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制度史動態研究·
論唐宋官、職的分與合
——關於制度史的動態考察
内容摘要：傳統的職官制度史研究，一般以固定的官制爲主要研究對象。但在制度執行過程中會不斷産生權宜官制，即“活”的制度。静態的、固定的制度與權宜的、“活”的制度是制度發展過程中相互碰撞、相輔相成的兩大部分。因此，研究官制需將固定制度與“活”的制度結合起來，唐宋官、職分與合即可作爲這一研究的對象。官與職分離，始于唐高宗朝；經唐中、後期使職差遣逐漸取代職事官，産生名實不相符的“紊亂”局面。宋承唐制，官與職分離更甚，致“官、職、差遣”離而爲三，成爲不成文法的常態；直到宋神宗元豐改制，“官復原職”，才結束了官與職分離的“紊亂”局面，確立起以“職事官、寄禄官、職名”爲核心的新官制。唐宋官、職長達430年的分合演變史，是固定官制與“活”的官制互動的典型。
關鍵詞：唐宋官制 官、職分合 動態考察
有關職官之制，史書有“名實混淆，品秩貿亂之弊……宋承唐制，抑又甚焉”之説。
又云：“唐制，省部寺監之官備員而已，無所職掌，别領内外任使，而省部寺監别設主判官員額。本朝尚循唐制，六部尚書侍郎與左右諫議大夫等等官，皆空存其名，而無其實。”宋初，其官職因襲唐末五代之制，形成了北宋前期“官、職、差遣分離”常態化的權宜官制格局，也可視爲“活”的官制。
至神宗元豐間，仿《唐六典》改革官制，結束了宋代前期官制“紊亂”的局面，使職事官之官、職分而又合，即所謂“官復原職”；臨時權宜之制、即“活”的制度對《唐令》這一固定制度修補或改進的動態過程方告一段落，以令、式確定的元豐新官制頒佈施行。“制度的形成及運行本身是一動態的歷史過程”，從唐高宗與武則天始置檢校官、試官、員外、使職差遣，對原有的官制形成衝擊算起，歷唐中後期、五代至北宋元豐改制（650—1082），這一段長達430年的官制史，正可視爲此種“動態過程”的一個典型案例。本文即是對這種動態的制度史進行研究的一次嘗試。
一、宋初官與職分離源于唐
已有學者指出：“宋代的官制紊亂，職事官多不負實際職務，只用以敘品階。實際的職務，多由他官主判。”其特點是官與職分離，嚴格地説，指職事官與職事分離，另以臨時任命之差遣行職事。“其官人受授之别，則有官、有職、有差遣。官以寓禄秩、敘位著。職以待文學之選，而别爲差遣以治内外之事。”
如仁宗天聖九年（1031），“權度支判官、右正言陳執中罷度支判官，諫院供職”。這個詔命頗令人費解，右正言已爲諫官，陳執中何需待罷度支判官後，奉新命“赴“諫院供職”呢？南宋史家李燾對此有一番解讀：
國朝承五代之弊，官失其守，故官、職、差遣，離而爲三。今之官，裁用以定俸入爾，而不親職事。諫議大夫、司諫、正言，皆須别降敕，許赴諫院供職者，乃曰諫官。
這就是説，陳執中差遣爲權度支判官，實掌度支職事；右正言名爲職事官，卻無職事，是空官，但作階官用，決定其俸禄月二十千。詔罷執中度支判官，是罷其舊差遣；以右正言“官”“赴諫院供職”，爲新差遣。此時，陳執中所帶“右正言”官銜，既是本官階，又是差遣。本來很簡單的事，右正言就是諫官，因受唐以來官制“紊亂”的影響，變得複雜化了：右正言非别降敕命，不得赴諫院供職。這能説權宜之制更“精緻”嗎？當然不是，只能説“紊亂”。
“紊亂”不止於此：
（神宗熙寧三年十二月）編修中書條例所言：“内外職員人吏遇大禮加恩，並加勳、階、檢校官、憲銜；及軍員、諸班、殿直、殿侍，自來加恩，或加功臣、食邑，蓋襲唐末弊法，紊亂名分，並乞寢罷。”
北宋前期，遇大禮加恩，文臣不論官、吏，普加勳、階、檢校官或憲銜；武臣不論官、吏，普加功臣、食邑。因所加皆爲虚銜，朝廷不予靳惜，導致濫賞。至於衙前吏，遇大赦恩，有加銜爲“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武騎尉”者，俗稱“銀、酒、監、武”。有一位衙前吏的後裔不知情，竟憑此大赦恩賜告申請官户，被朝廷駁回，理由是：“元豐五年以前，官制未行時，衙校各帶‘憲銜’，止是吏職，不合理爲官户。”故中書條例編修所以“蓋襲唐末弊法，紊亂名分”，乞請罷去。
北宋前期官制對唐制的繼承，當然不會停留在三省六部制這一表面，“事實上唐的三省六部組織經五代到宋初，已經完全解體，只剩下形骸……而旁邊有全新的其他組織産生。”也就是説，宋初所繼承之唐制已是名實不符，是固定制度與“活”的制度並存的“亂制”。誠如司馬光所論：
