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政治色彩浓郁的近现代线板

近现代时期的中国社会动荡，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虽然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为时短暂，但是，辛亥革命毕竟使社会状况多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包括政治、经济结构，思想、文化、教育领域以及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这种变化并未瞬间停止，而是呈现一种前进趋势。随着经济的发展，浙江的社会阶级和阶层都发生了变动。不但资产阶级队伍壮大，浙江的产业工人队伍也迅速壮大，对社会的影响大大加强。知识分子阶层脱颖而出，他们宣传新思潮，传播科学文化，加速了浙江社会的变动，且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

不难想象，民国初年的传统工艺制作也受到了社会动荡的一定影响。线板的雕刻工艺在精美程度和注重细节上明显不如清代线板，其图案题材也有诸多简化。这一时期的线板虽然在制作工艺上不如清代细腻，但在图案内容上却具有独特的时代特征：除了继承部分清代线板传统装饰题材，许多民国线板政治色彩浓厚，图纹多反映当时社会历史的大事件。虽然这类线板存世不多，但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

一、辛亥革命纪念线板

(一)辛亥革命线板的政治背景

图2-4所示线板上的装饰由两面交叉的旗帜组成，左面的旗子是五色旗，右面的是十八星旗，这是辛亥革命时用的旗帜。线板为定胜型，以浅浮雕为主，朱漆髹底，局部描金，雕刻的旗子丰满具有动态，线条流畅，虽是浅浮雕，但在旗子交叉处及飘带的空间关系的处理上层次清晰，工匠们把两面旗子精炼概括地雕刻了出来，显得主次尤为分明。

这一时期线板中较多政治题材的出现，与当时辛亥革命的风起云涌直接相关。浙江作为当时光复会和同盟会活动的重要基地，当时在浙江发生了对线板的题材内容产生重要影响的政治事件——杭州光复。

1909年夏，浙江的光复会员和同盟会员建立了以吕公望、朱瑞、顾乃斌、韩绍基、庄之盘、朱健哉等人为核心的领导小组，开展革命工作。到1911年武昌起义前，驻杭的新军、宪兵队和巡抚卫队、巡防营中，已有大批中、下级军职是革命党人，驻杭新军基本上为革命党人所控制，其力量已超过清政府控制的巡防营和旗营的兵力。

武昌起义后，1911年10月12日，上海同盟会负责人陈英士、庄之盘和姚勇忱到杭州，先后在西湖白云庵、凤林寺与朱瑞、顾乃斌、褚辅成、吕公望、葛敬恩、俞炜、吴思豫、童保暄等人密议起事计划。10月26日，上海同盟会中部总会研究江浙沪革命问题，结果“全体决议，暂撇开各地区，专注全力于杭州”，即以杭州为东南第一个发难之地。“待杭举义完成，抽拨一部分军队，火车输送到申，占领上海全市”，然后进兵苏州，“若南京举义不利，即前进攻宁”。10月27日，上海派黄郛、龚宝铨等来杭，讨论起义部署及准备工作。经多次商议，最终确定了起义计划及有关事项：①暂定起义日期在11月3日至7日之间；②推定童保暄为临时都督，黄元秀、葛敬恩为参谋；③设机关部，负责起义前后政治组织方面的工作；④确定81标为北部军，以朱瑞为司令，陈国杰为参谋；82标为南路军，以顾乃斌为司令，傅孟、冯炽中、吴思豫为参谋；⑤吕公望往处州、金华等地联络会党，攻打富阳，以牵制杭城清军力量；⑥杭州光复后，推汤寿潜为都督。

11月4日，上海光复的消息传到杭州。杭州革命党人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当晚起义，以浙江巡抚署为主攻目标，布置各路进攻任务，制订具体行动计划，定于次日(11月5日)凌晨一齐行动；在城站建立临时司令部，由童保暄任临时司令，葛敬恩、黄元秀等人担任参谋；由褚辅成联络谘议局陈时夏、沈钧儒、张传保负责政治方面的筹备工作，并推葛敬恩草拟浙江光复的通电、布告等；敢死队员分两支，分别由王金发、张伯岐率领。

