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一 以社团逻辑助普惠金融发展
2010年夏天，我与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的几位老师和同学一起在浙江调研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因为它们规模小、风险大、数据少，同时还缺乏抵押资产，但这个问题在中国尤其突出，即便是在中小企业融资做得相对比较好的浙江，也有60%以上的中小企业从来没有从银行获得过贷款。许多金融机构反映中小企业融资不好做，存在一些外部的原因，比如银行不能完全自由地决定贷款利率，利率往往无法完全覆盖中小企业的风险。比如监管部门对银行不良率管控过严，一旦发生不良，信贷员要终身负责。但给中小企贷款不容易，一个核心的障碍还是风控难，尽职调查的成本高。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一些中小企业融资做得好的金融机构，往往不太依赖传统银行的风控方法，也很少用资产抵押，反而把时间花在一些看起来跟金融不甚相关的方面，比如调查企业家的品行和家庭关系，从小到大有没有偷过东西？对父母是否孝顺？用这种方法控制信用风险，相当有效。这种被称为遵循“社团逻辑”的尽职调查方式，跟我原来了解的大中型金融机构的做法差别很大。当时有一位资深金融专家告诉我，这样的做法在浙江非常普遍，但最初可能是在宁波的钱庄形成的。宁波的中小企业做得好，历史上是这样，现在还是如此。这说明宁波的中小企业融资有成功之处，因而引起了我的兴趣。
晚清的中国金融业有三大流派，即山西票号、徽州典当和宁波钱庄，不过后面两个流派的名声都不如山西票号大。后来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对民族金融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19世纪末，国内的外资银行已经有十几家，上海外滩成了外资银行一统天下的地方。很快，山西票号和徽州典当都烟消云散了，但宁波民间金融却生存了下来，之后宁波的金融人才也纷纷投身现代银行业，从早期的中国通商银行和大清银行到后来的中国银行，宁波人在开办和运行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浙江兴业银行1943年的1份调查报告曾经指出：“全国商业资本以上海居首位，上海商业资本以银行居首位，银行商业资本以宁波人居首位。”
为什么在外资银行的冲击下只有宁波的民间金融业生存了下来？这个结论对不对以及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这些问题可以留给历史学家来考证。根据我非专业的观察，清朝的宁波钱庄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扎根社区；二是与官府保持距离。这后一个特点就与山西票号很不一样，山西票号跨区域信誉的建立和汇兑业务的发展，都是得益于与官府的紧密合作，比如代清政府筹措汇解京饷、军饷，帮助筹还外债和收存中央及各省官款，还起过代理国库和省库作用。官府的支持成就了山西票号的辉煌，曲殿元在1930年上海大东书局出版的《中国金融与汇兑》中说：“山西票庄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约百余年。”
宁波钱庄因为与官府保持一定的距离，在发展过程中没有获得官方实质性的支持，因此在清朝的金融业中长期处于辅助性的地位，但也因此躲过了因官员或政府更替所造成的各种风险与冲击。不过相比之下，宁波钱庄扎根社区的特点可能更为重要。19世纪末，外资银行纷纷进入中国市场，与许多民族金融机构形成了正面冲突，曾经盛极一时的山西票号瞬间土崩瓦解。但宁波钱庄与外资银行的目标市场重合度很低，它们很快找到了合作的机会，外资银行主攻大城市、大企业和有钱人，而宁波钱庄则扎根中小城市、乡村，为小企业主、农户和个人提供金融服务。各自发挥比较优势，还相互支持，把正面冲突变成了共赢局面。
金融中介的本质是资金的融通，其最大的风险是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容易造成两类问题：一是交易发生之前的逆向选择，就是一般不太容易选到好的交易对手。二是交易发生之后的道德风险，即交易对手不按交易合约行事。解决信息不对称的办法有多种，过去宁波民间金融采用的多是“社团逻辑”的方法来甄别信用风险，社团逻辑的特点是没有正式的法律合约，也不依赖抵押资产，但社团成员之间存在非正式的合约或者承诺，相当于纯信用贷款。这种逻辑有效的条件是有违约成本，社团内部的违约成本主要是信誉受损，“没面子”或者“没法混了”。