名之宜正者，無若百官。唐初職事官有六省、一臺、九寺、三監、十六衛、十率府之屬。其外有勳官、散官。勳官以賞戰功，散官以褒勤舊。故必折馘執俘，然後賜勳，積資累考，然後進階。以其不可妄得，故當時人以爲榮。
及高宗東封，武后預政，求媚於眾，始有泛階。自是品秩寖訛，朱紫日繁矣。肅宗之後，四方糜沸，兵革不息，財力屈竭，勳官不足以勸武功，府庫不足以募戰士，遂並職事官通用爲賞，不復選材，無所愛吝。將帥出征者，皆給空名告身……於是金帛重而官爵輕矣。或以大將軍告身才易一醉，其濫如此……流及五代，等衰益紊。三公、端揆之貴，施於軍校；衣紫執象之榮，被於胥吏。名器之亂，無此爲甚。
大宋受命，承其餘弊，方綱紀大基，未遑厘正。
司馬光簡明追溯了自唐以來歷五代至宋初，《唐令》官制如何一步步受到衝擊，變得面目全非的過程。固定官制受衝擊，是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動態過程。從唐高、武后朝使職、試官差遣開始出現算起，至趙宋之建立，已達三百餘年（650—960），這個官制執行過程中的動態變化，可劃分爲兩個階段：一是武后執政至安史之亂前大設試官、員外官；二是中晚唐安史之亂後，財力困竭，用職事官爲賞官。
需要指出的是，前後兩個階段變化的性質有所區别。第一階段，即唐高宗、武后、玄宗統治時期，出於籠絡人才擴大統治基礎的目的，需要突破原來固定制度的編制。於是，在正官編制之外增設試官、員外官與使職等，就順勢而生。後果是對原法定官制體系造成衝擊，導致濫賞、冗官與冗禄，這是負面影響；但其也有適應行政管理新需求的調整與補充的一面，如調整編制、增設使者等，所謂“設官以經之，置使以緯之”。許多使職，最初是從六部内部發展而來，表面上看是剥奪了六部的部分權力，實際是一種官制運行過程中的調整，可以説，“六部與使職是一種合作、互補的關係”，亦即固定官制與“活”的權宜官制之間合作與互補的關係。
高宗朝至玄宗開元朝官制執行過程中的變動，其社會背景是唐朝正處於皇權交接、經濟發展、階級結構和邊疆形勢發生劇烈變化的時期；特别是武后在奪取唐政權後，面對如何保持“貞觀之治”後的統一和强盛的局面，勢必要對制度進行調整與改革。
這一時段官制運行，呈現出三大變化：
其一，在不觸動編制的情況下，增設使者，執行特定任務，對皇帝負責，事畢即了。如高宗上元三年（676），鑒於嶺南桂、廣、交、黔等州郡地方官，由所在州都督直接奏辟土人首領充職，所選非當，其行政能力跟不上地方經濟文化發展的需要，於是由中央派南選使，負責與所在督府共同選擇能稱職者注擬，南選使四年一差，爲臨時差遣：
上元三年八月七日敕：“桂、廣、交、黔等州都督府，比來所奏擬土人首領，任官簡擇，未甚得所。自今以後，宜准舊制，四年一度，差强明清正五品以上官，充使選補，仍令御史同往注擬。其有應任五品以上官者，委使人共所管督府，相知具條景行藝能、政術堪稱所職之狀，奏聞。”
這時委派使者，非奪吏部銓選之權，而是對吏部銓選職事的補充，其目的是將嶺南地方官的銓選之權，從州都督手中收歸中央，使銓選注官符合選擇才能之士的要求，以加强統一，防止地方擅權。
又如户部使之設。按唐初官制，户部是通過掌握國家户口和土地以征派賦税、徭役，這是負責國家財政收入的中央機構。然而，“至開元中，玄宗修道德，以寬仁爲治本，故不爲版籍之書”始，户口大量逃亡，田主换移，至“丁口轉死，非舊名矣；田畝移换，非舊額矣；貧富升降，非舊第矣”。户部原來所掌握的户籍已名不符實，幾成空文。這就直接影響到國家賦税征收，財政出現危機。户部司對此已無能爲力。怎麼辦？開元九年，在户部司之外，始設檢括使行户部司之職，專責以征收賦税之使命，繞開户部，對皇帝直接負責：
（開元九年春正月丙寅）監察御史宇文融上言，天下户口逃移，巧僞甚眾，請加檢括。丁亥，制：“州縣逃亡户口聽百曰自首，或於所在附籍，或牒歸故鄉，各從所欲。過期不首，即加檢括，謫徒邊州；公私敢容庇者抵罪。”以宇文融充使，括逃移户口及籍外田，所獲巧僞甚眾……凡得户八十余萬，田亦稱是。
又，“天寶中，王鉷爲户口使，方務聚斂，以其籍存而丁不在，是隱課不出，乃按舊籍，除當免者，積三十年，責其租、庸，人苦無告”。户口使之外，又有勸農使、租庸使等，這些臨時設置的使職，都是代行户部司征收賦税職事，並非固定的正官，户部司機構與職事並没有廢置。
