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学术地位
黄氏父子的两部《尚书》学著作，一为启蒙之作，一为讲章之作。启蒙之作重在注解正确、简易便学和引人入门。学者在看了该书以后，既能获得真知，领略精华，又萌生进一步钻研的兴趣。讲义之作重在澄清是非、启发深思和博综精贯。学者读此书当能明辨正误，消除误会，同时又能由表入里，得到深层的启发。讲义还应该做到视野广阔，思路清晰，不应就经解经，而应该触类旁通，探取较为普遍的学识和规律，同时又不能散漫无边，妄作发挥，而应有纲领线索作为精神贯穿其中。下面，以此数条标准对黄氏父子著作进行分析，定其价值。
黄式三《尚书启幪》，承阎、惠之后，采江、王、段、孙四君子之书，在篇目上不涉伪古文，专释今文二十八篇；在经文注解方面，黄式三在四君子基础上，广收王氏之学，以小学功底、礼学造诣求精求密，以会通经传子史证经，守住清学笃实的朴学之风。此皆纯正，前有述及，不复赘词。至于简易便学一标准，黄式三曾自言其书“主于简易”，刘起釪先生评其“简要”。实际情况如何呢？这里不妨将《尚书》开篇九字作为实例进行分析，以供参证。关于“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这九个字，有人曾经写过几万字的注解。桓谭《新论》曰：“秦近君能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谊，至十余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秦氏已经成为经学繁琐空疏的典型，但是历来注解《尚书》的著作以繁复者居多，黄式三以为蓝本的四部著作也不例外。江声在《尚书集注音疏》里面是如下方式考证这九个字的。（1）先标读音。（2）将郑玄、马融之说作为注。（3）将自己的见解作为注列在郑、马之后。（4）为郑注作疏，阐明其由来，指出郑玄注来自《尚书正义》。（5）从郑司农《周礼·小宰职》注“稽犹计”中得出“稽”有“合”义，从《说文》中找到线索，表明“稽”有“合”义，可作“上同”。（6）从《逸周书·周祝解》和《诗经·商颂》等文献中，可以发现“古”有“天”义。（7）引《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中高贵乡公与博士的论难，扶正“同天”之注。（8）注明马融注源于《经典释文》。（9）采择《后汉书》，详述马融的生平、仕宦和学术经历。（10）解释为什么以字称呼郑玄。（11）“翼善传圣曰尧”考辨。（12）考辨谥法出于何时。（13）以《战国策》、郑注“虞舜”、《逸周书·谥法解》《礼记·檀弓》、郑笺《长发》等证据来否定马融的注解。（14）阐述自己以“放勋”为氏的根据。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在“曰若稽古”下面，（甲）引《文选·东都赋》《文选·鲁灵光殿赋》相关语句的李《注》，考明李善所见为“粤若稽古”。（乙）以李贤注《后汉书·班固传》推明唐时各本不同。（丙）蔡沈所言“古文”考。（丁）指明“曰若稽古”四字一句，在“帝尧曰放勲”下面。（戊）由“放，如字”一条，阐明《经典释文》所引诸家注音与训义相结合的规律。（己）“勲”作“勋”考。（庚）“读为”考。孙星衍和王鸣盛的注疏详略不同，但也繁称博举。在这九个字下面，《尚书启幪》是这样施注的。
“曰”，一作“粤”。“曰”“粤”古字通，用为语词。“若稽古”，马融说：“顺考古也。”江氏艮庭、王氏西庄申郑君康成说，“若，顺也。稽，同也。古，天也”。王氏又谓“稽”有“合”义，合亦同也。孙氏渊如说“帝谓同天，稽古谓法古”，别一义。段氏懋堂曰：“《夏史》作‘故曰稽古’。”依段氏说，“曰”“若”“粤”，及也；“曰若稽古”句；放勋，尧名。段说本《史记》。江氏以放勋为尧氏。
