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上有天堂，下有钱庄”

19世纪末进入上海创业的严康懋如鱼得水，可谓天时地利人和兼得。甲午战争后，近代中国迎来了一个发展经济的大好时期，其持续时间基本涵盖了严康懋整个生命周期。其间中国的大门被进一步打开，国人从事工商业的禁区被打破。随后清末新政和民国政府都颁布实施了一系列鼓励发展工商业的政策措施，实业救国成为时代的最强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及20世纪20年代此起彼伏的国货运动，都在催生这一黄金时期。尽管其间有辛亥革命及持续不断的军阀战争，但除了武昌首义之役对旅汉宁波商人造成较大损失外，其他宁波商人重点经营的地区特别是上海、宁波基本上与战乱无缘。显然，这是一片大众创业的土地，更是一个万众创业的时代，这对风云际会的近代宁波人来说尤其如此。躬逢其盛的严康懋正是在此背景下涌现出来的成功的宁波商人之一。

由于文献的缺乏，我们对严康懋早年在上海的创业活动难觅其详，但从其后来的发展态势看，凭借父辈及其众多乡亲的人脉与商业资源，在沪创业的严康懋经过短期的历练后，很快就进入状态大展拳脚，左右逢源。他选择的主业正是当时号称“百业之首”的钱庄业，这也是包括其父辈在内的许多宁波人所热衷的行业。近代宁波人对钱庄情有独钟，更重要的是当时的钱庄业正处于清末民初大发展的起步阶段。从此严康懋踏入当时正处于蓬勃发展中的钱庄业，并与之结伴终身，打造出自己的商业王国。

钱庄为中国本土金融机构，晚清以来在上海乃至全国人民的经济生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上海钱庄业历史悠久，在开埠前就已发展成一个颇具规模的独立行业。据上海钱业公所内园碑记载，自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至嘉庆元年（1796年），历年承办该公所事务的钱庄名单前后共有106家之多。上海开埠后，钱庄因适应了上海对外贸易迅速发展的需要而获得长足发展。太平天国时，以刘丽川为首领的小刀会攻打上海城，钱庄纷纷从南市北移至租界内。同时，受战事影响，内地财富多由官绅、地主等带入上海租界，使上海钱业更加兴旺。1876年，上海汇划钱庄已达105家，达到前所未有的兴盛时期。此后因金融风潮影响，上海钱庄数量曾数度下降，但都很快得到恢复重振，而且总体上呈上升趋势。1903年上海钱庄为82家，1905年恢复到102家，1908年更增至115家。1910年上海发生橡胶股票风潮，大批钱庄倒闭，到1912年上市钱庄只有28家。但随着民国时期中国民族工商业的持续发展，上海钱庄业也得到迅速恢复，1926年增至87家。同期，全市钱庄资本总额也从150万元增至1875.7万元。据统计，1913—1923年间，除自动收歇以外，上海钱庄无一家倒闭。其发展之顺利可见一斑。

根据规模大小，上海钱庄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汇划庄，即头等钱庄。这类钱庄资本雄厚，最有实力，经营者多为宁绍人士。所谓“汇划”，是指这类钱庄开出的票据（参见图3-1）可以相互往来及交换，票据收解可用公单到汇划总会相互抵押。二是挑打庄，即二等钱庄。其资本较汇划庄薄弱，所有单据须单独自行取赎，这种手续俗称“挑打”。三是零兑庄，即三等钱庄。这类小钱庄的营业范围只是兑换钱币，不能以其票据介入金融市场。

除上述分类外，还有大同行与小同行及入园与未入园的多种分类。大同行指汇划庄，小同行指非汇划庄。当时在上海内园设有钱业总会，所有南市和闸北的钱庄都可入会。凡加入该总会者，就是所谓“入园”，否则就是“未入园”。对于“未入园”钱庄，又以资本、营业范围等状况分为“元、亨、利、贞”四种。

