女权、维护男权的《人权宣言》而说的。当时“人权”的法文为“droit de l'homme”，“homme”专指男人，女人为“femme”，所以女人当时没有人权。正因为如此，才有反抗男女不平等的《女权宣言》出现，何来以男子为主体的女权主义？或许因为金天翮是男子，以男子提倡女权主义，就成了男子为主体的女权主义。然不见《女人压制论》这本国际著名的女权主义作者，也是一位英国男子约翰·弥勒（John Stuart Mill）写的吗？如认为弥勒这本书论述妇女服从男子的不合理性，故不体现男子主体性，然为何将金天翮的《女界钟》认定为体现男子主体性的“男界钟”呢？于是她们引用《女界钟·小引》中金天翮所说他梦想欧洲男人肩随细君，挈带稚子，昂首于巴黎、华盛顿大街的快乐自在为例，得出“《女界钟》对女性问题的表述，表达了怎样的一种男性的主体欲望”。还说可了解到“中国男性的主体位置是如何通过对女性的言说而建构起来的”。然而对金天翮接着说他引用欧洲文明这种新鲜的空气，目的是为了在中国“撞自由之钟，张独立之旗”，对妇女来说就是“撞妇女自由之钟”，“张女界独立之旗”，她们却一字不提。她们还将这种自己设定的表达男子主体性的女权主义的《女界钟》，说成“包括梁启超在内的晚清知识界的现代化蓝图作了一次集中的表达”。不仅是所有男性知识界，而且晚清的女性，如林宗素、秋瑾等也有将这样一种思维模式表达出来。于是由金天翮代表的点，推广到晚清所有提倡女权主义的男子和女子的面，将当时的女权主义全定位于为男子主体性的女权主义，而这种女权主义目的是为了维持男尊女卑的“社会性别等级”，全面否定了晚清女权主义和晚清女权运动在妇女解放历程中的意义。
经过国家民族话语的男子主体性清洗后，弗弥湼士姆的内容还剩下多少？换句话说，即它的女性内涵还有哪些存在着才可将其改译为“女性主义”？“代序”作者没有明确说明，仅有不确定性的表达：
一、现在外国英美学界的女性论述，不少是在人类生存基本温饱已经解决的大前提下，追求身体及情欲超然物质世界的解脱，这些又真的是我们的当务之急吗？
二、八十年代提出挣脱国家妇女解放话语束缚的时候，该谈的就是男人女人的问题，而且是本质主义的，回到生理决定论上。
这就很清楚，她们认为在挣脱国族话语束缚而无所谓男权女权后，剩下来应该谈的仅是男人女人生理上的本质问题，即集中于追求女人身体及情欲的研究，这就是她们主张弗弥湼士姆（feminism）应该予以新译名的原因，并认为对这一翻译应该“再认识”。因为“翻译也是一个时间转移问题，如何把一个历史时代的价值体系‘翻’成另一个崭新的价值体系”。也就是说过去翻译feminism为女权主义，现在应改译为追求女人身体及情欲研究的女性主义，就体现了“新”的价值体系。
那么，“代序”的三位作者属于哪一派女性主义者呢？就国族话语的“国家”来说，国家在妇女发展中的作用，西方女性主义者有正负两种不同观点。负面一派的观点是：“国家作为这一切的反映，其本质只能是男权的。由于政府本身的男权性质，……国家也经常起着加剧男女地位不平等的作用。”由此看来，“代序”作者将“国族主义”与“男子主体”联系在一起予以否定，正反映了西方女性主义者这一派的观点。
大约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在批判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残酷性及其内部矛盾激化情况下，产生了后现代主义哲学，对现代社会形成的真理、理性、道德等的观念予以怀疑、否定，认为原本中的这些话语的结构有众多的差别性和变化性，不是固定不变的，因此要予以“解构”。这一思潮约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渗入女性主义领域，产生了后现代女性主义（postmodernist feminism）。美国俄亥俄州州立大学柏棣女博士介绍了这一派女性主义者的观点：她们“放弃了对女性解放具体目标的追求，尽心去解构社会意识、思维习惯、人的主体性及男权思想对女性主义的影响”。例如，她们否定现代女权主义的“男女平等”这一概念，认为“‘平等’就意味着‘相同’，而生活中的相同是相对的，差异是绝对的”，并认为“两性平等观是男权的思维逻辑的延续，不能从本质上认识女性受压迫的问题”。如果我们从“代序”的篇名《从‹女界钟›到“男界钟”：男性主体、国族主义与现代性》”，就可窥见文中是如何解构“男女平等”这一现代性话语，使《女界钟》一变而为男性主体的“男界钟”而予以否定。
柏棣接着谈到后现代女性主义强调“人类的性生活”重要性问题，她说后现代主义者将人类性生活的人种繁殖称为“人类本身的再生产”，而“它先于任何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也就是说，人类的社会行为开始于人类本身的再生产，这时所建立的关系比在生产过程中建立的关系更重要”。简言之，即人类性生活对人本身的生产，先于人类社会生产，而在人类社会生产中，人类性生活对人本身的生产，比社会生产更重要。这种“崇性主义”正是“代序”作者提倡女性主义“追求身体及情欲”的“生理决定”论的思想来源。