其二，在正員編制之外，擴大編制，或突破編制增設試官、員外官。
唐太宗貞觀六年，文武官定員編制僅643員。官制整齊劃一。隨著社會生産力的發展，行政管理職能需要不斷擴大，加上武則天登基，政治上需要打擊反對派勢力，擴大統治的基礎，唐初《格令》規定的機構與官員編制，顯然已不能滿足以上兩個方面的需求。於是，首先是貞觀初的編制規模被突破，“開元二十五年，刊定職次，著爲《格令》”，官員編制已增至唐初的20餘倍之多：
内外官萬八千八十五員。而合入官者，自諸館學生以降，凡十二萬餘員……大率約八、九人争官一員。
繼而是試官、員外官應運而生。試官與員外官非正員官，但享有俸禄：
天授二年，凡舉人，無賢不肖，咸加擢拜，大置試官以處之。試官蓋起於此也。試者，未爲正命……太后務收物情，其年二月，十道使舉人，并州石艾縣令王山耀等六十一人，並授拾遺、補闕。懷州録事參軍崔獻可等二十四人，並授侍御史。并州録事參軍徐昕等二十四人，並授著作郎。魏州内黄縣尉崔宜道等二十二人，並授衛佐、校書、御史等。當時諺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杷推侍御史，椀脱校書郎。”
（神龍）二年三月，又置員外官二千餘人……府庫由是減耗也。於是遂有員外、檢校、試、攝、判、知之官……皆是詔除，而非正命。逮乎景龍，官紀大紊，有“斜封無坐處”之誦興焉。
其三，職事官階官化。所謂“職事官階官化”即職事官與職事分離，散官階之職能轉移到職事官，發揮階官的功能，稱本官階，此種角色變化，稱階官化。張國剛解釋云：“内外使職所帶的職事官稱，謂之帶職……只有使職才有實際職掌，而所帶職事官反與實際事務無涉，僅僅是表示其身份地位與遷轉階序的名號，與階官意義同，故謂之階官化。”僅舉數例：
武周時：鳳閣侍郎兼知政事韋承慶，
中宗神龍時：銀青光禄大夫、門下侍郎、兼修國史、判禮部侍郎事、扶陽縣開國子、食邑四百户兼賜紫服韋承慶。
玄宗開元六年：鄯州都督、隴右諸軍節度大使、兼鴻臚卿、攝御史中丞、太原郡公郭知運。
玄宗天寶九載：銀青光禄大夫、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兼京兆尹、京和市和糴使、
長春宫使、勾户口色役使、京畿採訪使、京畿關内道黜陟使、檢察内作使、閑廄使、苑内營田五坊宫苑等使、隴右群牧都使支度營田使、都知總監及栽接等使、賜紫金魚袋王鉷。
玄宗天寶十一載：守右相、兼吏部尚書、集賢殿學士、修國史、崇玄館大學士、太清
太微宫使、仍判度支，及蜀郡大都府長史、劍南節度支度營田副大使、本道兼山南西道採訪處置使、兩京出納勾當租庸鑄錢等使楊國忠。
上引韋承慶官銜中之職事官“鳳閣侍郎（中書侍郎）”與“門下侍郎”、郭知運之職事官“鴻臚卿”、王鉷之職事官“户部侍郎”、楊國忠之職事官“吏部尚書”等，都是無實際職事的空官，作爲使職表示品、秩的本官階。他們的實際職務，取決於各自的差遣：韋承慶爲知政事（宰相）與判禮部侍郎事，郭知運爲隴右諸軍節度大使，王鉷爲京和市和糴使、勾户口色役使等二十余使，楊國忠爲右相及諸多使職與判度支事。
從上述可知，唐代法定的官制，隨著國家政治、經濟、軍事等的發展變化，勢必有一個被動的打破原官制秩序的動態跟進。唐代財政管理機構的變化最爲典型：“轉運在此前一直是度支職責。”舊的財政機構隨著時間的推移，在開元中已有不適合社會經濟政治需要的部分。於是轉運使與出納使應運而生，對户部諸司産生了衝擊。其他行政機構莫不如此。演變到某個時段，朝廷主動推陳出新，重新編訂新的《格令》、《官品令》，以肯定行之有效的調整和改革，廢除已不適應的舊格令。這是中國古代官制史變遷的規律，不獨唐代如此。
第二階段是中晚唐安史之亂後，財力困竭，用職事官爲賞官，職事官職事逐步被挖空，出現臨時差遣取代職事官的趨勢。
唐代還未及用實際運行中産生的行之有效的權宜之制來修訂《唐令》，歷史突然出現拐點，安史之亂爆發，給社會帶來長期的動亂和災難。原來平穩運行的政府職能，也遭到巨大衝擊：“及安史之亂，戎機逼促，不得從容，政事推行，率從權便。故中書以功狀除官，隨宜遣調，而吏、兵之職廢矣。”加上權相、宦官争權奪利，尚書省六部二十四司職事漸被挖空，職事官用爲帶銜、賞官，淪爲本官階；使職繁興，致職事官用爲興利之具，這是對原固定官制的嚴重破壞，這是非正常的動態官制演變，造成唐末宋初官制紊亂的主要根源。