上海的钱庄组织，除少数为独资经营外，大多为合伙组织，股东少则2人，多则10人，其中以4～6人最为常见。钱庄股东都负无限责任，股东的家产是钱庄的后盾。钱庄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经理拥有钱庄的经营权，并设协理或襄理一两人予以辅助。有时在经理之上设有督理，督理由股东委派，并无经营实权，主要是行使对经理的监察职责，并参与决策。

长期以来，钱庄一向被视为保守、落后的代名词。事实上，作为土生土长的传统金融机构，由于钱庄熟悉各地商情与商业习惯，能较好地满足各地经济活动的需求，因而在近代社会经济活动中游刃有余。即使近代银行业兴起后，大部分工商业者仍喜欢与钱庄交往，使钱庄能长期与新式银行分庭抗礼，在当时我国经济生活中拥有很大的影响力。20世纪20年代，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曾著文分析银行势力何以不如钱庄：“第一，信用。银行放款全需抵押品，而钱庄则注重信用，抵押品一层可以通融。中国商人认为以抵押品借款妨碍体面，所以均愿与钱庄往来。第二，保人。银行放款，除抵押品外还须保人签字盖章，手续非常麻烦，钱庄则无此等手续。第三，方便。银行办事时间一定，假日不做生意；钱庄则不然，无论假日礼拜，自早到晚，并无休息。第四，数目。银行放款数目较大，数目小者不甚欢迎；钱庄放款数目随便，数百数千均可。第五，内容。银行对于商情市况不如钱庄之明了；而钱庄为我国特有的出产，由来已久，对于商家知之甚详，所以放款不用抵押品，亦无何种危险。第六，历史。银行成立甚晚，所发钞票支票均不得社会之信任，故钞票在市面上不能与庄票一律看待。第七，技术。分辨洋钱之真假，为钱庄特具本能，银行行员难比得上。第八，出货。钱庄所发庄票，能在洋行出货，外人极信赖之。银行钞票无此本能。”1926年11月25日，会计学专家潘序伦在上海光华大学题为“上海金融机关”的演讲中也分析了为何“上海之金融市面十之七八皆为钱庄所操纵者”。他说：“钱庄在中国起始较早，信用卓著，其所发之庄票，能得人人之信任，不若银行为新进之事业，而支票之用途又非通人所能详悉也，且钱庄规模虽小，其团体组织，则甚坚固，除钱业公会而外，有汇划总会，以作同业中往来清账之用。”而新式银行长期以来，业务以政府债券与借款为主。正如时人所言：“北京政府时代，大小银行几竞以政治借款之投机为务。”即使进入南京政府时代，这种格局也没有大的改变。当时华商银行持有政府债券的数量极为惊人。据统计，到1931年年底，上海27家主要银行手中所持有的政府债券数额合计3亿余元，占政府当年年底负债余额的40%。近代银行业杰出人物陈光甫在1928年的日记中也指出了银行业的诸多弊端：“眼下一般人民对于银行业无好感，皆缘以前各大银行无辅助工商业之成绩。”可见，钱庄在诸多方面较之后来居上的银行有更大的优越性。

同时，钱庄在近代国内金融调度方面也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上海是近代中外贸易枢纽，上海钱庄在为进出口商品流通提供融资服务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因为钱庄所发庄票信誉卓著，市面通行无阻。“庄票为上海商场中最有信用之票据，不特为本国商人所重视，即洋商亦以现金相待。故凡出货、订货、汇总、贴现，莫不以获得汇划庄票为无上之保障。”“至于代销洋货、代办土货之商人，都是采用庄票以资周转。这类庄票每年在市面流通的数目在二十万万两以上，钱庄因有汇划制度可以省去现金。假若取消钱庄，则市面上少去二十万万两的筹码，进出口都要周转不灵了。”当时上海商号到内地办货，往往不携带现款前往，以防路途不测，也不在上海汇款，以节省汇费，而是携带上海钱庄开出的“申票”赴内地付款。内地货主则可持申票到本地的大钱庄去贴现，钱庄又加价卖与需要申票的内地商人，后者可持申票到上海办货。甚至到了20世纪初的30年代，钱庄在中国工商界的重要地位也没有动摇。有论者谓：“当时中国工商界的情况未有大变化，新式银行对商业界的放款仍屈居钱庄之下。因为30年代中国商人的商业习惯仍以信用往来为主，且从业者大半以小资本经营，他们因无适当的抵押品，无法向银行贷款，所以钱庄还是他们往来的主要金融机关。”对此，当年服务于金融业的章乃器也有一番形象的阐述：“钱庄倘使全体停了业，的确可使上海的商界完全停顿；而银行全体停业，恐怕倒没有多大的影响。”因为比较起来，“银行界平时和一般商业实在太隔膜了。”