反对将女权主义（现在称传统的或经典的女性主义）局限于性的研究，在一百余年前已有人在。本间久雄文中引用了《弗弥湼士姆运动》作者斯瑙典夫人（Mrs Philip Snoweden）的话：
弗弥湼士姆者很明白的理解所谓“性”的一物，显著的束缚了男女双方这件事。……她们要求可以使天赋的才能和精神的特质活动的自由，这种才能和特质是和性的行为的结果全然没有关系的。弗弥湼士姆者反对把妇女的兴味、责任、感情、天分，为了唯一的目的而纳入于沟中。
斯瑙典夫人显然反对将妇女有关的问题，全纳入以“性的行为”为唯一目的的讨论中。
一百余年后，西方女性主义中后现代主义的这种“崇性主义”，也受到第三世界女性主义者（包括美国内部受种族歧视的黑人妇女）的激烈批评，认为这种观点“缺乏历史观念，性文化、性风俗的研究，不应与该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分离”。并指出：“这是西方女性主义学者中的中产阶级地位以及西方社会中性文化的背景分不开的”。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代序”作者表达的是西方女性主义中后现代女性主义的观点，并以此观点来剖析金天翮《女界钟》，通过“解构”，否定晚清女权主义和晚清女权运动的历史意义，也以此来证明feminism应翻译为女性主义，不能翻译为女权主义。对此，我可以借美国爱荷华大学苏红军女士文中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学者对西方女性主义的评论来回答，她说：
美国的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学者，对本国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批评是理论脱离实际。
“代序”作者反对晚清女权主义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同样脱离实际。理由有三：
一、从理论上说，首先，男女都是人，虽然也有生理上的差异，但都有人的本质特征。因此，男女之间也有相同的一面，而且相同性超过差异性，何况夫妻、父女、母子都有亲情关系。如果男女之间差异性是绝对的，相同性是相对的，那么不仅否定了金天翮在《女界钟》所竭力提倡的男女权利平等，而且连“男女同是人”这一符合常识的命题也被否定了。因此，认为男子发表女权主义著作是“男性本位的女权思想”，金天翮的《女界钟》是“男界钟”。按此推理，梁启超的《论女学》成了《论男学》，丁初我的《女子世界》成了《男子世界》，秋瑾的《中国女报》成了《中国男报》，都是男子主体性的女权主义，她们忘了在男人女人间的差异中，有同一性、和谐性的本质一面。
其次，自有人类以来，人就是社会的人，卢梭所说原始人是自然状态的人，“整日游荡于森林中间”，是“自给自足”的个体的人，事实上是不存在的。自有人类，就有社会，有了民族、国家，人就是处于民族、国家之中。因此，以国族话语说各国的女权主义，这是必然、正常的现象，也是普通的常识。如果在现在民族、国家存在的情况下，特别是中国百余年以来国家、民族主权在不断丧失中，且国家的“君为臣纲”的专制政体与“夫为妻纲”的男女不平等的社会风俗密切结合下，以挣脱国家话语束缚来谈妇女问题，岂非除男人女人性欲这样的生理问题外还有什么好谈？她们忘了人性有两重性，即自然性和社会性，没有只有社会性而无自然性的人，也没有只有自然性而无社会性的人，因而不存在没有国家、民族性的女权主义。
二、从晚清女权运动实际情况看，在强烈的国族话语下并未出现以男性为主体的女权主义。整个晚清是帝国主义列强由炮舰打开中国大门后，经瓜分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到深入内地掠夺中国资源的过程。因此，在亡国危机下产生的爱国主义情怀是贯穿晚清女权运动的一条主线。在危机刺激下造成的焦虑，既有男性，也有女性，主线正是她（他）们共同描绘的。戊戌时期第一次女权运动虽是男性发动的，但无论是中国女学会书塾的管理和教学，还是中国第一份女报——《女学报》的编辑和主笔，都是女性独立操作。进入二十世纪初，女性自主倡办或以女性为主、男性为辅的女学堂、女子报刊、妇女团体纷纷出现，更出现反对男监督（校长）压制女学堂学生的罢课风潮。至于反帝爱国运动，则是男女互相协作各自独立进行；革命女权运动同样如此，如武昌起义后各地涌现的女子军，特别是张竹君领导的上海中国赤十字会，有不少男医生作为被领导者参加就是明显的一例。在所有这些爱国女权运动中并未发现有男子主体性而维持男女不平等的“等级”现象。
应强调的是，长期处于男权社会中的中国传统女子，正是在参加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实践中激发了女性的自我意识。1901年在众多男子参加的拒俄大会上，一位年仅十六岁的女学生薛锦琴突然一跃登台发表拒俄的国族话语演说，惊动全国。一位老维新派人士夏曾佑听说此事后感慨地说，看此气象，中国尚有可为，但虑自己“赶得上赶不上耳”，连这位著名的男志士都自叹自己不如这位初出茅庐的女孩。事实证明，说“中国女权主义思潮跟以男性为主体的国族主义是分不开”的论点是不成立的。