近年来宁波有一些本地银行做中小企业贷款，也是运用同样的社团逻辑，风险定价做得不错，一旦发生逾期，催还贷款的效果也好。不过，社团逻辑一旦离开了传统社区，则不一定管用。前些年，浙江一些银行到珠江三角洲发展业务，就出了不少问题。在深圳和广州的一些移民社区，成员相互之间了解不多甚至根本不认识。因此，了解企业家品行和家庭关系等方面的信息就不太容易，违约成本也要低得多。所以说，社团逻辑的一大局限是业务覆盖范围不容易扩大。社团逻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客户业务活动的相似性很高，又在同一个区域，如果经济面对行业性、区域性或者周期性的冲击，风险很难分散。
而现代银行是用所谓的“市场逻辑”来甄别信用风险。因为银行的业务往往超出了传统的熟人圈子，所以需要一套新的方法来控制风险。一种方法是贷款专业化，一些信贷员甚至分行只从事某一行业或者几个行业的贷款业务，这样有利于充分了解行业现状、上下游产业以及竞争对手。还有一种方法是长期客户关系，其实也是把社团逻辑部分地镶嵌到市场逻辑之中。再有就是拒绝放高利贷，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杜绝逆向选择，因为正常的客户不会愿意选择高利贷，只有有问题的客户才不得不选择高利贷。或者保证发放的贷款小于客户要求的数量，以防止道德风险。市场逻辑最直截了当的风控办法是资产抵押，但抵押其实也是最懒惰的做法。
华秀萍和陈裕荟琳所著的《宁波民营企业发展与融资的百年历史回顾（1912—2012）》，为我们了解宁波金融模式的演变提供了一个窗口。作者将过去的100年分成三个时期，即1912-1949年、1949-1978年和1978-2012年。在这个100年开始的时候，宁波的金融业已经告别了钱庄时代，不过上面的三个时期分别代表了社团逻辑、计划逻辑和市场逻辑主导金融交易的阶段。这里所说的计划逻辑，其实是指中央计划调配资金，风险与回报变得不那么重要。当然三者之间也有互相交替甚至共存的现象，比如在上述第一个时期的后期，尤其是大萧条之后，中国的货币体系开始进入法币时代，这个时候市场逻辑开始发挥作用。同样，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金融体系一直致力于恢复市场逻辑，但社团逻辑也一直存在着。
从宁波钱庄生长起来的社团逻辑，今天已经不再是现代金融业的主流。但它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建立了一个完整的金融体系，包括门类齐全的各种金融机构以及规模庞大的各类金融市场，与此同时，市场机制的作用依然受到各种制约，政府对利率、汇率、资金配置和跨境资本流动仍然保持了频繁的干预。平均而言，大概还有70%的企业和个人没有获得较好的金融服务，也就是说金融服务供应不足。这是为什么现在政府把发展普惠金融作为金融改革的重大任务之一。所谓普惠金融，不是政策性金融，也不是财政补贴，而是商业金融机构在市场可持续的条件下为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的、有效的金融服务。
但正如中小企业融资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一样，发展普惠金融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各国政府想了很多办法，但仍然举步维艰。从这个角度来看，宁波民间金融的社团逻辑依然具有积极的意义。它可以对现代金融业做一个有益的补充，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当然，民间金融的社团逻辑也应该与时俱进，跟市场逻辑相结合，特别是借鉴一些信用评估的方法，包括运用一些法律法规工具。更重要的是，如果通过将大数据和互联网的技术引入社团逻辑之中，就有可能摆脱原来的小社区限制。即便有很多人在地理位置上很遥远，但互联网可以拉近大家的距离。如果把社团逻辑从实体社区扩展到互联网社区，发展普惠金融的潜力就会大大提高。当然，从实体到虚拟的扩张，还有很多技术问题需要解决。但无论如何，这给我们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
因此，民间金融的社团逻辑既是一段历史记忆，又是具有现实意义的一个风控框架。读一读《宁波民营企业发展与融资的百年历史回顾（1912—2012）》，既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过去，也可以帮助我们思考未来。