由于钱庄与工商界各业关系密切，随着民初工商业的兴盛与发展，钱庄业也随之发展起来，其明显的标志就是20世纪初上海钱庄业赢利状况普遍良好（见表3-1）。1922年，上海南北市汇划庄和未入园庄各78家，赢利总额达434.7万元。

如表3-1所示，1903年上海钱庄的平均利润率为46%,1912年更是高达59%,1926年降为27%，但也远远高于一般行业，而且也大大高于同期的华资银行业（14.7%），这充分体现了钱庄业的发展能力。

宁波是中国钱庄的发祥地之一。早在明隆庆元年（1567年）开放海禁后不久，宁波就出现了兼营银圆、铜钱兑换的南货店，并有统一的兑换率。清乾嘉年间，以经营借贷业务为主的“大同行”“小同行”已经相当发达，以至宁波早在清中期已经成为我国东南沿海的金融中心。尤其让人称奇的是，宁波钱商在鸦片战争前后开创了钱业界的“过账制度”，即客户款项收付不用现款，只要收付双方各自登入账簿送交开户钱庄即可，手续简便，可弥补市场现钱之不足，对大宗商品交易尤为适合。过账制度使宁波钱庄业的发展如虎添翼，久盛不衰。清同治三年（1864年），宁波有36家钱庄。进入宣统年间，宁波共有大小钱庄70多家。民国初年，宁波钱庄进一步增至80余家。宁波钱庄集中的江厦街一直相当繁华，因此旧有“走遍天下，不如宁波江厦”之说。宁波钱庄业的兴盛，对宁波帮在外埠的发展更是一种有力的支持。

上海开埠后，宁波商人将过账制度引入上海，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上海钱庄业的发展（参见图3-2）。具有钱业经营传统的宁波商人在开埠前已在上海设立钱庄，五口通商后，大批涌往上海的宁波商人更是积极参与钱庄业的投资与经营，以至宁波人在近代上海钱庄业的发展中拥有十分突出的地位。清末上海九大钱业家族集团中宁波人就占了五家，而且上海钱庄经理人员多为宁绍人士。另外，钱业公所等同业组织也多由宁绍人士发起组织。与严康懋同时代的上海钱庄业更是聚集了一大批宁绍人士。在注重人缘的钱业界，良好的人脉关系无疑为后来严康懋在钱业界一展身手提供了有利条件。20世纪30年代初，钱业中人在探讨上海钱庄经理为什么多是宁绍人士时指出：“其所以独多宁绍帮者，盖钱业之进用人才，首重介绍，父子相承，传为世业，旁及戚友，故以同乡人为多，至于进用陌生之人，苟非真有才识，甚不多见也。”就宁绍帮内部而言，宁波帮实力远胜于绍兴帮。其中缘由正如时人所言：“当时绍帮诸庄，大都为别帮资本家所投资，宁波则本帮资本家投资者比较略多，此盖当地人士之财力不同使然。”