如國家財政收支完全脱離户部、左藏庫、太府寺，中央依賴由皇帝直接授命的臨時使職差遣三司使（户部使、度支使、鹽鐵使）、轉運使；地方財政幾已爲節鎮所掌控，中央政令鞭長莫及，財政管理呈現一副亂象：
至德後，天下起兵，因以饑癘，百役並作，人户凋耗，版圖空虚。軍國之用，仰給于度支、轉運使；四方征鎮，又自給於節度、都團練使。賦斂之司數四，莫相統攝，綱目大壞。朝廷不能覆諸使，諸使不能覆諸州。四方貢獻，悉入内庫，權臣巧吏，因得旁緣，公托進獻，私爲贓盜者，動萬萬計。河南、山東、荊襄、劍南重兵處，皆厚自奉養，王賦所入無幾。
中央之度支使、轉運使、判某部某司事、知某事等差遣，地方之節度使、觀察使、團練使、支使等臨時差遣，變成常態化的固定職務，攘奪了中央與地方的財政管理之司。“使”職既非正官，派職事充任時，多帶本來的官銜，或加新職事官官銜。不唯度支使、鹽鐵使、轉運使，判、知等中央差遣，多帶省、部、卿、監之官銜，地方之節度使、觀察使、團練使、刺史及其僚佐等，在天寶之亂後，也多帶中央官銜，“用以敘位的官，幾乎遍及中央的重要職事官”。
（肅宗乾元初）右衛兵曹參軍、攝衛尉寺主簿、充軍器判官竇展。
（肅宗乾元元年）度支郎中、河南五道度支使第五琦。
（代宗大歷二年）吏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江南東西福建等道知選並勸農宣慰使李峴。
（德宗貞元十年）朝散大夫、國子司業、守河東縣令竇伯陽。
（懿宗咸通九年）朝請大夫、守衛尉卿、柱國、分司東都、賜紫金魚袋劉略。
職事官中書舍人，本掌起草詔旨、制敕。可是，安史之亂後，連專職起草皇帝詔書的中書舍人，也漸漸成爲空銜，皇帝臨時差遣知制誥代其掌草。任知制誥差遣者，或帶“起居舍人”、“諫議大夫”，或帶“户部侍郎”，所帶何種本官階，無定制：
（德宗貞元初）起居舍人、知制誥吴通玄。
（貞元七年）諫議大夫、知制誥吴通玄。
（唐後期）中散大夫、守尚書户部侍郎、知制誥、翰林學士王源中。
職事官逐漸變爲空銜而不任事，開元《唐令》之編制已遭嚴重破壞。上引諸例中，中央政府職事官，三省、六部尚書、諸司郎官至九寺五監官，都成爲差遣所帶官（本官），“官曹虚設，禄俸枉請”而已。
除了上述原因之外，致使官制紊亂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執行制度的人不守法制，爲首的當然是皇帝，如安史之亂中，賈至“從玄宗幸蜀，拜起居舍人、知制誥”。起居郎是史官，賈至所帶起居郎不掌起居之職，但決定其請俸，實際職務則是在皇帝身邊草制詔書。原固定官制起居郎的職事就這樣在執行中被閒置了，開了職事官與職事分離的先例。又如，安、史陷河間、信都等五郡後，逃亡政府與軍隊給養成了大問題。以富國强兵之術自任的第五琦，在蜀求見玄宗，表示“賦之所出，江淮居多”，請纓到江淮征賦；玄宗越過有司銓選官員考課、任用的程式，直接任命第五琦爲“監察御史、勾當江淮租庸使。尋拜殿中侍御史”。賦税征收自有專司，應由户部擔當，然在天下大亂的形勢下，國家機器已難按常規運行，於是就有此種在制度之外皇帝臨時遣使的運作。
皇帝之外，宰相往往也在制度執行中上下其手。如玄宗朝宰相李林甫，爲掌握中央與地方財政，奪韋堅的租庸轉運使之權歸度支，提拔楊國忠，將租庸、轉運使並歸度支，從而使度支不僅取代了户部四曹之權責，並掌握了地方之財權，就是一例：
天寶元年四月：韋堅進銀青光禄大夫、左散騎常侍、陝郡太守、水陸轉運使，勾當緣河及江淮南租庸轉運處置使並如故。三年九月，拜守刑部尚書，奪諸使，以楊慎矜代之。
（楊國忠）驟遷檢校度支員外郎，兼侍御史，監水陸運及司農、出納錢物……等使。
宰相李林甫上下其手，終於將韋堅經營起來的轉運使財政系統給剥奪了，先是交給楊慎矜，繼而又從楊慎矜手中奪過來，將轉運使權歸檢校度支員外郎楊國忠掌握。這樣，轉運使事務又歸於度支管了，從而達到個人政治野心的目的。
五代十國，南北處於分裂時期，王朝更迭頻繁，無暇顧及制度建設，局部稍有調整而已。其官制基本上沿襲唐末之制，承上而啟下，故馬端臨稱：“宋朝設官之制，名號品秩，一切襲用唐舊。”
二、北宋前期官、職分離常態化
西元960年趙宋王朝建立，結束了唐末五代百餘年來的混亂局面，建立了中央集權行政管理體制。“政事之原，莫大於官制。”宋代中央集權能延續三百餘年之久，行政管理體制發揮了重要作用。