11月5日凌晨，各支起义部队按计划准时行动。81标从艮山门入城，占领电话局，割断城内各主要电话线路，使清政府无法迅速调集兵力顽抗；朱瑞亲率第1、2营由北而南，先后占领了武林门、钱塘门、涌金门、闹市口、众安桥、官巷口，完成对旗营的包围；俞炜率第3营，在王金发敢死队和陆军小学部分学生的协助下，攻击军械局，守备队管带吴秉森在内响应，起义军占领军械局，取出枪炮弹药补充各队。82标从望江门新城门入城后兵分三路，第一路由顾乃斌、傅孟率领，直扑巡抚署，战斗激烈，得到由王金发、张伯岐率领的敢死队配合后，很快占领巡抚署，巡抚增韫被抓获；第二路由徐卓率领，分队往各要地防守；第三路由徐则恂率领，占领大清银行、浙江银行和藩、道衙门、织造署，并派兵保护兴业银行。至5日晨，杭州全城基本光复，唯有旗营仍负隅顽抗。革命军一面以81标、82标主力紧紧包围旗营，炮兵在城隍山列阵，准备攻击旗营，同时开放钱塘门，让营中平民逃出；一面命增韫给杭州将军德齐写信，劝其投降，但无效。最后在新军官兵进攻和炮击将军署的威慑下，双方谈判达成停火协议：晚7点前旗营缴出所有枪械弹药；旗民自此编入民籍；允发旗兵3个月薪饷，3个月后自筹生计。当晚7时，革命军代表傅孟、楼守光至旗营收缴了枪械。至此，省城全部光复。是日，杭州各界在谘议局开会，选举汤寿潜为浙江都督。11月7日，杭州召开各界代表大会，宣告浙江军政府成立，军政府都督之下设司令部与政事部，周承菼为总司令，褚辅成任政事部长，庄蒿甫为财政部长，陈汉第为民政部长，汤尔和为外交部长，傅修龄为交通部长，陈泉卿为总务部长。浙江军政府的建立，标志着浙江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二)辛亥主题线板的出现顺应了革命思潮与政治宣传的需要

《中国革命记》和《大革命写真画》等报刊对革命信息进行了大量的及时报道，新闻报道与革命派所领导的武装斗争相配合，积极宣传民主革命，极大地鼓舞了人心，促进了全国二十几个省的光复，加速了清朝封建统治的灭亡，为民主共和国的诞生和临时政府的成立，作了舆论上的准备。因此，辛亥主题线板的出现正好可以在普通民众中宣传革命党人的部分政治思想和主张。

图2-4所示的革命纪念线板为“五色旗及十八星旗线板”，虽然受当时线板的制作工艺限制，五色旗的五种色彩和铁血十八星旗的全部细节无法非常写实地刻画出来，但结合同一时期的相关纪念活动和纪念品我们仍可以进行比较分析。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各地政府举行多样的纪念辛亥革命的活动，并制作各种类型的纪念品。图2-5为当时军政府发行的光复纪念章。纪念章有两面旗子，一面是十八星旗，一面是五色旗。

五色旗：“中华民国”的国旗之一，辛亥革命时为江苏军政府标识，由宋教仁、陈其美设计，旗面由红、黄、蓝、白、黑五种颜色构成，分别代表汉、满、蒙、回、藏五个民族，象征五族共和，如图2-6所示。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令全国悬挂以取代清朝黄龙旗。1912年3月，北京参议院决议确定为“中华民国”国旗。1920年，孙中山在广州当选为非常大总统，明令以青天白日旗取代五色旗为国旗。

十八星旗：全称“铁血十八星旗”。清末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共进会之旗。如图2-7所示，由焦达峰、孙武等设计，旗上十八颗星代表当时全国18个行省。星系红色，示意光明。1911年武昌起义后，鄂、湘、赣等地悬挂此旗。1912年3月由袁世凯政府公布改为陆军旗。1920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后，明令禁用此旗。湖北武昌起义后成立的军政府，打的旗帜是十八星旗，是湖北方面主张的共和国国旗。

辛亥革命之后，江苏、上海、浙江、安徽一带的革命党主张用五色旗作为“中华民国”国旗，表示五族共和之意，虽然孙中山同盟会主张用他们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作为国旗。但1912年1月10日，“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经过讨论，作出决议：以五色旗为国旗，以十八星旗为陆军旗，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海军旗。图2-8是辛亥时期上海民政总长署悬挂五色旗的照片，这一时期江浙沪及安徽地区以五色旗为国旗。一直到1928年(民国十七年)12月17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国徽国旗法》，明确规定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中国的正式国旗，颁行全中国使用，从此全面取代五色旗和十八星旗。

图2-9是辛亥“五色旗”图案线板，连缀型，可绕两种线，线板图案由飘带系起的两面交叉摆放的五色旗组成，周围装饰着云纹，让人一看便联想到革命胜利的旗帜迎空飘扬的场面。虽然是素色，但飘带、旗帜、云纹的线条雕刻流畅，一气呵成，让人感受到胜利的喜悦。