由于钱庄长期居于百业之首，处于工商业的中枢地位，加之钱业的训练有助于养成精密计算的商业习惯、建立四通八达的人脉，即使以后不从事钱业，这些知识与人际关系对经营其他行业也是大有益处的。有话云：“在钱店内打过滚，银钱算盘就明白了，将来不愁没有饭吃。”故长期以来，宁波城乡无论贫富人家，都对钱庄业趋之若鹜。对此，当年日本学者竟然也看出了其中的奥妙，他说：“宁波人之望其子弟成一良好商人者，每喜使之一度为钱庄之学徒。”因为数年钱庄学徒的生涯，“受过账制度间接之训练，可以使其在此后的经商活动中精明干练”。故在此环境下，严康懋走上钱业之路并取得成功并非偶然。同时，严康懋在钱业上的成功也与其所属的宁波商人群体强烈的同乡扶助与合作精神密不可分。

在近代，旅外从事商业经营活动的宁波人被统称为宁波帮。浓郁的同乡地缘关系与强烈的群体意识是近代宁波帮的重要特征，亲邻相帮和同乡扶助的习俗推动了大批宁波人外出经商并取得成功。许多外出的宁波人在创业之初都曾得到过同乡及其团体的帮助和提携，而这对他们日后的事业往往具有“神奇”的作用。对此，多年来致力于研究近代中国商人的法国学者白吉尔夫人指出，乡谊情感是个人只身跨入激烈竞争环境的前提。她说：“有多少大亨，在他们于数年或数十年前来到上海时，还是光着两只脚的！据他们的正式传记作者称，他们所获得的成功，应当主要归功于他们的勤奋与智慧。然而实际上，要归功于早在上海定居下来的同乡的具有决定作用的帮助。”时人称“甬人团结自治之力素著闻于寰宇”，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严康懋在商业上的成功特别是其在钱庄业的成功就跟同乡秦君安的大力提携与支持密切相关，用时下的话来说，秦君安是严康懋事业上的“贵人”。不仅在其商业活动中大多能看到双方的身影，而且在从事慈善公益事业时两人也往往结伴而行。如秦君安在上海、宁波的钱庄，就可常见严康懋的身影。故说到严康懋在钱业上取得的成功，秦君安是一个不得不说的重要人物。

秦君安是近代上海著名的钱业大鳄，也是上海的颜料业巨子，盛时拥资达1000万元，号称旅沪宁波同乡首富。他长严康懋近20岁，商业上的成功也早于严康懋。据说他幼年在台州习商，后又在慈北从事钱业，同治年间赴上海习艺，19世纪70年代创办恒丰昌洋杂货号。在上海，他与同乡倪芹香、王磬泉、叶澄衷交往颇深，相互探讨，多有获益；又勤习英文，常与洋商进行交易，吸取西方的经营思想。在经营上，秦君安以诚信为本，采取“人弃我取”的经营策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由于他储料充足，颜料价格暴涨，得利丰厚。随后，秦君安又相继投资利润丰厚的钱庄和地产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工商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在1913年到1923年的10年间，上海钱庄业与地产业也迎来“黄金时代”。秦君安对“恒”字情有独钟，后来在上海、宁波等地创办的钱庄多以“恒”字命名，加之实力雄厚，以至人们提起恒字号钱庄，都以为是秦君安开的。秦君安晚年引退归里，费巨资在月湖旁建起规模恢宏的秦氏支祠（2003年，该祠与紧邻的天一阁一起被国务院批准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参见图3-3）。

秦君安为人一向低调，信奉“慎终追远，饮水思源”。他热心公益慈善，在家乡宁波广施善举，对于旅外同乡也乐于提携和帮助，严康懋即是其提携的同乡之一。也许正因为秦君安在同乡中口碑较好，1935年钱业风潮席卷上海秦氏钱庄濒临倒闭之际，钱业巨子秦润卿出手相助，“准由钱业准备库拨借三百万元，才始安度这场危机”。

由于宁波钱庄多由宁波商业世家大族或有实力的商人发起组织，在近代宁波帮活跃的地方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地区都有宁波钱庄的身影。许多宁波帮商人从事钱庄业往往由多家参与发起，由此树立起钱庄的信誉与品牌。他们相互投资，互为股东，由此严康懋对钱庄的投资并不限于一家，也不限于一地。据学者研究，严康懋在上海投资的钱庄有恒隆、恒赉、永聚、恒祥和恒大等，在宁波有信源、衍源、永源、五源、鼎恒、复恒、泰源和泰生等，在杭州有寅源、仑源、崇源和益源等，在汉口有裕源银号（或称裕源钱号，严康懋在其中占有三股），在兰溪有瑞孚、宝泰和源亨，在金华有裕亨。