爲了穩定人心，且忙於“先南後北”的統一戰争，太祖、太宗兩朝無暇對後周的官制進行全面改革，採取了“僞署官並仍舊”的辦法。但也並非全盤照搬，宋初對唐末五代的官、職分離還是進行了改造。
首先，是承襲官與職分離格局。可以唐與宋初官銜相同分類爲例。白居易撰《有唐善人墓碑》，將墓主李建的仕履按官、職（差遣）、階、勳、爵分類敘述：
官（階官）久歷校書郎，左拾遺，詹府司直，殿中侍御史，比部、兵部、吏部員外郎，兵部、吏部郎中，京兆少尹，灃州刺史，太常少卿，禮部、刑部侍郎，工部尚書。
職（差遣）久歷容州招討判官，翰林學士，瑯州防御副使，轉運判官，知制誥，吏部選事。
階（散階）：中大夫。
勳：上柱國。
爵：隴西縣開國男。
墓主李建初授官校書郎，爲本官階；其實際職務，乃爲其外舅容管招討使房濟所辟的容州招討判官。此種秘書省官不在京城任事，而與職分離的仕歷，在唐著名詩人賈島《送裴校書》詩中有生動反映：“拜官從秘省，署職在藩維……使府臨南海，帆飛到不遲。”
宋初官員署銜，其分類與唐後期同，以官與職分離爲特點。舉《王公（守恩）墓誌銘·建隆元年》爲例：
公始從筮仕，迄至歸全（宋）必所賜功臣（功臣號）自開國、佐命、忠節至推誠、奉議、翊戴；
所授官（階官）：自尚書右僕射、司空、太保、太尉至太師；
所授階（散階）：自銀青（光禄大夫）、金紫（大夫），歷光禄（大夫）、特進至開府儀同三司；
所任職（差遣）：自東頭供奉官，歷洛苑、六宅、尚食、宫苑、皇城等使，至同平章事；
所授封爵：自開國男，歷子、伯、侯，至許國公；所授勳，自柱國，至上柱國；
所賜食封，自二百户，歷五百、一千、二千、四千、四千五百，至五千户；食實封自五百户，曆一千一百，至一千二百户。”（下略）
上引兩條唐宋官員墓誌史料顯示的墓主人官銜分類相同，其所謂“官”，唐李建之“工部尚書”、宋王守恩之“尚書右僕射”等，都是法定職事官，卻無職事，用作階官；而所謂任“職”，即實際職務，唐李建爲“鄘州防禦副使，轉運判官，知制誥”等，宋王守恩“自東頭供奉官……至同平章事”，屬差遣。宋初，與唐、五代相同，其所言官銜“職”，非宋前期之職名，乃指職事，即差遣，是官、職分離之職。
其次，對使職的清理，力度最大是對藩鎮軍事系統的使職的整頓。宋廷用給予優厚待遇的手段，收回他們的實際權力，使其有名無實，繼而派遣文臣京朝官出任地方長官（知州、知縣），以取代節度使、防禦使、團練使、刺史等武臣，掌治地方之權，“以尚書郎曹、卿寺官出領外寄，三歲一易，坐鎮外重分裂之勢。尚書、侍郎、郎中、員外郎與九寺、五監，皆爲空官，特以寓禄秩、序品位而已。”而原坐鎮地方的節度使、觀察使、防禦使、團練使、刺史，“特以爲右列敘遷之寵，雖有正任、遙領，大率不親本州之務”。至於諸司使副，有東班皇城使、副等十六使副，西班宫苑使副等八使副，横班内客省使副等十使副，“獨閤門、客省、四方館（使、副）略有典掌，其他悉無所領”。
第三，鑒於省、部、寺、監有名無實長期閒置的狀態，設立較穩定的相關職能機構，阻斷唐後期、五代動輒設使職差遣的隨意性。即在舊機構之外，增設並立的新機構，如與户部、工部並立，增立三司；與吏部並立，另設審官東、西院、三班院、流内銓；與刑部並立，又建審刑院、糾察在京刑獄司；與兵部並立，設樞密院；與禮部並立，建禮儀院；與太常寺並立，建太常禮院；與將作監並立，建立東西八作司、都作院；與秘書省並立，設三館秘閣（崇文院等等，疊床架屋。既使留用的原後周大批舊官員無實際職事，又能提拔大量能爲新政權效力的文官擔當差遣；既保證了新舊政權交接的穩定性，又便於加强中央集權和皇帝駕馭操縱，從而構成了北宋前期職事官與職事名實分離固定化的特點——官與差遣（即唐代的“職”）分離。“官”，即三省六部、九寺五監等官司之正官；“差遣”，即臨時派遣的職務名，常帶“判”（如判某部事、“知”（如知某州軍州事）、“勾當”（如勾當馬步軍糧料院）、“管勾”（如管勾往來國信所）、“權”（如權知貢舉事）、“權發遣”（如權發遣三司使公事）”、“直（如學士院權直）”、“提領”（如提領實録院）、“提舉（如提舉常平司勾當公事）、“提點”（如提點某路刑獄公事）、“提轄”（如提轄文思院）、“簽書”（如簽書樞密院事）、“監”（如監左藏庫）等限定詞。上述調整是否全部或部分已用官品令形式確立起來，目前還難以得知。但零散的事實，在殘缺不全的《天聖令》中能得到印證：