综上，五色旗线板与五色旗及十八星旗图案线板是辛亥革命和光复会特定时期独有的标志，它们也是辛亥革命、光复会胜利的见证。

(三)辛亥主题线板也是革命思潮与闺阁文化结合的产物

浙江是辛亥革命的三个主要策源地之一，虽然在辛亥以来浙江从来就没有成为国家的政治中心或经济文化中心，甚至连一个临时的中心也不曾担任过，但辛亥以来的浙江在全国的政治版图中却具有非常独特的地位，哪怕是浙江所属的一个市域或县域也会产生那么多影响整个民国历史进程的事件与人物，从绍兴人秋瑾到永康人吕公望，从萧山人朱执信到湖州人陈英士……来自浙江的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满怀理想、前赴后继涌入革命的洪流。在《中国同盟会成立初期(乙巳、丙午)之会员名册》中记录了1905－1906年参加同盟会的人员，其中浙籍有23人，而秋瑾无疑是其中最受瞩目的中国女性，她宣传男女平等，组织妇女斗争，追求妇女解放。“民主、共和”的思想让封闭在闺阁中的女子也看到了希望，很多女子希望冲破封建束缚与禁锢，从线板图案的展示，我们可以看到革命思潮的影响范围之广泛。深闺中的女子们受到新思潮的影响，并以小小的线板作为媒介传达出来。

从这一时期线板上的图案，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社会环境对闺阁女子的影响，社会的变动在女红线板上也深有体现，说明当时女子已经十分关心政治和国家的命运。

那么为何这些政治题材影响到了与浙江女子闺阁文化相伴的线板呢？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近代浙江妇女解放运动的杰出人物——“鉴湖女侠”秋瑾。

秋瑾(1875.11－1907.7)，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今绍兴市)人，生于福建省厦门。初名闺瑾，乳名玉姑，字璿卿，号旦吾，留学日本后改名瑾，字(或作别号)竞雄，自称鉴湖女侠，笔名秋千、汉侠女儿，曾用笔名白萍。近代女民主革命志士，提倡女权。1905年，经徐锡麟介绍加入光复会，同年7月秋瑾再赴日本，8月在黄兴的寓所由冯自由介绍，加入同盟会，被推为评议部评议员，因秋瑾是浙江籍留学生中第二个加入同盟会的人，又因为她是光复会的会员，入会后被举为同盟会浙江的主盟人。1906年初，因抗议日本政府颁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愤而回国。同年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不久，经褚辅成的介绍任教于湖州南浔的浔溪女校，深受女学生们的爱戴，并与女校的校长徐自华女士结下深厚的友谊。在徐自华姐妹的资助下，于1907年1月14日在上海创办《中国女报》。秋瑾撰文宣传女性解放主张，提倡女权，宣传革命。由于资金不足，《中国女报》实则只出版了两期便告夭折了。这件事虽令秋瑾很遗憾，但秋瑾为唤醒中国女界投身到自我解放与民族解放的这种奋斗精神，却一直激励后人特别是中国妇女的觉醒与奋起。《中国女报》在世虽极为短暂，但它已被载入妇女解放的史册，创办者追求妇女解放的不朽精神与世长存。1907年秋瑾与徐锡麟等组织光复军，拟于7月6日在浙江、安徽同时起义，事泄被捕。7月15日，秋瑾从容就义于绍兴轩亭口。

辛亥革命的爆发和秋瑾在浙江倡导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的一系列活动，使浙江女子的思想慢慢发生变化。在这种革命思潮的影响下，妇女们虽受封建王朝的压制，人居深闺，无法投身革命，但是她们寄情于线板，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爱国的情怀。

二、抗战时期“八字方针”线板

(一)“八字方针”提出的背景

抗战的“八字方针”为“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图2-10为“八字方针”线板，线板呈定胜连缀型，采用阴刻法，用红漆着色，线板为双面装饰雕刻，一面刻着“团结、紧张”，另一面刻着“严肃、活泼”，每个刻好的字都用圆线圈起，醒目且主题突出，线板整体没有其他雕刻纹样的装饰，朴实无华，字体刻得也不够漂亮。

“八字方针”的提出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1936年6月1日，为培养补充抗日军政干部，提高红军自身的战略技术水平，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在陕北瓦窑堡创立，简称“红大”。1937年1月20日，“红大”随中央机关迁至延安，改称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1937年3月5日，毛泽东为“抗大”亲笔题词，规定了抗大的教育方针：“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4月，还进一步为抗大题写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大字，成为抗大的校训。