严康懋在上海的钱业活动始于何时已不可考，估计开始于20世纪初。由于文献的缺乏，我们难以了解其早期的钱业活动，现有史料仅记载了20年代前后的钱业投资情况。《上海钱庄史料》记载：“他所投资的钱庄均与秦家有关。”进入民国后，由于秦君安年事已高，其投资多由其子秦珍荪（参见图3-4）、秦涵琛及其孙秦善宝，或其所创办的商号恒丰昌进行。当时，严康懋所投资的钱庄情况如下。

恒隆：1918年与恒丰昌、徐庆云、陈子壎合资开设，严康懋投资2股半，资本25000两，经理为陈子壎。

永聚：1922年与秦珍荪、徐承勋、陈星记合资开设，严康懋投资2股半，资本25000两，经理为吴廷范。

恒大：1926年与恒丰昌、柳笙源、倪椿如、秦润卿合资开设，严康懋投资2股，资本40000两，经理为周雪舱。

恒赉：1929年与秦涵琛、徐庆云、孙衡甫合资开设，严康懋投资2股，资本40000两，经理为陈绳武。

秦君安是当时上海著名的钱业巨子，秦润卿则长期担任上海钱业公会会长，享誉上海商界，徐庆云、孙衡甫诸人也均是业界精英，他们能与严康懋长期合作从事一贯注重实力与信用的钱业，从“人以群分”来说，当时严康懋在上海钱业界的地位与实力可见一斑。另据《申报》报道，大同行恒祥钱庄由严康懋与徐庆云等创办于20世纪20年代末期，30年代时资本达42万元，地址在上海市宁波路兴仁里，于1934年闭歇。

永聚钱庄于1922年开张，并于年初经上海钱业公会同意，成为其会员单位。1922年1月14日《申报》报道：“昨日钱业公会开第二十二次常会，其议决案如左：（一）新开钱庄报请入会，永聚庄，资本银十万两，股东秦珍荪、严康懋、徐承勋、陈星记各两股半，经理吴廷范，见议秦润卿、王鞠如。议决入会……”

如上所述，钱庄业是严康懋经济活动的主体部分，而上海钱庄业更是重中之重。由于严康懋投资上海钱庄业及其收益情况的相关资料十分匮乏，下面以严康懋参与投资的恒隆钱庄为例，浅析其在钱业的投资经营状况。

相关史料显示，1918年，严康懋与同乡秦君安、徐庆云、陈子壎合资在上海开办恒隆钱庄，资本11万两，其中严康懋出资25000两。作为一家实力雄厚的大钱庄，恒隆钱庄成为当时沪上许多企业与机构指定的收款单位，并在创办后的第二年即开始向沪上工商企业大规模放款。到1927年，恒隆钱庄对义昌慎丝厂等23家企业的抵押放款达16万余两，对大生纱厂、恒丰纱厂等企业的信用放款达313万余两。数额庞大的放款对急需资本的民族工商业来说不啻雪中送炭，也为钱庄赢得了可观的收益。

比严康懋大3岁的恒隆钱庄经理陈子壎是严康懋的鄞县同乡，他是活跃在民初沪甬两地钱业界的重要人物，曾任上海钱业公会第六和第七届董事。作为同乡好友，两人曾在许多事业中合作共事。陈子壎曾任宁波震垣钱庄经理，与宁波钱业一向有着密切联系。例如，1919年红账中调用甬洋293224元，连同宁波钱业存款共达37万两之多。由于大批在外经商的宁波人经常汇钱补贴家用（宁波旧时称烟囱钱，为数不菲，据时人估计，仅定海一县即达千万元），近代宁波民间资金相当充裕，有“多单码头”之称，每年向上海放款数由民初的二三千万两增至20世纪20年代的三四千万两，其中钱庄是主要渠道。当时，宁波钱业在阴历三月、九月底经常放“六对月”6长期放款，其中