《唐令·營造令》（復原）12:“諸在京營造及貯備雜物，每年諸司總料來年所須，申尚書省付度支，預定出所科備。”
天一閣藏明鈔本《天聖令·營造令》宋12:“三京營造及貯備雜物，每年諸司總料來年一周所須，申三司，本司量校，預定出所科備。”
《唐令·倉庫令》（復原）11:“諸在京諸司官人及諸色人應給倉食者，皆給貯米。本司據見在供養，九品以上給白米。皆本司預計須數，申度支下給。”
天一閣藏明鈔本《天聖令·倉庫令》宋6:“諸在京諸司官人及諸色人應給食者，九品以上給白米。皆所屬本司預計須數，申三司下給。”
上引《唐令》“申尚書省付度支”之令文，在《天聖令·倉庫令》中已改爲“申三司”。這是因爲，尚書省户部度支司在唐後期已成空名，其權已歸臨時差遣度支使，度支使屬三司使之一，而“三司”的確立，始于唐後期元和初，作爲中央財政機構，北宋予以沿用，於是天聖《官品令‘倉庫令》就改“申尚書度支”爲“申三司”，這就承認了法定官制之外活的官制運行的現實，則户部度支司之權已歸三司。
《唐令·獄官令》（復原）20:“諸犯徒應配居作者，在京送將作監。”
天一閣藏明鈔本《天聖令·清本·獄官令卷第二七》宋15:“諸犯徒應配居作者，在京分送東、西八作司。”
上引史料表明，《唐令》有“送將作監”，而在唐後期至宋初，將作監已成空名，不行本司事，於是至北宋天聖《官品令》，就改爲“分送東、西八作司”了。“東、西八作司”是權行替代將作監部分職事的權宜機構。
《唐令·營繕令》30:“諸近河及大水，有堤防之處，刺史、縣令以時檢行。”天一閣藏明鈔本《天聖令·營繕令》宋26:“諸近河及陂塘大水，有堤堰之處，州縣長吏以時檢行。”
《唐令》所言“刺史、縣令以時檢行”，是指在唐代，即使在安史之亂後，州、縣長官爲州刺史、縣令一直没有變動，在藩鎮領地内，儘管其權力受節鎮支配，仍是如此。然而入宋後，爲剥奪地方節度使、刺史等由武臣掌控的權力，地方州、府、縣、監均差文臣知州、知府、知縣、知監，刺史有其名而不臨州；縣令存其名，用爲選人階官；縣官職事，須别差文臣知縣事。故《天聖令》將《唐令》令文中州刺史、縣令改爲“州、縣長吏”，不用刺史、縣令名號。宋“州縣長吏”，即爲知州、知府、知縣（尚有非京官爲縣令者）等别稱。如《名公書判清明集》中載：“知縣系是長吏，職兼軍政。”《天聖令》中的官制，反映了宋前期實際行使的差遣體制也已常態化，未依《唐六典》（開元令）州刺史、縣令的官制體系。
第四，一些已行之有效的使職、差遣，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樞密使，參知政事，宣徽南院、北院使，三司使，三司鹽鐵、度支、户部使副，内客省使、東上、西上閤門使、四方館使等諸司使以及轉運使等等，北宋前期予以保留，也成爲常態化使職差遣。
第五，爲了弱化唐後期用職事官作爲賞賜和差遣所帶榮銜的功能，宋代將濫觴于唐五代之帖職，從“活”的制度，變爲常態化的固定之制，創置宋代有特色的“職”（“職名”）用作内外差遣所帶榮銜。其職名有高下等級之分：“宰職資格者帶觀文、資政、端明學士，侍從資格者帶諸閣學士及以次侍從帶待制，卿監資格者帶修撰、直閣及京官直秘閣，武臣帶閤門宣贊舍人之類。”如仁宗嘉祐三年六月富弼拜昭文相，其以官、職、差遣爲核心的官銜爲：
行尚書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
其中，行尚書禮部侍郎爲本官階（月俸五十五貫），此爲“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即宰相，此爲“差遣”（月俸三百貫）、昭文館大學士爲首相所帶殿職名（從二品），此爲“職”；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爲首相所帶兼職，又，因其爲宰相，所帶職爲殿學士，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故别稱“昭文相”。
侍從官帶諸閣學士、諸閣待制，如仁宗景祐二年，范仲淹由知蘇州遷權知開封府，其“職名”由秘閣校理，升爲天章閣待制；其“官”爲尚書禮部員外郎；“差遣”爲權知開封府：
尚書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從四品）、權知開封府范仲淹