另一方面，抗大的校训也是毛泽东在同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等错误思想的斗争中确立的。当时机会主义路线代表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三民主义是抗大的重要课程”、“三民主义是抗大政治团结的基础”的主张，企图否定党的领导，扭转抗大的政治方向，改变抗大的性质，把抗大办成一般的统一战线的学校。为了同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毛泽东还亲自领导抗大的干部和学员，参加了当时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他还多次到抗大登台演讲，深入浅出、慷慨激昂地揭露与批判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抗大纯洁了革命队伍，进一步坚持了毛泽东制定的正确的抗大教育方针。同年，由凯丰(何克全)将“八字方针”写入《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校歌》歌词中，完整歌词如下：

黄河之滨，

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

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

同学们，努力学习，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我们的作风，

同学们，积极工作，艰苦奋斗，英勇牺牲，

我们的传统。

像黄河之水，汹涌澎湃，

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

向着新社会前进，前进，

我们是劳动者的先锋！

毛泽东为抗大题写的校训，像指路明灯一样，鼓舞和激励了抗日战争时期千千万万的革命干部和爱国青年团结起来，勤奋学习，学成之后走出抗大这个革命熔炉，奔赴各个敌后战场，在斗争中学习，在斗争中锻炼，英勇战斗，为打败日本侵略军、争取民族解放贡献一切。

(二)“八字方针”线板是当时浙江抗战木刻运动蓬勃发展的产物

当时中国的时代背景是：1935年的“一二·九”学生运动，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浪潮，至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抗日文化救亡运动立即席卷全国，大批进步作家和爱国知识青年响应党的号召，下乡入伍，为民族解放战争服务。文化社团、报纸杂志、新闻出版、戏剧歌咏、文艺作品大量涌现，如在改造民间文艺，尤其是对“的笃戏”(越剧)的改革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其中有很多以妇女为题材的报告文学、小说、剧本等。从1937年7月至1939年6月，这是抗战文化蓬勃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不少全国知名的文化界人士和文化救亡团体纷纷从上海、武汉等地来到浙江，许多渴望投入抗日战争的浙江籍知识青年也有组织地回到家乡，他们与全省各地的进步文化人士和爱国知识青年一起，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着“九一八”事变以来的抗日救亡文化情结，踊跃走向战地和农村，进一步掀起了抗日文化救亡运动。

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文化统一战线旗帜下，抗战文化在全省展开。在抗战文化开展的过程中，浙江的抗战木刻运动繁盛。以郑野夫、林夫、张明曹、金逢孙、万浞思、王良俭、项荒途、匡辛芜、章西崖、贺鸣声等为代表的木刻家，是浙江木刻运动的开拓者。在他们的培养带领下，一批后起之秀脱颖而出，像沙兵、夏子颐、张平野、张长弓、叶秦、葛克俭、王朝熙、杨涵、林白元、方正中等。在他们之后，还有更为年轻的木刻爱好者。这为抗战木刻运动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木刻家不仅注意培养专业木刻人才，还十分注意向青少年普及木刻艺术，在温州和台州等地，大部分中小学都将木刻课作为美术课，人手一支笔、一把刀，刻出心中的呐喊、人民的反抗、敌人的残暴。温州还将增爵、广化、康乐等小学学生的木刻汇集成册，出版小学生系列木刻集。木刻作者也以火热的激情投入到抗战中。当时，几乎没有一本刊物不登木刻作品。出版的木刻刊物书籍也很丰盛。据不完全统计，约有40余种，这在白色恐怖愈演愈烈的情况下，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可以说，浙江的抗战木刻，在全国的抗战文化中独树一帜。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一大批为抗战呐喊的著名文化团体、文化人士和爱国知识青年，在抗战文化的舞台上演绎了一幕幕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篇章。

从抗战线板的出现，我们可以看到抗战文化宣传已经深深影响着当时闺阁中的妇女，她们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抗战的激动心情。把鼓舞人心、体现抗战精神的文字直接刻在线板上，做到自我提醒、自我激励，并牢记在心。虽然由于抗战时期，社会动荡，这一时期的线板在工艺上已远远不如明清及民国时期，一些线板既没有漂亮的纹样与装饰，也不讲究雕刻精美，一些关于抗战的文字题材的线板很有可能就是女子们自己学着雕刻的，虽然工艺简单，甚至有些粗糙，一些线板仅以朱漆、素漆修饰，简单刻上几个字。但是，线板上这些字看似简单，却传达出妇女们更大、更广阔的心境与胸怀，表达了浙江女子抗战爱国的心情，所以带有爱国情怀的线板也成为那个时代的特征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八字方针，一直被国人心口相传，直到后来在“文革”期间，这八个字也常常被人们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