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财与散财:近代宁波帮义商严康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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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创业上海滩

据记载,严文周的原配夫人“早逝无出”,严康懋为严文周继室卢氏所生。卢氏为同邑卢孝枨之女,20岁时嫁至严家。卢氏曾为鄞县望族,世居城区灵桥门内君子营,清代闻名浙东的藏书楼抱经楼即为该族所有。清咸丰年间,抱经楼藏书几乎散失殆尽,后由当时著名旅沪鄞县人士杨坊悉数买回无偿归还,一时传为佳话。嫁入严家的卢氏相当贤淑,她不辞劳累,操持家务,又克尽妇道,事亲至孝。为此严家上下其乐融融,相处融洽。据说她“处娣姒之间,遇事争先恐后,不辞劳勤,虽析居异爨,欢如一家”。其时,严文周常年在外奔波,在家的卢氏“躬操井臼,内助有方,子香先生频年在外,得以专心营运,无内顾之忧者,太淑人之力为多”。严家发达后,卢氏仍克勤克俭,“钗荆裙布,无异曩时”。姚家镛:《严母卢太淑人六十序》,《鄞县姚氏宗谱·艺文录》,第22页。

由于文献的缺乏,我们对严康懋的童年生活难以知晓,仅有时人寥寥数字:“君自少聪颖,读书倍常童,师甚爱之。”蔡和锵:《严康懋先生行述》,《时事公报》,1929年11月9日。但可以想象,因为小康懋为家中独苗,且严文周36岁得子,在当时被认为是“晚出”,严家上下应该对其疼爱有加。加之严家家境殷实,小康懋的童年生活应该是非常幸福的。按照当时宁波的惯例,孩童要进入私塾读书识字。由于严文周不仅在城区有钱庄等生意要打理,而且还兼任公职,故不得不在外奔波,小康懋大部分时间应该与母亲在一起。其生活环境早年以农村为主,不久严家搬至江东大河桥地方,是江东主要商业街道,交通尤为发达,是联络城区与鄞东南的水上枢纽,也是城乡商品集中交换的地方。据时人记载,此地“乃是新河头航船埠头,东乡来的定期航船,每日停泊于此,在中午航船至埠时挑工拥挤不堪,各商店均生意滔滔,应接不暇”陈孝堤:《杂忆宁波江厦与江东》,《宁波同乡》,第107期。。可见早年严康懋成长的社会环境,既有农耕文明的浸润,也有近代商业文化的熏陶,由此形成其禀性中既带有乡村人的纯朴与宽厚,也不失商人的精明与机警,这也许可以部分解释其为何能取得事业上的成功。根据笔者初步研究,近代宁波帮商人来源构成中城乡差异很大,即多为农家子弟,少有来自城区的。无独有偶,改革开放以来,“泥腿子”企业家群体迅速崛起,在我国当代企业家队伍中占据主要部分,相比之下城市子弟往往遭遇精明而不高明的困境而难以成功,凡此种种并非偶然。

1885年,小康懋入私塾读书。同年三四月间于镇海口爆发的中法战争一度使鄞县城乡陷入恐慌。这场战争可以说是近代中国人反对外来侵略战争首次完全意义上的胜利,但战争对宁波没有造成大的破坏,并且很快就结束了,小康懋无忧无虑的生活还在继续。不过好景不长,小康懋15岁时,严家发生了重大变故——父亲严文周因病去世,年仅51岁。家里的顶梁柱倒了,严家的一切都不得不随之改变,这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几乎无一例外。