南宋史家李燾對知蘇州范仲淹職名升爲侍從，加以評論道：“仲淹自外驟居侍從，必有故。”此故，即調入京師任權知開封府重任。職名帶諸閣待制以上，在宋代意味著進入侍從官序列。
康定元年（1040）五月、八月，范仲淹差遣任陝西經略安撫副使、知延州，職名由閣待制升爲閣直學士，其地位即由侍從升爲正侍從，“職”升爲龍圖閣直學士；其時“官”爲吏部員外郎；“差遣”爲陝西經略安副使、同管勾都部署事、知延州：
吏部員外郎、龍圖閣直學士（從三品）、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同管勾都部署事、知延州范仲淹
至於郎曹卿監資格之官員，所帶職名爲修撰、直閣之等，如仁宗慶曆七年王洙官銜：
尚書工部員外郎、直龍圖閣（正七品）、知襄州事王洙
王洙時任知襄州，爲實際職務，即差遣；所帶“直龍圖閣”，爲貼職，是虚銜；尚書工部員外郎，本爲職事官，時用作本官階，決定俸禄，其月俸爲30千。
宋代職名，是在固定官制以外悄然形成的“活”的官制，在職事官演變爲“寄禄官”之後，已難以作爲濫賞之官，皇帝正好利用職名作爲一種賞賜資淺權重差遣的名器。此名器在宋代得到長期運用，這也是官制長時段演變的産物。
如果説“使職”是唐代産生的“活”的制度，那麼，“職名”則是宋代創制的“活”的制度。
第六，宋代在地方行政管理機構中，新增設差遣。如裭奪節度使、觀察處置使、防禦使、團練使、刺州史等地方長官的實權，改以文臣知某州軍州事、知某府軍府事；而將唐之縣令，改命以文臣京官知某縣事。這是對唐代差遣的發展，差遣本是臨時性的任命，爲原固定的法定制度所無的權宜之策，卻逐漸形成爲常態化的法定官制。
綜上所述，北宋前期官制，是固定官制與“活”的官制融合的産物。一方面，保留唐代職事官“官（職事官官名）”與“職（職事）”分離，以差遣取代職事官，使職事官變爲本官階（寄禄官）的權宜之制常態化；另一方面，宋代根據本身社會政治活動的需求，職名、新差遣等“活”的制度又在運作，兩者悄然融入北宋前期官制運行的程式之中。唐代的“官、職分離”，在宋代已成爲前述《長編》所言“官、職、差遣離而爲三”的新格局。
三、官、職分離推動了元豐官制改革
宋承唐制，儘管已對制度適當加以改造，使之常態化，政事運行順暢。可是人們總覺得此種“活”的官制不正規，不符合《周官》、《唐六典》的傳統，士大夫對當時官制名不符實、機構重疊十分不滿，大聲疾呼要求正名：“大中祥符九年，真宗與宰相語及尚書省制，言事者屢請復二十四司之制。”
及至宋神宗進行官制改革，方使宋代官制進入了新階段。
宋神宗目睹“國朝建官，沿襲五代……累朝因仍，無所改革。百有餘年，官寖失實”的局面，顯然感到新法難以通過名不符實、疊床架屋的國家機器推行，“慨然欲更張之”。熙寧末，神宗“欲正官名，始命館閣校《唐六典》”。元豐三年，以經過校訂的《唐六典》摹本頒賜群臣，“遂下詔命官置局，以議制作”。是年六月，命中書設置詳定官制局。八月，降詔中書，闡明改革官制的宗旨，“國家受命百年，而官政尚愧前聞”，提出“推本制作董正之原”。
元豐官制改革帷幕拉開後，在神宗的直接主持下，官制局經過兩年的努力，完成了《元豐官制格目》的制訂，“三省、六曹、御史台、秘書省、九寺五監之法成”。元豐五年四月（甲戌）二十三日降詔中書，五月一日正式施行新官制：“五月朔行官制。”也就是説，參稽現行“活”的官制，損益而成的新的法定官制，完成了立法程式。這是對唐高宗以來至北宋神宗朝430年（650—1082）“活”的官制的里程碑式的總結，是新一輪法定官制的出臺。
綜觀元豐官制改革的内容，可分爲下列幾個方面：
（一）元豐三年九月，頒行《以階易官寄禄新格》（即《元豐寄禄格》），以階易官，雜取唐及國朝舊制，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將仕郎，定爲二十四階，此所謂“寓禄有階”。原“職事官俸賜禄料舊數與今新定（寄禄）官請給（禄給）對擬定”。例如：《玉海》就直稱唐文散官二十九階爲“寄禄階”。這是對難以行之久遠的、用職事官作爲寄禄官的“活”的官制的正名性改革。新的法定官制《元豐寄禄格》，正是在經歷了“活”的官制實踐基礎上産生的。元豐新制寄禄官，就是以階易官，即以散官階取代原職事官爲定秩禄之等階，結束先前以職事官寓禄的不正常狀態：“《神宗正史·職官志》：元豐中，酌古御今，名實始正……寓禄有階。”
