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浙江地处中国东南沿海，乃“文物之邦，人文荟萃之地”，文明昌盛，历史悠久，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浙江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据考古发掘，五万年前，在今浙江境内就有人类活动。从河姆渡、马家浜、良渚、跨湖桥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可以发现，新石器时代浙江境内的人类活动已经相当广泛。春秋时期，今浙江境分属吴、越两国。至公元前473年，越国攻灭吴国，成为春秋时期最后一个霸主。公元前223年，秦国灭楚，在原吴、越故地置会稽郡。从此，浙江成为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的一部分。秦汉以后，在浙江置郡设县，代有开发。到三国孙吴立国江东，以浙江为后方基地，苦心经营，为后来浙江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到了东晋、南朝，北方战乱使得民众南迁，促进了浙江农业和水利的发展，使南朝时期的浙江经济趋于活跃。隋朝立国以后，在杭州筑城设置杭州，开掘了江南运河，方便了南北交往。唐朝统治者实行一系列改革，削弱了地主豪强的势力，使得浙江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五代十国时期，浙江地属吴越国，连续八十四年的和平建设，使得浙江经济文化又有了长足的进步。宋元是浙江经济文化进入全盛的时期，北宋初年，杭州人口比唐末增加了一倍，如北宋大文豪欧阳修所描绘的：“四方之所聚，百货之所交，物盛人众，为一都会，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资富贵之娱者，惟金陵、钱塘”。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是当时全国第一大商业城市，是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至此，浙江文物之邦全面形成。

浙江的纺织与蚕桑丝织文化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史前。位于浙江宁绍平原的河姆渡文化距今约7000年，在第一次发掘时，该遗址出土了大量生产工具遗物，其中一些器具可能与纺织有关，如打纬骨机刀、骨梭、梭形器、木制绞纱棒、打纬刀、经轴残片和陶制纺轮等，说明河姆渡人已经开始了纺纱织布的原始手工业。与浙东宁绍平原上的河姆渡文化几乎同时平行发展的是浙北太湖流域的马家浜文化。在马家浜文化遗址中，出现了大量陶制的纺轮等生产工具，说明当地纺织技术的存在。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属于马家浜文化三期的草鞋山遗址中，发现了三块已经炭化了的纺织品实物，经鉴定后确定其纤维原料是野生的葛，它是中国迄今为止年代最早、最可靠的纺织品实物。要探究中国蚕丝业的起源和早期发展脉络，最重要的莫过于出土于浙江湖州良渚文化钱山漾遗址的丝织品了。从钱山漾遗址出土的一批丝麻织品等有机物遗存，引起了考古界与丝绸学界的高度关注，浙江省纺织科学研究院和浙江丝绸工学院于1960年和1979年先后两次对这些丝织品作了鉴定，不少专家认为，这些丝织品在技术上已十分成熟，不可能是技术初创时期的产品。据专家推测，在钱山漾绢片丝带之前，当地的蚕桑丝绸业应已有相当长的发展历史。

作为女子纺织、刺绣、居家必备之物的绕线工具线板，正是基于浙江发达的纺织文化、女红文化而孕育产生的。本书中的“女红”亦即“女工”。“红”字，通“工”,音gōng，从《集韵》沽红切。“女红”旧时指女子纺织、编织、缝纫、刺绣、贴布、剪花、手绘、浆染等一类的活计，从事这些活计的妇女叫“红女”或“工女”。《淮南子·齐俗训》中云：“夫雕琢刻镂，伤农事者也；锦绣纂组，害女工者也。农事废，女工伤，则饥之本而寒之原也。夫饥寒并至，能不犯法干诛者，古今之未闻也。”在传统中国，“女工”被视为女子首要的德行之一。明初马皇后作有《女诫》，随后，仁孝徐皇后亲自作了《内训》20篇，女红就是这些书中重点强调的女德之一，此观点为清代统治者所传承。女红所体现的物质载体有衣、帽、鞋、云肩、肚兜、眉勒、荷包、护书、挽袖、扇袋、随身小佩饰等多项品种。“女红”从古至今都是以一种母女、婆媳世代传袭的模式而传承，旧时女子在闲情中通过一针一线寄托其情感，将亲情、爱情、友情等寄于丝缕之上。女红是妇女劳动的产物，所以女红文化的源头，可追溯到古老的母系氏族社会。原始社会的劳动妇女，创造了最早的女红文化。女性与原始农业、手工业有着天然的联系。女性的采集劳动发明了农业，农业的发展又直接引发了原始手工业的诞生，而这一切又是后来出现的工艺美术的前提和条件。

古代纺织业发达的浙江，其纺织工具、女红用具及女红文化同样发达。作为女红用具之一的线板，绕线是其基本功能。女子审美需求则使得线板的制作材料与制作工艺众彩纷呈。线板又是古代女子出嫁时不可缺少的物件之一，对线板的选用，以至设计，可以折射出女子一生的喜怒哀乐。因此，线板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浙江女红文化、民俗文化，甚至可以从中管窥整个浙江传统文化。然而，迄今为止，学术界还没有针对浙江传统线板文化的系统研究，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笔者希望通过拙著抛砖引玉，引起人们对浙江民间传统线板的重视和更为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如果能够由此拓展到为浙江相关传统文化的发掘与保护发挥微薄之力，则幸甚。

本书以浙江传统线板的历史发展脉络为抓手，并以贯穿浙江地区传统线板特征及其文化的交融为主线，对线板造型工艺、图案样式、吉祥诉求与浙江民俗文化关系进行系统的研究。由于江南地区经济、文化与习俗的相似性，有些线板亦出自与浙江相邻的苏南和上海等地。

拙著凡七章。第一章概述了源远流长的浙江传统线板文化。分别对纺织业在浙江古代文明中的孕育，对纺织工具之线板在浙江古代文明中的萌芽与发展进行了概述。通过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嘉兴马家浜遗址、湖州钱山漾遗址和萧山跨湖桥遗址中出土的纺织绕线工具，展示了线板与古代纺织业的共生关系，以及传统线板的悠久历史。

第二章阐述了明清以来浙江传统线板的时代特征。分别通过对明、清、民国及新中国成立至今等时期线板实物的展现，论述了不同时期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动荡与变迁对女红用具的影响。

第三章较为详细地论述了浙江传统线板的材质与工艺。其中包括制作线板常用的木材的种类，制作线板时所使用的各类特殊雕刻工具，以及根据木材的软硬、纹理等因素所选择的线板制作工艺流程。

第四章论述了传统线板的造型。对于线板的外部形状、细部构造所体现的实用功能、审美情趣进行了研究。

第五章较为详细地对浙江传统线板的图案进行研究。对线板上雕刻、描绘的图案进行了重点分析与梳理。在展示线板纹样构成和色彩的基础上，对于线板的题材及其折射出的审美诉求、传统文化进行了探讨。

第六章主要阐述了浙江传统线板与民俗文化的关系。通过对浙江女子婚前及婚后使用线板等女红用具情况调查所掌握的线板与浙江传统民俗文化的第一手资料，详细阐述了浙江线板与女红的盛况及线板在婚俗中的重要性，并从多个方面总结和论述了线板中体现出的社会民俗审美观的特性。同时，还讨论了线板载体中社会民俗审美观研究对于现代社会的启示。

第七章提出了对浙江线板收藏现状及发掘保护的思考。

本书的第一章至第六章由吕佳撰写，第七章由吕佳和兰平共同撰写，吕佳负责统稿、校对。

本书是2011年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11JCWH19YB)成果。

吕佳

2015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