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近年来，从文体学的角度研究中国古代散文渐成趋势，吴承学的《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在这方面提供了有益的方法论借鉴和启示。从古代文化的大环境中去探明文体的渊源和脉络，将一些文化意蕴丰富、文学意味相对薄弱的文体置入文体学的研究视野，比如先秦盟誓、策问与对策、唐代判文等，大大拓展了古代文体学研究的范围和方法。在目前的文体学研究中，过去长时期不受重视而实有文化内涵的一些文体开始受到关注，但创作数量众多、文化蕴涵深厚的记体散文尚缺乏深入细致的总体研究。

“记”作为一种独立的短篇散文文体，兴于唐，盛于宋，南宋是其稳定发展的时期。关于唐宋记体散文，目前学界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在文体史或文体概述的研究中，约略论及记体的源流及形态特征。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是一次有益的尝试，其中“文章体类”一节列出杂记文，对杂记文的总体特征、文体分类及各文类的体式特征皆有所论述。褚斌杰注意到杂记一体称名广泛、内容繁杂，因而将重心放置在各文类的形态特征及创作情况的描述上。谭家健《中国文化史概要》（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在“古代文章体裁”一章中，也对杂记进行分类论述，但更为简要。对记体散文研究做出开拓性贡献的是王水照先生，他在《宋代文学通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中辟专节对记体作提纲挈领的总体论述，侧重宋人对记体的发展、改造和创新。杨庆存《宋代散文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对散文概念的生成作了详明的辨析，并在文体研究中对宋代记体散文的发展作了总体论述。但以上有关记体的内容都仅是纲领式的描述，对这一文体尚缺乏深入具体的探究和论说。

二是个别文类的研究。整体来看，各文类研究出现严重失衡，其中文学意味比较浓厚的山水游记和亭台楼阁记吸引着许多学者的注意，其中尤以山水游记为著。王立群《中国古代山水游记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为首部山水游记研究的通论之作，对山水游记的文体要素，文体的源流、演变及分期，散文模式等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具有较强的文体意识。梅新林、俞樟华主编《中国游记文学史》（学林出版社，2004年）则对自魏晋以来至现代的游记文学作了史的梳理。除了专门的著作之外，尚有数量众多的论文，涉及作家个案研究、单篇文章赏析及理论研究。近年来厅壁记、书画记、学记等也逐渐有学者论及。黄炳琛《唐代官厅壁记小议》、南京师范大学马银川的硕士学位论文《唐宋题壁文学研究》对厅壁记的源流演变、内容价值、体式形态等方面皆有论述。书画记的研究集中于韩愈和苏轼，日本学者川合康三在《韩愈探究文学样式的尝试——〈画记〉分析》中，对韩愈《画记》开创的散文体式作了探究。学记的文体研究寥寥，其中刘成国《宋代学记研究》一文搭建了较为完备的研究框架。

三是对古代文人记体文创作的个案研究，如对苏轼、欧阳修、杨万里的记体文的研究。

上述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多集中于对作家、作品和个别文类的研究上，更为具体地说，是只将着眼点集中于文学史上成就高的作品，而非从文体角度对“记体散文”作整体研究。对一种文体予以整体观照，是点面结合的研究方式。在名家作出创新之前，文体必然已有一个基本形态，对这一形态的关注，可以使我们更能了解这一文体出现的历史、文化、现实原因，是为文体观念研究。而这一研究又可推进相关的文学研究，我们了解了文学名家在文体方面的创新和变革，能更全面地评价其文学成就及对文学史的贡献。

目前偶有的针对个别文类的文体研究，大多浮于表面文体特征的描述，而少文体渊源、发展原由及文体内涵的深入开掘，尤其缺乏对记体统贯各文类的文体内涵进行总体观照与把握。从目前所见的关于记体纲领式的描述中，我们略可窥见这一研究倾向背后的原由。“杂记的内容是很复杂的。广义地说，它包括了一切记事、记物之文。”（褚斌杰，1990）“古代以‘记’名篇的文章很多，有的文体分类著作通称为‘杂记’类”，“其内容几乎包罗万象”（谭家健，1988）。研究者认为杂记一体称名广泛、内容繁杂，因而在论及记体时，或将“记”之规范形态几语带过，或干脆否定记体具备统贯各体文类的文体意识和体式特征，将重心置于各文类的形态特征及创作情况的描述上。记体是一种较为松散的文体类别，似乎难以确定文体的总体特征，但若否认记体具有内在的质的规定性，那么我们又如何理解同为刻石之文，亭台为记，墓志为碑，宫室祠庙碑、寺观碑又能脱离碑文，成为记文独有的文类？为何修造记文源于史述，山水记文源于地志，都进入记文领域，综名为记？同为修造记文，为何亭台、园林、寺观记文渐成规模、蔚为大观，勘灾、浚渠、筑塘等记文篇目寥寥？为何在记文的发展过程中，有些文类进入，有些文类退出？同为记写滕王阁，为何王勃作序，韩愈为记？

只有通过对文体内在的本质特征的把握，我们才能确定不同文体的内外界限，才能考察其文体内部的源流正变。所谓文无常体，记体在生成、演变的过程中，文体形态、功能及承载内容、情志都在发生变化，经历反复辨体与破体，达到相对的成熟和稳定。阐述在这一进程中文体发展与文体学以及时代的审美选择之间的互动关系，历时把握不同时期记体编入各文类的内在规定，当为系统深入地探析记体之发展演变及文体内涵的理想理论工具。

本书以唐宋记体散文的文体独立及其文化意蕴为主要研究内容，所谓“记体散文”，实包含着文体与语体两个方面的内容。“记”作为一种独立的短篇散文文体，兴于唐，盛于宋，南宋进入稳定发展的时期。散文语体经过唐宋两次古文运动，也逐渐成为记体文的普遍语言体式。之所以以唐宋为时限，一是记体于此时产生形成，通过对这一时期记体文的梳理，能更准确地把握记体散文的文体形态及特质；二是记体散文经过唐代的革新，宋代的拓展，已发展出成熟的创作体式，唐宋八大家的记体散文，成为后人揣摩精究的典范。

以记体散文为研究对象，对其文体体制、渊源、流变作历史的描述和思考，属于唐宋时期文体发展与文学观念变革的个案研究。唐宋两次古文运动，使得古文逐渐成熟壮大，用散文文体取代了骈文语体。关于古文运动的主旨、成就及古文的内涵，学界尚存歧见与争议。对记体散文的发展演变进行梳理，我们可具体看出古文运动之于文章创作的实际影响。散体与骈体的论争，实附着于文体的创作之上。记体文的语言形式的变化，正反映出骈体与散体此消彼长的发展形势，也可看出古文家对语体、结构等散文表现手段的尝试与探索。对一种文体的滋生、发展、成熟的过程及与他种文体之间相互影响等问题作历史的描述与思考，在目前的文体研究中有着基础性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但凡一种文体的产生，除受文学自身的发展推动外，还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生活有关。可以说，记文的兴盛，全方位地顺应了唐宋学术文化的繁荣与文人士大夫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因而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是当时社会文化活动的产物。因此关注文体的文化内涵，即是在探究文体变革、体式形态等问题时，将其置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发掘促进其产生变革的社会文化要素，及其中体现出人们把握客观世界的特定思维方式。本书进行记体散文的文体研究，也内含着这样一种研究视角。在探讨修造记的形成时，结合唐宋官吏考课及铨选制度，解释其纪事纪功的内容模式及文体意识。考察唐宋山水游记体式的变化，则从文人的宴游生活与游览方式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