⑥ “六对月”是指钱庄于阴历三月份放款，九月底前收回，为期六个月。钱庄放款时间一般较短，六个月算长了。相当部分托由恒隆钱庄经手代放，最多时达二三百万两。恒隆钱庄与两地工商界的密切关系，为其业务上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陈子壎长期从事钱业，精明干练，其营业方针比较激进。恒隆钱庄成立后，经常用同业拆款并大量吸收各银行的存款来扩大业务，拆款最多时在100万两以上。这种做法平时运用得法，赢利较多，对业务扩张很有帮助。当时，恒隆钱庄存放款在上海钱业中名列前茅。但在经济动荡时，由于对存款无充分准备，放款过滥，容易陷入困境。恒隆钱庄在同业中利用股东实力雄厚、牌子硬，经常做缺单，平日资产负债的账面要比年终结算时的红账大得多，估计至少要超过红账数字100余万两。下面我们根据《上海钱庄史料》收集的恒隆钱庄1919—1927年红账，考察一下恒隆钱庄旺盛时的业务情况和经营特点，具体如表3-2～表3-5所示。

资料显示，恒隆钱庄1919年成立时资本为11万两，1925年增为22万两，1933年增为30万两。其间恒隆钱庄工商存款、银行存款与同业拆款更是大幅增加。其中，存款总数自1919年的808980两逐年增加到1927年的2742614两，共计增长3倍半。其中，工商存款增加较多，私人存款次之。股东存款除1920年有115731两外，其余年份为数甚少。本国银行存款，最初几年不过二三十万两，1923年增加到42万两，1926年增加到49万两，1927年增加到53万两。本埠同业存款只有1920年、1921年两年为28万～29万两，1924年、1927年两年为12万～17万两。

放款利息是钱庄收入的主要来源，故各钱庄莫不重视，恒隆钱庄也不例外。期间，该庄放款有较快的增长，从1919年的93万两到1927年的305万两，共计增长3倍多。在历年放款中信用放款占比重很大，1923年为155万两，1924年为203万两，1925年为238万两，1926年高达272万两。货物押款，以1920年的100万两和1927年的130万两为较多。在放款对象上，恒隆钱庄集中于民族工业，特别是当时处于大发展阶段的棉纺织业。其中，最初两年以丝厂押款为多，1919年为15万余两，1920年为90万两。自1921年起，以纱厂为多，特别是张謇的大生系列纱厂与同乡宁波商人王启宇、余葆三的达丰染织厂两家的放款最为突出。1923年放款中，大生纱厂共计34万两，占该年放款总数的25%～31%。值得注意的是，恒隆钱庄与外资银行往来较多，如1919年向其拆进8万两。

恒隆钱庄尽管在经营上比较激进，但在经营方向上仍然比较谨慎，期间没有在房地产投资，其他投资也为数甚少，比如股票投资在9年中都在1000两以下。公债投资1919—1920年只有二三千两，1920—1921年不过2万两，在信交风潮爆发的1921年，其股票与公债投资也不过2万余元。从1925年起，公债投资逐渐从4万两增加到1927年的11万两，但在其投资总额中仍然占比很少。

这期间，恒隆钱庄的积极经营赢得了丰厚回报，成为在同业中享有盛誉的一家汇划钱庄。据统计，其9个年份的盈余共计592000两，自1919年的46000两逐年上升到1927年的9万两，平均每年65777两。其间公积金提存由1920年开始在盈余中提存5万两，以后每年增加，到1927年共计25万两，8年中增加了5倍，钱庄实力明显增强。

据现有资料，严康懋在家乡宁波的钱业投资活动始于1914年。当年，严康懋与赵占绶、秦善宝、陈子壎等人合资设立泰源钱庄，此后又投资创办信源、衍源、永源、五源、鼎恒、复恒、泰生和春生等钱庄。与在上海时有所不同，投身家乡钱业的严康懋不仅获利丰厚，而且很快就显山露水，乃至被公认为甬上钱业领袖。近代宁波各大钱庄投资人情况一览表参见表3-6。