黄式三的注赅引马融、郑玄、江声、王鸣盛、段玉裁、孙星衍诸君之注，不仅交代训诂、古今、语法，而且指明出处，有益后学。江瀚为《尚书启幪》做过一个提要，说它“诠释经文颇为简易明了，洵足启幪。其于今文与古文不同者，但曰此今文说，不复赘词。近儒之说较长者，止举其要，曰见某书而已。三江之论最为纷繁，此则以《汉书·地理志》及孔颖达《正义》所引郑注为正”。今古文、《禹贡》山水是《尚书》研究中极为纷繁复杂的问题，《尚书启幪》皆能举重若轻，以简驭繁，可见全书确以简易为指归，符合黄氏所言，也符合刘氏所评。治经之难，每每在于芜杂繁复，治《尚书》进得去，觅得正解，择善而从，是一难。治千年聚讼不已之《尚书》，能出得来，出繁入简，以简驭繁，是另一难。黄式三《尚书启幪》正视此二难，而且解决得很好，在晚清《尚书》学著作之林中自有一席之地。
黄以周讲解《尚书》通论大旨已见上文讨论，其启发深思，也多有实例。在以“钦明”纵贯《尧典》之后，他开始提出问题。
四凶列于朝，曰滔天，曰圮族，知之不为不审矣，明知其不可，而因臣下之荐又使之撰功，责其成绩，屈己之明以流毒，因人之心以遗害，庸非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者欤？有鳏在下曰虞舜，曰予闻之矣，闻之而犹不用乎？四岳既师锡矣，曰我其试哉，抑又何疑焉？庸非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者欤？是岂尧时在位七十载，耄期倦勤，钦明德于以坠欤？不然，何前后如出两人哉？如谓尧德钦明断不若是之颠倒，则《尚书》之文不足信欤？尔小子读《书》有年矣，曾亦有疑于此否？
问题之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层层推进，启人深思。尧为至钦至明之君，不可轻訾，提出这些问题没有否定尧为圣君，实见其明足以穿破巧伪奸计，使得钦明之论更为深刻。“人君之大患，由于偏信。当是时，
兜、共工辈，济恶匿非，以求见信，计不为不密矣，术不为不工矣，而尧独有以窥其衷，何其明也！然此为党恶之臣，可以举主知所举，犹易明也。四岳为当时之贤大臣，为尧所信任，四岳举鲧以治水，吾意尧必以四岳者信用鲧矣，而尧亦深有以知其行，何其明也！”有时候，黄以周提出问题，并不作答，但是他设问发难足以让人看到深层的内容，看到问题的另外一面。《皋陶谟》一篇，提出两个问题：禹援帝以自解，“得无护其短乎？”“禹乃历叙平水之劳，不见嘉谟，‘懋迁有无化居’，亦琐碎事也，后又力陈丹朱之过，自叙弗恋妻子，荒度土功，津津自道何欤？”黄以周没有回答它们，但是通过提问，他把伪古文的讨论向深度发展。“《禹谟》伪古文也，言‘禹不矜不伐，天下莫与争功能’。或者有见乎此，故反其说，以为补救欤？”黄以周提到《禹谟》，实际上是在考论伪古文组织成篇背后的思想动机和理据，这是清代《尚书》学的新境界。尽管伪《古文尚书》的考辨结果，逐渐被学界接受，但是伪孔古文的价值并不因此而完全失掉。很多清代学者并不因为伪《古文尚书》是伪书而轻视该书，其思想内涵依然得到高度重视。黄以周在《尚书讲义》中不分今古，不是因为他不知真伪，而是因为他也像朱熹一样非常重视伪古文的思想内涵。他不但重视，而且努力去挖掘它，他在讲《皋陶谟》时提到《禹谟》，正是出于这种用意。
至于其博综精贯，尤多实例。训释《皋陶谟》一篇圣贤林立，宏旨纷呈，而黄以周以“迪德”“知人”“安民”为纲领贯穿其中。“皋陶若曰：谟明弼谐，必本人君之允迪，九族叙众臣翼，必首人君之永修，迩能若是，斯可以行远。夫迩在迪德，远在知人，在安民。未有己不迪德而能知德者也，未有己不迪德而能安民以德者也。”这是皋陶点明“迪德”“知人”“安民”三者的关系和意义。“时帝方塈，谗说人有难知，‘分北三苗’，民有未安，故禹言能哲而惠，何忧乎是？何畏乎是？何迁乎是？盖深以勖之也。”这是禹在倡导“迪德”。“自陈当日之随山刊木，决川浚浍，曾亦孜孜乎安民。‘暨益奏’‘暨稷播奏’，曾亦孜孜乎知人。”此为禹表明自己执着于“知人”“安民”二者。以此解《皋陶谟》，首尾衔接，理而不乱。在解《盘庚》时，以苏轼之评议作为驳议对象，反复论辩，同时诠释经文，将诠释纳于驳议，以议带释，犹如以线穿珠，不仅极其斑斓，流光溢彩，而且内中贯通，丽而不乱，博而不杂。黄以恭以其讲解“如拨云雾而见天日”，以“外文绮交，内义脉注”形容其通论大旨而讲贯其中，是非常贴切而不夸张的。清代经学研究以凿实为特色，重视微观细节之研究，在名物考订等领域卓有建树，在通论大旨、探求深意往往显得欠缺。正是从这个角度讲，《尚书讲义》在清学《尚书》学著作当中自有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