三、任何结论必须严格符合逻辑规律进行推论才能成立。“男子主体”强调的是男权，而女权主义提倡的是女权。为了解构现代性的“女权”，将两者混合在一起岂非自相矛盾？例如要证明“男子主体的女权主义”这一命题的成立，必须有充足理由，还必须经过严密的推论。决不能仅举《女界钟》说过“女子者，奴之奴也”这句话，就立即得出：“要解放妇女，先要解放男人，男人没有解放，女人也只能当男人的奴隶”这样的结论。这样的结论理由不充足，推论太随意。女子是“奴之奴”，这的确是当时女权主义者特别是革命女权主义者的共识，其本意是在男权社会下，女子是男子的奴隶，而男子又是清朝专制统治下的奴隶，所以女子是双重奴隶。因此女权主义者主张家庭革命，使女子脱离男子的压制。革命女权主义者继之主张“驱逐鞑虏”，推翻专制的清廷，获得政治上的解放。说女子是“奴之奴”，并不是说女子应该是“奴之奴”，而是要解放女子处于“奴之奴”的受压迫境地。金天翮的这句话，出于该书第五节“女子教育之方法”中。文中说女子被压迫为奴隶出于十八世纪法国傅萼纱德夫人之口，金天翮接着说：“吾今热心锐志，欲救中国女子于奴隶世界，下放奴之令。”明明说的是“救奴”“放奴”，怎能望文生义说成女人只能“当男人的奴隶”？成了“囚奴”。而且将这种不能成立的推论，推及于康有为、梁启超。如梁启超提到女人只能食利而不生利，“代序”作者的结论是：“他们在国族主义的大背景下，说中国要强盛，可是你们女人这么多年都不争气，女人这么差。”由此来证明戊戌时期女权主义是“男子主体”的女权主义。可是一字不提这正是梁启超主张“兴女学”，帮助妇女从不识字到识字、从识字到求学问、从求学问到谋生以经济独立的重要理由之一。
我以现代逻辑思维话语，批评主张解构现代思维话语的后现代女性主义，似有文不对题之嫌。不过我认为，后现代主义试图解构的是现代逻辑思维过程所建立的话语如概念、范畴等，而不是思维的逻辑性，这是三位西方后现代女性主义者也强调的，否则，思维必然混乱，思想不能交流。我不否认后现代的解构哲学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我对用后现代的解构主义来抛弃、否定晚清女权运动实在不敢恭维。话语必须反映历史事实，话语的人为改变，绝非历史事实的改变，更不能由此创造出一个新的历史价值体系！其实，女性主义与女权主义不是对等的概念，前者内涵大于后者。女性主义囊括女性遇到的所有问题，包括女权问题在内；女权主义内涵虽少于女性主义，但却是历史上女性问题中最要的问题。所以以女性主义取代女权主义，在逻辑上有偷换概念之嫌。
然而，女权主义并非芦田孝昭教授询问我的解决妇女问题的根本途径。美国三位西方女性主义者提出在“大量女工涌入工厂”时，女权主义者“跟在工厂打工的女工没有共同话语”的问题，倒很有价值，切中了女权主义者的要害，不解决大量低层女工的权利问题，妇女问题怎能解决？不过探讨这一问题在晚清时期尚未成熟，在五四前后才成为时代的强音。但这已超出本书涉及的范围了。
本书追踪晚清妇女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的足迹，我们可以发现，戊戌维新时期的女志士仅初步动摇了传统男权社会对她们的束缚；辛亥革命时期女志士崭新的精神面貌，与戊戌时期的女志士相比，又大不相同。关于女性主义与女权主义的理论探讨，在本书中不便展开，因此只能在“前言”里以男子发表一些粗略的见解。本书在友人支持下，搜集了有关图片200余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一本《简明晚清女权史图集》，希望能从感性上有助于读者对中国近代女权史的理解，这是作者所盼望的。作者在此书的写作过程中，深感秋瑾的为人，因此取《秋瑾史迹》中其亲笔墨宝，集而成《晚清女权史》五字以为封面题字，这或许是作者纪念心仪的烈士最好的方法吧！
中国女权史的研究，涉及范围极广，除中国近代史外，与中国哲学史、经济史、基督教史、教育史、经学史、中外文化交流史、欧美女权史和民俗学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因此，作为长期研究明清思想史的我来说，抛开专业，从事自己生疏的研究领域，深有力不从心之感。所以本书难免挂一漏万，分析是否正确，见解是否合理，足迹的追踪是否妥当，敬请广大读者指正。
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我已开始研究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史，相继在上海、江苏泰州和宁波等地的图书馆和古旧书店搜集、抄录不少有关资料。由于当时没有复印机，时间又匆忙，抄录比较简单，或未抄出版单位和页码。因此我在引用这些资料时，所注出处有不够完整之处，亦请读者予以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