这一时期也是宁波钱庄的黄金发展期，故严康懋从宁波钱业中的投资获利颇丰。其中，创办于1919年的保春钱庄位于“本埠江厦街第九十四号元春钱庄，系殷商王伯元、孙衡甫、严康懋、徐荣卿、金辉、童游湘等集资创设，计资本十万元，为甬上大同行钱庄之一，由童脉章任经理……营业尚称不恶。每年收付总额约在四十万左右”。尽管我们难以了解严康懋投资宁波钱业的总体收益，但仍然可以从当时宁波钱业的整体营业状况中获知其大概（参见表3-7）。

与上海相比，宁波本地钱庄规模较小。当年《申报》称：“甬市钱庄分为三类，资本三万以上者曰大同行，资本一万以上者曰小同行，资本较少兼做现兑者曰现兑庄。”由表3-7可知，1919年宁波钱业共有大同行29家，小同行28家，共57家，共计赢利104.2万元，平均大同行每家赢利2.76万元，小同行每家赢利0.86万元。如此看来，其资本回报率是极其可观的。比如1931年，巨康的资本额才6.6万元，慎康6万元，元亨3.3万元，而1919年的赢利就分别达到5万元、4.5万元、4万元。而同期宁波中国银行利润不过2万元，宁波四明银行当年利润约0.9万元，均不敌钱庄。

显然，期间宁波钱业仍处于稳健发展时期，其赢利状况也普遍较佳。由于当时宁波钱庄多设在江厦一带，银钱出纳，俨然成为甬上商业中心，此地也是东南一带重要的金融中心，严康懋正是在这种环境下赢得了丰厚的回报。据《申报》记载，1914年，严康懋开始涉足宁波钱业，“赖各业安靖，颇占优胜”。此后多年，宁波钱业一直发展稳健。10年后的1924年，尽管受到江浙战事波及，当年秋天宁波两度发生自立军独立事件，乃至一夕数惊，但事件很快得以平息，甬城“安靖如故”，商业重归繁荣，钱业与甬上多数行业一样未受影响，皆有盈无亏。1924年，严康懋投资的衍源钱庄赢利达6万元，名列甬上各大钱庄之首，也高出同期银行中赢利最多的宁波中国银行（3万元）一倍，其他如泰源、永源也盈余4万余元。《申报》报道说：

光阴迅速，一年又逝，兹将甲子年甬埠各业盈余，略录如左，以供关心商业者一览。银行业，甬埠银行，共有中国、通商、四明、明华等五家。中国银行约可盈余三万元，通商银行二万元，四明银行一万九千余元，他如明华、劝业亦有盈余云。钱业，衍源六万元，瑞康五万元，慎康、元亨、敦裕、余丰、益康、泰源、永源、余瑞、钜康等家，均各盈余四万余，资大、保慎、景源、晋恒、裕源、泰涵、鼎恒、天益、元益、恒孚、成丰等家，均各盈余三万余元，他如彝泰、汇源、鼎丰、丰源等家，亦各盈余两万余元。银楼业，甬埠银楼业，因受时局影响，不如前年之起色，闻凤宝、聚元二家，各盈八千余元，为最巨，此外则两三千元不等云。余如参业、珠宝业、洋广货业、水果业、棉业、五金业等，虽皆受战事之影响，不如前年之起色，然皆有盈无亏云。

如上所述，沪甬两地是严康懋经营钱业的重点区域，但并不限于此两地。其间，他在湖北汉口，以及浙江杭州、金华等地均有投资钱业，这些地区也是近代宁波帮相当活跃的地方。囿于资料有限，其具体活动我们难觅其详。由于这一时期从总体上看是钱业发展的黄金时期，故严康懋在这些地方的钱业投资应该是成功的，获得丰厚的回报也应该是大概率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