原職事官階：使相 易新寄禄官階：開府儀同三司（月俸120千）
原職事官階：尚書左、右僕射 易新寄禄官階：特進（月俸90千）
原職事官階：左右正言、太常博士、國子博士 易新寄禄官階：承議郎（月俸20千）
《元豐寄禄格》爲元豐改制中較爲引人注目、也是影響較大的一項官制改革内容。寄禄官實由唐文散官二十九階脱胎而來，其階名與制秩禄功能幾乎相同，有承繼《唐令》之臍帶。
（二）正官名，結束官與職分離的現象，依《唐六典》復三省六部、九寺、五監之制，實掌職事。凡領空名的職事官一律罷去。如三省六部：
三省：宋初雖有三省，“其實政事總歸中書。神宗釐定官制，分一中書爲三省……始令中書省揆議，門下省審覆，尚書省施行”。
六部：宋初尚書省六部二十四司，“既爲虚名，所以官冗員眾。即欲正官制，當罷三司，復二十四司及九卿官，使有定員”。
九寺與五監：宋前期“九寺五監皆爲空官，持（特）以寓禄秩序位品，官失其實”。
時論謂：“朝廷改行官制，于尚書省六曹二十四司，置尚書、侍郎、郎中、員外郎；於寺監，置長、貳、丞、簿。隨官設吏，上下畢具，所以稽古立制，誠太平盛觀也！”
經過這一番整頓，宋中央機構面貌焕然一新。宰相機關“中書門下”、財政機關“三司”，及其餘在省、台、寺、監邊旁逸横生的重疊機構，如審官東、西院、三班院、流内銓、審刑院、糾察在京刑獄司、禮儀院、太常禮院、起居院、諫院、舍人院、銀台司封駁房、三館秘閣等等，全部罷歸三省、六部、二十八司、九寺、五監及秘書省等官司，機構重疊得以緩解，官與職合一。先前，三省不預朝政，給事中不領省職，左、右諫議大夫無言責，起居郎、舍人不記注，中書省常闕舍人，兩省不除左、右散騎常侍，左、右司諫與正言不任諫浄，至於尚書左、右僕射、六部尚書、丞郎、員外居其官不知其職，九寺、五監皆爲空名的現象至此結束，“即用新制，而省、台、寺、監之官，各還所職矣。（元豐）五年，《省台寺監法》成”。
四、元豐改制使官、職復合
元豐立新官制，以正名爲重心。職事官“官復原職”，這是元豐官制改革的成果，也是對名不符實的官、職分離的“活”的制度的終結。
元豐官制以正名爲核心，對在官制動態演變過程中産生的合理部分，如差遣的行用，予以有選擇地吸收，通過對“官、職、差遣”分離進行改革，將“職事官、寄禄官、職名”爲核心的新官制格局以《元豐令》的形式確定下來。這樣，則“官”（職事官）不再用爲本官階，而是“官復原職”；對“職”，罷去館職，使三館秘閣官歸人秘書省，保留殿職與閣職。
元豐改制，將“官、職、差遣”爲官員核心官銜的格局，一變爲以“職事官、寄禄官、職名”爲核心的格局。故爾，在士大夫表述某官員身份時，必先列其“職事官、寄禄官、職”，如司馬光在奏議中，把“職事官”、“寄禄官”、“職名”看成官員身份最重要的資格：
應職事官，自尚書至給舍、諫議；寄禄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太中大夫；職，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每歲須得於十科内舉三人。
自唐以來的職事官名與實分離的局面，至神宗元豐官制改革，走向終結。元豐官制是一次以職與官復合爲特徵的官制立法。循名責實、官復其職，從立法的維度，結束了自唐末亂政以來職事官與職事分離的紊亂。哲宗朝右司諫王覿評論道：“夫自李唐失政，官制紊亂久矣……至神宗慨然憫之，於是講求歷世之墜典，造新一代之成憲，正名百職，建復六聯，上下相維，各有分守。”這個評價是符合實際的。至於元豐改制之成敗得失，學術界争議頗多。如劉后濱稱：“從‘正名’的意義上説，三省制的格局因此建立起來了。而實際運行中的最高裁決機制，卻與《唐六典》表述的唐前期三省制相差甚遠。”這已非屬本文討論範圍，容後繼續討論。
總之，唐宋官、職分與合的歷史過程，提供了一個强有力的史實例證，即某一時期的職官制度在執行過程中，是一個“活”的動態過程，成文法必然會受到各種因素的干擾、及因應時局的變化而有所跟進，跟進的權宜官制從開始不符合成文法到逐步常態化，從而推動了官制改革，制訂出新的官制格目、官品令。制度史就是在這樣一波接一波地動態地向前推進。
（原載《歷史研究》2015年第5期作者單位：浙江大學古籍所暨浙大宋學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