据《鄞县通志》记载,严文周临终时嘱咐自己唯一的儿子:“毋藉先荫守死财。”《鄞县通志·文献志》,宁波:宁波出版社,2006年,622页。少年康懋感受到了父亲对自己的殷殷期望。但根据丧俗与旧制,父母故后,子女必须守孝,为此已经懂事的少年康懋在家守孝三年。当时,已经15岁的少年康懋应该完成了私塾阶段的学业,继而拜在名师门下读书,一心问学,对于家事与生计并不过问。据时人记载,其父去世后,“不问家人生产事,悉以委诸人”。在此期间,严家委托别人打理的家业出现了状况,乃至每况愈下。“越数年,业渐不振”。作为严家的独子,读书明理的少年康懋显然感觉到了自己肩上的责任——男儿当自强!1895年,18岁的严康懋决定放下书本,带着父亲的嘱托,投身商海,承担起对家庭的责任,重振家族事业。“君奋然曰,吾可以终事笔砚间乎?先人遗业至吾身而失坠,何以为人子?遂弃儒服贾,游资上海。”蔡和锵:《严康懋先生行述》,时事公报,1929年11月9日.到上海去!严康懋与当时许多宁波人包括其父辈一样,创业第一站选择的是与宁波一海之隔并正在蓬勃发展的上海。甲午战争后,随着近代中国的进一步开放及经济近代化的展开,上海进入汇聚各路人才与资金迅速发展的黄金时期。法国著名中国近代史专家白吉尔夫人就把1895年至1927年这段时间称为中国资产阶级发展的黄金时期。此时,严康懋前往上海创业,可谓恰逢其时。

上海是近代宁波帮创业的大本营。19世纪60年代以后,上海(参见图2-1)开始取代广州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90年代以后更是迅速发展成全国乃至远东最大的工商城市与经济中心。上海的发展为近代宁波人的经济活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推动一代代宁波人纷纷走出家乡,前往一海之隔的上海谋生创业,“挈子携妻游申者更难悉数”上海博物馆资料室:《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73页。,并创下了不凡的业绩。严康懋去上海创业是在1895年,这一年,从宁波外出人数达133647人次,较上一年度增加22%,而1911年更是突破380万人次大关(参见表2-1)。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外出的人口多以上海为目的地,上海的崛起吸引了一代代宁波人前往“淘金”,在整个近代中国史,这种甬沪间单向的移民潮经久不衰,高潮迭起。到清末,在上海的宁波人已达40万人,约占当时上海居民总数的1/3。董启俊:《宁波旅沪同乡会》,《宁波文史资料》第5辑。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旅沪宁波人已达百万之众,故上海有“宁波人第二故乡”之说,其中鄞县人占总数的1/3~2/5。许多宁波人都在上海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更有大批宁波人在上海滩演绎了白手起家的创业神话。比如在黄浦江摇舢板出身的镇海商人叶澄衷,1899年病逝时积资达800万银两,号称“五金大王”,并且在叶澄衷的扶掖下,形成了人员众多的宁波籍五金业商人群体。当时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约为6000万银两,所以人们用“富可敌国”来形容叶澄衷的富有,以至在当时宁波城乡“依澄忠不受穷”的谚语广为流传。上海开埠后即赴上海淘金的鄞县商人杨坊几年后即担任上海最大的洋行——英商怡和洋行买办,成为近代上海最早的浙江籍买办,并因为成功设计收购生丝的苏州制度而名声大噪。耳濡目染,上海成为许多宁波少年憧憬、向往的地方。

图2-1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外滩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涌入上海滩的宁波人大多白手起家,从最卑微的苦力活做起,如学徒、伙计、木工、裁缝、车夫和挑夫等。他们艰苦创业,顽强拼搏,迅速在上海滩站住了脚。宁波有句谚语:“伙计做到老,不如一根草。”旅沪宁波人大多具有较强的自立自强意识,稍有根基便自立门户,成就自己的宏图大业(见表2-2)。

与十三四岁赴上海创业的人相比,18岁赴沪创业的严康懋显然具有一定的年龄优势,加之父辈的积累与资源,严康懋很快就在络绎不绝的旅沪宁波人中脱颖而出。

表2-1 1889—1924年浙海关宁波进出人数统计

资料来源:竺菊英:《论近代宁波人口流动及其社会意义》,《江海学刊》,1994年第5期,第134-137页。

表2-2 近代部分鄞县移民抵沪概况

资料来源:李坚:《上海的宁波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3-44页;金普森、孙善根:《宁波帮大辞典》,宁波:宁波出版社,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